老药一般认为是上市时间较早，在临床使用多年，且被医药工作者和公众所了解的药品。老药的安全性尚存在很多未知、未解问题。老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老药在特殊人群中应用的安全性还需要长期监测；老药许多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研究需加强，大多数不良反应缺乏特异性诊断的生物标记物及有效的防治措施；老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相关内容需要不断完善，许多临床用药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待制定规范的专家共识和指南。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自主研发新药和附条件批准药物逐年增多。因我国新药上市前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尤其是附条件批准制度）和上市后监测管理等方面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自主研发新药的安全性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好其上市后的安全性监测和研究。其中包括加强药物安全性监测工作，做好文献数据的系统性评价，通过高质量真实世界研究广泛收集药品安全性数据，对药物安全性报告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等，为患者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速发型全身性超敏反应，诊断不及时或救治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肾上腺素作为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药物。我国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尚存在肾上腺素使用不足，给药途径、剂量不适宜等问题。肾上腺素的给药时机（尽早）、途径（首选肌内注射）、剂量等应严格遵循相关指南的推荐意见。肾上腺素注射液（预充笔）可缩短肾上腺素注射时间，有条件的过敏患者未来可经过培训后配备并自行使用。

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是药物上市后药物警戒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该类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如对ADR信号的概念认识不清、信号检测研究的目的不明、信号来源局限、对检测数据未进行很好的处理、数据挖掘算法单一、数据选择的时间范围过短、未对信号检测中的偏倚进行处理和分析等。本文对这些常见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提升有所帮助。

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ED）发生率高，潜在危害大，可通过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量表（PAED）进行诊断。儿童麻醉ED的危险因素包括患儿因素、手术因素和麻醉因素。通过有效缓解术前焦虑、优化麻醉方案、提供良好术后镇痛等措施，可有效降低儿童麻醉ED发生率。采用α2受体激动剂（如右美托咪定）、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丙泊酚和氯胺酮等，可有效预防和处理儿童麻醉ED。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肿瘤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ICI相关性肺炎（CIP）较为常见。本文对CIP的临床特点、疾病分级、治疗策略等进行了介绍，建议多学科合作对接受ICI治疗的患者进行全流程管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建立明确有效的预防和预警策略，使肿瘤患者最大程度受益。

原研药专利到期后被仿制药替代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为进一步验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国产仿制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的仿制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涉及心脑血管、神经精神、慢性乙型肝炎、肿瘤等疾病治疗药品和麻醉剂等，纳入研究的患者超过11万例。真实世界研究产生的证据可与随机对照试验证据互相补充，但研究数据的多样性、研究设计的复杂性、对分析方法的高要求和对结果解释的不确定性，给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以及监管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促进真实世界数据使用的规范性和便捷性；强化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探索完善真实世界证据质量评价标准；加强数据安全意识，重视受试者隐私保护等，不断促进真实世界证据生产和使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大部分出现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患者预后良好，但有11%~17%的患者会发生慢性化，6%~10%可出现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或需要进行肝移植。2019年我国DILI发生率为23.8/10万人年，远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对DILI的研究不容忽视。本文对近年来DILI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DILI新型诊断标志物、DILI遗传易感性、特异质型DILI体内外模型、慢性DILI的诊断、DILI治疗方案、DILI预后模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导致肝损伤等，旨在为临床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目前，我国应急附条件批准（CMA）3种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包括莫诺拉韦、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和阿兹夫定。这些药物存在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相对不足的现状。莫诺拉韦不是主要的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的抑制剂或诱导剂，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较小，对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可能更有利。Paxlovid中的利托那韦是药物代谢关键酶—CYP3A4强抑制剂，可与众多治疗心律失常、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导致治疗基础疾病的药物安全风险增加。阿兹夫定药品说明书记载的生殖和遗传毒性令人担忧。实现对3种药物的安全管理需要我国政府、医院管理者、临床医师和药师等的共同努力，包括完善药物CMA相关管理法规，加强对这些药物有效性、安全性监测,进行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监测病毒的变异及其耐药等。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持续升高，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胰岛素治疗仍面临起始和强化治疗延迟的挑战，导致患者血糖控制不佳。胰岛素治疗中潜在的低血糖风险、血糖变异性和治疗依从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与既往常用的胰岛素制剂相比，新型胰岛素类似物制剂具有作用时间延长、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更稳定等特点，在临床应用中可提升胰岛素治疗的安全性，改善血糖变异性，提高患者治疗意愿和依从性，为糖尿病患者安全、便捷、稳定控制血糖提供了良好的治疗选择。

免疫抑制剂可以用于治疗多种儿科疾病。但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不足，药品规格和剂型缺乏，因而超说明书用药现象较为普遍。儿童的病理生理状态和药物代谢特点与成人有明显不同，且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用药风险高于成人，需在免疫抑制不足和过度之间找到平衡。但婴幼儿喂药困难，儿童与青少年在缺乏监护人管理的情况下治疗依从性差，可能会导致疗效降低或治疗失败。应加强儿童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治疗药物监测，开展儿童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从多维度保障儿童应用免疫抑制剂的安全性。

由于健康受试者在临床试验中通常无预期的直接临床获益，因此结合其群体特征，在试验各个环节充分评估风险和开展安全性监测尤为重要。健康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的风险点存在于试验药物、临床试验设计和试验执行过程等方面，应通过落实药物警戒新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临床试验结果的透明度，以及开展相关的风险管理研究，更好地保障健康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随着疾病发生的关键机制不断被揭示，以及现代生物制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生物创新药获批上市。近年来生物创新药临床应用大大增加，但不良反应报道也逐步增多，因此构建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监管标准与体系的意义重大且临床需求迫切。当前阻碍生物创新药临床安全监管的主要问题，一是药物不良反应产生的机制不清，缺少预测相关不良反应的特异性检测指标；二是体内药物“暴露量-临床疗效-毒副反应”三者间关系研究程度不足，难以支撑安全用药“量与毒”规则的建立；三是缺乏符合中国人生理和病理特点的临床研究证据，新药临床研究理想化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不足以支撑真实世界安全用药。因此，必须加强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的监管意识，加快该类药物临床监测研究进程，揭示出更多临床安全用药的科学证据，助力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监管标准与体系的构建。

随着各类新型抗肿瘤药物在临床中的广泛使用，关于新型抗肿瘤药物相关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PRES）的报道逐渐增多。新型抗肿瘤药物相关PRES的发生主要与内皮功能异常有关，其临床表现缺乏特异性，可表现为头痛、意识改变、视力下降、视野缺损、痫性发作、局灶性神经功能缺损等，部分患者影像学呈特征性可逆性双侧皮质下血管源性水肿。目前对该不良反应的诊断尚缺乏统一标准；治疗的核心是减量或停止使用新型抗肿瘤药物，同时，给予控制血压、抗癫痫等对症治疗，及时治疗大部分患者预后较好。

老年人因年龄相关的特殊肾脏生理改变，且常多病共存及多药并用，易受肾毒性药物影响，是发生药源性肾损伤（DIKI）的高风险人群。目前，对于DIKI尚缺乏有效治疗方法，因此重在预防。近年研究提示与DIKI发生密切相关的危险因素主要包括药物因素、患者因素和肾脏因素。对上述危险因素进行综合评估，有助于早期识别DIKI高危老年患者，及时给予精准预防。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正面临着最危急的状况，截至2021年1月11日，全球确诊病例已近9-000万，死亡病例近200万。我国本土疫情呈零星散发和局部聚集性疫情交织叠加态势，防疫战疫形势严峻复杂。在这种形势下，患者的用药安全面临诸多问题，如COVID-19治疗的超说明书用药和同情用药中的安全问题、COVID-19治疗药物与其他疾病治疗药物并用中的安全问题、COVID-19治疗药物不良反应监测、公众自购药物预防和治疗COVID-19的安全问题以及疫情期间其他疾病患者用药的安全问题等。因此，需要对患者的用药安全问题给予更多关注，科学抗疫，用更小的代价去赢取COVID-19疫情防控阻击战的更大胜利。

 面对百年不遇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我国医务工作者在短短4个月内不仅成功地控制了疫情在我国大陆的蔓延，而且在COVID-19的科研方面也硕果累累。近4个月内，我国学者发表并被PubMed数据库收录的有关COVID-19英文文献共1-033篇，是2003年全年发表论文数量的6.6倍；其中中国大陆作者发表文献的占比从2003年SARS流行期间的48.7%（76/156）上升至2020年近4个月发表文献的84.8%（876/1 033）。论文发表时间也明显提前，中国的研究人员在COVID-19疫情出现不到1个月（2020年1月7日）就鉴定出导致这次疫情的新型冠状病毒，并向WHO报告，当月还发表了有关病毒基因序列、传播动力学和临床特征的论文。中国更加关注患者的用药安全，药学专业人员发表的英文和中文文献占比从2003年的0和0.2%（10/4-023）上升至2020年1月至4月的2.3%（24/1-032）和9.3%（215/2-317）。中国不仅在疫情控制方面成为世界的榜样，而且在有关学术研究方面也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随着对肿瘤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新型抗肿瘤药获批上市，主要包括靶向抗肿瘤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新型抗肿瘤药物具有特异性高、靶向精准、疗效好、毒性低等优势，大大改善了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但因其不良反应类型、监测方式等均与传统化疗药物有所区别，在不良反应预测指标、与基因多态性的关系和治疗药物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药物性肝损伤（DILI）是新药上市前研发失败、上市后增加警示以及撤市的最主要原因，是药物安全性监测的重要组成部分。重视药物的肝脏安全性，开展相应的转化研究，对科学监管和临床实践至关重要。科学监管的前提是必须具备对DILI的发生机制、风险因素、临床诊断和评估、预后预测、有效干预措施以及风险/获益整体评估等的全面了解。DILI的发生机制，涉及药物代谢、肝细胞死亡机制及相应的信号传导调控途径、线粒体功能损伤、免疫损伤、遗传和环境因素等诸多环节。预测DILI发生风险的生物标记物研究，一直是DILI领域的研究重点和热点。对某些药物而言，蛋白酪氨酸磷酸酶非受体型22与人类白细胞抗原的联合检测，有望成为筛查DILI高风险人群的重要手段。由于缺乏特异性的诊断标记物，DILI的诊断面临挑战。DILI复杂的临床表型也给诊断增加了困难。欧美国家相继建立了专门的DILI协作网络，前瞻性地纳入DILI患者进行随访并建立生物样本库，有效推动了DILI领域的研究进展。我国专门针对DILI建立的Hepatox网络平台（www. hepatox.org）已上线并建立了超过3万例真实世界DILI患者的数据库，为后续的转化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婴幼儿、妊娠及哺乳期妇女、肝肾功能不全患者及老年人等特殊人群存在不同程度的免疫功能不全，发生感染的概率高于其他人群，抗菌药物的使用率较高，而因其特殊的生理病理状态和药物代谢特点，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更大。因此，抗菌药物在特殊人群中应用的安全性应得到更多的关注。掌握特殊人群的病理生理特点和抗菌药物的药代动力学特点，加强对特殊人群抗菌药物处方的审核和点评，有助于提高抗菌药物合理用药水平，减少抗菌药物对特殊人群的伤害。

用药安全与患者安全息息相关。用药错误是造成患者伤害的常见原因之一。用药错误可发生于处方(医嘱)开具与传递，药品储存、调剂与分发，药品使用与监测，以及用药指导、药品管理和信息技术等多个环节。医师、药师、护士和患者都有可能是引发错误的责任人，防范用药错误需要人人参与。用药错误的防范除要解决管理中的技术性问题外，还需要倡导非惩罚性用药安全文化，鼓励临床医师、药师和护士主动参与用药错误的监测与报告。我国在用药安全方面还需要做更多的努力。

抗凝药物治疗是防治血管血栓性疾病的有效手段，但也存在安全性问题。抗凝药物最常见的不良反应是出血，严重者可发生颅内出血、胃肠出血，甚至危及生命；肝素类抗凝药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新型口服抗凝药相关的肝损伤、皮疹及皮肤损伤、肾损伤等不良反应也值得关注。抗凝药物的安全性问题除与药物本身相关外，还与其临床应用科室较多，导致的药物适应证、使用时机、药物品种选择差异大有关，且抗凝药物的应用人群多为老年门诊患者，因而监管难度较大。各学科医务人员应关注抗凝药物的安全管理，严格遵循相关指南与共识，在临床应用中积累更多经验，确保患者用药安全。

新药的上市使一些疾病有了更多的治疗手段。但由于新药在上市前的临床试验中研究对象数量较少、选择范围较窄且研究时间较短，难以发现那些发生率较低、长期使用情况下或在特殊人群中可能发生的不良反应。因此，新药上市后在广泛人群中使用存在未知风险。除此之外，新药上市初期，绝大多数医务人员对新药的临床应用尚不熟悉，患者用药依从性差，都可能增加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因此，药品监管部门、医疗机构和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等均应高度重视新药上市后的安全性监测。我国药品监管部门已出台一系列措施加强新药上市后的监管。医务人员应通过学习尽快掌握合理应用新药的专业知识，积极开展新药不良事件监测和临床研究，加强患者用药指导。新药上市许可持有人须履行药品质量安全责任，承担不良反应和不良事件报告的主体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