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药物警戒数据库是开展药物警戒活动的核心支柱。目前美国、日本、欧洲、世界卫生组织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药物警戒数据库，在药物不良反应（ADR）监测、ADR信号挖掘和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上述4大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权限、可获取元素、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利用现状等方面进行概述，为临床开展药物警戒活动、完善我国药物警戒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2年收到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31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22-868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21年（275家）增长了14.55%，报告ME例数较2021年（19-585例）增长了16.76%。22-868例ME报告中A级错误155例（0.68%），B级18-981例（83.00%），C级3-076例（13.45%），D级422例（1.85%），E级75例（0.33%），F级156例（0.68%），G级1例（<0.01%）， H级2例（0.01%），I级0例。B~I级ME涉及的22-713例患者中男性12-668例（55.77%），女性10-045例（44.23%）；年龄1 d~102岁，其中儿童（<18岁）2-453例（10.80%），青中年人（≥18~<60岁）11-374例（50.08%），老年人（≥60岁）8-886例（39.12%）。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234例患者，男性134例（57.27%），女性100例（42.73%）；年龄4 d~94岁，其中儿童37例（15.81%），青中年人83例（35.47%），老年人114例（48.72%），主要发生在给药环节［74.36%（174/234）］。155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22-713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7-102例（75.30%），药师4-072例（17.93%），护士764例（3.36%），患者/家属461例（2.03%），其他人员314例（1.38%）；医师引发ME占比已连续4年逐渐升高，但严重ME的引发人员主要为患者/家属［61.97%（145/234）］。发生场所在门诊者9-238例（40.67%）、病房7-183例（31.63%）、药房4-620例（20.34%）、静脉配置中心1-063例（4.68%）、护士站213例（0.94%）、患者家中321例（1.41%）、社区卫生站6例（0.03%）、其他69例（0.30%）；234例严重ME中129例（55.13%）发生场所是患者家中，发生在患者家中的ME和严重ME占比均已连续4年升高。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品种（4-285例次，18.40%）、用量（4-115例次，17.67%）和给药频次（2-808例次，12.06%）。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17-575例次，74.74%）、患者/家属（2-654 例次，11.29%）和医师（1-752 例次 7.45%）。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8-665例次，31.94%）、疲劳（4-249例次，15.66%）和培训不足（3-502例次，12.91%）。

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是药物上市后药物警戒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该类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如对ADR信号的概念认识不清、信号检测研究的目的不明、信号来源局限、对检测数据未进行很好的处理、数据挖掘算法单一、数据选择的时间范围过短、未对信号检测中的偏倚进行处理和分析等。本文对这些常见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提升有所帮助。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个例报告质量评价，获得准确、客观和科学的数据资料，关系到整个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是药品监管部门制定安全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国外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学的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主要纳入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荷兰和澳大利亚的3类不同评价方法（WHO质量评价方法、临床文档工具、ADR报告质量算法）。我国目前有2版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分别在2005和2012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附录中。不同的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条目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制定适合我国的科学评价方法，为ADR报告的质量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1例63岁男性肝细胞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行信迪利单抗（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免疫治疗，治疗3个周期后，患者出现口齿不清、精神萎靡、嗜睡、体重减轻。实验室检查示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0.54-nmol/L，甲状腺素（T4）13.0-n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98.62 mU/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0.43-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0.25-pmol/L，皮质醇（Cor）（8:00）6.1-n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8:00）0.22-pmol/L，诊断为信迪利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4 d后，患者上述症状缓解，给予左甲状腺素口服，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左甲状腺素治疗11 d后，实验室检查结果提示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停用左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功能指标Cor（8:00）51.6-nmol/L，ACTH（8:00）0.22-pmol/L，继续口服醋酸泼尼松片5-mg、1次/d。随访8个月，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持续低下，未再启用信迪利单抗治疗。

1例77岁女性患者因牙龈脓肿予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冲洗脓腔。10-min后患者出现心慌、面色苍白，此后相继出现呼之不应、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无法扪及，无自主呼吸，瞳孔对光反射消失，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立即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多巴胺静脉滴注、肾上腺素静脉注射等抢救措施。约40-min后患者恢复窦性心律（141次/min），血压70/40-mmHg（1-mmHg=0.133-kPa），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予以补液、脏器保护、亚低温脑保护、预防癫痫、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虽予积极抢救，患者仍在6 d后因再次出现心脏停搏死亡。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研究设计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对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目标药物、目标ADR）、信号来源数据库、目标药物角色及对照药物、信号检测算法和偏倚控制等问题逐条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146篇（88.5%）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2013至2022年（2022年1~5月）分别发表4、3、2、7、8、11、20、29、55和26篇。6.7%（11/165）的文献研究目的不明确，80.6%（133/165）目标ADR选择为非针对性，国内数据库利用较少［9.7%（16/165）］，33.9%（56/165）未提及目标药物角色的选择范围，36.4%（60/165）仅采用单一算法进行信号检测，85.5%（141/165）未进行偏倚分析。　结论 国内已发表的ADR信号检测文献在研究设计方面存在研究目的和方向不明确、研究项目不全面等规范性欠佳问题。我国学者应在加强ADR信号检测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

目的 挖掘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 2004 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孟鲁司特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患者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3.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提取患儿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患儿应用孟鲁司特钠的AE风险信号，将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5-179例，涉及1-295个PT，采用PRR法获得233个阳性PT。AE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攻击性行为、焦虑、自杀意念、异常行为、抑郁、愤怒、噩梦、失眠、大声哭泣和夜惊，除大声哭泣外，均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感觉超负荷、心率异常、离别焦虑障碍、孤独恐怖症、灰尘过敏、Miller-Fisher综合征、嗜酸性肉芽肿合并多血管炎、儿童人格障碍、夜惊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其中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233个阳性PT中共59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涉及10个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损伤、中毒和手术并发症，一般病症和给药部位情况，呼吸、胸腔和纵隔疾病。　结论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后的主要AE为攻击性行为、焦虑、抑郁、失眠、夜惊等，均为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等。

1例25岁女性因减重自行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司美格鲁肽）0.5-mg，用药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未予重视；第2周再次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1-mg，恶心、呕吐等症状加重，继而出现胃痛、胃胀，不能缓解。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687-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09-U/L，碱性磷酸酶（ALP）167-U/L，总胆汁酸（TBA）178.8-μmol/L，总胆红素（TBil）106.3-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64.0-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42.3-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梗阻性黄疸，以及并用药物等原因后，考虑为司美格鲁肽引起的急性肝损伤，给予保肝治疗。因治疗效果不佳，给予人工肝治疗1次，其后继续予保肝治疗。治疗第17天，实验室检查示ALT 579-U/L，AST 583-U/L，ALP 180-U/L，TBA 231.8-μmol/L，TBil 344.8-μmol/L、DBil 233.8 μmol/L、IBil 111.0 μmol/L。治疗6个月余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LT 56-U/L，AST 33-U/L，ALP 99-U/L，TBA 2.7-μmol/L，TBil 10.5-μmol/L，DBil 3.2-μmol/L，IBil 7.3-μmol/L。

目的 探讨药学部利用企业微信为门诊癌痛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的效果。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30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收治的首次和/或既往接受癌痛相关药物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按是否使用企业微信接受门诊癌痛药学服务将患者分为常规药学服务管理组（常规组）和企业微信模式药学服务管理组（企业微信组）。记录2组患者处方达标情况，经过治疗后癌痛程度及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及总体健康等8个维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174例，常规组和企业微信组各87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经止痛治疗后处于无痛、轻度疼痛、中度疼痛和重度疼痛的患者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常规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13例，不达标率14.9%；企业微信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2例，不达标率2.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28, P<0.05）。实施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疼痛评分为无痛的患者数由19例增加到55例（63.2%），常规组由18例增加到41例（47.1%），企业微信组无痛者占比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55，P=0.033）。在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患者的生活质量8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使用企业微信进行药学服务可改善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提高药学服务质量，有一定的推广与利用价值。

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肿瘤患者接受高致吐风险铂类药物化疗诱发恶心呕吐（CINV）的风险预测模型，为止吐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科登记的接受顺铂或卡铂[卡铂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4]肿瘤患者的临床信息，包括性别、年龄、饮酒史、孕吐史、化疗周期、患者对发生恶心呕吐的预期、化疗药物、止吐方案、院外止吐治疗、化疗前夜睡眠小于7 h、上周期发生CINV情况、肌酐清除率（Ccr）等。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预测模型，测试集用于评价模型预测效能。分别采用梯度提升树（GBDT）、随机森林（RF）和逻辑回归（LR）3种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准确度、灵敏度、召回率、F1值（灵敏度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最后应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方法对有预测意义的临床特征进行可解释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698例，男性439例（62.9%）；中位年龄64（21,84）岁；共接受1-654个周期化疗。化疗方案含顺铂者364例，化疗864个周期；含卡铂且AUC≥4者361例，化疗790个周期。止吐方案选择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NK-1 RA)、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治疗周期数为1-347个，选择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周期数为307个。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特征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均可用于模型建立。GBDT最优超参数n_estimators=500，max_depth=9；RF最优超参数max_depth=5；LR最优超参数penalty=L2。根据最优超参数训练数据分别建立GBDT、RF和LR 3种预测模型。GBDT模型准确度为0.903，灵敏度为0.882，召回率为0.903，F1值为0.883，AUROC为0.778±0.036（95%CI：0.739~0.814）；RF模型的准确度为0.885，灵敏度为0.861，召回率为0.885，F1值为0.870，AUROC为0.679±0.041（95%CI：0.636~0.720）；LR模型的准确度为0.817，灵敏度为0.851，召回率为0.817，F1值为0.832，AUROC为0.682±0.042（95%CI：0.639~0.723）。Ccr、年龄、化疗周期、饮酒史以及化疗前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是具有预测意义的主要临床特征；Ccr、年龄、化疗周期与CINV的发生呈负相关，无饮酒史和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会增加CINV的发生风险。　结论 GBDT、RF和LR 3种模型均可对接受高致吐铂类药物患者CINV的发生风险进行预测，其中GBDT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

目的 挖掘血塞通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的安全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比例报告比值比（PRR）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综合标准法（MHRA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8至2020年血塞通注射剂相关不良反应/事件（AR/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　结果 共收集到以血塞通注射剂为首要可疑药物的AR/AE报告2-606例，其中男性1-209例（46.39%），女性1-397例（53.61%）；中位年龄63岁（10~100岁），>60岁者占55.72%（1-452/2-606）；严重AR/AE占13.24%（345/2-606）。AR/AE共涉及15个器官/系统4-218例次首选名称（PN），其中涉及器官/系统出现频率在前3位的为皮肤及其附件［37.15%（1-567/4-218）］、全身性损害［18.21%（768/4-218）］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14.13%（596/4-218）］。ROR、PRR和MHRA法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共19个（PN），包括喷嚏、心悸加重、心区不适、咽干、头痛加重、头胀、呼吸急促、抽搐、寒战、高热、胸闷、心动过速、头晕加重、丘疹、皮肤发热、心慌、心悸、畏寒和红斑疹，其中严重病例占比在前5位的PN依次为呼吸急促、高热、抽搐、心动过速和胸闷。　结论 血塞通注射剂可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累及器官/系统以皮肤及其附件、全身性损害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最为常见，严重病例常表现为呼吸急促、高热、抽搐、心动过速和胸闷，在使用过程中需重点监测。

目的 挖掘并分析比较降尿酸药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不良事件（AE）信号，为临床合理安全使用该两种药品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为目标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别嘌醇和非布司他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的95% 置信区间下限>1定义为阳性信号。对照药品说明书筛选别嘌醇和非布司他新的AE风险信号，按照别嘌醇和非布司他的风险信号数量绘制雷达图，对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别嘌醇和非布司他 AE 报告分别为105-532和9-949份。对报告数量排前100位AE分析的结果显示，别嘌醇阳性PT 82个，涉及14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61个；非布司他阳性PT 86个，涉及18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25个。别嘌醇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药物反应伴嗜酸粒细胞增多和全身性症状、终末期肾脏疾病、高钙血症、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疾病；非布司他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起止点病、皮肤肉芽肿、血甲状旁腺素降低、腱鞘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异常。两药共有重叠信号49个，别嘌醇在代谢及营养类疾病、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非布司他在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　结论 别嘌醇致肾脏和泌尿系统、血液和淋巴系统及代谢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非布司他致皮肤及皮下组织、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肝胆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建议伴有肾功能不全、泌尿系统疾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的痛风患者慎用别嘌醇，伴有肝功能异常的痛风患者慎用非布司他。

1例73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长期给予他克莫司2.5-mg口服、2次/d，联合泼尼松5-mg、1次/d抗排斥反应。因患者肺部烟曲霉感染，给予伏立康唑400-mg口服、2次/d，次日调整为200-mg、2次/d，期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应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乏力，血肌酐 196-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 49.0-μg/L。考虑为他克莫司中毒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在监测血药浓度情况下，间断停用他克莫司3 d，而后他克莫司减量至0.5-mg、1次/d，伏立康唑减量至150-mg、2次/d。17 d后，患者24-h尿量950-ml，血肌酐154-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7.7-μg/L。22 d后，患者血肌酐下降至142-μmol/L。考虑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异常升高与联用伏立康唑后抑制其药物代谢有关。

目的 挖掘玛巴洛沙韦不良事件（AE）的风险信号，为该药在临床的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AE报告中玛巴洛沙韦相关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报告数≥3且ROR（或PR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大于1被定义为风险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 25.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对筛选出的风险信号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玛巴洛沙韦相关AE报告1-102 份，涉及患者1-102例，498例为严重AE。ROR法和PRR法共检测出风险信号45个。按ROR值大小排名前10位的PT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类过敏反应、出血性膀胱炎、多形性红斑、黑便、过敏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速发严重过敏反应。45个风险信号中未列入药品说明书的PT为26个，按信号强度排名前10位的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出血性膀胱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意识状态改变、发热、横纹肌溶解、发绀和面部瘫痪。涉及PT数占比排名前5位的SOC依次为神经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精神病类、呼吸系统疾病、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498例严重AE中，共挖掘出5个风险信号，即感染性肺炎、腹泻、横纹肌溶解、过敏反应、异常行为。　结论 临床应用玛巴洛沙韦时，应密切关注其药品说明书中未提及的AE，包括热性惊厥、细菌性肺炎、缺血性结肠炎、出血性膀胱炎等。

目的 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　结论 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

1例48岁男性患者因血糖控制不佳，服用达格列净、二甲双胍联合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治疗，血糖水平控制尚可。9个月后患者因牙龈肿痛进食减少，3 d后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喘憋等症状。动脉血气分析结果提示代谢性酸中毒，随机血糖15.2-mmol/L，尿酮体（+++）。停用达格列净及其他口服降糖药，给予胰岛素、补液、抗感染、止吐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后病情好转。考虑达格列净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可能性大。降糖方案改为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早22 U、晚16 U皮下注射，二甲双胍0.5 g口服、3次/d，血糖控制尚可，患者未再出现DKA症状。

1例66岁男性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50余年，平素口服氨茶碱0.1 g、1或2次/d。因感冒后咳嗽、流涕自行口服复方氨酚烷胺1片、2次/d，并自行将氨茶碱加量至0.2 g、2次/d。用药3 d后患者无诱因突发意识不清、肢体抽搐，共发作6次。患者脑部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检查结果均正常；脑脊液检查结果可排除颅内感染的可能性。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574-U/L。给予氟哌啶醇、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布地奈德混悬液等试验性治疗，4 d后，CK 217-U/L，患者未再出现癫痫发作。考虑患者的癫痫发作与复方氨酚烷胺与氨茶碱联用有关。

2例患者（例1男，61岁；例2女，58岁）均因血脂异常使用红曲米6 g口服、1次/d。例1有血吸虫性肝硬化、胆汁淤积性肝炎，三酰甘油5.32-mmol/L，口服红曲米26 d后出现四肢无力、肌酸激酶（CK）604-U/L。立即停用红曲米，3 d后患者出现下肢肌肉酸痛，CK最高达117-748-U/L，经地塞米松、补液水化治疗12 d后上述症状逐渐消失，CK 79-U/L。例2为急性肝炎患者，三酰甘油2.34-mmol/L，口服红曲米24 d后出现双下肢乏力、肌肉酸痛，CK最高达52-222 U/L。立即停用红曲米，予甲泼尼龙、补液水化等治疗12 d后病情好转，CK 210-U/L。

目的 分析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禁用相关信息。　方法 通过“药智网”“丁香园”“医脉通”等网站获取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Ch.P）收载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现有药品说明书，从中提取儿童禁用相关信息。对儿童禁用相关信息表述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结果 Ch.P收载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分别为1-741和149种，涉及儿童禁用相关信息的分别为411（23.6%）和6种（4.0%）。药品说明书中关于儿童禁用相关信息的表述包括18种方式，如禁用、不推荐、尽量不用等。不同生产企业对同一药品的说明书存在文字表述不一致，年龄范围描述不一致，是否含苯甲醇信息不全等问题；同一药品说明书存在不同项下儿童禁用年龄范围不一致的问题。　结论 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的儿童禁用相关信息表述存在不一致、不规范等问题，药品生产企业应根据《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对药品说明书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规范和完善药品说明书儿童禁用信息。

目的 系统评价以白细胞介素5为靶点的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s.gov、中国知网、维普网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22年6月），收集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在哮喘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瑞利珠单抗，对照组加用安慰剂。主要结局指标包括哮喘急性发作发生率，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哮喘控制问卷（ACQ）评分、哮喘生活质量问卷（AQLQ）评分和血嗜酸粒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变化值，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应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量为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量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共7项RCT纳入分析，包括2-506例患者，试验组1-456例，对照组1-050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治疗期间哮喘急性发作发生率明显减少［18.1%（263/1-456）比31.3%（329/1-050），OR=0.50，95%CI：0.41~0.62，P<0.001］，FEV1和AQLQ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MD=0.13 L，95%CI：0.08~0.17 L，P<0.001；MD=0.18分，95%CI：0.04~0.33分，P=0.01），ACQ评分和血嗜酸粒细胞计数明显降低（MD=-0.19分，95%CI：-0.28~-0.10分，P<0.001；MD=-0.45×109/L，95%CI：-0.48×109/L~ -0.42×109/L，P<0.001）；总体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过敏反应和肺炎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3.7%（928/1-456）比71.4%（750/1-050），OR=0.76，95%CI：0.55~1.06，P=0.10；6.4%（93/1-456）比8.2%（86/1-050），OR=0.91，95%CI：0.66~1.24，P=0.55；0.4%（5/1-403）比0.1%（1/997），OR=1.66，95%CI：0.41~6.65，P=0.47；0.6%（9/1-456）比1.0%（10/1-050），OR=0.81，95%CI：0.35~1.87，P=0.63]。　结论 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2021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GVP），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建立并持续完善药物警戒体系，规范开展药物警戒活动。中药为我国特色药物，尤其是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高风险，在开展药物警戒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各方面的统筹和协调。笔者通过查阅法规和文献，结合自身药物警戒工作实践，提出了中药注射剂企业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的可能思路和建议，如建立组织机构和配备专业人员、健全规程及制度、疏理信息收集途径、识别和评估风险信号等。

目的 挖掘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收到的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上述3种药物的风险信号。将AE报告数≥3、ROR值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卡泊芬净AE报告1-348例，涉及73个PT和13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获得性肝内导管扩张、肌红蛋白尿症、视网膜炎、肾脓肿和血流灌注不足，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米卡芬净AE报告837例，涉及39个PT和11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肝母细胞瘤、类白血病反应、血肌酸激酶升高、酸中毒和皮肤坏死，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阿尼芬净AE报告202例，涉及22个PT和12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直肠梗阻、静脉闭塞性肝病、无尿症、室上性心动过速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外，其他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　结论 本研究挖掘出的3种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的AE多为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主要涉及肝胆系统、血液及淋巴系统和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等，临床应用上述药物时需予警惕。

1例61岁男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接受BeEAM（苯达莫司汀+依托泊苷+阿糖胞苷+美法仑）方案预处理，并先后给予阿昔洛韦、泊沙康唑、左氧氟沙星、比阿培南及万古霉素等预防感染或抗感染治疗。移植预处理前患者血钾为4.1-mmol/L，给予泊沙康唑和左氧氟沙星7 d后，患者血钾为3.4-mmol/L，给予静脉和口服补钾，补钾5 d后患者发生心房颤动，血钾为3.3-mmol/L；继续补钾7 d后血钾为3.0-mmol/L。排除其他药物后考虑低钾血症由泊沙康唑引起的可能性大。停用泊沙康唑，换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血钾恢复至4.2-mmol/L。随访3个月，多次复查患者血钾均在参考值范围。

1例20岁女性患者因失眠自行间断口服复方枣仁胶囊（主要成分为制酸枣仁和左旋延胡索乙素,每晚睡前1粒，共服用12粒），15 d后出现乏力、深黄色尿。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6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49-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1-658-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525-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160-U/L，碱性磷酸酶（ALP）-149-U/L，总胆汁酸（TBA）90.2-μmol/L。给予保肝治疗。30 d后,患者乏力、尿黄症状缓解，复查示TBil 24-μmol/L，DBil 13-μmol/L，ALT 54-U/L，AST 68-U/L，GGT 170-U/L，ALP 90-U/L。9个月后，患者因失眠再次自行口服复方枣仁胶囊（1粒/4 d，共服用3粒），14 d出现巩膜黄染和尿液发黄，实验室检查示TBil 44-μmol/L，DBil 29-μmol/L，ALT 2-041-U/L，AST 1-152-U/L，GGT 110-U/L，ALP 155-U/L，TBA 28.0-μmol/L。再次给予保肝治疗，18 d后巩膜黄染、尿黄症状缓解，复查ALT 199-U/L，AST 78-U/L，GGT 55-U/L。考虑肝损伤为复方枣仁胶囊中的左旋延胡索乙素所致。

1例78岁老年女性心房颤动患者规律给予决奈达隆、美托洛尔、利伐沙班3个月后，出现柏油样便，自行停用利伐沙班7 d，黑便逐渐好转。患者再次服用利伐沙班1个月后再次出现黑便，并出现乏力、头晕、一过性黑朦，血压90/50-mmHg（1-mmHg=0.133-kPa），心率80次/min，血红蛋白55-g/L。再次停用利伐沙班，予软食、抑酸、补液、输血支持治疗。治疗3 d后，乏力症状明显好转，坐起时无黑朦，血红蛋白75-g/L。治疗6 d后患者排出成形黄色软便。经胃肠镜、肿瘤标记物检查，排除胃肠道肿瘤，考虑消化道出血为决奈达隆与利伐沙班相互作用致利伐沙班血药浓度过高所致。将抗凝药改为达比加群酯，患者未再出现消化道出血。

目的 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IC）法及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IC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0或ROR的95%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 共收集到1-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IC法和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IC=7.81，ROR=235.74）、脑病（IC=4.74，ROR=26.96）、失语（IC=4.28，ROR=19.58）、脑水肿（IC=3.35，ROR=10.24）、失禁（IC=3.04，ROR=8.22）。失禁（报告数6,IC=3.04,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 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1例98岁男性患者因肺部感染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氨溴索等治疗。治疗前患者凝血功能基本正常，血小板计数在参考值范围。因抗感染效果不佳，13 d后将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改为伏立康唑联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7 d后改为伏立康唑、美罗培南及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利奈唑胺3 d后患者体温39.3-℃，双手、双上肢、肩背部出现散在暗红色瘀点，部分呈片状瘀斑，按之无压痛且不褪色。实验室检查示凝血酶原时间18.4-s，国际标准化比值 1.50，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53.6-s，纤维蛋白原5.11-g/L，血浆D-二聚体4.27-mg/L。考虑为过敏性紫癜，可能与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有关。停用该药，换用替加环素，并给予抗过敏、补液和输注血浆等治疗，其他治疗不变。11 d后，患者皮肤瘀点瘀斑消失，实验室检查示凝血酶原时间16.2-s，国际标准化比值1.28，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35.6-s，纤维蛋白原2.62-g/L，血浆D-二聚体2.48-mg/L。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不良事件（AE）信号检测研究文献中数据挖掘方面存在的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AE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将数据挖掘部分的相关内容从以下4个维度和9个条目进行调查和评价。（1）背景数据，包括1个条目；（2）数据预处理，包括药物映射、AE映射、缺失值处理和数据去重4个条目；（3）数据挖掘算法（DMA），包括DMA选择、DMA公式解读和信号阈值3个条目；（4）结果解读，包括1个条目。按照数据挖掘相关规范和技术要求，以文献中4个维度和9个条目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作为总体质量评价指标，报告/报告无误率≥60%为总体质量达到优良水平。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背景数据维度采用了全数据库所有其他药物数据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为35.2%（58/165），未达到优良水平。数据预处理维度中进行了药物映射、AE映射、缺失值处理和数据去重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分别为22.4%（37/165）、73.9%（122/165）、10.3%（17/165）和55.2%（91/165），该维度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40.5%（267/660），未达到优良水平，仅其中的AE映射条目达到优良水平。DMA维度中≥2种DMA、DMA公式解读和信号阈值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分别为63.6%（105/165）、78.2%（129/165）和87.9%（145/165），该维度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76.6%（379/495），均达到优良水平。结果解读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87.4%（144/165），达到优良水平，其中7篇将信号解读为“阳性”或“阴性”信号，14篇对信号意义的解释采用了因果关系的描述。165篇文献的4个维度共9个条目的总体报告/报告无误率为57.1%（848/1-485），未达到优良水平。　结论 国内ADR/AE信号检测研究的文献中主要问题为背景数据的选择和数据预处理不足，提示我国相关研究应在这2个维度方面改进，提高ADR/AE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

2023年世界患者安全日的主题为“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鼓励患者（包括患者亲属、照护人员等）在用药安全中发声是用药安全管理和药物警戒的重要措施之一，符合伦理和科学的原则，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患者参与药物临床试验安全监测、药物不良反应上报、药物安全信息沟通和安全监管，成为医者及药物监管机构的用药安全合作伙伴已在全球被广泛认可，我国也应重视并着手解决患者参与药物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障碍，加速患者参与用药安全管理的进程。

目的 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肿瘤患者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使用ICI且用药前肝功能正常的肿瘤患者病例资料，从中筛选出ICI相关肝损伤病例。提取ICI相关肝损伤患者基本信息、ICI种类及用法用量、合并用药、用药前后的肝功能、干预措施及其转归等信息，对ICI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在设定时段内共有155例实体肿瘤患者使用ICI治疗，其中15例（9.7%）被诊断为ICI相关肝损伤。15例患者中，男性6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59（41，76）岁。可疑致肝损伤药物中卡瑞利珠单抗5例，舒格利单抗、斯鲁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各2例，派安普利单抗、卡度尼利单抗各1例。15例患者均联合应用了传统化疗药物、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或其他ICI。15例患者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22（4~64）d，其中9例患者发生在ICI治疗的第1个周期后。丙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57（15~508）U/L，天冬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31（77~696）U/L； 3例患者总胆红素大于参考值上限2倍。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者6例，胆汁淤积型5例，混合型3例，因缺少数据未分型1例。15例患者中肝损伤严重程度为2级者8例，3级者7例；9例在肝损伤发生后停用了可疑药物，6例未停药。停药和未停药者中分别有7和5例在1~4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或基本恢复正常；3例随访2~9个月，肝功能未恢复正常。　结论 ICI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ICI治疗第1个周期后（1~2个月内），严重程度多为2级或3级，药物性肝损伤的3种临床类型（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均可见，发生肝损伤后及时停药和/或治疗，多数预后良好。

1例77岁男性肺癌患者在使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2个周期后，发现肌酸肌酶（CK）887 U/L，CK-MB 89 μg/L，高敏肌钙蛋白I（hs-TnI）43-750.1-ng/L;心电图检查示多导联ST段抬高。患者未进行第3个周期抗肿瘤治疗。临床药师参与会诊，协助医师分析患者用药情况，判断该不良事件与卡瑞利珠单抗的相关性为“可能”。患者被诊断为免疫性心肌炎G3级，给予甲泼尼龙1-000-mg静脉注射、1次/d冲击治疗。临床药师协助医师查阅资料，制定糖皮质激素减量方案。冲击治疗2 d后减量为500-mg、1次/d，减量后患者心肌酶持续下降；3 d后减量为甲泼尼龙40-mg静脉注射、1次/12-h，连续应用7 d，患者hs-TnI降至 2-248.6-ng/L；改为泼尼松40-mg 口服、2次/d。医嘱泼尼松减量方案：每周减量10~20 mg，每周监测心肌酶，减量至10 mg/d时，若心肌酶恢复正常再维持1~2周后停用。患者遵医嘱减量，顺利停药，未出现激素相关不良反应，未再出现心脏相关不适，未再行免疫治疗。

目的 了解吗替麦考酚酯（MMF）眼部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收集2004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MMF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筛选眼部AE。采用3种频数法［报告比值比法（ROR）、比例报告比值法（PRR）、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法（BCPNN）］和多项伽玛-泊松分布缩减（MGPS）法进行眼部AE风险信号挖掘。对MMF眼部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MMF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眼部AE 402例，涉及402例患者、31个PT、5个SOC。402例AE由33个国家上报，有临床结局记录者283例，包括死亡32例（11.3%）、致残或失明142例（50.2%）、威胁生命14例（4.9%）、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95例（33.6%）。频数法检测结果显示31个PT均为风险信号，MGPS法检测发现其中22个PT为风险信号。31个PT均未在药品说明书中记载，AE报告数排在前5位的PT为失明（136例）、巨细胞病毒性脉络膜视网膜炎（37例）、葡萄膜炎（34例）、眼内炎（29例）、坏死性视网膜炎（22例）。4种方法检测的信号强度排名基本一致，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分别为眶尖综合征[ROR=55.84，PRR=55.83，信息成分(IC)=5.58，贝叶斯几何均数(EBGM)=47.71]、象限盲（ROR=43.22，PRR=43.21，IC=5.26，EBGM=38.21）、病毒性视网膜炎（ROR=40.13，PRR=40.13，IC=5.16，EBGM=35.78）、视盘模糊（ROR=40.13，PRR=40.13，IC=5.16，EBGM=35.78）、匐行性脉络膜炎（ROR=31.07，PRR=31.07，IC=4.83，EBGM=28.41）。　结论 MMF治疗中发生的眼部AE临床表现多样，且均未被说明书记载；临床结局差，可导致失明，临床应予警惕。

1例58岁男性患者因胃溃疡自行口服胃刻宁片1.24 g、3次/d，同期未合并服用其他药物。1个月后患者出现腹胀、巩膜黄染、尿液发黄和乏力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27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507-U/L，总胆红素（TBil）59-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34-μmol/L。考虑为胃刻宁片导致的急性肝损伤。停用该药，予以保肝、利胆、降酶等治疗。10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肝功能检查示ALT 163-U/L、AST 43-U/L、TBil 23-μmol/L、DBil 17-μmol/L；1个月后，患者肝功能检查示ALT 31-U/L、AST 24-U/L、TBil 14-μmol/L、DBil 6-μmol/L。考虑患者的肝损伤可能与胃刻宁片所含的白屈菜有关。

目的 探讨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航天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8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米氮平用药指征、米氮平用法用量、联合用药情况、用药前后血小板计数、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临床处理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9例，男性4例，女性5例；年龄28~74岁，中位年龄52岁；用药指征为抑郁症者8例，1例无记录；米氮平日剂量15-mg者4例、30-mg者3例，2例无记录；单独使用米氮平者2例，合并使用其他药物者6例，1例无记录。9例患者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为2~28 d，中位时间8 d，血小板减少严重程度1、3、4级者分别为3、3、2例，1例无记录；发生严重血小板减少的5例患者中3例有出血症状，1例出现皮肤瘀斑。2例患者行药物依赖性抗血小板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发生血小板减少后9例患者均停用米氮平，6例未予特殊干预，3例给予对症治疗；停药2~43 d（中位时间9 d）后，7例患者血小板计数恢复至参考值范围，1例PLT回升，1例不详但皮肤症状改善。　结论 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多发生于用药后10 d内，停药多可好转。建议应用米氮平前后注意监测患者的血常规。

目的 挖掘新纳入医保目录的罕见病用药氯苯唑酸的相关风险信号。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13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2季度的不良事件（AE）报告，提取以氯苯唑酸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对氯苯唑酸的AE风险信号进行检测。ROR法信号阳性的标准为目标药物的目标AE报告数（a）≥3，且95%置信区间（CI）下限>1，ROR及其95%CI下限值越大提示信号强度越大；BCPNN法信号阳性的标准为信息成分（IC）-2SD>0（SD为标准差），IC-2SD值越大提示信号强度越大。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 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信号进行统计和分类，ROR和 BCPNN 2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判定为氯苯唑酸的可疑AE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3-999例以氯苯唑酸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病例，其中男性2-942例（73.6%），女性688例（17.2%），性别不详369例（9.2%）；年龄>65岁者3-148例（78.7%），18~65岁者192例（4.8%），<18岁者52例（1.3%），数据缺失者607例（15.2%）；心脏淀粉样变性病1-064例，淀粉样变性病872例，周围神经淀粉样变性病148例，其他176例，适应证不明者1-739例；结局为死亡者1-403例（35.1%）。ROR和BCPNN 2种方法筛选结果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共110个，涉及20个SOC；AE报告数前5位的PT为呼吸困难（338例）、疲乏（301例）、水肿（167例）、头晕（111例）、跌倒（110例），涉及的SOC依次为全身性损害、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胸及纵膈疾病、各类检查和代谢及营养类疾病。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ROR及其95%CI下限）为早期饱胀感（28.07，11.64）、腰椎管狭窄（26.73，15.15）、主动脉扩张（24.36，9.11）、体力减退（22.64，10.15）、颈神经根病（22.13，7.11）。AE报告数排前20位的风险信号中有4项药品说明书无记载，包括头晕、身高降低、胸痛和肾衰竭；信号强度（ROR法）排前20位的风险信号中有16项药品说明书无记载，包括腰椎管狭窄、主动脉扩张、体力减退、颈神经根病、身高降低、颈动脉疾病、高脂血症、端坐呼吸、外周静脉疾病、良性前列腺增生、腕管综合征、消瘦、喉部异物感、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体位性头晕和主动脉粥样硬化。　结论 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早期饱胀感、腰椎管狭窄、主动脉扩张、体力减退、颈神经根病可能是应用氯苯唑酸常见的不良事件；有多项风险信号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临床使用时应给予关注。

1例17岁女性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出现发热，3 d内4次自行服用布洛芬缓释胶囊（0.3 g/次），期间出现胸闷、气促、四肢乏力、大汗淋漓、肌肉酸痛等症状和酱油色尿。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583-800-U/L，CK-MB 45-μg/L，乳酸脱氢酶4-772-U/L，血清肌酐（Scr）392-μmol/L，肌红蛋白87-μg/L，尿素氮32. 8-mmol/L。考虑为横纹肌溶解症伴急性肾损伤，可能与布洛芬有关。给予患者肾脏替代治疗、血液透析、输血、补液、利尿等对症治疗。33 d后患者肌肉酸痛等症状消失，尿液颜色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CK 168-U/L、肌红蛋白 24-μg/L、Scr 52-μmol/L。

新型抗肿瘤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特点与传统化疗药物有明显不同，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其诊断和治疗常涉及肿瘤、心血管、内分泌、免疫等多个专业。为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的安全性，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药剂科于2022年10月构建了包括肿瘤、免疫、心血管、消化、内分泌、呼吸和抗感染等专业临床药师组成的肿瘤慢病方向临床药学专科协作组，对肿瘤患者中严重和疑难药物不良反应开展药学服务。截至2023年3月，经协作组干预的病例共20例，其中17例协作组建议被临床采纳，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临床医师和护士对协作组的工作模式满意度达98%。本文以1例ICI相关心肌炎为例，说明协作组的模式可为临床提供多维度、高效率和全程化的药学服务，并可明显缓解临床药师配置不足与专科药师覆盖不全的问题。

目的 探讨老年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DILI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至2020年12月DILI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信息、DILI临床特征和相关实验室检查、可疑致病药物和预后等）。按照年龄将患者分为青年组（<40岁）、中年组（40~59岁）与老年组（≥60岁），比较3组间人口学特征、DILI临床特征及预后。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DILI全因死亡/肝移植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620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女性477例（76.9%），男性143例（23.1%），中位年龄56（46，64）岁；青年组101例（16.3%），中年组273例（44.0%），老年组246例（39.7%）。与青年组及中年组患者相比，老年组发热患者占比较少［5.7%（14/246）比18.8%（19/101）和11.4%（31/273）］，腹胀者较多［26.8%（66/246）比11.9%（12/101）和18.7%（51/273）］，碱性磷酸酶［171（127，265）U/L比146（104，218）U/L和158（114，221）U/L］、γ-谷氨酰转移酶［211（132，361）U/L比122（67，200）U/L和167（94，291）U/L］和血清肌酐［70（59，81）μmol/L比58（49，72）μmol/L和63（57，71）μmol/L］水平更高，而血清白蛋白［36.2（32.0，38.8）g/L比38.4（35.2，41.3）g/L和37.3（34.1，40.7）g/L］、免疫球蛋白M［840（610，1-190）mg/L比1-030（820，1-460）mg/L和1-060（700，1-480）mg/L］和血小板计数［186（143，236）×109/L比214（174，270）×109/L和210（160，257）×109/L］更低；老年组胆汁淤积型占比更高［13.0%（32/246）比3.0%（3/101）和5.5%（15/273）］，肝功能复常率更低［80.5%（198/246）比88.1%（89/101）和89.0%（243/273）］，全因死亡/肝移植者占比更高［5.7%（14/246）比3.0%（3/101）和1.5%（4/2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风险比（HR）=1.029，95%置信区间（CI）：1.002~1.056，P=0.034］、血清白蛋白（HR=0.933，95%CI：0.883~0.985，P=0.012）、总胆固醇（HR=1.006，95%CI：1.004~1.008，P<0.001）、血清肌酐（HR=1.007，95%CI：1.000~1.015，P=0.049）和DILI的严重程度（HR=2.328，95%CI：1.692~3.202，P<0.001）为DILI全因死亡/肝移植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年龄、血清白蛋白、总胆固醇、血清肌酐是DILI住院患者全国死亡/肝移植的独立影响因素；老年DILI患者胆汁淤积型肝损伤更为常见，且预后不佳，值得临床重视。

1例57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口服苯甲酸阿格列汀 25-mg、1次/d，用药前肝功能正常。服用阿格列汀25 d后，患者出现皮肤黄染、乏力。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65-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2-85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028-U/L，碱性磷酸酶（ALP）124-U/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后，考虑为苯甲酸阿格列汀导致的肝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治疗。17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示TBil 17-μmol/L，ALT 112-U/L，AST 30-U/L，ALP 76-U/L。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速发型全身性超敏反应，诊断不及时或救治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肾上腺素作为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药物。我国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尚存在肾上腺素使用不足，给药途径、剂量不适宜等问题。肾上腺素的给药时机（尽早）、途径（首选肌内注射）、剂量等应严格遵循相关指南的推荐意见。肾上腺素注射液（预充笔）可缩短肾上腺素注射时间，有条件的过敏患者未来可经过培训后配备并自行使用。

1例66岁男性肺移植术后患者，长期服用他克莫司、麦考酚钠、泼尼松三联药物抗排斥反应。因患者发生新型冠状病毒和肺部真菌感染，给予奈玛特韦/利托那韦（Paxlovid）抗病毒治疗，2 d后加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加用伏立康唑前患者丙氨酸转氨酶34-U/L，天冬氨酸转氨酶28-U/L。伏立康唑与Paxlovid联用第4天，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16.06-mg/L，丙氨酸转氨酶176-U/L，天冬氨酸转氨酶166-U/L，立即停用伏立康唑，2 d后停用Paxlovid。伏立康唑停药5 d后, 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9 d后，其血药谷浓度为5.84-mg/L。考虑患者的肝损伤是伏立康唑与Paxlovid联用所致。

早产是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宫缩抑制剂可延长妊娠时间，是治疗早产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在临床使用中，药物的使用指征、疗效监测、治疗时间和安全性监测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基于早产相关指南，结合临床实践，对早产患者宫缩抑制剂使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述，为早产管理提供帮助。

1例66岁男性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阿帕替尼（250-mg口服、1次/d）、替莫唑胺（口服,第1天500-mg，第2~4天400-mg/d）和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第1和第15天）联合治疗。5个周期（28 d为1个周期）后出现多发皮疹，可见头面部、躯干、四肢皮损，伴红疹、脱屑；全身水肿，四肢肿胀，双下肢为重，伴黏液渗出。第6个周期将阿帕替尼减量（250-mg 口服、1次/3 d），皮疹未减轻。实验室检查示血清白蛋白28.5-g/L，血清总蛋白55.5-g/L，嗜酸粒细胞0.096，血钾3.17-mmol/L。考虑为阿帕替尼和特瑞普利单抗联用所致红皮病，停用2药，给予甲泼尼龙、氯雷他定、苯海拉明、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外用）、莫匹罗星软膏（外用）及皮肤护理，同时予补充蛋白、利尿、补钾、护胃等对症治疗。治疗10 d后皮疹消退，脱屑、瘙痒减轻。

对比剂使用后急性肾损伤（PC-AKI）是碘对比剂的严重不良反应之一。随着CT技术的快速发展，静脉注射使用碘对比剂显著增多。尽管发生率很低，静脉注射PC-AKI也受到重视。目前，PC-AKI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措施，有效的风险预测和预防是降低PC-AKI风险和减轻肾脏损伤的重要措施。水化疗法是目前临床推荐用于防治PC-AKI的措施。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对远端缺血预处理、药物治疗和肾脏替代疗法等防治措施进行了研究。

对乙酰氨基酚（APAP）是目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解热镇痛药，常规剂量安全可靠，长期大量用药会导致重要器官损伤。近年来对APAP的安全性问题有一些新发现，如APAP可使高血压患者血压升高，含钠APAP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增加相关，新发现多种预测、诊断APAP相关肝损伤及其预后的生物标志物，APAP可导致肾损伤风险增加等。APAP相关重要器官损伤的安全防范策略包括严格限制用药剂量和疗程、关注特殊人群用药安全等；对于已出现重要器官损伤的患者，应对其因果关系进行评价、及时停药、给予特异性治疗和对症支持治疗。

1例67岁女性肺腺癌淋巴结转移患者同时接受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顺铂、培美曲塞、帕博利珠单抗及仑伐替尼）。第3个周期结束后，患者血压升高（160/100-mmHg，1-mmHg=0.133-kPa），血清肌酐升高（由90-μmol/L升至160-μmol/L），贫血（血红蛋白 90-g/L），代谢性酸中毒（二氧化碳总量18-mmol/L）。肾脏组织病理检查提示肾小管间质损伤。排除其他药物导致的肾损伤，考虑为帕博利珠单抗所致免疫不良反应可能性大。停用该药并予激素、降压及对症治疗。5个月后，患者血压110~120/70~80-mmHg，血清肌酐降至130-μmol/L，血红蛋白117-g/L，二氧化碳总量 26-mmol/L。

目的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多重logistic回归建立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B- DILI）的预测模型，评价和比较2个模型的性能。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句容市人民医院和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结核病住院患者临床及实验室检查数据。根据是否发生ATB-DILI将患者分为发生和未发生ATB-DILI组，比较2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按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基于训练集数据，分别采用多重logistic回归和CNN建立ATB-DILI预测模型；基于训练集和测试集数据，对2个模型预测ATB-DILI的准确度进行验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2种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和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共有3-012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294例（9.76%）被诊断为ATB-DILI；训练集2-108例，测试集904例。多重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肝病史、低白蛋白血症和未预防性使用保肝药是ATB-DILI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并以独立风险因素构建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方程。采用CNN对训练集患者数据的深度学习和分析结果显示，对ATB-DILI发生影响最大的前5位风险因素分别为肝病史、年龄、未预防使用保肝药、低白蛋白血症及饮酒，以前5位风险因素构建CNN模型。采用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的训练集与测试集患者ATB-DILI发生的总准确率分别为87.62%和88.27%；采用CNN模型预测训练集与测试集患者ATB-DILI发生的总准确率分别为92.36%和91.70%。CNN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AUC均高于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和CNN模型对ATB-DILI发生的预测性能均较好。但相较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CNN模型对结核病住院患者ATB-DILI发生的预测性能更佳。

1例49岁男性因原发性肝细胞癌接受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多纳非尼治疗。2个周期后（第1次用药后37 d），患者出现持续发热，纳差、乏力，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减少，纤维蛋白原降低，血清铁蛋白显著升高（91-501-μg/L），脾脏增大，临床诊断为噬血细胞综合征，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给予甲泼尼龙60-mg/d静脉滴注4 d，40-mg/d 静脉滴注7 d，28-mg/d静脉滴注5 d，之后换为泼尼松35-mg/d口服治疗（4~6周内逐渐减量至停药）。治疗过程中，实验室检查各项指标逐渐好转。患者未再使用替雷利珠单抗，并恢复多纳非尼治疗，未再出现上述症状。

目的 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　方法 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共25-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OR）=0.76，95%置信区间（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OR=2.00，95%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OR=0.96，95%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了解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以多西环素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多西环素AE风险信号挖掘，AE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1定义为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AE报告637份，涉及107个PT和21个SOC。AE报告数居前10位（含并列）的PT依次为呕吐、抑郁、吞咽困难、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头痛、溃疡性结肠炎、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自杀想法,其中抑郁、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自杀想法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依次为赫克斯海默反应、光照性指甲松离、醒前幻觉、食管溃疡、食管损伤、睡前幻觉、玻璃体炎、指甲剥离、硬化性食管炎、糜烂性食管炎,其中赫克斯海默反应、醒前幻觉、睡前幻觉、玻璃体炎、硬化性胆管炎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精神疾病为该药说明书不良反应中未涉及的SOC。　结论 多西环素儿童相关AE主要为呕吐、吞咽困难、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等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此外，多西环素还可能导致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精神疾病等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AE。

不论在新药研发阶段还是药品上市后临床应用阶段，药物安全性问题始终是应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药物研发失败甚至上市后药品退市的主要原因。生理药代动力学（PBPK）模型不仅可以常规预测人体血浆药代动力学，还可以预测药物在不同组织中浓度分布，是预测新药不良反应的重要工具，已逐渐受到药品监管部门的重视。本文简述了PBPK模型用于预测药物肾脏毒性、心脏毒性、神经毒性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为新药研发中不良反应的早期预测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 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　结论 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 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发试验中戈那瑞林导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成都市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收到的不良反应报表中，使用戈那瑞林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儿童，年龄≤14岁，用药目的为GnRH激发试验。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这些患儿的基本信息、戈那瑞林使用情况、严重过敏反应发生情况及过敏反应的治疗和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GnRH激发试验中戈那瑞林导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14例，男性3例，女性11例；年龄（9±2）岁；Naranjo因果关系评定法评分≥5分。14例患儿使用戈那瑞林的剂量为（2.55±0.09）mg/kg，均为静脉注射给药。4例严重过敏反应发生于首次进行GnRH激发试验，10例发生于第2次GnRH激发试验；用药至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时间为（6.0±3.5）min。14例患儿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为系统性过敏反应症状，累及全身各个系统，所有患儿均有3种及以上系统的损害。发生过敏反应后，14例患儿均停用戈那瑞林，其中5例给予肾上腺素肌内注射，5例为肾上腺素或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注射，1例为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注射+肾上腺素肌内注射； 3例仅给予地塞米松静脉注射。经治疗患儿症状均得到缓解。　结论 戈那瑞林导致的儿童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且该药与GnRH类似物存在交叉过敏的可能，故在诊断、治疗儿童性早熟时应在监护条件下给药。

目的 以卡瑞利珠单抗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院外管理为例，初步评估直销患者（DTP）药房药学服务的效果。　方法 收集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于合肥高济苏祥特药专业药房旗下3家门店购买并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患者的电子药历，记录患者的病史信息和DTP药房药师进行的药学服务数据。对卡瑞利珠单抗相关甲减的发生情况，干预措施和转归，以及患者对药物干预的依从性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有48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341例，女性148例；年龄（61±12）岁，范围18~75岁；肺癌129例、食管癌112例、肝癌60例、鼻咽癌8例，淋巴瘤4例，其他肿瘤（超适应证）176例。卡瑞利珠单抗的中位治疗时间为4个月，范围1~24个月；单药治疗者129例，联合化疗者156例，联合靶向药物治疗97例，联合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83例，联合化疗和放疗4例，其他治疗方案不明者20例。共16例患者发生甲减，发生率3.3%（16/489），其中6例为DTP药房药师主动识别。16例甲减均经Naranjo因果关系评价法判定为与卡瑞利珠单抗相关；严重程度为2级者15例，1级者1例。1例1级甲减患者未予医学干预，因疾病进展停用卡瑞利珠单抗，甲减好转。发生2级甲减的15例患者均接受左甲状腺素钠治疗，用药1周时评估，依从性良好3例，一般8例，差5例。药师根据影响依从性的主要条目给予不同干预。截至本研究结束，15例2级甲减患者中，4例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其中1例因心律失常停用左甲状腺素钠后恢复正常），2例好转，9例持续异常。　结论 DTP药房药师开展院外药学服务有助于保障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安全用药。

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ED）发生率高，潜在危害大，可通过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量表（PAED）进行诊断。儿童麻醉ED的危险因素包括患儿因素、手术因素和麻醉因素。通过有效缓解术前焦虑、优化麻醉方案、提供良好术后镇痛等措施，可有效降低儿童麻醉ED发生率。采用α2受体激动剂（如右美托咪定）、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丙泊酚和氯胺酮等，可有效预防和处理儿童麻醉ED。

目的 挖掘伊匹木单抗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1年3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以伊匹木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伊匹木单抗AE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2且其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AE定义为风险信号，对相关PT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12-329例，涉及1-915个PT，采用ROR法获得268个风险信号（PT），涉及21个SOC。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腹泻、结肠炎、皮疹、发热、垂体炎、肾上腺功能不全、食欲下降、甲状腺功能减退、肝脏疾病、脱水，均为说明书中常见AE。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垂体炎、淋巴细胞垂体炎、免疫介导性皮炎、免疫介导的肾上腺功能不全、垂体功能减退、免疫介导的肝脏疾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免疫介导性脑炎、自身免疫性结肠炎和免疫介导性甲状腺功能亢进，涉及的SOC分别为内分泌系统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肝胆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共36个PT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颅内肿瘤出血、放射性坏死、恶性胸腔积液、肺部肉芽肿、苔藓样角化病。　结论 伊匹木单抗的主要AE为腹泻、结肠炎、皮疹等。该药还可能导致颅内肿瘤出血、放射性坏死、恶性胸腔积液等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临床实践中应予警惕。

1例5岁4个月男孩误服度洛西汀约1-000-mg，30-min后陆续出现精神萎靡、呕吐、肌肉震颤、意识障碍、激越型谵妄、高热、心动过速、抽搐等症状，诊断为度洛西汀中毒所致重度5-羟色胺综合征，给予洗胃、导泄、血液灌流、赛庚啶、咪达唑仑、物理降温等治疗。12-h后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274-U/L，肌红蛋白247-mg/L，尿素氮9.5-mmol/L，尿酸452-U/L，血肌酐55-μmol/L；36-h 后复查，肌酸激酶674-U/L，尿素氮10.3-mmol/L，血尿酸350-μmol/L，血肌酐70-μmol/L，给予辅酶Q10及维生素C等保护脏器功能治疗。8 d后上述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149-U/L，肌红蛋白66-mg/L，尿素氮4.3-mmol/L，血尿酸75-μmol/L，血肌酐 34-μmol/L。

老药一般认为是上市时间较早，在临床使用多年，且被医药工作者和公众所了解的药品。老药的安全性尚存在很多未知、未解问题。老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老药在特殊人群中应用的安全性还需要长期监测；老药许多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研究需加强，大多数不良反应缺乏特异性诊断的生物标记物及有效的防治措施；老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相关内容需要不断完善，许多临床用药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待制定规范的专家共识和指南。

目的 探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及其与疗效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及其irAE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无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FS）。　结果 共48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41例（85.4%），女性7例（14.6%）；年龄（65.9±7.4）岁，治疗中位周期数为9（6，14）个，总体ORR为52.1%（25/48），DCR为83.3%（40/48），中位PFS为11个月。48例患者中34例（70.8%）发生59例次irAE，其中8例（16.7%）发生至少1例次≥3级的irAE。irAE发生的中位周期数为5（3，7）个。发生率>10%的irAE包括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甲状腺损伤、皮肤损伤、肺损伤、肝损伤和血液毒性反应，发生率依次为37.5%（18/48）、18.8%（9/48）、16.7%（8/48）、12.5%（6/48）、10.4%（5/48）和10.4%（5/48）。与无irAE组患者比较，irAE组患者的ORR和DCR更高［64.7%（22/34）比3/14，91.2%（31/34）比9/14］，中位PFS更长（12.0个月比7.0个月，风险比=0.418，95%置信区间：0.193~0.9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中发生的主要irAE类型为RCCEP，严重irAE较少。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中发生irAE的患者可能有更明显的治疗反应。

1例86岁男性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患者，因长期使用利尿剂出现利尿剂抵抗，加用托伐普坦3.75-mg口服、1次/d，利尿效果明显；次日加量至7.5-mg口服、1次/d，患者尿量增加、心力衰竭症状改善；第3天患者出现口干口渴，一过性烦躁不安，四肢抽动，实验室检查示pH 7.51、血氧分压（PaO2）67.4-mmHg（1-mmHg=0.133-kPa）、标准碳酸氢根（SB）28.4-mmol/L、实际碳酸氢根（AB）28.5-mmol/L、血钾 3.0-mmol/L、血钠143-mmol/L、血氯104-mmol/L。考虑为托伐普坦导致代谢性碱中毒和呼吸性酸中毒，停用该药，给予精氨酸注射液、0.9%氯化钠、补钾等对症治疗，同时不限制患者饮水。停药当天，患者口干口渴症状明显减轻、精神好转，无四肢抽动，下肢及颜面水肿消退；停药1 d后，pH 7.49，SB 31.1-mmol/L，AB 31.4-mmol/L，血钾3.6-mmol/L；停药3 d后，患者嗜睡、精神差，呼吸较前减弱，考虑患者继发 Ⅱ 型呼吸衰竭，予尼可刹米静脉泵入；停药5 d后，患者24-h尿量3-285-ml，AB、SB、pH值均稍有下降，但患者病情改善不明显；停药13 d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病情持续加重。

1例34岁男性因银屑病自行使用司库奇尤单抗300-mg皮下注射、1次/周，共5次；随后300-mg皮下注射、1次/4周，共3次；之后出现脓血便。电子肠镜检查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5-cm处弥漫性粘膜充血水肿，组织活检病理报告为乙状结肠重度慢性炎、糜烂及浅溃疡形成，考虑为司库奇尤单抗所致炎性肠病。立即停用该药，予美沙拉嗪灌肠液60 g、1次/d，半个月后脓血便明显改善，2个月后脓血便消失。复查电子肠镜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0~25-cm处粘膜粗糙，呈颗粒状，有散在小片状出血，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停用美沙拉嗪灌肠液，改为美沙拉嗪栓0.5 g、1次/d。

目的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相关视神经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11月），收集接受TNF-α抑制剂治疗后发生视神经炎患者的文献资料，提取患者的性别、年龄、TNF-α抑制剂使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视神经炎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7例，男性16例，女性21例，平均年龄44岁；接受阿达木单抗治疗11例，英夫利昔单抗治疗16例，依那西普治疗8例，戈利木单抗和培塞利珠单抗治疗各1例；其中5例患者曾接受过其他TNF-α抑制剂治疗。原发病为类风湿关节炎者15例，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8例，银屑病关节炎3例，前葡萄炎2例，其他风湿性和炎症性疾病9例；其中4例合并其他疾病。患者从接受TNF-α抑制剂至视神经炎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5个月（3 d~2年），临床表现以视力下降、伴眼球运动疼痛多见。37例患者中，8例进行了脑脊液检查，其中6例存在脑脊液异常；7例进行了脑脊液寡克隆区带检测，其中4例阳性。32例患者行脑或眼眶磁共振成像（MRI）检查，11例表现为视神经增强，14例有脑部病变，5例有颈椎或脊髓病变。30例患者进行了视力检查，29例视力下降。24例停药并同时给予糖皮质激素（GC）治疗；6例仅停药未给予GC；7例未描述是否停药，其中5例给予GC。30例经停药和/或GC治疗后，视力部分或完全恢复，6例无明显改善，1例恶化。　结论 TNF-α抑制剂相关视神经炎多发生于接受TNF-α抑制剂治疗6个月内，临床表现以视力下降多见，伴或不伴脑部MRI病变，及早发现并给予干预，通常预后较好。

目的 系统评价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致2型糖尿病患者胃肠道反应的风险。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12月30日），收集SGLT2抑制剂治疗2型糖尿病且结局指标包含胃肠道反应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5.1软件贝叶斯方法进行网状meta分析，绘制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风险的网状证据图、两两比较的联赛图和累积概率排序曲线下面积图（SUCRA），并对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风险的大小进行排序。胃肠道反应的效应量以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最终纳入15项研究进行分析，共包括5-540例患者。SGLT2抑制剂治疗组3-949例，干预药物包括达格列净（1-872例）、卡格列净（1-100例)、恩格列净(649例)、艾托格列净(219例)、伊格列净(61例)、利格列净(48例)；对照组1-591例，均给予安慰剂。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卡格列净50-mg和卡格列净100-mg相比，艾托格列净10-mg治疗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更高（RR=1.37，95%CI：1.02~3.48；RR=2.98，95%CI：1.19~4.09；均P<0.05）；SGLT2抑制剂其他干预措施之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按SUCRA对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发生风险的排序结果显示，胃肠道反应发生风险从大到小依次为利格列净50-mg、艾托格列净25-mg、艾托格列净10-mg、恩格列净25-mg、伊格列净100-mg、伊格列净300-mg、伊格列净200-mg、艾托格列净5-mg、利格列净10-mg、伊格列净50-mg、恩格列净10-mg、利格列净2.5-mg、达格列净20-mg、达格列净10-mg、恩格列净5-mg、艾托格列净1-mg、达格列净5-mg、安慰剂、卡格列净300-mg、卡格列净200-mg、达格列净2.5-mg、达格列净1-mg、卡格列净100-mg、卡格列净50-mg。　结论 不同SGLT2抑制剂治疗方案导致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不同。卡格列净导致胃肠道反应的风险较小，尤其是卡格列净50-mg方案；而利格列净和艾托格列净容易引起胃肠道反应，尤其在较高剂量治疗时。

目的 对病例报告报道的草药和膳食补充剂（HDS）的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进行分析和评价。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6月24日），选择草药、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致抗凝作用降低的病例报告，根据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降低程度和血栓事件发生情况评价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程度;根据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病例报告数量和其他证据（国家相关机构发布警告、临床研究、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研究、动物实验研究等），建立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可靠性评分标准。≥9分为高度可靠，6~8分为较可靠，3~5分为可能可靠，≤2分为可疑可靠。　结果 共收集到17篇文献，涉及25例患者、11种HDS。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程度为重度的HDS有2种，包括人参（西洋参，红参等）和没药；中度者5种，包括贯叶连翘、茶（绿茶、红茶）、薄荷、辅酶Q10和壳聚糖；轻度者4种，包括黄芪、牛油果、海藻和黄豆。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可靠性评价结果为高度可靠者仅  1种，为贯叶连翘（评分为10分）；较可靠者2种，为人参和茶（评分分别为8和6分）；可能可靠者7种，包括没药、薄荷、辅酶Q10、壳聚糖、黄芪、牛油果和海藻（评分分别为5、5、5、4、4、4和3分）；可疑者1种， 为黄豆（评分为2分）。　结论 贯叶连翘、人参（西洋参，红参等）和茶（绿茶、红茶）等HDS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的程度和可靠性均较高，应引起临床医师和临床药师的高度重视。

目的 了解藤黄健骨片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43家医院使用藤黄健骨片的膝关节炎患者的病历资料，对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505例，男性788例（31.46%），女性1-717例（68.54%）；年龄50~76岁，中位年龄61岁；患者用药时长（57±3）d；服药频率为2次/d者1-949例（77.80%），3次/d者553例（22.08%），1次/d者3例（0.12%）。2-505例患者中79例（3.15%）在服用藤黄健骨片期间发生82例次不良事件，其中消化系统不良事件39例（42例次）、全身性不良事件8例、感染类不良事件6例、皮肤及黏膜不良事件6例、神经系统不良事件5例、呼吸系统不良事件4例、眼器官不良事件3例、心脏类器官不良事件3例、损伤类不良事件3例、生殖系统及乳腺不良事件2例。对上述不良事件进行因果关系评价，仅1例评价为可能，其余均为可疑。仅1例患者发生不良事件后停用藤黄健骨片，其余患者均未停药，未处理或经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　结论 藤黄健骨片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15%。常见不良事件为消化系统不良事件、全身性不良事件、感染类不良事件、皮肤及黏膜不良事件、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等。

目的 建立标准化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临床思维模式和决策路径，保障哺乳期妇女用药咨询服务的规范化。　方法 对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药师为医务人员提供的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情况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和根因分析。应用混合方法建立哺乳期安全用药临床思维模式和哺乳期安全用药路径。对药师进行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培训，培训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对改进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共收集到临床药师为医务人员提供的用药咨询服务1 218例，其中哺乳期用药相关案例44例（3.61%）。研究结果显示，临床药师在开展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中存在对患者的需求了解不清晰，药物、母体及婴儿3个方面因素考量不全面，信息检索途径单一等问题。基于存在的问题进行根因分析，建立“提出问题（Q）、评估因素（A）、检索评价（S）和制定方案（P）”（QASP）的哺乳期安全用药临床思维模式，制定安全用药决策分析临床路径并形成标准的用药咨询记录模板。与培训前比较，临床药师在明确哺乳期用药相关因素、循证流程、规范记录和用药咨询自信心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均P<0.001）。　结论 哺乳期安全用药咨询服务的QASP临床思维模式和基于药物、母体及婴儿3个因素的决策分析模式的建立，有助于临床药师针对哺乳期特殊人群开展标准化用药咨询服务，提高同质化药学服务质量。

1例67岁男性原发性肝癌患者因多次介入治疗后疾病进展，改为瑞戈非尼联合信迪利单抗方案治疗，用药1个周期后出现左侧面部表情肌和左侧上睑无力，全身肌肉疼痛伴呼吸困难。实验室检查示肌红蛋白8-614-μg/L，肌酸激酶（CK）17-480-U/L，CK-MB质量528-μg/L，肌钙蛋白I 0.465-μg/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069-U/L，丙氨酸转氨酶（ALT）493-U/L，乳酸脱氢酶（LDH）2-469-U/L；心电图示新发左束支阻滞。考虑为信迪利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肌炎、免疫相关性肌痛、免疫相关性肝炎，不除外免疫相关心脏毒性。立即停用瑞戈非尼和信迪利单抗，给予甲泼尼龙500-mg冲击治疗（5 d后逐渐减量）、甘草酸单铵半胱氨酸氯化钠注射液和双环醇保肝、降肝酶治疗。7 d后，患者左侧面部表情肌及左侧眼睑无力较前缓解，胸闷较前缓解，全身肌肉无明显疼痛；15 d后实验室检查示肌红蛋白 494-μg/L，CK 537-U/L，CK-MB质量115-μg/L，LDH 519-U/L，AST 52-U/L，ALT 77-U/L。治疗半年后停用甲泼尼龙，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未再使用免疫治疗。

1例57岁男性患者因肺腺癌根治术辅助化疗后出现脑转移接受安罗替尼12-mg口服、1次/d（用药2周、停用1周）+替莫唑胺150-mg口服、1次/d（用药3周、停用1周）联合抗肿瘤治疗。治疗5个月后，患者出现咳嗽、胸闷、劳力性呼吸困难等症状，且进行性加重。实验室检查、心电图、心脏超声检查等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示两肺出现间质性肺水肿，考虑与安罗替尼有关。停用安罗替尼与替莫唑胺，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5 d后，患者胸闷、咳嗽等症状缓解，换用贝伐珠单抗联合替莫唑胺抗肿瘤治疗，未出现不适。1个月后复查胸部CT，两肺间质性水肿较前吸收。

目的 初步了解国内10家儿科医疗机构用药安全管理现状。　方法 采用“ISMP医院用药安全自我评估量表优化版（161项）”（简称“量表”），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药学专业委员会的10家儿科医疗机构对本单位用药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自我评估。“量表”包括10个关键要素、20个核心指标和161项测评项目。汇总参评机构用药安全自我评估结果，对各关键要素、核心指标和测评项目的百分得分、实施比例等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10家参评医疗机构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量表”的填写。汇总结果显示，用药安全自我评估总体百分得分为74.72%；百分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关键要素分别为要素Ⅲ（用药医嘱和其他药品信息的沟通，83.89%）和要素Ⅹ（质量流程和风险管理，67.84%），完全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要素Ⅲ（66.67%）和要素Ⅸ（患者教育，40.00%），部分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要素Ⅸ（46.25%）和要素Ⅲ（26.67%），未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要素Ⅹ（18.38%）和要素Ⅵ（药物治疗设备的采购、使用和监控维护，6.25%）。20项核心指标中，百分得分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10（保证非药品类化学品与患者隔离，避免因误用导致患者受到伤害，96.25%）和指标7（采取制定临床路径、建立标准化给药时间、管理流程等措施，保证患者接受标准化的诊疗，57.50%），完全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20（在药物储存、配制、准备和给药过程中遵循院感控制措施，90.00%）和指标17（在医院内建立公平公正的用药安全文化，鼓励和倡导安全行为，而非采取惩罚性措施处理用药差错相关医务人员，25.00%）；部分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7（55.00%）和指标20（5.00%）；未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17（22.86%）和指标10（0）。　结论 10家参评儿科医疗机构在用药医嘱和其他药品信息沟通、药品储存和分发等环节的管理水平较高，在公正文化建设、用药风险主动防范、信息系统完善方面存在不足。

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DabTram）双靶治疗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眼毒性是DabTram治疗中相对不常见但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不良反应。目前针对DabTram引起的眼毒性缺乏系统性研究，导致临床对DabTram相关眼毒性认识不足。本文对DabTram相关眼毒性的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对其发生情况、临床特征、发生机制及治疗措施等进行综述，并提出相应的临床用药管理策略，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呋喃唑酮所致间质性肺疾病（ILD）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的7例呋喃唑酮相关ILD患者（医院病例）的基本信息、药物治疗信息、ILD特征及治疗和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呋喃唑酮相关ILD病例报告（文献病例）中文献基本信息，涉及患者的基本信息，呋喃唑酮治疗适应证、剂量，相关ILD的潜伏期、主要症状、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7例医院病例中男性2例、女性5例，中位年龄34岁，均因患幽门螺杆菌（HP）相关胃炎应用含呋喃唑酮（0.2 g、1次/d）的铋剂四联方案治疗。从服药至出现临床症状的中位时间为10 d；所有患者均有发热，6例有呼吸系统症状（干咳、呼吸困难、胸痛等）;胸部影像学检查均符合ILD改变，其中1例有胸腔积液。7例患者的嗜酸粒细胞计数均正常，1例有轻度的低氧血症。ILD严重程度6例为2级，1例为3级。7例患者均停用呋喃唑酮片，4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住院3~10 d，7例患者均获痊愈。共检索到18例呋喃唑酮相关ILD的文献病例，其中15例来自中国，14例用于治疗HP感染。从首次用药到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为2~14 d，其中13例时间>7 d。16例患者有发热症状，14例有呼吸系统症状，其中1例呼吸衰竭。12例患者末梢血嗜酸粒细胞计数或百分比升高。18例患者均停用呋喃唑酮，7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1例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所有患者均好转或痊愈。2例患者再激发阳性，1例体外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对呋喃唑酮呈强阳性反应。　结论 ILD是呋喃唑酮的罕见不良反应，以发热和呼吸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多发生在呋喃唑酮治疗7 d后，早期发现并及时停药治疗一般预后良好。

8~60岁1 417例，>60岁1-203例；奥美拉唑不良反应共累及17 个系统/器官，按报告数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胃肠系统［1-412例次（37.6%）］、皮肤及其附件［883例次（23.5%）］、神经系统［716例次（19.1%）］、呼吸系统［269例次（7.2%）］及全身系统 ［207例次（5.5%）］；不良反应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0-min，发生在用药后1 d内的有1 710例（63.2%）；1-595例（58.9%）患者痊愈，1-098例（40.6%）好转，无死亡病例。ROR法和PRR法分别挖掘出风险信号27个，MHRA综合标准法21个；采用ROR法挖掘出的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不良反应分别为胃肠胀气、头痛、便秘、舌麻木和关节疼痛；采用PRR法挖掘出的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不良反应分别胃肠胀气、头痛、便秘、舌麻木和眩晕；采用MHRA综合标准法挖掘出的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不良反应分别为胃肠胀气、头痛、便秘、腹胀和口干。27个风险信号中，说明书未提及的有胸闷、寒战、紫绀、口麻木、全身颤抖、舌麻木。　结论 奥美拉唑不良反应涉及多个系统/器官，常见不良反应有胃肠胀气、头痛、便秘等，胸闷、寒战、紫绀、口麻木、全身颤抖、舌麻木等风险信号在说明书中未记载，临床应予以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 对比分析德谷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U100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18年9月至2021年12月于山东省13家三级综合医院住院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使用的基础胰岛素种类，将患者分为德谷胰岛素组和甘精胰岛素U100组。收集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2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低血糖发生率；选择2组中血糖监测数据完整的患者，分析其血糖波动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52例患者，德谷胰岛素组552例，甘精胰岛素U100组600例，2组患者基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治疗后空腹血糖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2（8.8, 12.5）mmol/L比7.5（6.6, 8.7）mmol/L，Z=-19.443，P<0.001；10.0（8.6, 11.7）mmol/L比7.8（6.6, 9.0）mmol/L，Z=-15.449，P<0.001］，但2组治疗后空腹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427, P>0.05）。德谷胰岛素组患者的低血糖发生率低于甘精胰岛素U100组［1.09%（6/552）比2.83%（17/600），Z=4.481，P=0.032］。德谷胰岛素组血糖监测数据完整患者的日内血糖标准差、最大血糖波动幅度、餐后血糖波动幅度和平均血糖波动幅度均显著低于甘精胰岛素U100组患者［（1.7±0.6）mmol/L比（2.4±1.0）mmol/L，（4.5±1.6）mmol/L比（6.7±2.9）mmol/L，（1.8±1.0）mmol/L比（3.3±1.2）mmol/L，（2.9±1.3）mmol/L比（4.6±2.1）mmol/L；均P<0.001］。　结论 德谷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与甘精胰岛素U100相当，但致低血糖的风险和血糖波动风险较低。

目的 探究胃癌TNM（肿瘤-淋巴结-远端转移）Ⅲ期患者术后替吉奥（S-1）治疗的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8年10月至2022年4月胃癌Ⅲ期术后口服S-1治疗的成人患者病历，根据其S-1治疗相关记录，对这些患者S-1治疗的依从性及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依从性好定义为患者在186 d内完成了8个周期（连续用药14 d、停药7 d为1个周期）的S-1治疗。将患者分为S-1治疗依从性好和差2组，对影响患者依从性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共有148例患者纳入研究，男性116例（78.4%），女性32例（21.6%）；中位年龄67（27~85）岁。69例（46.6%）患者依从性好，在设定时间内完成了≥8个周期的S-1治疗；79例（53.4%）依从性差。79例患者中断或未如期完成治疗的原因分别为严重不良反应30例（38.0%），患者拒绝治疗27例（34.2%）和疗效不佳22例（27.8%）。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的认知为“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比值比（OR）=5.368，95%置信区间（CI）：1.488~19.370，P=0.010；OR=3.393，95%CI：1.309~8.793，P=0.012］、胃癌病程为<1年（OR=10.214，95%CI：2.400~43.472，P=0.002）和TNMⅢa（OR=3.879，95%CI：1.522~9.886，P=0.005）是胃癌患者S-1治疗依从性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胃癌Ⅲ期患者术后S-1治疗依从性好的患者不足一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低、胃癌病程短和胃癌Ⅲa期是患者S-1治疗依从性低的独立影响因素。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加强患者教育可能是改善S-1治疗依从性的重要策略。

目的 分析二巯丙磺钠（DMPS）注射液致肝豆状核变性（HLD）患者过敏反应的危险因素及其对过敏反应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因HLD首次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且接受DMPS治疗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患者基本信息、应用DMPS前有关实验室指标检查结果、DMPS日剂量及过敏反应发生情况、治疗和转归。根据是否发生DMPS相关过敏反应将患者分为过敏组和对照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DMPS致过敏反应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将所有独立危险因素合并为联合预测因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单个危险因素和联合预测因子对过敏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77例。过敏组124例，男性80例，女性44例，年龄1~51岁，<18岁者55例；对照组353例，男性237例，女性116例，年龄2~66岁，<18岁者106例。过敏组124例患者共发生过敏反应191例次，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67例次、35.1%）和药物性皮炎（58例次、30.4%）；发生过敏反应的时间为用药第1~5个疗程，发生在第1、2个疗程者分别为74例（59.7%）和31例（25.0%）。发生过敏反应后所有患者均停用DMPS，5例因症状轻微未予其他干预，其余患者予抗过敏治疗后症状均消退。2组患者比较，年龄、入院前DMPS用药史、药物过敏史，以及应用DMPS前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铜蓝蛋白、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转移酶、乳酸脱氢酶和血尿素氮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药物过敏史（OR=3.698，95%CI：2.233~6.124，P<0.001）、用药前ALT水平（OR=1.004，95%CI：1.000~1.007，P=0.044）和ALP水平（OR=1.003，95%CI：1.002~1.005，P<0.001）是DMPS致HLD患者过敏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用药前ALT水平曲线下面积（AUC）为0.613（95%CI：0.553~0.673），截断值50-U/L，敏感度0.419，特异度0.788；用药前ALP水平AUC为0.600（95%CI：0.537~0.663），截断值202-U/L，敏感度0.411，特异度0.816。将过敏史与用药前ALT、ALP水平经logistic回归模型转换生成联合预测因子，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联合预测因子AUC为0.703（95%CI：0.648~0.757），截断值0.465，敏感度0.685，特异度0. 657。　结论 药物过敏史、用药前ALP和ALT水平是DMPS致HLD患者过敏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预测因子对DMPS致HLD患者过敏反应的发生有预测价值。

卟啉病是由于血红素生物合成过程中酶缺陷导致卟啉及卟啉前体物质蓄积而致病的一组代谢性疾病。卟啉病基因携带者使用卟啉原性药物是引起严重急性卟啉病发作（APA）的主要诱因。肝脏δ-氨基乙酰丙酸合成酶1（ALAS1）是血红素生物合成链的限速酶，受肝脏游离血红素池的负反馈调节。药物诱发APA的核心机制是药物在肝脏中通过多种途径诱导ALAS1的转录合成增多，卟啉病基因携带者的先天性酶缺陷则成为限速步骤，卟啉或前体物质不能够转化成血红蛋白而在体内大量蓄积，引起APA。通过临床经验、药物化学结构及作用机制、细胞及动物实验数据预测药物的卟啉原性能指导临床用药、降低APA风险，但预测准确性还有待临床实践用药数据来验证，而且卟啉病基因携带者对卟啉原性药物的反应也具有显著可变性。对卟啉病基因携带者开具处方时，需要高度警惕药物诱发卟啉病的潜在风险，慎重选择药物，同时也应避免用药过于谨慎延误其他疾病的治疗。

1例37岁慢性乙型肝炎女性患者因月经紊乱自行口服左炔诺孕酮分散片（1.5-mg/d，每个月连续口服21 d、停药7 d）治疗。3个月后相继出现恶心、呕吐、纳差和黄疸，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93-U/L，天冬氨酸转氨酶68-U/L，γ-谷氨酰转移酶100-U/L，总胆红素206.1-μmol/L，直接胆红素138.9-μmol/L。经实验室检查排除慢性乙型肝炎再活动和其他嗜肝病毒感染后，考虑肝损伤与左炔诺孕酮有关。停用左炔诺孕酮，给予保肝及对症治疗后症状逐渐消失，2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正常。肝穿刺病理学检查结果支持慢性乙型肝炎合并急性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

目的 分析信迪利单抗致甲状腺功能（甲功）异常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肿瘤科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其一般情况、信迪利单抗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情况和应用信迪利单抗前后甲功检查结果。对出现甲功异常的患者，应用Naranjo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估量表进行信迪利单抗与甲功异常的因果关系评价；根据评价结果为“肯定”和“很可能”者的病历资料，分析甲功异常的临床特征。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45例，24例（16.6%）发生信迪利单抗相关甲功异常，因果关系评估结果均为“很可能”。24例患者中，男性14例，女性10例；年龄37~87岁；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者5例，联合化疗者16例，联合靶向药物治疗者3例。24例患者均有基线甲功检查结果，其中23例甲功正常，1例为亚临床甲功亢进（甲亢）。24例甲功异常包括甲功减退（甲减）13例、亚临床甲减5例、甲亢2例和亚临床甲亢4例；11例发生在3个用药周期内；严重程度均为1或2级，无明显临床症状，仅4例甲减患者轻度乏力。13例甲减患者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9例恢复或好转，4例病情持续但未加重。5例亚临床甲减患者有3例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其中2例恢复，1例演变为亚临床甲亢；余2例先行观察未予干预，后演变成甲减，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恢复。甲亢或亚临床甲亢的6例患者均未予干预，除1例亚临床甲亢自愈外，5例患者演变为甲减或亚临床甲减，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3例甲功恢复或好转，2例持续甲减但未加重。　结论 甲功异常是信迪利单抗较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以甲减为主；临床症状不明显，严重程度多为1或2级。使用该药时应常规监测甲功，出现甲减时可及时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预后一般较好。

    他汀类药物是治疗血脂异常的主要药物，通过抑制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而减少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其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肝脏和肌肉。在肌肉不良反应中，横纹肌溶解是最严重的，有可能致命，但极少有研究对不同他汀类药物之间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进行比较。
    该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药物警戒数据库（VigiBase），比较了7种他汀类药物（阿托伐他汀、氟伐他汀、洛伐他汀、匹伐他汀、普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和辛伐他汀）横纹肌溶解的风险（不包括西立伐他汀，因其引起严重的横纹肌溶解而于2001年撤市）。该研究包括了在2022年12月31日前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成年人中出现横纹肌溶解的所有报告，结果以报告比值比（ROR）及其95%置信区间表示。结果显示，在VigiBase的3 300余万份报告所涉及的患者中，有10 657例服用他汀类药物者出现横纹肌溶解（ROR=59.33，P<0.001），第1份报告于1995年上报；其中由医师上报的占52.4%。报告所涉及的患者中男性占61.5%，73.7%的患者为“严重”横纹肌溶解（其中373例死亡，5 363例导致或延长住院治疗）。
    他汀类药物中致横纹肌溶解风险最大者为辛伐他汀（4 357例，ROR=71.80），随后为阿托伐他汀（3 346例，ROR=33.93）、瑞舒伐他汀（1 777例，ROR=33.01）、氟伐他汀（242例，ROR=31.21）、匹伐他汀（169例，ROR=27.85）、普伐他汀（472例，ROR=24.45）和洛伐他汀（295例，ROR=17.69）（均P<0.001）。当将每种他汀类药物与所有其他他汀类药物进行比较时，辛伐他汀也是风险最大者（ROR=2.20，P<0.001）。
    总之，该研究表明致横纹肌溶解风险较大的他汀类药物是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对于有横纹肌溶解风险的患者应优先考虑其他他汀类药物，如普伐他汀。除因其不被细胞色素P450系统代谢以外，普伐他汀也是该研究中致横纹肌溶解风险较低的他汀类药物之一。

1例73岁男性右肺鳞癌患者给予阿法替尼30-mg口服、1次/d靶向治疗，80 d后出现双下肢水肿、纳差伴少尿。实验室检查示血肌酐658 mmol/L，血尿素26.8-mmol/L，尿蛋白（++++）、尿潜血（+++）；肾脏组织穿刺活检示肾小管损伤、部分细胞呈新月体、轻度IgA沉积。患者被诊断为急性肾衰竭，考虑为阿法替尼所致。停用阿法替尼，给予血液透析、糖皮质激素、抗凝药、利尿剂等对症治疗，12 d后双下肢水肿减轻，19 d后日尿量约为800-ml，99 d后肾功能指标趋于正常。患者未再行靶向治疗。

1例41岁女性患者因三叉神经痛自服中药汤剂（含枸杞10 g、红参10 g、五加皮15 g）1次。约6 h后患者突然出现心慌，于睡眠中惊醒，伴头晕，血压95/63-mmHg（1-mmHg=0.133-kPa）。心电图示心房颤动、心室率45次/min。予升高血压、改善心肌代谢等对症治疗，症状无缓解。之后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心率下降至35次/min，血压下降至87/36-mmHg。再次行心电图检查示交界性逸搏心律、T波改变。给予心电监测，持续吸氧，多巴胺、多巴酚丁胺持续静脉泵入，以及极化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8 d后患者病情改善，心电图示窦性心律。患者将所服中药送至专业机构鉴定，发现其含香加皮成分，而原处方为五加皮，故考虑患者的心律失常为误服超剂量香加皮所致。

目的 比较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中肺炎的发生风险。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BM、中国知网和万方医学数据库（截至2022年3月1日），收集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互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2组患者中肺炎的发生风险，效应值为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5项RCT，质量评价结果2项为低偏倚风险，3项为高偏倚风险。5项RCT共涉及患者36 401例，适应证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者18 724例、外周动脉疾病13-842例、心肌梗死3-799例、心搏骤停昏迷3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组肺炎发生率分别为1.5%（271/18-174）和1.2%（217/18-227），替格瑞洛治疗中发生肺炎的风险较氯吡格雷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80，95%CI：0.67~0.95，P=0.01）。亚组分析显示，应用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短期治疗（数天），肺炎的发生风险相似（P=0.26）；治疗时间≥12个月时，替格瑞洛组患者肺炎发生风险较低（RR=0.80，95%CI：0.67~0.96，P=0.02）；与阿司匹林联用时，替格瑞洛组患者肺炎发生风险仍较氯吡格雷低（RR=0.74，95%CI：0.56~0.98，P=0.03）。　结论 与氯吡格雷比较，应用替格瑞洛治疗的患者肺炎发生风险较低。

1例31岁女性患者无意中发现右侧臀部皮下有胡豆大小的包块，按压微痛。臀部超声检查示右侧臀部皮下脂肪层多个大小不等的囊性结节。患者行右侧臀部包块切除术，根据术后病理及病史，诊断为异物肉芽肿。5年前患者曾因先兆流产予以双侧臀部肌内注射黄体酮（10~15-mg、1次/d）3个月，之后臀部未再注射过其他药物。因此考虑臀部异物肉芽肿与该部位注射黄体酮有关。2个月后患者再次行左侧臀部臀大肌下软组织肿物扩大切除术，术后病理结果与第1次相同。

生物制剂相关矛盾反应为生物制剂治疗期间出现与治疗目的相反的或使治疗疾病病情加重的矛盾现象。首次报道引发矛盾反应的生物制剂是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首先出现在风湿性疾病患者的治疗中，随后是银屑病和炎症性肠病；其他类型生物制剂（白细胞介素12/23抑制剂乌司奴单抗、白细胞介素17抑制剂司库奇尤单抗和依奇珠单抗）也可引起矛盾反应。本文综述了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相关矛盾反应的发生机制，常见矛盾反应（矛盾性银屑病、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化脓性汗腺炎等）的发生情况及临床表现，以及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矛盾反应的处理原则。

普纳替尼（ponatinib）是一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用于慢性髓性白血病和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二线治疗。该药是针对ABL-T315I突变的BCR-ABL蛋白激酶抑制剂，对于接受多次治疗或对第一和第二代TKI耐药的患者，通常有效。然而普纳替尼心血管毒性常见且严重，可导致动脉闭塞事件、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机制可能与诱导血小板功能障碍、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心肌细胞损伤等有关。普纳替尼治疗中一旦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临床通常采取减量或停药措施，但可能影响患者肿瘤治疗的效果。可考虑依据“ABCDE”法制定干预措施以降低普纳替尼心血管毒性的风险。

目的 调查门诊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4种老年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现状。　方法 对北京市医保中心数据库中2017年7月至9月就诊的老年（≥65岁）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门诊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至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4种慢病中的一种，首次就诊时用药品种数≥5种为多重用药，<5种为非多重用药。以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共病数目及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按照患者预后情况分为0、1、2和≥3分（4级），数值越大严重程度越重。以2015版Beers标准为判断依据，采用普华和诚处方点评系统识别潜在不适当用药（PIM）问题。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05-608例患者，中位年龄74（65~107）岁，204-219例（50.35%）为女性；按患者用药种数分为多重用药组(113-594例,28.01%）和非多重用药组（292-014例,71.99%）。多重用药组CCI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P<0.001），多重用药组评分为1、2及≥3分者占比均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共病方面，多重用药组4种慢病患者的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伴随疾病中，多重用药组高脂血症、认知功能障碍、心力衰竭及骨质疏松者占比均大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就诊行为方面，多重用药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非多重用药组［2（1,3）次比1(1,2）次，P<0.001］。在药品使用不适宜性评价方面，多重用药组存在PIM患者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包括重复用药［4.60%（5-227/113 594）比1.54%(4-486/292 014）］、存在禁忌证［2.97%（3-376/113 594）比1.13%(3-294/292 014)］、存在相互作用［6.51%（7-399/113 594）比1.94%(5-658/292 014）］和缺乏适应证［22.39%（25-432/113 594）比13.54%（39-543/292 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药品使用类别方面，多重用药组被处方最多的药品类别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68-318例，60.14%）、二氢吡啶类（60-951例，53.66%）、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5-050例，39.66%）、β受体阻滞剂（25-675例，22.60%）和磺酰脲类（16-023例，14.11%）。　结论 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4种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象普遍，多重用药老年患者所患疾病更严重，存在的PIM问题更多。

1例30岁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接受阿糖胞苷（200-mg/m2静脉滴注、1次/d，共7 d）联合伊达比星（10-mg/m2静脉滴注、1次/d，共3 d）方案（IA方案）化疗。治疗第5天，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呼吸35次/min，指脉血氧饱和度92%。给予高流量吸氧等治疗，当日夜间患者呼吸困难加重，心率160次/min，呼吸50次/min，指脉血氧饱和度50%；次日胸部CT示双肺肺泡性肺水肿合并间质性肺水肿。考虑为阿糖胞苷所致非心源性肺水肿。停用化疗药物，给予糖皮质激素、利尿、肺保护性通气、俯卧位通气等治疗，但患者相关症状未改善，10 d后出现继发性气胸并因呼吸衰竭死亡。

50多年来，自发报告系统（SRS）是识别产品上市后非预期作用的唯一选择。SRS的高灵敏度使其特别适合于识别罕见的药物使用或疫苗接种相关的结局。SRS在识别安全信号方面的重要作用预计将继续存在,但自发报告的处理需要大量的资源。一项单个组织的研究报告了每份自发报告获取数据的中位时间为69-min,而GSK估计处理每份自发报告的平均花费为33美元。这些估计还不包括多个组织处理同一份报告或遵照法规与其他组织分享报告所产生的费用。而在全球范围内，数据库中数以百万计的自发报告中，有许多报告与旧的（甚至已停产的）产品或已知的不良反应有关。
作者根据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公众数据面板中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美国99.8%（2076/2080）的罗非昔布相关急性心肌梗死的自发报告是在将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添加到说明书后提交的;93.2%(1938/2080）是在该药撤市后提交的。自2016年哨点系统（sentinel system）在美国全面投入使用以来，所有提交给FAERS的心肌梗死报告中，有40.3%(13277/32919）涉及说明书已标记的不良事件（AE）。
作者认为，药物警戒领域应该考虑停止或取代价值很小的活动，以更加聚焦于患者安全。AE一旦已知，收集、组织和共享自发AE报告的工作不会带来额外的公共卫生价值。考虑到世界各地药物警戒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策略，哨点计划（sentinel initiative）应该更适合监测已知的AE。
作者建议应该根据哨点系统和其他观测数据库网络系统的进展，重新考虑SRS对已知不良反应的作用，哨点系统的方式可能更适当，可以进行发生率估计。

1例23岁男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接受静脉注射用左卡尼汀1 g 、2次/d。用药前血压120/70-mmHg（1-mmHg=0.133-kPa）。首次用药15-min后，患者血压升至156/90-mmHg，伴胸闷、头痛，4 h后升至196/138-mmHg，12-h后降至158/106-mmHg；当日第2次静脉注射左卡尼汀后，上述情况复现。考虑血压升高与左卡尼汀有关。次日停用该药，患者血压逐渐恢复至参考值范围。此后患者未再出现血压升高和胸闷、头痛等症状。

目的 探讨5种新疆香阿魏（准噶尔阿魏、多伞阿魏、山地阿魏、全裂叶阿魏、荒地阿魏）在体外试验中的毒性及其毒性部位。　方法 用95%乙醇回流法制备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将不同浓度的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分别加入人胚肾上皮细胞（HKC）、人正常肝细胞（L02细胞）和斑马鱼胚胎培养液中，同时设空白组和正常对照组，计算37.0-℃培养24-h的HKC和L02细胞增殖抑制率和培养24、48和72-h斑马鱼胚胎存活率。从5种香阿魏中选择毒性最强的1种，制备其不同极性部位（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和水）提取物进行上述细胞毒性和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以明确其不同部位的毒性。　结果 细胞毒性试验显示，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对HKC和L02细胞增殖的半数抑制率（IC50）均以准噶尔阿魏为最低（70.92-μg/ml和42.33-μg/ml），以多伞阿魏为最高（107.80-μg/ml和97.92-μg/ml）。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显示，1.0-μg/ml给药组培养48-h时准噶尔阿魏组即出现胚胎死亡，存活率为70%（14/20），其他4组胚胎存活率均为100%（20/20）；10.0-μg/ml给药组胚胎培养24-h时多伞阿魏组胚胎存活率为50%（10/20），其他4组胚胎存活率均为0（0/20）。采用准噶尔阿魏的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和水部位提取物进行细胞毒性试验，HKC和L02细胞增殖的IC50均以石油醚部位组为最低（77.35-μg/ml和67.73-μg/ml），以水部位组为最高（731.52-μg/ml和364.09-μg/ml）；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中，石油醚部位组的斑马鱼胚胎存活率最低，给药浓度为3.0-μg/ml在72-h时下降到50%，10.0-μg/ml在24-h时为50%，48-h和72-h以及在30.0-μg/ml给药浓度的所有观察时间胚胎存活率均为0。　结论 5种新疆香阿魏中准噶尔阿魏的毒性最大，多伞阿魏毒性最小。准噶尔阿魏毒性成分可能多聚集在石油醚部位。

目的 对医院药物不良反应（ADR）自发报告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妊娠期妇女心脏和神经系统ADR可能相关的药物风险信号。　方法 从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数据库中下载福建省妇幼保健院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ADR报告，选取关于妊娠期妇女的报告，对其中系统器官分类为“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ADR的占比和临床表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对妊娠期妇女ADR报告中与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ADR可能有关的药物进行数据挖掘。ROR法中目标药物的目标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a）≥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BCPNN法中信息成分-2倍标准差（IC-2SD）>0定义为一个风险信号。当2种方法检测结果均符合上述条件时，则判断该信号为可疑药物信号。　结果 共有783例妊娠期ADR报告纳入分析，其中涉及心脏器官疾病的报告94例（12.0%），主要表现为心悸；涉及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报告121例（15.5%），主要表现为颤抖和头晕。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ADR多发生在孕晚期。ROR法及BCPNN法的结果均显示，利托君注射液（a=61，ROR=14.64，95%CI下限=9.08；IC-2SD=1.36）和利托君片（a=24，ROR=8.34，95%CI下限=4.64；IC-2SD=1.10）为导致妊娠期心脏器官疾病的风险药物，硫酸镁注射液（a=37，ROR=6.66，95%CI下限=4.10；IC-2SD=0.98）和利托君注射液（a=45，ROR=3.72，95%CI下限=2.44；IC-2SD=0.56）是导致妊娠期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药物。　结论 利托君和硫酸镁与妊娠期的心脏和神经系统ADR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应当引起临床警惕。

目的 挖掘注射用砷剂心脏不良事件风险信号，提高临床对砷剂心脏毒性的认识。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MHRA）综合标准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山东数据）2003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和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3年第4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用砷剂心脏毒性风险信号进行挖掘。ROR法和PRR法中,报告数≥3、ROR和PRR值的95%CI下限>1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MHRA综合标准法中，报告数≥3、PRR>2且χ2>4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　结果 山东数据中共有注射用砷剂相关报告358例，与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有关者275例（76.8%），与注射用三氧化二砷（ATO）有关者83例（23.2%）；358例报告中25例（7.0%）报告了心脏不良反应，严重者占28.0%（7/25）。FAERS数据库中共有ATO相关报告1-294例，其中418例（32.3%）报告了心脏不良事件，严重者占62.2%（260/418）。对山东数据中275例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报告的数据挖掘结果显示，QT间期延长、胸闷、心悸和心慌为风险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的信号最强。在FAERS数据中共挖掘出35个心脏不良事件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和长QT综合征的信号最强；6个心律失常信号（缓慢型心律失常、室上性期前收缩、室性期前收缩、尖端扭转型室速、室性心动过速和房室阻滞）和6个心脏器质性病变信号（心包炎、心内膜炎、心包积液、心肌炎、二尖瓣关闭不全和心脏扩大）的强度也排名较前。　结论 注射用砷剂与心脏毒性发生的关联性较强，且严重病例占比较高。注射用砷剂的心脏毒性主要影响QT间期，也可表现为多种类型心律失常和某些心脏器质性病变。

1例63岁女性食管癌患者，既往无慢性肝病和糖尿病史，手术后接受替雷利珠单抗200 mg静脉滴注、1次/21 d单药治疗。替雷利珠单抗第4个周期治疗后39 d发现肝功能异常，丙氨酸转氨酶494 U/L，天冬氨酸转氨酶442 U/L，碱性磷酸酶1 161 U/L，总胆红素21.4 μmol/L。停用替雷利珠单抗。经肝脏病理学检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伤，考虑其与替雷利珠单抗有关。给予甲泼尼龙（32 mg/d口服）及保肝治疗后，患者肝功能逐渐好转。甲泼尼龙治疗2周后，减量至16 mg/d，减量2周后发现患者空腹血糖升高至19.4 mmol/L。甲泼尼龙减量至8 mg/d，2 d后血糖升至33.7 mmol/L，血乳酸3.66 mmol/L，尿酮（++++），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停用甲泼尼龙。实验室检查示空腹和餐后血胰岛素和C肽水平明显降低，提示胰岛功能损伤，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1型糖尿病。经补充胰岛素、纠正酸中毒等治疗后患者肝功能好转。8个月后随访，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但需长期依赖胰岛素控制血糖。

目的 探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相关肺损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4年8月至2019年5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TKI治疗并发生肺损伤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病历中提取的数据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原发疾病、临床表现、TKI用药情况、出现肺损伤时间、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治疗和转归等。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20例，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龄32~75岁，中位年龄60岁；原发疾病为肺腺癌者1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3例、小肠间质细胞瘤1例； 6例有吸烟史；临床表现为咳嗽者19例，活动后气促17例，咳痰12例，胸痛和发热各5例，乏力1例；13例出现低氧血症。应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TKI者17例，应用伊马替尼者3例；出现肺损伤的时间为用药后2 d~2年，中位时间1个月。实验室检查示15例患者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11例涎液化糖链抗原水平升高，11例降钙素原水平升高，10例红细胞沉降率升高，6例乳酸脱氢酶水平升高；13例氧分压降低，11例血氧饱和度降低，7例二氧化碳分压降低，5例二氧化碳分压升高；20例患者均行胸部CT检查，18例出现斑片状磨玻璃影，8例出现胸腔积液，6例出现结节，3例出现小叶间隔增厚，2例出现网格状模糊影，1例出现气胸。发生肺损伤后患者均停用TKI，18例接受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4例治愈，9例好转，4例疗效不佳，1例死亡；2例仅予抗感染及对症处理后好转。　结论 TKI相关肺损伤的临床表现呈非特异性，用药至出现不良反应的时间长短不等，停药、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处理后多数患者预后较好，但应警惕不良后果的发生。

1例29岁男性患者因溃疡性结肠炎接受左氧氟沙星等治疗，因疗效不佳，给予英夫利西单抗300-mg静脉滴注，用药3次后病情平稳。1个月后患者再次出现黏液脓血便，肠镜检查示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予以英夫利西单抗300-mg静脉滴注1次+硫唑嘌呤50-mg/d口服、1次/d。23 d后，患者出现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血清淀粉酶411-U/L，血清脂肪酶1-415-U/L，血清胰淀粉酶374-U/L；腹部CT提示急性胰腺炎，考虑与硫唑嘌呤有关。停用硫唑嘌呤并予禁食、抑酸、抗感染、抑制胰液分泌等治疗，7 d后患者症状缓解，血淀粉酶及脂肪酶恢复正常。1个月后患者再次按原剂量自行口服硫唑嘌呤，6 h后急性胰腺炎症状复现，血清淀粉酶1-408-U/L。停用该药并给予上述治疗，5 d后患者症状缓解，复查血常规及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

1例70岁男性患者行电子结肠镜息肉冷切除术后4 h，给予5%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过程中突发全身瘙痒、剧烈胸痛、左上肢放射痛，伴荨麻疹；血压85/50-mmHg（1-mmHg=0.133-kPa），心率95~106次/分，心律绝对不齐；心电图示V2~V6导联ST段抬高。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前降支中段闭塞，抽吸血栓后植入支架1枚，症状缓解。肠息肉冷切除术后第12天，给予磺达肝葵钠1.5-mg皮下注射，1-min后患者突然意识丧失、血压测不出，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给予抗过敏、升血压、增强心脏功能等治疗后意识、血压恢复。肠息肉冷切除术后第14天，患者第6次应用托拉塞米10-mg静脉注射5-min后出现皮肤瘙痒、皮疹，伴胸闷、憋气，血压下降，立即给予抗过敏治疗后症状缓解。结合病史和皮肤点刺试验结果，考虑患者为反复发作的Ⅱ型Kounis 综合征。

苯巴比妥是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的百年老药，具有癫痫发作终止率高和复发率低的治疗优势，但也存在呼吸抑制和血压下降等不良反应。中国2016年和2021年2项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提示，对苯巴比妥用药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改进，可在提高安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药物的有效性。这些最新研究结果，不仅为专家共识和指南的制订提供了循证依据，更让不能上市新型抗癫痫药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能接受新型抗癫痫药价格的家庭和个人最大程度获益。

目的 分析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因素，构建能够预测患者生存预后的列线图。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就诊于青岛市市立医院且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通过医院诊疗系统，提取患者临床资料。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按照7∶3的比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采用R4.2.1软件建立列线图，基于自举重复抽样法对其预测性能进行验证。根据列线图将患者分为低、高风险组，采用Kaplan-Meier曲线描述不同风险组患者的总生存期（OS），以log-rank检验法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 共有161例晚期NSCLC患者纳入分析，年龄（65±8.7）岁。161例患者中男性127例，113例NSCLC病理分型为腺癌，86例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ECOG PS）评分≥2分；113例为ICI联合其他治疗。至2022年12月，81例（50.3%）患者经历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其中14例为3或4级irAEs，15例有多个系统irAEs；86例患者死亡。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29.8［风险比（HR）=0.48，95%置信区间（CI）：0.28~0.85，P=0.011］、ECOG PS评分≥2分（HR=2.17，95%CI：1.21~3.90，P=0.009）、出现irAEs（HR=0.40，95%CI：0.21~0.76，P=0.005）是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纳入年龄、性别、ECOG PS评分、irAE和ALI建立列线图，计算每位患者的总评分，依据ROC最佳截断值（183.82），将患者分为死亡低风险组（126例）和高风险组（35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法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OS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ALI、出现irAE、ECOG PS评分是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综合各种生物预测指标建立列线图，可以有效地对患者生存预后进行预测。

目的 探讨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导致肝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提取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武汉市第一医院使用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卡泊芬净）治疗的成人患者出院病历，根据患者在卡泊芬净治疗期间的平均血清白蛋白水平将患者分为低白蛋白血症组和非低白蛋白血症组，选择性别、年龄、体重、基础疾病、住院时间等变量对低白蛋白血症组与非低白蛋白血症组患者按1∶1的比例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以发生药物性肝损伤为结局指标，比较2组PSM前后肝损伤的发生率。采用定群研究的方法计算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357例患者，男性202例（56.6%），女性155例（43.4%）；低白蛋白血症组72例（20.2%），非低白蛋白血症组285例（79.8%）。28例（7.8%）患者被评估为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21例在低白蛋白血症组，7例在非低白蛋白血症组。PSM前后2组肝损伤发生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9.2%（21/72）比2.5%（7/285），P<0.001；29.2%（21/72）比2.8%（2/72），P<0.001］。PSM后定群研究的结果显示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有很强的正相关性（RR=10.500，95%CI：2.555~43.143），低白蛋白血症患者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发生率比非低白蛋白血症患者高26.39%。　结论 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目的 系统评价伊沙佐米在真实世界中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收集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真实世界研究文献。采用非随机研究方法学指标（MINORS）量表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提取接受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有效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数据。有效性指标包括总体缓解率（ORR）、≥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率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安全性指标包括不良事件（AE）发生率、因AE终止治疗率等。采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单组率meta分析，对主要AE的发生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12项研究，包括患者1-006例。12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ORR为65%［95%置信区间（CI）：58%~72%］，≥VGPR率为32%（95%CI：25%~38%），中位PFS为21.73（95%CI：14.37~29.08）个月，≥3级AE发生率为39%（95%CI：24%~55%），因AE终止治疗率为6%（95%CI：3%~10%）。发生率≥10%的AE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感染、贫血、腹泻、乏力、周围神经病变、皮疹和骨痛。　结论 在真实世界中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疗效低于临床试验，但安全性相似。

目的 探讨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接受注射用伏立康唑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AKI发生风险的模型。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住院并接受注射用伏立康唑治疗的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信息、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疾病和联合用药等。根据是否发生伏立康唑相关AKI将患者分为AKI组和无AKI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AKI危险因素，并依此建立预测模型。采用R 4.2.3软件绘制校准曲线，并用k折交叉验证法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 共有146例患者纳入研究，年龄（72.4±13.8）岁，男性84例、女性62例，发生伏立康唑相关AKI者61例（41.8%）。与无AKI组比较，AKI组用药前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合并肾脏基础疾病者占比、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者占比较高，注射用伏立康唑用药天数、合并血液系统疾病者占比、并用糖肽类药物者占比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蛋白［X1，比值比（OR）=0.946，95%置信区间（CI）：0.915~0.977，P=0.00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X2，OR=1.013，95%CI：1.000~1.026，P=0.001）、合并肾脏基础疾病（X3，OR=2.230，95%CI：1.110~4.483，P=0.046）是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静脉应用伏立康唑发生AKI的独立影响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得到联合预测因子Y=14.32X1+0.23X2-X3。当Youden指数最大值为0.382，对应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切点最佳值为-11.33。内部交叉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准确率为0.70、Kappa系数（一致性）为0.37。　结论 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接受注射用伏立康唑后AKI的发生率为41.8%，白蛋白、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合并肾脏疾病是其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计算联合预测因子有助于预测AKI的发生风险，对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1例早产男婴出生20-h，持续无尿，全身水肿，血清肌酐238-μmol/L，肌酐清除率19.45-ml/min，胱抑素C 5.05-mg/L，血清白蛋白28.8-g/L，β2微球蛋白6.52-mg/L，尿微量白蛋白120.2-mg/L，诊断为急性肾衰竭和低蛋白血症。其母亲在婴儿出生前因误诊口服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50-mg、 2次/d）、布美他尼片（1-mg、1次/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mg、1次/d）和匹伐他汀钙片（2-mg、 1次/d）治疗9 d。考虑患儿急性肾衰竭和低蛋白血症与孕晚期沙库巴曲缬沙坦宫内暴露有关。给予静脉补充白蛋白、呋塞米和多巴胺等对症治疗。出生56-h后尿量增加，5 d后尿量恢复正常，8 d后肾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1例40岁女性患者因乳腺疼痛、结节自行口服乳块消颗粒10 g、3次/d。服药约1个半月后，患者出现间断性右上腹胀痛、小便色深黄，伴乏力、厌油、恶心、呕吐等症状；服药2个半月后上述症状加重，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98.8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51.5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962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213 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196 U/L、碱性磷酸酶（ALP）124 U/L。考虑为乳块消颗粒所致肝损伤，停用该药，给予谷胱甘肽、促肝细胞生长素、硫普罗宁、降酶灵、水飞蓟素、熊去氧胆酸等治疗，10 d后患者症状逐渐好转；13 d后患者消化道症状消失，TBil 20.5 μmol/L、DBil 6.2 μmol/L、ALT 43 U/L、AST 58 U/L、GGT 53 U/L、ALP 60 U/L。停用谷胱甘肽、促肝细胞生长素、硫普罗宁，继续服用降酶灵、水飞蓟素、熊去氧胆酸2周，6周后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患者的肝损伤可能与乳块消颗粒中的川楝子成分有关。

目的 挖掘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血栓栓塞和肝毒性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08年10月至2023年9月收到的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不良事件（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检测3种TPO-RA相关血栓栓塞和肝毒性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ROR值95% 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被定义为风险信号。　结果 以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分别为25-215、18-762和1-204例，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相关血栓栓塞事件（TEE）PT 52、51和9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肾动脉栓塞、门静脉血栓、脾栓塞、脾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罗普司亭依次为动脉栓塞、脑血管闭塞、椎动脉闭塞、门静脉血栓、肠系膜血管血栓；阿伐曲泊帕依次为肾静脉血栓、门静脉血栓、脑静脉窦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分别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肝毒性风险信号（PT） 25、14和4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前5位的PT为门静脉扩张、门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间接胆红素升高、慢性肝衰竭；罗普司亭为门静脉血栓、慢性肝衰竭、酒精性肝病、肝血肿、肝硬化；阿伐曲泊帕为门静脉血栓、肝功能检查异常、肝功能异常、肝酶升高。共挖掘出3种TPO-RA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肝毒性相关PT 24个，信号强度居前5位者为门静脉扩张、慢性肝衰竭、肝功能检查异常、酒精性肝病、眼黄疸。　结论 TEE和肝毒性是3种TPO-RA共有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用TPO-RA前后应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警惕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收集的是医务人员、消费者和制造商的自发报告。观察到、听到或认定自己经历过药物不良反应的个人都可能会报告，同一事件可能会有多个来源的报告。因此，重复报告是FAERS数据发掘的重大局限性，彻底删除重复报告是所有分析（尤其是报告比数不相称分析）的先决条件。
Schilder等对Tian等2022年发表的1篇文章作了调查（Tian X, et-al. Adverse event profiles of PARP inhibitors: analysis of spontaneous reports submitted to FAERS［J］. Front Pharmacol, 2022, 13: 851246. DOI: 10.3389/fphar.2022.851246）。Tian等利用美国FAERS数据库2014年12月至2021年10月的数据集对4种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尼拉帕尼、奥拉帕尼、鲁卡帕尼和他拉唑帕尼）的安全性进行了不相称性分析。他们根据识别号删除重复报告，确定了24-141份涉及PARP抑制剂的报告，并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首选术语计算了多个不良事件的报告比值比（ROR)；发现了16例与尼拉帕尼相关的淋巴血管平滑肌增生症（LAM）的报告，ROR为471.20。
Schilder等检索FAERS后发现，尼拉帕尼关联LAM的报告是14份。2022年4月1日在Commonwealth警戒工作台系统自动删除FAERS数据集的重复数据（CVW数据发掘构建6.0.2.60）之后，仅剩6份尼拉帕尼关联LAM的报告。之后，作者获得了这6份报告的病例信息，发现：“所有6份报告的事件发生日期、年龄、体重、国家、尼拉帕尼使用开始/结束日期、尼拉帕尼批号、可疑药物和伴随药物的可用数据都是相同的”，“强烈表明这6份报告都是单一病例的重复。”作者还在GSK全球安全数据库中检索了截至2022年7月22日的报告，找到了1份尼拉帕尼关联LAM的报告，与现有FAERS中病例报告的详细信息完全匹配。作者调查的结论是，Tian等的研究由于未能删除重复数据，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Schilder等认为，考虑到FAERS数据库和方法学方面的局限性，严格地去除重复报告和谨慎解释研究结果至关重要。

目的 挖掘并分析依瑞奈尤单抗主要不良事件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从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提取2004年至第2023年第1季度关于依瑞奈尤单抗不良事件（AE）报告，分别对全数据和2018年以后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3.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进行AE风险信号的挖掘。　结果 共收集到以依瑞奈尤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38-348份，涉及PT为2-629个。基于全数据和2018年以后数据，挖掘到依瑞奈尤单抗AE风险信号分别为99和115个，均涉及19个SOC，其中上报例数最多的AE为注射部位反应和便秘，与说明书记载一致。信号强度居前30位的PT中，13个未被说明书收录，包括松果体囊肿、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组蛋白抗体阳性、痉挛性眼球运动、注射恐惧、脑震荡后综合征、雷诺现象、精神性癫痫发作、冠状动脉夹层、过早绝经、脆发症、胶原病、睑痉挛。　结论 临床应用依瑞奈尤单抗时，除说明书中记载的不良反应外，本研究中挖掘出的不良事件也应给予关注。

1例87岁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服用多奈哌齐（5-mg、1次/d）8年后，因病情进展加服美金刚（10-mg、1次/d）。3个月后，患者突发昏迷，呼之不应，呼吸急促，喘憋；双眼瞳孔针尖样改变，血压190/100-mmHg（1-mmHg=0.133-kPa），心率56次/min，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E1V1M1。考虑患者为多奈哌齐和美金刚联用导致药物蓄积中毒（美金刚血浓度215-mg/L，警戒值：30-mg/L；多奈哌齐血浓度33-mg/L，警戒值：20-mg/L）。停用2药，给予补液水化、降压、醒脑等对症支持治疗。停药第3天,患者意识一过性转为嗜睡，GCS评分为E2V2M2；停药第7天，患者意识转清，可简单对答，GCS评分为E4V4M4，血压126/67-mmHg，瞳孔大小恢复正常。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是临床常用的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药物，其骨毒性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点问题。TDF的骨毒性与其肾小管毒性继发的低磷血症有关。目前，对TDF导致的骨代谢改变尚没有较系统的描述。本文从TDF对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影响、对骨转换的影响和对骨结构和骨折的影响3个方面，对TDF对骨代谢的影响进行了综述。

1例65岁男性患者肺腺癌Ⅳa期患者既往有镜下血尿10余年，尿潜血波动在（+~++）。因肿瘤靶点基因检测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L858R突变（+），接受吉非替尼250-mg口服、1次/d治疗。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示血清白蛋白（ALB）37.2-g/L，血清肌酐（Scr）73-μmol/L，尿潜血（++）。治疗2 d后患者全身出现皮疹、大量泡沫尿、双下肢重度浮肿。2周后实验室检查示尿潜血（++++），尿蛋白（++++），ALB 28.3-g/L，Scr 111-μmol/L。Scr峰值达135-μmol/L，ALB最低21.5-g/L。考虑为吉非替尼所致的药疹和肾病综合征，停用吉非替尼，给予对症治疗。3 d后皮疹和水肿逐渐消退，抗肿瘤药物改用奥希替尼。肾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IgA肾病，考虑吉非替尼在原发性IgA肾病的基础上导致肾病综合征。17 d后患者皮疹完全消退，水肿明显好转。8个月后随访，ALB 37.9-g/L，Scr 130-μmol/L，尿蛋白（++），肾损伤仍未完全恢复。

目的 分析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的一般规律及特点，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至2021年8月上报的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回顾性分析涉及患者的性别、年龄、原患疾病、用药原因、合并用药，用药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信息，参考《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系统器官分类（SOC）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 共纳入3-036例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其中严重不良反应710例（23.39%），涉及的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免疫系统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和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主要症状为过敏性休克、类速发严重过敏反应、寒战、发热等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3-036例患者中1-543例痊愈，1-480例好转，3例未好转，2例有后遗症，2例死亡，6例结果不详。说明书以外不良反应涉及的SOC包括眼器官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代谢及营养类疾病和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等。　结论 琥珀酰明胶注射液ADR多与过敏反应有关，严重不良反应符合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特征，但可能存在说明书中未涉及的相关风险。

目的 观察择期喉科全麻手术患者在麻醉后恢复室（PACU）肌松药残余神经肌肉阻滞作用（RNMB）的发生情况，为提高喉科围手术期患者安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接受喉科手术的成年患者，根据使用肌松药种类将患者分为罗库溴铵组、米库氯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记录并分析不同组别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等］，手术时长、麻醉时长和在PACU停留时间，神经肌肉功能恢复情况（用TOFr表示），并记录患者在PACU言语和抬头能力，以及胃食管反流、误吸、呼吸困难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320例，男性188例（58.8%），女性132例（41.2%）；年龄（50±13）岁；手术时间（38.6±30.1）min；麻醉时间（57.2±32.8）min；PACU停留时间（34.6±11.4）min。罗库溴铵组、米库氯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患者分别为115、141和64例，3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ASA分级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米库氯铵组麻醉时长和手术时长均短于罗库溴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43.53±23.90）min 比（67.54±37.72）min和（68.84±29.34）min；（26.87±22.18）min比（47.16±34.83）min和（48.84±27.57）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3组患者在PACU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PACU即刻，320例患者中TOFr<0.9者272例（88.6%），其中TOFr<0.7者105例（32.8%）；离开PACU时，所有患者的TOFr均>0.9。除出PACU时点外，罗库溴铵组各时点TOFr均高于顺阿曲库铵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除入PACU即刻和出PACU 2个时点外，米库氯铵组TOFr均高于顺阿曲库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米库氯铵组入PACU即刻和入PACU 5-min时TOFr均低于罗库溴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入PACU时，320例患者中有79例（24.7%）血氧饱和度（SpO2）<0.95， 3组患者SpO2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其中顺阿曲库铵组SpO2<0.90者4例（6.25%），低氧血症发生率高于另外2组。3组患者入PACU时言语和抬头能力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6，P<0.001）。所有患者在PACU内均未发生反流、误吸、呼吸困难等不良事件。　结论 喉科手术患者术后进入PACU即刻RNMB发生率较高且严重，随时间延长TOFr逐渐升高，RNMB逐渐减退；使用顺阿曲库铵的患者术后RNMB发生率较高且程度较重。PACU内常规监测和神经肌肉监测有益于患者围手术期安全。

目的 了解我国皮肤科医师对梅毒患者接受苄星青霉素治疗前进行皮肤试验（皮试）的实施现状。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基本信息（问题1）、梅毒患者拟接受苄星青霉素治疗时皮试时间（问题2）、认为目前青霉素皮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问题3）等3个方面。依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心身皮肤病协作学组，以网络问卷方式展开调查，国内皮肤科医师自愿参与。调查时间为2021年7月2日至8月16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电子问卷366份，确认有效的为358份（回收率97.8%）。358位皮肤科医师来自全国20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的247个单位，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29家；人数居前3位的为北京市（148位，41.3%），云南省（42位，11.7%），河南省（25位，7.0%)。358位医师中，222位（62.0%）选择“每周注射苄星青霉素前均需皮试”，102位（28.5%）选择“连续注射者，7 d内再次注射时无需再次皮试”，33位（9.2%）选择“连续注射者，72-h内无需再次皮试”，1位（0.3%）选择“其他”并补充说明“在停药48-h后需再次皮试”。三级甲等医院有更高比例的医师（32.5%，64/197）选择“连续注射者，7 d内再次注射时无需再次皮试”。91位（25.4%）医师对问题3进行了回答，均认为目前的苄星青霉素皮试现状给临床治疗带来了困惑，部分医师给出了制定苄星青霉素皮试规范、增加对照试验等建议。　结论 国内对苄星青霉素治疗梅毒的皮试时间窗和操作无统一标准，阻碍了梅毒的规范化治疗，亟需制定苄星青霉素皮试的指导性文件。

1例68岁女性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患者术后接受免疫治疗（维迪西妥单抗120-mg+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第1天，14 d为1个周期）。首次用药后19 d，患者诉腰部肌肉酸痛，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079-U/L，CK-MB 33-U/L。暂停第2个周期免疫治疗，并予泼尼松20 mg口服、1次/d。5 d后，患者出现胸闷，实验室检查示CK 3-366-U/L，CK-MB 91-U/L，乳酸脱氢酶518-U/L，肌红蛋白1-282-μg/L，高敏肌钙蛋白T 0.068-μg/L，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148-ng/L。结合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考虑为维迪西妥单抗和特瑞普利单抗联用所致心肌炎，将泼尼松换为甲泼尼龙160-mg静脉滴注、1次/d。患者上述实验室检查指标逐渐下降，但心电图检查示异位心律，给予胺碘酮等治疗。甲泼尼龙静脉滴注11 d后，改为甲泼尼龙片20 mg口服、1次/d(逐渐减量并停用)。停用激素后4 d复查，患者实验室指标和心电图未见异常。

目的 探索脉搏波记录在镇静催眠药临床试验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于2022年4月11日至6月11日公开招募的男性健康受试者。基于药代动力学参数分析装置，计算单用药和联合用药后咪达唑仑的药代动力学参数。记录试验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健康受试者在未用药、单用咪达唑仑、咪达唑仑联用伊曲康唑3种状态下，分别佩戴脉搏波记录手表24-h，记录受试者心率和体动数据，对睡眠时间、睡眠深度和多梦易醒等药效学评价指标和精神状态、昼夜节律和生命活力等安全性评价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共纳入男性健康受试者12名，年龄（34±6）岁。单用咪达唑仑时受试者中位Tmax为0.5-h，Cmax为（19.10±5.35）μg/L，AUC0-t为（45.41±13.88）min·μg/L，AUC0-∞为（46.99±14.74）min·μg/L。联用伊曲康唑后，咪达唑仑的中位Tmax仍为0.5-h；Cmax为（61.05±19.0）μg/L，AUC0-t为（394.36±60.26）min·μg/L，AUC0-∞为（553.10±178.87）min·μg/L。咪达唑仑联用伊曲康唑与单用咪达唑仑AUC0-t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为735.24%~1 061.57%。12名受试者中有9名共发生26例次不良事件，均为轻度。脉搏波记录结果显示，未用药、单用咪达唑仑和咪达唑仑联合伊曲康唑受试者的睡眠时间［(5.40±1.35)、(6.50±1.85）和（8.05±0.8) h，P=0.001］、睡眠深度评分［(14.13±5.15)、(19.00±4.62）和（24.32±3.66）分，P=0.005］及生命活力评分［40.00(38.00, 41.00)、36.50(35.25, 38.75）和32.50(30.00, 36.00）分，P<0.001］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脉搏波记录针对镇静催眠药临床试验的药效学和安全性可进行实时、客观、定量评估。

目的 观察穴位按摩联合耳穴压豆治疗对结肠镜检查患者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的缓解效果，分析该治疗对患者服药依从性和肠道清洁度的影响。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对象选自拟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纳入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50例）和对照组（5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结肠镜检查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穴位按摩联合耳穴压豆治疗。比较2组患者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发生率、服药依从性（8条目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评分）及肠道清洁度（波士顿肠道准备量表评分）的差异。 结果 研究初期纳入100例患者，其中8例脱落，最终92例纳入分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6例）。试验组男性26例，女性20例；年龄（47±6）岁，范围35～56岁；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21例；年龄（46±6）岁，范围33～57岁。2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态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4%（14/46）比65.2%（30/46），χ²=11.152，P=0.001]。试验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11例、饱胀2例、腹痛1例；对照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17例、呕吐2例、饱胀5例、腹痛4例、肛门不适及皮疹各1例。试验组患者8条目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评分和波士顿肠道准备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8（7，8）分比6（6，6）分，χ²=-7.711，P<0.001；9（8，9）分比7（7，7）分，χ²=-6.721，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肠镜检查常规护理过程中加用穴位按摩联合耳穴压豆法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和肠道清洁度。

目的 探讨纳布啡对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后瘙痒/感觉异常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研究对象选自2022年4至5月在将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手术的患者，采用随机序列表法被随机分为纳布啡组和对照组。2组患者均采用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纳布啡组患者在手术结束前30-min给予静脉注射纳布啡0.2-mg/kg（0.1-ml/kg），对照组注射等容积的0.9%氯化钠注射液。分别于麻醉诱导前5-min和苏醒后5-min采集2组患者静脉血样本，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S-100钙结合蛋白β（S-100β）。主要研究指标为拔管后30-min瘙痒/感觉异常的发生率，次要研究指标包括呼之睁眼时间，拔管后30-min内最高瘙痒/感觉异常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及疼痛评分，术后24-h瘙痒/感觉异常发生率和患者对麻醉的满意度评分，以及术后血清炎性标志物水平。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98例，每组49例。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手术类型、手术时长、麻醉时长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纳布啡组患者拔管后30-min瘙痒/感觉异常发生率和瘙痒/感觉异常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4.5%（12/49）比61.2%（30/49），P<0.001；4（2，5）分比6（5，7）分，P=0.031］。术后24-h，纳布啡组患者麻醉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7，9）分比  6（3，7）分，P=0.042］。与对照组相比，术后纳布啡组患者血清IL-6较低［（329.5±105.5）ng/L比（398.5±102.6）ng/L，P=0.033）］，而TNF-α和S-100β水平2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纳布啡可显著降低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后瘙痒/感觉异常的发生率，提高患者麻醉满意度，其机制可能与纳布啡抑制炎症反应有关。

目的 探讨依非韦伦（EFV）在药物临床试验中致健康受试者皮疹的发生情况。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Ⅰ期临床研究中心2020年11月及2021年10月开展的2项以EFV为酶诱导剂的临床试验中，健康受试者EFV相关皮疹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研究文献，回顾文献中报道的EFV相关皮疹病例资料，并与本院2项临床试验中的数据汇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2项临床试验共纳入40例健康受试者，5例（12.5%）发生EFV相关皮疹。从服药至出现皮疹的时间平均为8 d；皮疹首发症状均为皮肤瘙痒，出现部位主要为四肢和背部，主要形态为斑丘疹，无伴随其他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异常。4例受试者退出试验，给予抗过敏及对症治疗5~7 d后皮疹消退；1例因皮疹较轻，给予炉甘石洗剂外用，继续参加试验，皮疹于17 d后（停用EFV 5 d）消退。检索到18篇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文献。汇总后，18篇文献及本院研究共包括健康受试者403例，19例发生皮疹，皮疹发生率为4.7%。按EFV日剂量，600-mg/d组皮疹的发生率高于<600-mg/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18/329）比1.4%（1/74），P=0.131］；按服药时间，单次给药组和连续给药组皮疹的发生率相近［4.1%（4/97）比4.9%（15/306），P=0.753］。　结论 皮疹是健康受试者服用依非韦伦后常见的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一般较轻，及时发现和处理均可恢复。

1例55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口服他克莫司（早2.5-mg、晚2-mg）6个月用以抗排斥反应，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维持在8.0~10.0-μg/L。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接受抗病毒治疗（奈玛特韦/利托那韦300 mg/100 mg口服、2次/d，共用药5 d），此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接受抗病毒治疗第2天，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升高至>40.0-μg/L，考虑为奈玛特韦/利托那韦与他克莫司相互作用所致，停用他克莫司，继续抗病毒治疗。停用他克莫司8 d且停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3 d后，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降至25.7-μg/L；减量服用他克莫司3 d，该药血药谷浓度为8.3-μg/L；按原剂量和频次恢复服用他克莫司13 d，该药血药谷浓度为9.2-μg/L。此后患者的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未再出现异常。

1例51岁女性患者行左足拇趾恶性黑色素瘤切除术后接受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1次/3周治疗。第6个周期用药后第18~21天，患者先后出现腿部、脸部肿胀；第6个周期用药第28天，实验室检查中示血清肌酐（Scr）186-μmol/L、肌酸激酶（CK）4-038-U/L、CK-MB 52-U/L、乳酸脱氢酶（LDH）1-034-U/L、丙氨酸转氨酶（ALT）20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69-U/L，尿常规提示尿潜血（++）。考虑为特瑞普利单抗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给予甲泼尼龙、人免疫球蛋白、补液及碱化尿液等治疗。15 d后，患者腿部、脸部肿胀缓解，实验室检查示CK 2-132-U/L、CK-MB 32-U/L、ALT 73-U/L、AST 47-U/L、Scr 70-μmol/L；22 d后，患者腿部及脸部肿胀基本消失，实验室检查示CK 1 804-U/L、CK-MB 33-U/L、ALT 66-U/L、AST 41-U/L。

目的 了解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使用肾上腺素的情况。　方法 对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2016年8月12日至2022年11月30日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严重过敏反应病例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有休克表现，将过敏反应患者分为休克组与无休克组。比较2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过敏反应累及器官系统和严重程度、肾上腺素使用情况和患者转归。对不同过敏反应表现时肾上腺素的应用情况，以及肾上腺素使用剂量和途径的合理性进行描述性分析及评价。　结果 共有132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62例（47.0%），女性70例（53.0%）；中位年龄53（1，87）岁；休克组20例（15.2%），无休克组112例（84.8%）。与无休克组患者相比，休克组累及心血管系统［100%（20/20）比17.9%（20/112）］、神经系统［60.0%（12/20）比28.6%（32/112）］、消化系统［40.0%（8/20）比15.2%（17/112）］和泌尿系统［15.0%（3/20）比1.8%（2/112）］者更多，而无休克组累及皮肤黏膜者较休克组更多［88.4%（99/112）比60.0%（12/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132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中仅有21例（15.9%）在救治中使用了肾上腺素。休克组肾上腺素使用率明显高于无休克组［50.0%（10/20）比9.8%（11/112），P<0.001］。21例使用肾上腺素的病例中，10例（47.6%）肾上腺素剂量过大，11例（52.4%）给药途径为指南不推荐的皮下注射。　结论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严重过敏反应紧急处理中肾上腺素应用比例较低，也存在剂量与给药途径不合理的情况。应提高医护人员对肾上腺素合理使用重要性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培训。

药品附条件批准是指具有突出治疗价值的临床急需药品在未完成完整临床试验的情况下，通过“先批准后验证”的形式加快批准上市。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先后实施药品附条件上市审批。2017年10月，我国开始批准药品附条件上市申请。本文对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药品附条件上市前条件和要求、上市后监测和监管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根据对比结果归纳并探讨了我国药品附条件审批制度可能的优化方向。

1例58岁女性患者因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ⅣB期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后3年余，先后给予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6个疗程、多柔比星脂质体+卡铂方案化疗6个疗程治疗。后续给予奥拉帕利300-mg口服、2次/d维持治疗，25 d后患者因出现Ⅱ度骨髓抑制，奥拉帕利减量至早150-mg、晚300-mg口服。13个月后患者出现全血细胞减少，血小板最低至2×109/L。立即停用奥拉帕利，给予输注悬浮红细胞、新鲜单采血小板，升白细胞、补铁及升血小板等治疗后效果不明显，骨髓流式细胞检测结果提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可能性大。停用奥拉帕利47 d后患者因腹盆腔大出血、失血性休克致循环衰竭死亡。

目的 评价海博麦布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与临床试验注册网站（截至2023年3月27日），收集海博麦布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为海博麦布单药或联合其他降血脂药，对照组为安慰剂或与试验组相同的其他降血脂药。有效性主要结局指标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变化率，安全性主要结局指标为总体不良事件（AE）、严重AE（SAE）、因AE终止试验、与研究药物相关AE的发生率，安全性次要结局指标为≥2项研究中报道的主要AE发生率。使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指标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指标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共4项，涉及1-488例患者，其中试验组952例，对照组53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治疗8~12周时试验组（海博麦布20-mg/d和10-mg/d联合或不联合阿托伐他汀10-mg/d）LDL-C降幅显著大于对照组（海博麦布20-mg/d：MD=-13.36%，95%CI：-15.28%~-11.44%，P<0.001；海博麦布10-mg/d：MD=-10.80%，95%CI：-14.90%~-6.71%，P<0.001）；治疗52周时海博麦布20-mg/d或10-mg/d联合阿托伐他汀10-mg/d组患者LDL-C较基线平均下降幅度均明显大于阿托伐他汀10-mg/d 单药治疗组的患者（-41.92%和-39.34%比-31.56%，均P<0.001）。试验组与对照组8~12周时的总体AE发生率［47.94%（338/705）比49.75%（202/406），RR=0.99，95%CI：0.87~1.12］、SAE发生率［2.64%（16/606）比2.79%（10/358），RR=1.19，95%CI：0.53~2.66］、因AE终止试验率［4.11%（29/705）比4.68%（19/406），RR=0.67，95%CI：0.17~2.65］和与研究药物相关AE发生率［12.38%（75/606）比11.45%（41/358），RR=0.87，95%CI：0.37~2.06］均相似（均P>0.05）。　结论 海博麦布可以有效降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LDL-C水平，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影响因素及其预测生物标志物。　方法 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至少1个周期恶性肿瘤成年患者的电子病历，对irAE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非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患者发生irAE的危险因素。对有预测意义的生物标志物，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irAE发生风险的折点。　结果 共纳入患者107例，男性81例（75.7%），女性26例（24.3%），年龄（61±15）岁，其中25例（23.4%）判定为替雷利珠单抗相关irAE，6例（5.6%）严重程度≥3级。25例患者共发生28例次irAE，包括甲状腺功能异常9例次、免疫相关性肠炎4例次、皮疹4例次、免疫相关性肺炎3例次、肾损伤3例次、肝损伤3例次、免疫相关性肌炎1例次、高血压1例次。替雷利珠单抗开始治疗至irAE发生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1，5）个。25例患者irAE经停药和/或糖皮质激素及对症治疗后均好转，无因irAE死亡病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高是保护因素[比值比（OR）=0.453，95%置信区间（CI）：0.279~0.735，P=0.001]，而基线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高是危险因素（OR=1.006，95%CI：1.002~1.011，P=0.008）。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NLR和PLR预测irAE发生的折点分别为1.58（敏感度为0.988，特异度为0.644）和159.40（敏感度为0.800，特异度为0.524）。　结论 替雷利珠单抗治疗成人恶性肿瘤的irAE发生率为23.4%，以甲状腺功能异常最为常见，免疫相关性肠炎、皮疹、肺炎、肾损伤和肝损伤也值得关注。基线NLR和PLR可能作为预测irAE发生的生物标志物。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自主研发新药和附条件批准药物逐年增多。因我国新药上市前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尤其是附条件批准制度）和上市后监测管理等方面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自主研发新药的安全性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好其上市后的安全性监测和研究。其中包括加强药物安全性监测工作，做好文献数据的系统性评价，通过高质量真实世界研究广泛收集药品安全性数据，对药物安全性报告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等，为患者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目的 探讨全身麻醉（全麻）下儿童腹部手术右美托咪定的最佳给药剂量。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象为2019年11月到2020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全麻腹部手术的患儿。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儿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0.4-μg、0.7-μg和1.0-μg 3个剂量组，在麻醉诱导前15-min分别按右美托咪定0.4-μg/kg、0.7-μg/kg和1.0-μg/kg剂量静脉泵注，其他麻醉方法相同。比较3组患儿手术期间心率和平均血压（MBP），麻醉苏醒后Ramsay镇静评分、镇静-躁动评分（SAS）、儿童疼痛行为量表评分（FLACC）和术后24-h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共有150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性77例（51.3%），女性73例（48.7%）；年龄（7±1）岁，体重（22.4±4.6）kg。手术治疗的疾病包括腹股沟疝81例（54.0%），鞘膜积液36例（24.0%），隐睾19例（12.7%），阑尾炎14例（9.3%）。150例患儿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0.4-μg组、0.7-μg组和1.0-μg组，每组50例患儿。3组患儿的性别、年龄、体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和分离焦虑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1.0-μg组较0.4-μg组术后苏醒时间［（12±3）min比（9±3）min］和拔管时间［（12±3）min比（9±3）min］均明显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0 μg组与0.7-μg组、0.7-μg组与0.4-μg组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手术期间0.7-μg组和1.0-μg组患儿的心率和MBP均明显低于0.4-μg组（均P<0.001）。0.7-μg组和1.0-μg组患儿麻醉苏醒即刻、离开复苏室即刻和术后1 h的Ramsay镇静评分均明显高于0.4-μg组，而SAS评分和FLACC评分均明显低于0.4-μg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0.7-μg组和1.0-μg组与0.4-μg组相比，术后躁动［12.0%（6/50）和8.0%（4/50）比30.0%（15/50）］及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22.0%（11/50）和16.0%（8/50）比44.0%（22/50）］均明显降低（均P<0.05）。　结论 儿童全麻下腹部手术麻醉诱导前给予右美托咪定0.7-μg/kg对麻醉苏醒影响较小，且镇静效果良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为最佳的给药剂量。

局部麻醉（局麻）药是一类能在用药局部可逆性地阻断感觉神经冲动发生与传导的药品，临床上广泛用于皮肤黏膜麻醉、周围神经阻滞麻醉、脊髓神经麻醉和治疗慢性疼痛等。局麻药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过敏反应、心脏毒性和神经毒性。局麻药的新剂型包括经皮给药剂型和缓控释剂型。经皮给药剂型的优点是实现表面局麻，避免肝脏首过效应，减少注射麻醉对患者局部的损伤和刺激，提高患者的耐受性；缓控释剂型可维持较长效的麻醉效果，避免因局麻药吸收过快产生血药浓度过高，从而减轻药物不良反应。

1例61岁男性前列腺癌、骨髓转移癌患者，经多种抗肿瘤方案效果不佳，予奥拉帕利治疗，病情稳定且耐受性良好。5个月后，患者出现低热、咳嗽、胸闷、气促症状，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计数0.85×109/L、嗜酸粒细胞0.08；胸部CT检查示双肺支气管炎伴左肺上叶舌段炎性改变。给予抗感染及扩张气管等药物治疗，症状缓解不明显；胸部CT复查示左肺炎性改变范围稍扩大、增多，双肺间质性炎性改变及机化性改变；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测提示嗜酸粒细胞增多。考虑可能为奥拉帕利引起的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肺炎，停用奥拉帕利并予甲泼尼龙40-mg静脉滴注、1次/d和抗感染治疗。患者未再发热，咳嗽减轻，胸闷、气促症状明显好转。1周后停用甲泼尼龙，但次日患者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加重。再次给予甲泼尼龙，患者未再发热，咳嗽、胸闷、气促症状均明显好转。7 d后胸部CT复查示肺部间质性炎性改变明显好转。

目的 观察甲泼尼龙（MP）联合环磷酰胺（CTX）对博来霉素（BLM）诱导的肺纤维化大鼠模型炎症和免疫细胞活性的影响。　方法 将健康6~8周龄SD大鼠40只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对照、BLM模型、BLM+MP和BLM+MP+CTX组，每组10只。采用气管内灌注BLM（一次性给予5-mg/kg）的方法制备肺纤维化大鼠模型，造模第7天开始每天予BLM+MP组尾静脉注射MP（3-mg/kg），BLM+MP+CTX组注射MP（3-mg/kg）+CTX（8-mg/kg），持续给药21 d。采用苏木精-伊红（HE）和Masson染色检测大鼠肺部炎症及纤维化程度；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数量及血液T细胞亚群。　结果 造模第7天，大鼠肺组织外部形态、HE及Masson染色结果显示BLM诱导肺纤维化模型制备成功。造模第28天，BLM组大鼠肺组织结构紊乱且有明显胶原沉积，BALF中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显著增多，血液T细胞、CD4+ 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s）占比下降，CD8+ T细胞占比增高，CD4+/CD8+ T细胞（CD4/CD8）比值降低（均P<0.05）。与BLM组相比，BLM+MP+CTX组大鼠肺纤维化程度得到明显改善，BALF中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显著减少，血液T细胞、CD4+ T细胞和Tregs细胞占比升高，CD8+ T细胞占比降低，CD4+/CD8+ T细胞（CD4/CD8）比值增高（均P<0.05）。BLM+MP+CTX组的改善情况优于BLM+M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P联合CTX可减轻肺纤维化大鼠的炎症反应程度，提高T细胞免疫活性。

奥希替尼（osimertinib）、阿美替尼（almonertinib）和伏美替尼（furmonertinib）等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EGFR基因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其心脏毒性不容忽视。目前发现的该类药物的心脏毒性以校正的QT间期延长为主，其次可见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和心力衰竭。这些心脏毒性症状可单独出现，也可同时发生。第三代EGFR-TKI心脏毒性的相关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抑制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信号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通路、hERG钾通道（即由hERG基因编码的钾离子通道）、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Nav1.5）和L型钙离子通道等相关。临床需谨慎应用第三代EGFR-TKI，提前识别心脏毒性高风险人群并做好治疗药物监测。

1例66岁男性患者为缓解疥疮导致的皮肤瘙痒，自行以狗舌草泡水间断饮用。近2年后出现腹胀、腹痛、纳差、尿黄症状。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158.2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73.5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96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31 U/L，胆碱酯酶1.40 kU/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7。上腹部磁共振检查显示符合肝窦阻塞综合征表现。排除其他病因后考虑其为狗舌草导致。予以保肝、利尿、营养支持、抗凝、降低门静脉压力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症状持续加重，间断出现肝性脑病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治疗67 d后，患者TBil 192.0 μmol/L，DBil 96.7 μmol/L，ALT 118 U/L，AST 193 U/L，胆碱酯酶0.72 kU/L。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出院5 d后患者死亡。

靶向治疗是目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重要手段之一，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具有疗效高、毒性低的特点，用于基因突变NSCLC患者的精准治疗。常见的基因突变包括编码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的基因。不同患者对TKI的反应存在差异，监测TKI血药浓度可以更好地预测临床结局（疗效/毒性），优化治疗策略。本文检索近10年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临床常用的EGFR-TKI和ALK-TKI血药谷浓度与疗效/毒性关系进行了综述。

目的 系统评价卡非佐米在真实世界中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4月），收集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真实世界研究文献。采用非随机研究方法学指标（MINORS）量表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提取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有效性指标包括总体缓解率（ORR）、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中位总生存期（OS），安全性指标包括不良事件（AE）发生率、因AE终止治疗率等。采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单组率meta分析，对主要AE的发生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12项研究，包括2-615例患者。12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ORR为75%［95%置信区间（CI）：68%~82%］，≥3级AE发生率为46%（95%CI：44%~49%），因AE终止治疗率为14%（95%CI：10%~19%），主要AE（发生率>5%）包括血小板减少、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感染、高血压、肝损伤和肾损伤等。　结论 真实世界中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疗效低于临床试验。治疗期间需关注感染、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肝脏和肾脏毒性的发生。

目的 基于《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病例报告数据集，探索语义信息检索（语义检索）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集由《药物不良反应杂志》1999至2022年发表的共计2-597篇病例报告的PDF文件构成。语义检索系统基于百度飞浆（PaddlePaddle）的深度学习框架搭建，代码用Python语言书写，文本编码模型为百度RocketQA模型。采用排名前k位文档的精确率（P@k）、召回率（R@k）、平均排序倒数（MRR）、平均精度均值（MAP）及精确率-召回率（P-R）曲线对语义检索的效果进行评价。本研究通过计算语义检索和关键词匹配检索的召回率，对2种方式的检索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预处理后题目字段作为待检索对象（item）的集合包含2-597个文档；去重整理后检索词（query）的集合包含药品名称1-388条，不良反应/事件1-118条。以药品名称和不良反应/事件为检索词进行语义检索的精确率分别为0.667~1和0.566~1，召回率分别为0.667~0.871和0.566~0.863；采用药品名称和不良反应/事件检索词进行语义检索结果中排名前1、3、5和10文档的P-R曲线显示，随着召回率的升高，排名前1、3的精确率下降趋势较缓，排名前5、10的精确率下降趋势明显。2类检索词的MRR分别为0.854和0.871，MAP分别为0.778和0.773。以不良反应/事件为检索词，语义检索的召回率高于关键词匹配检索；以药品名称为检索词，关键词匹配检索的召回率总体高于语义检索。　结论 基于百度飞浆深度学习框架搭建的语义检索系统对于《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病例报告数据集的检索性能良好。语义检索与关键词匹配检索相比，以不良反应/事件为检索词时语义检索的检索效果较好，以药品名称为检索词时关键词匹配检索效果较好。

目的 了解重症监护病房（ICU）局部枸橼酸抗凝（RCA）在肾脏替代治疗中的开展现状及ICU医师对RCA的认知情况。　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现况调查。研究者自行设计问卷（包括3个部分，共20个问题），主要了解接受调查者一般信息，对RCA的认知情况和所在ICU目前RCA实施的具体流程。问卷通过线上平台发放及回收，国内ICU临床医师自愿参与。调查时间为2022年4月15日至2022年4月30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630份电子问卷，确认有效的为616份（问卷有效率为97.8%）。616位医师来自全国21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和1个特别行政区的587个ICU，其中来自三级医院者530位，具有高级职称者302位。488个（83.1%，488/587）ICU开展了RCA（503位医师），ICU性质（综合、内科、外科、专科ICU）与是否开展RCA无明显相关性。ICU开展RCA的主要原因为出血风险小（96.4%，485/503），监测方便（62.2%，313/503）和指南推荐（62.0%，312/503）。99个（16.9%，99/587）ICU未开展RCA（113位医师），不开展的原因主要为医院无枸橼酸钠抗凝剂（58.4%，66/113），其次为无使用经验或方案、价格贵（各14.2%，16/113）等。所在ICU开展RCA的503位医师中，443位（88.1%）医师认为严重肝功能不全（Child分级B以上）是RCA禁忌证；分别有388位（77.1%）和377位（75.0%）医师认为代谢性碱中毒和低钙血症是RCA并发症； 273位医师执行每日规律监测总钙/离子钙比值；分别有276位（54.9%）和181位（36.1%）医师将血流速度设置在120~150-ml/min和151~180-ml/min；377位（74.9%）医师选择成品血液滤过基础液，252位（50.1%）医师稀释方式选择前稀释+后稀释；239位（47.6%）医师通过单独静脉通路补充碳酸氢钠注射液；400位（79.5%）医师选择枸橼酸钠剂量方案为每小时输注速度是每分钟血流速度的1.2~1.5倍。　结论 目前国内综合性ICU在肾脏替代治疗中普遍开展RCA，且相关临床医师对RCA的禁忌证和潜在并发症等已有一定的认识，但不同医院在实施RCA时所采用的方案各异，监测手段也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目的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HPLC-DAD）技术，建立助眠保健品中可能添加的舒必利、乙琥胺、拉莫三嗪、酒石酸唑吡坦、褪黑素、盐酸丁螺环酮、苯巴比妥、马来酸咪达唑仑、氟哌啶醇、卡马西平、苯妥英钠、奥沙西泮、硝西泮、阿普唑仑、氯硝西泮、艾司唑仑、盐酸氟哌噻吨、硫喷妥、盐酸硫利达嗪和地西泮等20种化学药物的检查方法。　方法 采用Agilent Zorbax C18色谱柱（250-mm×4.6-mm，5-μm），以乙腈-0.01 mol/L磷酸二氢铵水溶液（用磷酸调pH值至3.0）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流速0.8-ml/min，柱温25-℃，检测波长为220和280-nm。从专属性、系统适应性、线性关系、检测限、定量限、回收率、精密度、稳定性和重复性等方面对HPLC-DAD技术在检测20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中的作用进行评估。　结果 HPLC-DAD技术在20种化学药物成分的检测专属性好，在一定质量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r ≥0.999-8）；20种化学药物低、中、高3个浓度9次进样的平均回收率为98.68%~99.85%，峰面积变异度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为0.57%~1.16%；检测20种化学药物的精密度、重复性和稳定性良好，检测限为0.05~1.59-μg/ml，定量限为0.16~5.09-μg/ml。应用该方法对6种助眠保健品样品进行检测，其中1种检出硝西泮。　结论 该方法准确、简便、易于推广，可用于助眠类保健品中20种可能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