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药物警戒制度，对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进行监测、识别、评估和控制。”药物警戒贯穿从药物研发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其核心思想是防控用药风险，保障患者与公众安全。医疗机构是药品使用的主要场所，是药物警戒活动的关键参与方，其药物警戒体系构建是国家药物警戒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当前，正值我国药物警戒制度实施的起步阶段，为推动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国内药物警戒监测机构、相关学术团体、高等医药院校、杂志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共同发起，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集思广益，辨析药物不良反应/事件、用药安全和药物警戒等的重要理念以及前沿发展，编写了《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专家共识》，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的原则与方法，以期对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有所帮助。

1例67岁男性患者因肝癌术后复发给予信迪利单抗（200-mg静脉滴注、1次/3周）免疫治疗，疗效及耐受性良好。用药12次后患者胸腹部及四肢散发皮疹，色鲜红，伴瘙痒。口服氯雷他定及外用卤米松乳膏后，患者皮疹稍好转。继续应用信迪利单抗2次，患者皮疹未见明显扩散。继续使用信迪利单抗第3次后，患者突发全身大面积皮疹，迅速发展为水疱、溃疡，皮肤有渗血及渗液，伴瘙痒和疼痛。诊断为药疹，考虑可能为信迪利单抗诱发。停用该药，给予甲泼尼龙60-mg静脉滴注、1次/d，并予抗过敏、抗感染、保护黏膜、皮肤护理等治疗1周，患者皮疹病情反复；增加甲泼尼龙剂量治疗1周，患者病情未缓解且出现消化道出血。患者肝癌术后，伴低蛋白血症、肝功能不全，且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虽给予积极治疗措施，仍抢救无效死亡。

1例49岁男性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患者长期口服瑞格列奈3次/d，早1-mg、午2-mg、晚1-mg。因突发急性脑梗死加用氯吡格雷，用药第4天患者空腹血糖降至2.6-mmol/L。考虑为氯吡格雷与瑞格列奈相互作用致瑞格列奈血药浓度升高，从而造成患者出现严重低血糖，临床药师建议停用瑞格列奈，采用胰岛素治疗。医师将瑞格列奈减量为2次/d，早1-mg、午0.5-mg，3 d后患者空腹血糖波动在4.0~4.5-mmol/L。因患者有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可能增加低血糖风险，停用瑞格列奈，选用谷赖胰岛素3 U餐前皮下注射，并严密监测血糖。换用胰岛素治疗后患者空腹血糖波动在4.9~5.4-mmol/L。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1年收到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27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19-585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20年（255家）增长了7.84%，报告ME例数较2020年（15-849例）增长了23.57%。19-585例ME报告中A级错误278例（1.42%），B级16-221例（82.82%），C级2-442例（12.47%），D级410例（2.09%），E级95例（0.49%），F级133例（0.68%），G级1例（<0.01%），H级  4例（0.02%），I级1例（<0.01%）。B~I级ME涉及的19-307例患者中男性10-528例（54.53%），女性8-779例（45.47%）；年龄1 d~102岁，其中儿童（<18岁）2-236例（11.58%），青中年人（≥18~<60岁）9-794例（50.73%），老年人（≥60岁）7-277例（37.69%）。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患者234例，男性129例（55.13%），女性105例（44.87%）；年龄3个月~99岁，其中儿童45例（19.23%），青中年人88例（37.61%），老年人101例（43.16%）。因误服药物导致严重ME的16例患者中14例为儿童，与2020年相比，误服药物儿童例数增加了1倍（2020年为7例），而2012至2019年儿童误服药物的报告仅为3例。278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19-307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3-932例（72.16%），药师3-961例（20.52%），护士541例（2.8%），患者/家属412例（2.13%），其他人员461例（2.39%），医师和患者/家属引发ME占比已经连续4年逐渐升高（2018、2019和2020年医师分别为60.89%、65.46%和68.05%，患者/家属分别为1.06%、2.04%和2.08%）；发生场所在门诊者8-662例（44.87%），病房5-256例（27.22%），药房3-856例（19.97%），静脉用药调配中心977例（5.06%），护士站289例（1.50%），患者家中239例（1.24%），社区卫生站6例（0.03%），其他场所22例（0.11%），发生在门诊和患者家中的ME占比已经连续4年逐年升高（2018、2019和2020年发生在门诊者分别为37.32%、37.74%和43.24%，发生在患者家中者分别为0.41%、0.89%和1.02%）。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用量、品种和给药频次。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患者/家属和医师。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疲劳和培训不足。

完善的药物警戒数据库是开展药物警戒活动的核心支柱。目前美国、日本、欧洲、世界卫生组织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药物警戒数据库，在药物不良反应（ADR）监测、ADR信号挖掘和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上述4大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权限、可获取元素、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利用现状等方面进行概述，为临床开展药物警戒活动、完善我国药物警戒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1例出生3 d+16-h男性新生儿因重症感染接受美罗培南（0.136 g、1次/12-h）联合万古霉素（0.05 g、1次/12-h）静脉滴注。治疗前患儿血小板（PLT）116×109/L；治疗11-h后，PLT降至7×109/L；加用单采血小板静脉输注，3 d后PLT为32×109/L。临床药师参与查房时提醒关注万古霉素不良反应，及时监测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医师考虑血小板减少可能与重症感染有关，加用甲泼尼龙、人免疫球蛋白、冷沉淀凝血因子、单采血小板等。患儿PLT一过性升至121×109/L，此后患儿PLT持续降低。抗感染治疗8 d后，PLT降至30×109/L，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为27.0-mg/L。考虑血小板减少可能与万古霉素有关，药师建议暂时停用该药。停药5 d后，PLT为174×109/L。

1例45岁男性患者因2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应用卡格列净100-mg口服、1次/d。用药第4天出现轻微腹胀、乏力；第5天，患者恶心、浑身乏力，尿液呈深棕色，实验室检查：血清肌酐（Scr）136-μmol/L，血尿素氮（BUN）9.7-mmol/L，尿蛋白（+），尿潜血（++）。考虑为卡格列净引起的急性肾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阿卡波糖50-mg餐前口服、3次/d，海昆肾喜胶囊2粒口服、3次/d，金水宝胶囊3粒口服、3次/d。停用卡格列净2 d后患者恶心、乏力症状消失，尿液颜色正常。停药5 d后患者实验室检查：空腹血糖5.6-mmol/L，Scr 112-μmol/L，BUN 8.5-mmol/L，尿蛋白（-），尿潜血（-）。19 d后复查肾功能指标均在正常值范围，患者未再出现不适症状。

化疗所致周围神经病变（CIPN）通常表现为持续的疼痛及感觉异常，严重时可能出现振动感和关节位置感丧失、自主神经和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化疗药物诱发周围神经病变的机制之一。本文从5个方面综述了不同化疗药物导致的不同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包括如神经元线粒体形态异常、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激活及其相关钙失衡、线粒体生物能量学功能失调、氧化应激及轴突线粒体转运异常等。避免或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是预防或减轻CIPN的主要策略。

目的 挖掘艾多沙班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1年第2季度至2022年第1季度以艾多沙班为怀疑药物的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艾多沙班不良反应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ROR的95%CI下限>1和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对AE进行分类统计，选取AE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艾多沙班为怀疑药物的AE报告4-113例，涉及PT 996个。采用ROR法和PRR法进行计算，获得158个阳性PT信号，涉及AE报告1-898例。以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合并筛重后获得PT 89个，涉及AE报告1-468例。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依次为呼吸困难、贫血、房颤、黑便、心力衰竭；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血管发育异常、泌尿生殖道出血、心脏淀粉样变性、舞蹈病、缺血性脑梗死/强心药水平升高。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的PT有45个，其中急性肾损伤、肾功能损害、间质性肺疾病等报告数较多、信号较强。　结论 出血相关事件仍为使用艾多沙班期间需重点监测的药物AE；艾多沙班还可能导致肾损伤和间质性肺疾病，需重点关注。

1例75岁男性患者因肺部感染接受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4.5 g 静脉滴注、2次/d。首次用药15-min后，患者双侧上肢皮肤出现红色斑块伴瘙痒，同时出现胸闷、憋气，查体示心率110次/min，呼吸26次/min，血压196/118-mmHg（1mmHg=0.133kPa），血氧饱和度0.85。考虑为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所致速发型过敏反应。停用该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平喘等对症治疗；2 h后患者皮肤瘙痒程度减轻，红斑颜色变浅，胸闷、憋气症状缓解，查体示心率100次/min，血压150/90-mmHg，血氧饱和度0.90。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银屑病应用阿达木单抗，第1次80-mg皮下注射，2 d后患者出现全身弥漫性红斑伴瘙痒，因不除外银屑病活动期，继续给予阿达木单抗40-mg皮下注射、1次/周，共4次。患者皮肤红斑、瘙痒持续加重，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mg/d静脉滴注治疗1周，全身红斑、瘙痒较前略缓解，但停用糖皮质激素病情出现反复。尿常规+沉渣分析示尿潜血（+++），红细胞190/μl，尿蛋白（+）；血清肌酐80-μmol/L。肾脏和皮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分别提示IgA肾病和银屑病样皮炎。皮肤科医师会诊后考虑银屑病恶化所致红皮病。排除其他因素考虑阿达木单抗诱发IgA肾病及红皮病可能性大。给予甲氨蝶呤每周10-mg口服，卤米松软膏外用治疗，患者皮肤损伤逐渐改善。血尿、蛋白尿缓慢自行缓解。随诊1年，患者肾功能和尿常规持续正常，肾病和皮疹均未复发。

目的 了解围手术期患者利伐沙班相关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20日），收集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致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基本信息（国籍、性别、年龄、病史、利伐沙班使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干预和预后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致AE的病例报告42篇，涉及11个国家46例患者，男性25例（54.3%），女性21例（45.7%），年龄16~96岁；为预防术后静脉血栓形成，术前使用利伐沙班者34例；为预防术后发生心房纤颤、脑卒中或全身血栓形成，术后使用利伐沙班者7例；围手术期停用利伐沙班者4例；未说明使用利伐沙班原因者1例；21例患者有既往病史记录，主要为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22例患者有围手术期合并用药记录，主要为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镇痛药、心脑血管用药等；31例患者有AE发生时间记录，最早为用药后2 h，最晚为用药后2个月，多数在用药后1个月内；AE类型包括出血29例，肝损伤7例，过敏反应6例，肾损伤3例，血栓3例、血小板增高2例，血小板减少、肺栓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发作、视力丧失各1例。发生AE后，31例患者停用利伐沙班，换用其他抗凝药和对症治疗后好转，1例更换合并药物以及减少利伐沙班剂量后好转，2例未及时停药者发生新的过敏反应，2例恢复使用利伐沙班后好转，1例因消化道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9例患者预后情况不详。46例患者中18例存在用药错误，其中16例为用量错误，2例为配伍错误。　结论 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所致AE以出血最为常见，主要发生在用药后1个月内，停药并换用其他抗凝药及对症治疗后总体预后较好；用药错误是导致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相关AE的原因之一。

1例17岁男性患者因肾病综合征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第1次治疗（500-mg静脉滴注）时未出现明显不适，半年后给予第2次治疗（300-mg静脉滴注）时患者出现四肢乏力、双下肢不能抬起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血钾2.37-mmol/L。治疗前患者血钾4.16-mmol/L，其他实验室检查指标基本正常。考虑为利妥昔单抗导致的急性低钾血症。给予氯化钾口服治疗，第2天患者诉症状有所缓解，无力感消失，血钾3.06-mmol/L；第3天血钾4.34-mmol/L，共补钾3 d。停止补钾次日血钾4.70-mmol/L，患者四肢无力及不适症状消失。之后患者未再应用利妥昔单抗，亦未再出现低钾血症。

1例56岁男性鼻咽癌患者因行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后疾病进展，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卡培他滨+信迪利单抗）。第3次接受免疫治疗前，患者相关检查均未见异常；治疗第3天，患者出现咳嗽、气促等症状，胸部CT提示两肺炎性病变。痰培养、痰涂片、G试验、GM试验及自身抗体检查结果均为阴性，排除感染性肺炎和自身免疫性肺炎。卡培他滨呼吸系统常见不良反应为咽部不适，未见引起大面积肺炎的报道，因此考虑患者为信迪利单抗引起免疫相关性肺炎的可能性大。予甲泼尼龙静脉注射及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莫西沙星静脉滴注等治疗，病情稳定后甲泼尼龙逐渐减量，之后换为泼尼松口服治疗。服用泼尼松第10天，患者气促加重，胸部CT复查结果提示两肺炎性病变较前加重。再次给予甲泼尼龙静脉注射，病情未能好转。

1例78岁女性患者因淋巴瘤复发给予奥布替尼100-mg口服、1次/d，用药第2天患者粪潜血呈弱阳性，3 d后纤维蛋白原0.61-g/L，经冷沉淀凝血因子和冰冻血浆静脉滴注治疗后，纤维蛋白原略有恢复，患者未按医嘱规律服用奥布替尼，纤维蛋白原恢复至1.71-g/L。再次给予规律奥布替尼治疗，纤维蛋白原降至0.74-g/L，并出现双下肢内侧皮肤多处不规则瘀斑及出血点。停用奥布替尼，给予2次冷沉淀凝血因子10 U静脉滴注后，患者纤维蛋白原恢复至2.17-g/L。再次给予奥布替尼治疗后，纤维蛋白原降至0.94-g/L，再次间断输注冷沉淀凝血因子治疗3次，患者纤维蛋白原恢复至3.82-g/L。考虑患者纤维蛋白原降低为奥布替尼所致。

围手术期镇痛药的使用及管理全过程均存在风险，可由镇痛方式、患者个性化因素或用药错误等引起。为了减少围手术期镇痛药的使用风险，提高安全用药水平，合理用药国际网络中国中心组临床安全用药组、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社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安全用药工作组组织国内药学专家和麻醉学专家制定了本指导原则，从管理、药品和特殊人群3个方面阐述围手术期镇痛药的风险防范与管理措施。管理相关风险包括镇痛方案制定过程中的风险、信息/物品/药品传递风险、术中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的相关风险，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加强培训和完善信息化等途径进行防范。药品相关风险是药品的固有属性，镇痛药分为麻醉性镇痛药、解热镇痛药和镇痛辅助药等，可根据具体药物的风险点制定相应的防范策略。特殊人群包括老年人、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等有各自的生理学和药代动力学特点，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应对措施。通过对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全方位监测，可进行风险预测和制定规避方案，实施药学监护，从而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用药安全。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监测的所有医务人员。

1例73岁男性淋巴结转移性肉瘤样癌患者接受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 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治疗周期。第10个周期治疗后患者出现头晕、胸闷、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随机血糖99.1-mmol/L，血清肌酐（Scr）260-μmo/L，血钾5.8 mmo/L，血钠129-mmol/L，血渗透压368 mOsm/（kg·H2O），血气分析示pH 7.1，乳酸2.8-mmol/L。考虑为酮症酸中毒。给予补液、胰岛素降糖和补充电解质等治疗。5 d后患者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血钾4.4-mmol/L，血钠134-mmol/L，二氧化碳结合力17.0-mmol/L，空腹C肽 0.02-nmmol/L。7 d后实验室检查示空腹C肽0，餐后2 h C肽0，诊断为暴发性 1型糖尿病，考虑与替雷利珠单抗有关。19 d后患者空腹血糖5.8-mmol/L，餐后2 h血糖 19-mmol/L，Scr 102-μmol/L，血钠139-mmol/L，血氯108-mmol/L，血钾3.9-mmol/L。

1例52岁男性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接受信迪利单抗200-mg静脉滴注、第1天，安罗替尼胶囊12-mg口服、1次/d，服用14 d；21 d为1个周期。治疗第3个周期实验室检查示患者促甲状腺激素（TSH）0.08 mU/L，未予干预；治疗第5个周期，游离甲状腺素（FT4）11.45-pmol/L，TSH 8.19 mU/L，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予左甲状腺素钠片50-μg口服、1次/d，56 d后复查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第8个周期治疗第3天，患者出现口干、多饮、多尿、恶心、呕吐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血pH 7.02、β-羟丁酸6.740-mmol/L，随机血糖66.0-mmol/L，提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停用信迪利单抗及安罗替尼并予补液、胰岛素等治疗，11 d 后酮体转阴，空腹血糖5.8-mmol/L。约2周后实验室检查示糖化血红蛋白7.8%，空腹及早餐后 2 h血清C肽均<0.01-nmol/L，胰岛细胞抗体、胰岛素自身抗体、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及蛋白酪氨酸磷酸酶自身抗体均阴性，符合暴发性1型糖尿病（T1DM）特征。停用信迪利单抗及安罗替尼第32天晨，实验室检查示皮质醇50.7-n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2.73-pmol/L，提示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予糖皮质激素治疗。考虑患者为信迪利单抗致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APS）Ⅱ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暴发性T1DM，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糖皮质激素治疗9个月后复查，皮质醇8：00、16：00和24：00分别为16.6、79.4和17.2-nmol/L，ACTH 1.12-pmol/L。患者仍需接受替代性激素维持治疗。

目的 了解美罗培南相关中枢神经系统（CNS）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呼吸内科住院且应用过美罗培南患者的电子病历，从中筛选出用药后出现CNS症状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病历中提取的数据主要包括患者性别、年龄、感染性疾病、基础疾病、入院时肾功能［血清肌酐、内生肌酐清除率（Ccr）］、美罗培南应用情况（给药剂量、是否按Ccr调整剂量）、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主要临床表现等）以及不良反应的治疗和转归。计算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发生率，对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设定时段内使用过美罗培南的患者共636例，其中17例发生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7%。17例患者中，男性10例，女性7例；年龄74~94岁，中位年龄86岁；肺部感染13例（其中1例合并泌尿系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4例（其中2例合并Ⅱ型呼吸衰竭）；合并肾功能不全者14例（其中10例Ccr<50-ml/min），脑梗死后遗症5例。Ccr<50-ml/min的10例患者中有3例未按Ccr调整美罗培南剂量致剂量过大。17例患者出现CNS症状的时间为开始应用美罗培南后1~7 d，中位时间为3 d；12例主要表现为精神障碍（包括谵妄、躁动、亢奋、幻觉、精神错乱和睡眠颠倒等），5例表现为肢体或口舌抽搐。出现CNS症状后17例患者均停用美罗培南，其中5例给予对症治疗，1~7 d后CNS症状均缓解，中位缓解时间为3 d。　结论 美罗培南的CNS不良反应在高龄、肾功能不全、呼吸衰竭以及有CNS疾病史的患者中较常见，主要表现为精神障碍和抽搐，多发生在用药1周内，及时停用美罗培南，酌情给予对症治疗，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克立硼罗软膏（克立硼罗）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AD）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Medline、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维普网及中华医学期刊数据库（截至2022年3月），收集克立硼罗治疗儿童AD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队列研究。应用改良Jadad量表和NOS量表分别对RCT和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提取接受克立硼罗治疗患儿有效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数据，采用Stata 15软件进行单组率的meta分析。　结果 共8项研究（RCT和前瞻性队列研究各4项）纳入分析，接受克立硼罗治疗的患儿共1-855例（年龄3个月~17岁）。8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AD患儿应用克立硼罗治疗14~28 d的有效率为46%[95%置信区间(CI)：32%~61%]；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8%（95%CI：19%~38%）；因不良事件终止治疗的发生率为1%（95%CI：0~2%）。克立硼罗引发的不良事件多为局部皮肤反应，主要表现为用药局部疼痛、瘙痒、皮炎、感觉异常、局部感染等。报道用药部位疼痛的研究占7/8，用药部位疼痛发生率为17%（95%CI：11%~24%）。不良事件多为轻中度，大多可自行缓解。发生严重不良事件8例（0.4%），其中7例与治疗药物无关。　结论 克立硼罗治疗儿童轻中度AD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1例31岁妊娠女性停经23+1周时因先兆流产给予黄体酮软胶囊0.2 g阴道用、2次/d，那屈肝素钙注射液4-100 U皮下注射、1次/d。用药第16天，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76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411-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98-U/L，碱性磷酸酶（ALP）180-U/L，总胆汁酸（TBA）40.1-μmol/L。考虑为那屈肝素钙引起的肝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治疗。停用那屈肝素钙第21天，患者出现难免流产，经阴道分娩一死婴，实验室检查示ALT 83-U/L，AST 103-U/L，γ-GT 37-U/L，ALP 157-U/L，TBA 42.0-μmol/L。继续给予保肝治疗，停用那屈肝素钙35 d后，实验室检查示ALT 18-U/L，AST 15-U/L，γ-GT 33-U/L，ALP 156-U/L，TBA 6.2-μmol/L。

过敏性疾病严重影响着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2型辅助性T细胞（Th2）分泌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4和IL-13在其发病中起关键作用。度普利尤单抗通过识别IL-4和IL-13受体并与之结合，阻断IL-4和IL-13信号转导通路，抑制Th2型炎症反应，治疗过敏性疾病。目前该药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但批准的适应证不尽相同，主要包括特应性皮炎、中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和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等。此外，该药还可能对IgE介导的过敏反应和其他皮肤疾病有较好疗效。度普利尤单抗安全性良好，常见不良反应包括注射部位反应（注射部位疼痛、瘀斑及肿胀）、眼部疾病（结膜炎、角膜炎、眼部瘙痒和干眼）、口腔疱疹、头痛、其他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等。在我国，度普利尤单抗被批准用于6岁及以上患者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治疗，临床应用效果良好，未见明显安全性问题。

目的 探讨极重度替罗非班相关血小板减少症（TIT）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统计2015年3月至2021年9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使用替罗非班患者例数，收集用药后发生极重度TIT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病历中提取的数据包括患者性别、年龄、用药指征、合并症、替罗非班用药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使用替罗非班前后血小板计数（PLT）、出现血小板减少时间、PLT最低值出现时间、TIT临床表现、干预和转归等。　结果 设定时段内使用过替罗非班的住院患者共10-354例，其中20例（0.19%）发生极重度TIT。20例患者中男性16例，女性4例；年龄39~84岁，平均66岁，≥65岁者12例；用药指征为急性心肌梗死者8例，脑梗死5例，不稳定型心绞痛4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支架植入术后各1例；合并高血压病者13例，糖尿病4例，脑梗死3例，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力衰竭分级（NYHA）≥Ⅲ 级者3例；替罗非班用药途径为静脉持续泵入，用药时间1~48-h；联用药物包括阿司匹林肠溶片、氯吡格雷片、替格瑞洛片、肝素、低分子肝素、阿替普酶和纤溶酶；5例在用药1~6 h出现畏寒、寒战等症状，7例在用药1~7 d出现口腔黏膜出血、鼻出血、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静脉穿刺处瘀斑、柏油样便或便血等症状，10例无临床症状。使用替罗非班至出现血小板减少和PLT最低值［（1~18）×109/L）］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2（6，20）h和18（12，22）h，13例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与出现PLT最低值的时间一致。诊断极重度TIT后20例患者均停用替罗非班，给予糖皮质激素、人免疫球蛋白和/或输注血小板等治疗，18例在3~17 d（中位时间4 d）后PLT恢复至（100~258）×109/L；2例诊断后2、1 d分别出现柏油样便和便血，随后发生呼吸和心脏骤停并死亡。　结论 极重度TIT发生率低，起病急，可导致致命性出血事件，部分患者可无临床症状。停用替罗非班并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后预后一般较好，但应警惕继发出血事件导致的不良后果。

1例73岁男性患者因痛风性关节炎给予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60-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1次/d。第3次给药约一半时患者出现腹部隐痛，但未予重视。之后又出现呕吐（呕吐物带血）、黑便，伴上腹不适。考虑与使用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有关，停药观察。患者症状持续并加重，出现心慌、头晕、乏力、呕血、解鲜血便、晕厥等。血压58/33-mmHg（1-mmHg=0.133-kPa），血红蛋白92-g/L。胃镜及病理检查提示胃窦、胃角多发溃疡，慢性浅表性-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幽门螺杆菌（+）。诊断为消化性溃疡、出血性休克，给予去甲肾上腺素、生长抑素、艾司奥美拉唑及营养支持治疗，2周后患者逐渐痊愈，粪潜血阴性。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2年收到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31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22-868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21年（275家）增长了14.55%，报告ME例数较2021年（19-585例）增长了16.76%。22-868例ME报告中A级错误155例（0.68%），B级18-981例（83.00%），C级3-076例（13.45%），D级422例（1.85%），E级75例（0.33%），F级156例（0.68%），G级1例（<0.01%）， H级2例（0.01%），I级0例。B~I级ME涉及的22-713例患者中男性12-668例（55.77%），女性10-045例（44.23%）；年龄1 d~102岁，其中儿童（<18岁）2-453例（10.80%），青中年人（≥18~<60岁）11-374例（50.08%），老年人（≥60岁）8-886例（39.12%）。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234例患者，男性134例（57.27%），女性100例（42.73%）；年龄4 d~94岁，其中儿童37例（15.81%），青中年人83例（35.47%），老年人114例（48.72%），主要发生在给药环节［74.36%（174/234）］。155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22-713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7-102例（75.30%），药师4-072例（17.93%），护士764例（3.36%），患者/家属461例（2.03%），其他人员314例（1.38%）；医师引发ME占比已连续4年逐渐升高，但严重ME的引发人员主要为患者/家属［61.97%（145/234）］。发生场所在门诊者9-238例（40.67%）、病房7-183例（31.63%）、药房4-620例（20.34%）、静脉配置中心1-063例（4.68%）、护士站213例（0.94%）、患者家中321例（1.41%）、社区卫生站6例（0.03%）、其他69例（0.30%）；234例严重ME中129例（55.13%）发生场所是患者家中，发生在患者家中的ME和严重ME占比均已连续4年升高。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品种（4-285例次，18.40%）、用量（4-115例次，17.67%）和给药频次（2-808例次，12.06%）。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17-575例次，74.74%）、患者/家属（2-654 例次，11.29%）和医师（1-752 例次 7.45%）。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8-665例次，31.94%）、疲劳（4-249例次，15.66%）和培训不足（3-502例次，12.91%）。

了解和分析胰岛素用药错误（ME）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规范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2015年5月6日至2022年6月30日收到的胰岛素ME报告，对ME分级及涉及的药品、错误内容、引发和发现错误人员及引发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设定时间段内监测网收到我国26个省级行政区193家医院上报的胰岛素制剂ME报告2-215例，涉及患者2-215例；男性1-345例（60.72%），女性870例（39.28%）；年龄（52±4）岁，范围1~95岁；轻型ME 2-182例（98.51%），严重ME 33例（1.49%）；2-215例ME涉及8类29个品种的胰岛素和2-263例次错误内容，ME内容居前3位者依次为品种错误（40.70%，921例次）、相互作用/配伍错误（18.29%，414例次）和用量错误（9.06%，205例次）。2-215例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药师、患者/家属、护士和其他者分别占58.24%（1-290例）、28.26%（626例）、6.5%（144例）、5.60%（124例）和1.40%（31例）；2-215例ME中1-741例（78.60%）被发现并被拦截，发现人员中药师占75.70%（1-318例），患者及家属占14.01%（244例），护士占7.76%（135例），医师占2.53%（44例）。引发错误的因素共3-011例次，主要为知识欠缺（23.28%，701例次）、药名相似（19.36%，583例次）和疲劳（14.51%，437例次）等。　结论 胰岛素制剂相关ME的错误内容以品种、配伍和用量错误为主，主要引发人员为医师，发现并拦截错误者多为药师，引发错误的主要因素为知识欠缺、药名相似和疲劳。

1例37岁女性银屑病患者应用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300-mg皮下注射、1次/周，连续4周后改为300-mg皮下注射、1次/4周。75 d后出现腹痛、腹泻、发热。患者既往无肠道疾病，无炎症性肠病家族史，经肠镜检查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初发型、全结肠型、重度），考虑与司库奇尤单抗有关。给予糖皮质激素抗炎治疗，2 d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腹痛减轻；9 d后，患者仅夜间有腹部隐痛，无其他不适。

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是药物上市后药物警戒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该类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如对ADR信号的概念认识不清、信号检测研究的目的不明、信号来源局限、对检测数据未进行很好的处理、数据挖掘算法单一、数据选择的时间范围过短、未对信号检测中的偏倚进行处理和分析等。本文对这些常见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提升有所帮助。

单克隆抗体（单抗）药物属于蛋白质类药物，具有相对分子质量大、极性强和跨膜受限等特点，药物代谢动力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临床应用中存在治疗效果个体差异大、生物效应多样和治疗响应丢失等问题。影响单抗药物血药浓度的因素包括靶部位受体数量、抗药物抗体水平、药物间相互作用等。早期开展治疗药物监测有助于及时调整单抗药物给药剂量，提高疗效，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应积极开展药物临床监测，提高单抗药物合理用药水平和不良反应预警能力，减少对患者的伤害。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胃腺癌伴肝脏、胰腺及腹腔淋巴结转移，在完成奥沙利铂联合雷替曲赛化疗4个周期后，改用纳武利尤单抗联合替吉奥治疗。10 d后患者全身出现严重皮疹，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和替吉奥所致皮肤不良反应，停用2药，给予甲泼尼龙和抗过敏药物治疗。皮疹逐渐好转，糖皮质激素逐步减量至停药。但停药当日患者出现发热、寒战、严重呼吸衰竭，结合临床治疗情况、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影像学改变，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肺炎。给予甲泼尼龙、抗感染、经鼻高流量氧疗等治疗，4 d后患者喘憋症状较前明显好转，28 d后复查CT肺部炎症较前明显好转。

药物反应性代谢产物是导致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主要原因之一。某些药物进入体内后，可经肝脏代谢生成反应性代谢产物，耗竭谷胱甘肽，进而与体内蛋白或核酸等大分子结合，改变生物大分子功能，诱导细胞氧化应激和机体免疫反应，干扰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并产生肝毒性。反应性代谢产物介导的DILI可能不是某一种机制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综述了药物反应性代谢产物的产生过程、致肝损伤的机制和防治手段，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重要参考。

目的 了解国际上治疗药物监测（TDM）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方法 以“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or“drug monitoring”为检索词检索WOS数据库（截至2022年2月16日），收集并分析TDM研究类文献的年收录量、发文国家、作者、机构，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爆发引文检测，使用VOSviewer作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和研究热点。　结果 共纳入2-318篇文献，第1篇发表于1975年；美国是发文量第一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最为密切；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学者Roberts JA；共检测到10篇爆发引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 6个TDM相关聚类，近期国际研究热点包括炎症性肠病患者生物制剂TDM、危重症患者抗感染药物TDM、抗肿瘤药物TDM。　结论 可参照国际研究热点，开展更多药物的TDM（如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和伊马替尼等），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用药监护，提高药物治疗安全性。

目的 挖掘吡仑帕奈精神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的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FAERS），收集2012年第3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以吡仑帕奈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精神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标准化。从AE报告中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和精神AE结局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吡仑帕奈精神不良反应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且ROR值的95%置信区间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以吡仑帕奈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精神AE报告922例，所涉922例患者中男性439例（47.6%），女性441例（47.8%），性别不详42例（4.6%）；有年龄记载者676例，为（38±19）岁；有AE结局记载者807例，因AE导致住院/住院时间延长、需要紧急治疗、危及生命和死亡者分别为409例（44.4%）、316例（34.3%）、60例（6.5%）和22例（2.4%）。922例AE报告涉及1-580个PT，ROR法检测出阳性信号的PT为46个，其中AE报告数排在前5位的PT为攻击（286例）、易激惹（128例）、自杀意念（110例）、实施自杀行为（100例）和愤怒（77例），信号强度（ROR值）排在前5位的PT为抽搐后精神病（383.13）、精神分裂症样障碍（355.27）、杀人意念 （203.56）、分离性障碍（119.64）和妄想知觉（108.34），其中分离性障碍、抽搐后精神病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46个阳性信号PT中共14个（30.4%）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其他12个PT按信号强度（ROR值）由高至低依次为不当性行为（81.43）、多疑（65.20）、去抑制状态（32.72）、行为冲动（31.18）、人格改变（22.56）、行为异常（16.31）、社交回避行为（12.95）、躁动（6.15）、双相情感障碍（5.23）、情感易变（5.09）、梦魇（2.86）和恐惧（2.79）。　结论 精神不良反应是吡仑帕奈较常见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应引起临床重视。

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本身和/或其代谢产物或由于机体对药物的特异质性反应所导致的肝损伤。2019年以来，欧洲肝病学会、美国胃肠病学会及亚太肝脏研究学会陆续对以往发布的DILI相关指南进行了更新。本文以3个更新版指南为基础，结合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药物性肝损伤基层诊疗指南（2019年）》和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就DILI的诊断和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DILI的诊治提供帮助。

目的 了解我国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管理现状。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受调者）的基本信息、围手术期镇痛药管理、围手术期镇痛医疗行为和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等4个维度共55个问题（4个维度分别为8、10、22和15个问题）。通过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以微信发送问卷星链接形式发放调查问卷，麻醉医师、外科医师/护士和临床药师自愿参与调研，以无记名形式直接提交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8月1—31日。　结果 收到有效问卷204份，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45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43家（95.6%），二级医院2家（4.4%）。204位受调者中外科医师46人（22.5%），麻醉医师80人（39.2%），临床药师32人（15.7%），外科护士46人（22.5%）。受调者所在的45家医院中，35家（77.8%）建立了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定期沟通机制，22家（48.9%）有临床药师辅助临床科室医师的工作。204位受调者中每年接受1~2次镇痛药相关知识培训者占76.5%（156人）。60.3%的受调者（123/204）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过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不合理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药物选择［74.0%（91/123）］、用法用量［69.1%（85/123）］和药物相互作用［46.3%（57/123）］。37.3%的受调者（76/204）发现过镇痛泵不合理使用的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用法用量［69.7%（53/76）］、药物选择［67.1%（51/76）］和禁忌证［36.8%（28/76）］。受调者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的成绩≥120分（满分为150分）者仅占13.7%（28/204），53.9%（110/204）的受调者成绩<90分［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外科护士中<90分者占比分别为50.0%（23/46）、43.8%（35/80）、46.9%（15/32）和80.4%（37/46）］；15个问题中仅有4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50%。　结论 接受调查的医院多数已建立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相关机制，但仍存在围手术期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不合理的问题；约半数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和大多数外科护士对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程度较低。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患者应用含他克莫司（TAC）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早期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预警价值。　方法 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0日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且术后应用TAC+吗替麦考酚酯+甲泼尼龙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提取患者相关临床资料，根据服用TAC 1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将患者分为感染组和无感染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泌尿系感染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危险因素对泌尿系感染发生风险的预警价值。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56例，男性208例，女性48例；年龄34（29，42）岁，范围18~66岁；体重指数22.9（20.4，25.4）kg/m2，范围13.9~34.4-kg/m2；肾供体来源于亲属者163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者93例。256例患者中发生泌尿系感染者56例（无症状菌尿32例，有症状的泌尿系感染24例），发生率为21.9%。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原发疾病、合并疾病、肾供体来源、术后住院时间、留置导尿管及输尿管支架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合并其他感染、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感染组患者服用TAC第7、14、21天血药谷浓度均高于无感染组［9.7（8.4，13.5）μg/L比8.0（6.3，9.8）μg/L，P<0.001；9.4（7.6，11.0）μg/L比8.0（6.3，9.8）μg/L，P=0.002；9.2（7.6，11.1）μg/L比8.2（6.3，9.8）μg/L，P=0.00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服用TAC第7天血药谷浓度高（OR=1.815，95%CI：1.332~2.474，P<0.001）是肾移植术后患者早期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服药第7天TAC 血药谷浓度ROC曲线下面积为0.704（95%CI：0.626~0.782），截断值为8.35-μg/L（敏感度76.8%，特异度53.5%）。按截断值将患者分为2组，>8.35-μg/L组和≤8.35-μg/L组泌尿系感染发生率分别为31.4%（43/137）和20.6%（13/1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603，P<0.001）。　结论 服药第7天TAC血药谷浓度高是肾移植术后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其警戒值为8.35-μg/L，对肾移植术后早期泌尿系感染的发生有一定预警价值。

1例69岁男性抑郁症患者长期服用安非他酮联合米氮平治疗，因症状控制不佳，将治疗方案调整为度洛西汀（60-mg晨服）和米氮平（15-mg口服、1次/每晚）。治疗13 d后患者出现高热（41.0-℃）伴意识障碍，随后出现肌强直，呼吸困难，心率180次/min；血氧饱和度0.84；实验室检查示血清肌酐（Scr）609-μmol/L，肌酸激酶（CK）7-102-U/L，肌红蛋白（MYO）>3-000-μg/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8-U/L，总胆红素（TBil）33.7-μmol/L；心电监护示快速型心房颤动。排除感染等情况后考虑患者为度洛西汀引起的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征。立即停用度洛西汀和米氮平，给予气管插管、血液净化、改善水电解质平衡、保肝等支持治疗。停药第6天，患者体温38.2-℃，血氧饱和度0.96，肌张力改善，肌肉震颤消失。停药第16天，患者病情明显好转，体温正常，神志清楚，呼之可应，无肢体抽搐和肌肉震颤，肌张力正常，Scr 116-μmol/L，CK 250-U/L，MYO 148-μg/L，AST 38-U/L，TBil 21.4-μmol/L。

比较仿制贝伐珠单抗注射液WBP264与原研贝伐珠单抗注射液Avastin-在健康男性志愿者单次静脉给药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随机、双盲、单剂量、平行、对照的Ⅰ期临床试验。将公开招募的健康男性受试者随机分入试验组（静脉输注WBP264）与对照组（静脉输注Avastin-），给药剂量为3-mg/kg。给药前30-min内、给药开始后45-min、给药结束即刻、给药后2.5、3.5、5.5、9.5、13.5、24、48-h和第5、8、15、22、29、36、43、57、71、85和99天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药浓度，绘制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及其半对数图，计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包括从0时至最后一个浓度可准确测定的样品采集时间t的AUC（AUC0-t）和从0时至无限时间（∞）的AUC（AUC0-∞）］、血药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血浆消除半衰期、清除率和表观分布容积等药代动力学参数。试验组与对照组AUC0-t、AUC0-∞和Cmax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CI）介于0.80~1.25，表明 WBP264与Avastin-药代动力学相似。在给药观察期间及每次采血随访时，对受试者进行体格、生命体征、心电图、实验室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以及AE与试验药物相关性评价。给药前和给药后第8、15、29、43、71和99天进行抗药抗体及其中和抗体检测，评估药物的免疫原性。　结果 纳入试验的受试者为78例，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9例。试验组有2例退出试验（未给药和给药后因个人原因退出各1例），安全性分析集77例，药代动力学分析集76例。2组受试者年龄、身高、体重和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贝伐珠单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变化趋势相似，AUC0-t、AUC0-∞、Cmax的几何均值比值（90%CI）分别为1.04（0.98~1.10）、1.03（0.98~1.10）、1.09（1.03~1.14）。试验组与对照组受试者总体AE发生率［89.5%（34/38）比87.2%（34/39）］、与试验药物可能相关AE发生率［86.8%（33/38）比79.5%（31/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E严重程度仅试验组有1例为3级且经评估与药物无关，余为1~2级，以1级占绝大多数。试验组和对照组抗药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5%（4/38）比10.3%（4/39），P>0.05）。抗药抗体阳性者中和抗体检测均为阴性。　结论 WBP264与Avastin-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相似。

目的 采用快速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评价美罗培南治疗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方法 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6日），收集美罗培南和其他抗生素治疗感染性疾病有效性与安全性比较的meta分析和经济学研究，分别采用系统评价质量评估量表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报告标准对纳入的meta分析和经济学研究进行质量评价；meta分析的结局指标为疗效（临床治愈率、细菌清除率）和药物不良反应（ADR）发生率，效应指标为相对危险度（RR），比值比（OR）或风险差（RD）及其95%置信区间（CI）；经济学研究指标为增量成本-效果比和最小成本。对纳入本评估的研究结果进行定性描述。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meta分析共6篇，经济学研究共5篇，均为高质量研究。疗效：美罗培南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临床治愈率高于β-内酰胺类抗生素单药和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5.6%（956/1-720）比49.3%（888/1-798），OR=1.36，95%CI：1.18~1.56，P<0.01；58.3%（429/735）比54.1%（415/767），OR=1.24，95%CI：1.01~1.53，P=0.04］；美罗培南治疗腹腔感染的临床治愈率高于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甲硝唑、ceftolozane-tazobactam+甲硝唑和亚胺培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6.6%（581/671）比82.6%（571/691），RD=-0.04，95%CI：-0.08~0，P=0.03；87.8%（388/442）比 83.1%（374/450），RD=-0.05，95%CI： -0.10~0，P=0.04；90.8%（1-791/1-972）比87.6%（1-884/2-151），OR=1.52，95%CI：1. 23~1. 86，P<0.05］。美罗培南治疗腹腔感染的细菌清除率高于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甲硝唑和亚胺培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9.8%（491/547）比85.5%（430/503），RD=-0.04，95%CI：-0.08~0，P=0.04；87.0%（1-109/1-274）比82.3%（1-054/1-278），OR=1.45，95%CI：1.15~1.80，P<0.05］；美罗培南与ceftolozane-tazobactam+甲硝唑和β-内酰胺类抗生素治疗腹腔感染的细菌清除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安全性：美罗培南与β-内酰胺类抗生素单药、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和非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肺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济性评价：头孢他啶阿维巴坦、ceftolozane-tazobactam和亚胺培南治疗腹腔感染、肺炎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均较美罗培南有更好的成本-效果优势。　结论 美罗培南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腹腔感染有良好的疗效，安全性与其他抗生素无明显差异，但无经济性优势。

目的 探讨应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Paxlovid）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安全性。　方法 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2022年3月23日至5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并应用Paxlovid治疗的COVID-19成年患者病历资料，对Paxlovid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等）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比较有不良反应组和无不良反应组患者的临床特征。Paxlovid用法为奈玛特韦300-mg+利托那韦100-mg口服、1次/12-h，连续5 d。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364例，男性200例（54.9%），女性164例（45.1%），中位年龄60（19，92）岁。Paxlovid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2%（48/364），不良反应发生在开始服用Paxlovid后1~7 d。48例患者中，出现消化系统症状者37例（主要表现为腹泻17例、口苦14例等），神经系统症状7例（头晕5例，头痛2例），呼吸系统症状4例（咽痛3例，咽痒1例），肾损伤2例，血尿酸升高、肌痛和皮疹各1例，其中2例同时出现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症状，1例同时出现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1例同时出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33例（68.8%）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为1级，15例（31.2%）为2级，无≥3级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除1例因不能耐受2级消化系统症状（恶心+口苦）而停药外，其他患者均完成了5 d的治疗。有不良反应组和无不良反应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吸烟状况、基础疾病和COVID-19临床分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Paxlovid治疗COVID-19的安全性较好，主要不良反应为消化系统症状，以腹泻、口苦较为多见，症状多较轻微，患者耐受性较好。

美托洛尔和普罗帕酮是心血管疾病常用药物。2药均通过肝脏细胞色素P450（CYP）2D6代谢，但普罗帕酮不仅是CYP2D6底物，也是CYP2D6抑制剂，与美托洛尔联用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导致不良反应发生。这种相互作用也取决于CYP2D6基因型。对于CYP2D6基因表型为慢代谢型（PM）和中间代谢型（IM）的患者，美托洛尔和普罗帕酮联用时可因普罗帕酮对CYP2D6的抑制而导致美托洛尔血药浓度升高。因此，应尽量避免美托洛尔与普罗帕酮联用。对于需要2药联合治疗的患者，用药期间应注意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心电图变化，有条件者应检测CYP2D6基因型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药物剂量。

目的 了解和分析华法林用药错误（ME）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以避免或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ME报告，从中筛选出华法林ME报告，对ME的分级、错误内容、引发错误人员、发现错误人员和引发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设定时段内监测网共收到我国13个省市30家医院上报的ME报告59-987例，其中华法林ME报告149例（0.3%），涉及患者149例。149例患者中男性94例（63.1%），女性55例（36.9%）；年龄2~87岁；华法林用药指征为心房颤动者78例，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47例，深静脉血栓10例，肺栓塞10例，先天性心脏病4例；轻型ME 132例（88.6%），严重型17例（11.4%），其中1例死亡。华法林ME内容以用量错误居首位，占29.5%（44/149）；其次为给药频次错误，占26.2%（39/149）；再次为品种错误，占22.2%（33/149）。149例ME中，引发错误的人员为医师者102例（68.5%），药师25例（16.8%），患者/家属22例（14.8%）。医师引发的102例ME中，94例被药师或护士拦截，未被拦截的8例均为严重型ME［药物选择错误（未基于药物相互作用选择药物）7例，用量错误1例］；药师引发的25例ME中，24例被护士、医师或患者/家属拦截，未被拦截的1例为用量错误（严重型ME），经临床联合抗凝治疗，无血栓栓塞事件发生；患者/家属引发的22例ME中，14例被医师、护士或药师拦截，未被拦截的8例均为严重型ME（用量错误1例、给药频次错误2例、品种错误5例），其中用量错误1例死亡。共132例ME被及时发现而成功拦截，发现错误的人员中药师61例，占46.2%；护士53例，占40.1%；医师10例，占7.6%；患者/家属8例，占6.1%。引发错误的主要因素是知识欠缺，占57.1%（85/149）；其次是疲劳、看错、机器故障等占22.8%（34/149）；再次是技术不熟练，占 13.4%（20/149）。　结论 华法林ME内容以用量错误居首位，品种错误和药物选择错误引发的严重型ME较多。药师在发现和拦截华法林ME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欠缺是引发错误的首要因素。

1例64岁男性患者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接受下肢静脉+下腔静脉造影以进行影像学诊断。造影前后分别予那屈肝素钙（3 d）和肝素钠抗凝。手术第3天，凝血功能检查示纤维蛋白原（FIB）2.78-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26.4-s，加用阿加曲班1.5-μg/（kg·min）持续静脉泵入（22-h/d）和尿激酶60万U鞘管静脉泵入（时长2 h）。手术第4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0.1-g/L，APTT 94.7-s。考虑药物所致，停用尿激酶，将阿加曲班减量至1.0-μg/（kg·min），加用人纤维蛋白原。手术第5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0.49-g/L、APTT 51.2-s，停用阿加曲班。手术第8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1.30-g/L、APTT 31.8-s，给予新鲜冰冻血浆750-ml静脉滴注、2次/d。手术第11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2.40-g/L，APTT 28.3-s。

1例73岁女性患者因肺癌伴骨转移接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200-mg静脉滴注， 1次/21 d）。第6次治疗后第12天，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随机血糖53.6-mmol/L，血钾6.8-mmol/L；血气分析结果示pH 7.3，二氧化碳分压19.5-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15.6-mmHg，剩余碱-8.9-mmol/L，碳酸氢根9.5-mmol/L，乳酸2.5-mmol/L，阴离子间隙23.5-mmol/L；血酮体阳性。患者既往无糖尿病史，考虑为帕博利珠单抗所致暴发性1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停用帕博利珠单抗，给予补液、降糖、纠正酸中毒及对症治疗。7 d后患者症状部分好转。实验室检查示空腹血糖12.9-mmol/L，血钾4.5-mmol/L；血气分析结果示pH 7.5，碳酸氢根28.3-mmol/L，剩余碱+5.7-mmol/L；血酮体阴性。

目的 探讨度洛西汀相关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SIADH）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1例度洛西汀相关SIADH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PubMed和Embase数据库（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罹患疾病情况、度洛西汀应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SIADH发生情况及干预与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例，男性6例，女性21例；年龄38~92岁，中位年龄74岁；度洛西汀日剂量为20、30、40、60-mg和不详者者分别为5、9、1、10和2例，日剂量30-mg者中1例在一次性过量服用450-mg后发生SIADH。16例患者联用了有导致低钠血症风险或与度洛西汀有相互作用的药物，其中联用1、2、3、4种药物者分别为6、2、6、2例。开始服用度洛西汀至发生SIADH的时间除1例过量服用者为服药后1 h外，余26例为用药2 d~36个月，中位时间3 d，其中21例发生在7 d内。SIADH的主要临床表现包括神经系统症状（头痛、头晕、嗜睡等，20例）、消化系统症状（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15例）和全身症状（疲劳、肢体无力等，6例）等。诊断SIADH时27例患者血钠水平为98~132-mmol/L，中位数117-mmol/L。SIADH严重程度为1、3、4级者分别为1例（3.7%）、7例（25.9%）和19例（70.4%）。在诊断或怀疑为度洛西汀相关SIADH后，所有患者均停用度洛西汀、限制液体入量并给予补钠治疗，5例患者应用了呋塞米，血钠水平在2~15 d内恢复正常，中位恢复时间为5 d。　结论 度洛西汀相关SIADH多发生于开始用药后7 d内，程度多较严重。停用度洛西汀并限制液体入量、给予补钠治疗，视病情给予利尿剂，患者预后良好。

目的 挖掘布格替尼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7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以布格替尼为主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4.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布格替尼AE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ROR≥2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或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对得到的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为1-564例，涉及672个PT，采用ROR法和PRR法分析，获得52个阳性PT，涉及16个SOC。报告数排在前10位的PT为疲劳、腹泻、恶心、咳嗽、血肌酸磷酸激酶异常、呼吸困难、头痛、皮疹、呕吐和高血压，均为说明书中常见AE；信号强度排在前10位的PT是垂体梗死、放射性坏死、淀粉酶升高、食管静脉曲张、早饱、脂肪酶升高、血肌酸磷酸激酶异常、肺毒性、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和光敏反应，其中排在第1、2、4、5、8、10位的PT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见记载。肺炎和间质性肺疾病为布格替尼严重AE，报告数分别为31和8例。52个PT中共有28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涉及12个SOC。　结论 布格替尼的主要不良事件为腹泻、恶心、咳嗽、血肌酸磷酸激酶异常等，其严重AE如肺炎、间质性肺疾病均有报告，与药品说明书记载的常见不良反应一致。此外，布格替尼还可能导致垂体梗死、放射性坏死、肺毒性、光敏反应等，临床应予警惕。

1例44岁女性患者因宫颈癌使用多西他赛+卡铂化疗（化疗前1天、化疗第1和2天均给予地塞米松7.5-mg、2次/d），患者前3个疗程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第4次化疗前实验室检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和胸腹部CT检查均未见异常；第3和4天，患者轻微恶心，予甲氧氯普胺静脉注射后缓解；第5天，患者突发上腹部胀痛不适，伴恶心、呕吐，胸腹部CT检查提示腹腔大量积液，肾功能检查示血尿素10.29-mmol/L、血肌酐215-μmol/L。排除腹膜转移、急腹症、心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肿瘤腹膜转移等原因后，考虑为多西他赛导致的腹腔积液，进而诱发肾前性急性肾损伤。行腹腔穿刺术抽取腹腔积液并予糖皮质激素和利尿治疗。化疗第8天，患者肾功能恢复正常；第9天，患者腹胀、腹痛明显缓解；第11天，腹部超声检查未探及明显包块及液性暗区。之后患者接受中药治疗宫颈癌，每3~6个月门诊随诊。多次复查胸腹部CT、血常规及肝肾功能，均未见异常。

1例31岁女性患者因月经期双侧腰部持续性钝痛，自行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布洛芬）0.3 g，3 h后出现恶心呕吐，乏力，纳差等，实验室检查示血清肌酐173-μmol/L，肾小球滤过率33.0-ml/（min·1.73 m2），血尿素10.7-mmol/L，血尿酸428-μmol/L。考虑为布洛芬相关急性肾损伤。予微量注射泵静脉注射甲泼尼龙琥珀酸钠20-mg、1次/d和对症治疗。14 d后复查，血清肌酐89-μmol/L，肾小球滤过率84.1ml/（min·1.73 m2），血尿素8.0-mmol/L；21 d后，血清肌酐78-μmol/L，血尿素3.9-mmol/L，血尿酸313-μmol/L。

1例38岁女性甲状腺结节患者接受行气散结膏30 g口服、2次/d治疗，1个月为1个疗程，共用药4个疗程，2个疗程之间间隔14 d。末次疗程第29 天，患者出现纳差，皮肤、巩膜黄染和尿液颜色加深，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201-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262-U/L，总胆红素（TBil）257.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186.9-μmol/L，碱性磷酸酶（ALP）159-U/L。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重度），考虑与行气散结膏有关。停用该药，予保肝、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22 d后患者上述症状改善，实验室检查示ALT 209-U/L，AST 117-U/L，TBil 92.7-μmol/L，DBil 63.2-μmol/L，ALP 82-U/L。51 d后患者皮肤、巩膜黄染消退，尿液颜色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LT 37-U/L，AST 22-U/L，、TBil 30.3-μmol/L，DBil 14.7-μmol/L，ALP 58-U/L。

1例23岁健康男性作为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供体给予皮下注射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rhG-CSF）600-μg/d，共使用6 d。用药前患者的凝血标志物、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以及心电图检查等均未见异常。停用该药7 d后患者突发胸痛、大汗、呕吐，实验室检查示高敏心肌肌钙蛋白T 3-144-ng/L，肌酸激酶MB>300-μg/L，肌红蛋白505.6-μg/L，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1-138-ng/L，白细胞计数17.7×109/L，血小板计数（PLT）160×109/L。心电图检查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给予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并行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术后予抗凝、抗血小板、降脂等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出现脚趾疼痛、发热，PLT 382×109/L，经对症处理后症状逐渐缓解，但PLT 566×109/L。经血液科和风湿科医师会诊，结合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排除自身免疫和血液系统相关疾病，考虑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和血小板增多可能与使用rhG-CSF相关，未予特殊处理，PLT逐渐下降至275×109/L。7个月后随访患者PLT 235×109/L。

目的 探讨贝伐珠单抗（Bev）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及其特点。　方法 收集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在亳州市中医院呼吸内科接受Bev治疗的NSCLC患者病历资料，筛选出经Naranjo评分法判定为发生Bev相关不良反应者，从病历中提取相关信息，就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率、发生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等）及其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Bev用药方案为7.5-mg/kg静脉滴注、1次/21 d（1个周期）。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142例，接受Bev治疗1、2、3、4、5个周期者分别为17例（12.0%）、20例（14.1%）、51例（35.9%）、35例（24.6%）和19例（13.4%）。所有患者均联用了传统化疗药物，其中联合培美曲塞、培美曲塞+卡铂和培美曲塞+顺铂者分别为10例（7.0%）、41例（28.9%）和91例（64.1%）。142例患者中49例（34.5%）发生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分级为1、2、3、4级者分别为18、19、6、6例，≥3级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5%（12/142）。不良反应表现为血液系统损伤者12例（8.5%，1级4例，2级8例），高血压11例（7.7%，1级4例，2级3例，3、4级各2例），皮肤损伤8例（5.6%，2级5例，3级3例），出血事件6例（4.2%，1级3例，3级1例，4级2例），胃肠道反应6例（4.2%，1、2级各3例），蛋白尿3例（2.1%，均1级），肺动脉栓塞1例（0.7%，4级），胃穿孔1例（0.7%，4级），脱发1例（0.7%，1级）。发生1~2级不良反应的37例患者未停用Bev，其中25例给予对症治疗；发生≥3级不良反应的患者均停用Bev并给予对症治疗；所有患者均痊愈或好转。　结论 Bev治疗NSCLC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血液系统损伤、高血压、皮肤损伤、出血事件、胃肠道反应和蛋白尿，严重程度多为1~2级；偶见肺动脉栓塞、胃穿孔等严重不良反应。≥3级不良反应患者停用Bev并给予对症治疗，预后较好。

1例63岁男性前列腺癌患者接受比卡鲁胺（50-mg口服、1次/d）联合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10.8-mg 皮下注射、1次/3个月）治疗，27个月后将戈舍瑞林改为亮丙瑞林缓释微球（3.75-mg 皮下注射、1次/月）。治疗第32个月，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和体力下降；第36个月出现双下肢轻度水肿。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示左、右心房直径分别为48 和45-mm，左心室收缩和舒张末期直径及右心室直径分别为 49、57 和 28-mm，左心室射血分数28%，实验室检查示B型脑钠肽前体 4-533-ng/L。考虑为比卡鲁胺所致扩张型心肌病。停用比卡鲁胺，继续按原剂量皮下注射亮丙瑞林，并予美托洛尔、沙库巴曲缬沙坦和螺内酯。1个月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复查示左、右心房直径分别为40 和 44-mm；左心室收缩和舒张末期直径及右心室直径分别为44、53和29-mm，左心室射血分数36%，B型脑钠肽前体1-539-ng/L。

抗肿瘤药物暴露是一种潜在的健康威胁，若处置不当也会造成环境污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医疗安全问题。为提高接触抗肿瘤药物人员（医务人员、药物运输人员、患者及其照护人员等）的暴露防护意识，规范暴露防护操作，减少暴露风险和损伤，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护理分会、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制订了《抗肿瘤药物暴露防护管理指南》，并发表在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杂志2023年第1期。该指南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等国际方法学规范进行制订，围绕抗肿瘤药物在医疗机构的全流程管理，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临床问题并形成了14条推荐意见。本文就14条推荐意见进行解读，希望有助于推进该指南的实施。

1例67岁男性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伊立替康+奈达铂+替雷利珠单抗，21 d为1个周期)。治疗1周后患者咳嗽明显好转，无痰中带血。治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Ⅳ度骨髓抑制，暂停化疗和免疫治疗，改为放射性治疗（放疗）。第29次放疗后患者出现阵发性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丝，伴气促，无发热。血气分析示Ⅰ型呼吸衰竭；胸部CT检查示新增双肺网格状模糊影，以右肺为甚。停止放疗，重启化疗，患者咳嗽、咳痰等好转，但气促逐渐加重。患者间质性肺炎病变累及双肺而非局部性，排除放射性肺炎；病原学及影像学检查排除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免疫相关性肺炎合并感染。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丙种球蛋白和英夫利昔单抗抑制免疫反应，先后给予美罗培南、莫西沙星、伏立康唑抗感染，辅予吸氧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咳嗽、咳痰、气促逐渐消失，氧合指数改善，胸部CT复查示双肺间质性改变范围逐渐缩小。

1例64岁男性患者因头晕、便血行胃镜检查，结果示胃溃疡并出血，胃镜术后给予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当归补血口服液及对症支持治疗，患者逐渐好转，无呕血及黑便。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9.9-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4.6-μmol/L。4 d后加用瑞巴派特0.1 g口服、3次/d。次日晨患者出现酱油色尿，全身皮肤及巩膜黄染，总胆红素81.4-μmol/L，直接胆红素8.9-μmol/L，乳酸脱氢酶（LDH）1-448-U/L。考虑为溶血性黄疸，可能与瑞巴派特有关，停用该药，其余药物继续治疗，并给予碳酸氢钠1g口服、3次/d碱化尿液及补液等治疗。2 d后患者尿色较前变浅，全身皮肤黏膜及巩膜黄染消退，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43.1-μmol/L，直接胆红素11.2-μmol/L，LDH 842-U/L。

目的 分析质子泵抑制剂（PPI）用药错误（ME）发生情况和影响因素，为临床规范使用PPI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到的PPI相关ME报告，对ME涉及药品与分级、错误内容、引发和发现错误人员、引发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2020年监测网共收到我国21个省级行政区97家医院上报的593例PPI相关ME报告。593例患者中，男性358例（60.4%），女性235例（39.6%）；年龄1~99岁，平均 53.7岁；B级ME 418例（70.5%），C级167例（28.2%），D级7例（1.2%），E级1例（0.2%）；涉及6种PPI共649例次，其中奥美拉唑177例次（27.2%），雷贝拉唑143例次（22.0%），艾司奥美拉唑135例次（20.8%），泮托拉唑123例次（19.0%），兰索拉唑66例次（10.2%），艾普拉唑5例次（0.8%）。593例患者中，PPI用药指征为预防应激性黏膜损伤者303例（51.1%），胃食管反流病91例（15.3%），消化性溃疡64例（10.8%），上消化道出血25例（4.2%），幽门螺杆菌感染6例（1.0%），非甾体抗炎药相关性溃疡6例（1.0%）；无适应证者103例（17.4%）；5例(0.8%)患者同时存在2种适应证。593例ME报告涉及错误内容609例次，居前3位者依次为适应证错误（16.9%、103例次）、品种错误（16.3%、99例次）和给药频次错误（14.0%、85/609）。593例ME中，引发人员为医师、药师、护士、患者/家属和其他者分别占75.1%（445例）、20.7%（123例）、2.5%（15例）、0.7%（4例）和1.0%（6例）。593例ME中418例（70.5%）错误被及时发现并被拦截，发现错误的人员中药师占87.6%（366例），护士占8.1%（34例），患者/家属占4.3%（18例）。引发错误的因素共659例次，主要为知识欠缺/培训不足、疲劳、看似听似药品，分别占50.8%（335例次）、18.4%（121例次）和9.1%（60例次）。　结论 PPI相关ME的错误内容以适应证、品种和给药频次错误为主，主要引发人员为医师，多由药师发现并拦截。知识欠缺/培训不足是引发错误的主要因素。

目的 了解左乙拉西坦（LEV）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8月31日），收集LEV相关肝损伤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基本信息、LEV应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以及肝损伤发生、处置及转归情况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17例，男性9例，女性8例；年龄1个月~76岁，平均35岁；原发性癫痫7例，继发性癫痫10例，其中5例合并其他疾病。13例患者有用药剂量记录，均在说明书推荐范围内；13例存在联合用药情况。17例患者开始应用LEV至出现肝损伤的时间为数小时~5个月，其中≤2个月者14例；肝细胞损伤型7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肝损伤各1例，因缺乏相关数据无法确定肝损伤类型者8例。10例有临床症状记录，包括皮肤或巩膜黄染5例，发热4例，恶心、呕吐和胆汁尿各2例。14例患者停用LEV，其中4例未予其他干预，2~20 d后肝功能好转或恢复正常；10例换用其他抗癫痫药物和/或予对症治疗，9例肝功能好转或恢复正常（5例为5~37 d，4例无转归时间记录），1例行肝移植术后肝功能恢复正常，但再次应用LEV后肝损伤复现，再次停药后好转。2例未停用LEV，1例因肝衰竭和肝性脑病行肝移植术，预后不详；1例发生爆发性肝衰竭并死亡。1例无是否停用LEV记录，予人工肝支持治疗后肝功能恢复正常。　结论 LEV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用药2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类似，停药后肝功能多可好转或恢复正常。未停用LEV者预后较差，严重者可致肝衰竭甚至死亡。

1例50岁女性患者因糖尿病3次自行口服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二甲双胍）0.5 g、1次/d，用药后均因出现呕吐或伴腹泻自行停药，最后1次用药4 d，停药3 d后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和乏力。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42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66-U/L、碱性磷酸酶（ALP）276-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369-U/L、总胆红素（TBil）383.0-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269.9-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等原因后，考虑患者为二甲双胍导致的肝损伤。停用该药，给予异甘草酸镁和茵栀黄颗粒治疗。11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乏力程度减轻，实验室检查示ALT 225-U/L、AST 89-U/L、ALP 215-U/L、γ-GT 291-U/L、TBil 86.1-μmol/L、DBil 44.6-μmol/L。

1例62岁女性骨质疏松患者口服阿仑膦酸钠70-mg、1次/周（早餐前30-min饮足量水顿服，服用时及服用后均保持立位）。用药3次后出现吞咽时胸骨后刺痛，偶有反酸及上腹部隐痛。胃镜检查示食管距门齿20~37-cm处可见多发浅溃疡，表面覆黄白苔。考虑为食管炎，可能与阿仑膦酸钠有关。停用该药，给予抑酸、修复黏膜和适当补液治疗，并予全流食。2 d后胸骨后刺痛减轻；7 d后胸骨后刺痛较前明显减轻，反酸及上腹部隐痛消失；1个月后吞咽时胸骨后刺痛消失。

1例72岁男性患者因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自行口服秋水仙碱1-mg、1次/d，32 d后患者出现腹泻，因关节疼痛加重患者自行将秋水仙碱剂量加至1-mg口服、3次/d，加量后腹泻加重，并出现肌肉酸痛。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2.5×109/L，血小板计数76×109/L，丙氨酸转氨酶429-U/L，天冬氨酸转氨酶595-U/L，γ-谷氨酰转肽酶375-U/L，碱性磷酸酶265-U/L，肌酸激酶2-300-U/L，乳酸脱氢酶777-U/L，血肌酐299-μmol/L，尿潜血（+++），尿蛋白（++）；秋水仙碱血药浓度5.9-ng/ml，尿液浓度81.8-ng/ml，考虑为秋水仙碱中毒继发横纹肌溶解症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停用该药，2 d后腹泻好转，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及6次血浆置换和床旁持续肾脏替代治疗。停药23 d后患者肌肉酸痛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 5.6×109/L，血小板计数266×109/L，丙氨酸转氨酶40-U/L，天冬氨酸转氨酶19-U/L，γ-谷氨酰转肽酶135-U/L，碱性磷酸酶133-U/L，肌酸激酶66-U/L，血肌酐138-μmol/L，尿潜血阴性，尿蛋白弱阳性。

目的 比较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集采）头孢地尼分散片（达力先）与原研头孢地尼胶囊（全泽复）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门诊单次使用头孢地尼患者的性别、年龄、医保类型、感染类型、头孢地尼用药情况、是否合并使用其他抗菌药物，头孢地尼用药前后血常规、C反应蛋白和肝肾功能等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头孢地尼不良反应报告资料等信息。对集采中选头孢地尼组（集采组）和原研头孢地尼组（原研组）患者年龄、性别、医保类型、感染类型及是否合并使用其他抗菌药物等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比较2组患者药物临床应用情况，间接评价2种药物的疗效。通过比较2组患者用药前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C反应蛋白检测值，不良反应报告上报情况，用药前后肝肾功能，对2药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评价。　结果 共纳入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9-514例，集采组7-037例，原研组2-477例；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2组患者均为1-268例，其性别、年龄、感染类型、合并其他抗菌药物等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集采组头孢地尼日剂量、疗程及使用强度均低于原研组［(0.30±0.04) g比（0.35±0.12) g，P<0.001；8(4, 8) d比 10(8, 10) d，P<0.001；(3.96±1.70) g比（5.22±2.03) g，P<0.001］。集采组患者用药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C反应蛋白水平均低于用药前［11.2(8.7, 13.8）×109比7.2(5.5, 9.9)×109, P<0.001；80(74, 87）%比66(56, 73)%, P<0.001；23(10, 64）mg/L比13(6, 44) mg/L, P=0.032］。2组患者用药后均未见头孢地尼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用药前2组患者和用药后2组患者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血肌酐及尿素氮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原研组患者用药前后天冬氨酸转氨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18, 23）U/L比23(20, 29) U/L, P=0.040］，丙氨酸转氨酶、血肌酐及尿素氮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治疗前后肝肾检测值均在参考值范围。　结论 集采中选头孢地尼分散片（达力先）与原研药头孢地尼胶囊（全泽复）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未见明显差异。

免疫抑制剂可以用于治疗多种儿科疾病。但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不足，药品规格和剂型缺乏，因而超说明书用药现象较为普遍。儿童的病理生理状态和药物代谢特点与成人有明显不同，且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用药风险高于成人，需在免疫抑制不足和过度之间找到平衡。但婴幼儿喂药困难，儿童与青少年在缺乏监护人管理的情况下治疗依从性差，可能会导致疗效降低或治疗失败。应加强儿童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治疗药物监测，开展儿童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从多维度保障儿童应用免疫抑制剂的安全性。

合理应用镇痛药控制术后疼痛是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的重要措施。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采用多模式镇痛、预防性镇痛、加强围术期目标导向全程镇痛管理等方法控制术后疼痛。但术后镇痛方式和/或镇痛药不合理应用的现象仍普遍存在，部分患者对术后镇痛治疗的满意度不高。术前对患者进行镇痛方法和镇痛药使用相关知识教育、对临床相关科室医师加强术后疼痛治疗的继续教育、医院层面设立急性疼痛服务管理组，对提高术后镇痛满意度和合理应用镇痛药、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持续升高，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胰岛素治疗仍面临起始和强化治疗延迟的挑战，导致患者血糖控制不佳。胰岛素治疗中潜在的低血糖风险、血糖变异性和治疗依从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与既往常用的胰岛素制剂相比，新型胰岛素类似物制剂具有作用时间延长、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更稳定等特点，在临床应用中可提升胰岛素治疗的安全性，改善血糖变异性，提高患者治疗意愿和依从性，为糖尿病患者安全、便捷、稳定控制血糖提供了良好的治疗选择。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主导的口服抗凝药物（OAC）临床应用安全管理在降低住院患者用药错误（ME）中的作用。　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于2018年7月1日建立由心脏内科、心脏外科、神经内科、老年内科、骨科、呼吸内科和血管外科临床药师组成的抗凝药物安全应用工作小组，全面加强上述科室住院患者OAC处方环节ME干预。从干预前（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和干预后（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上述科室住院期间使用OAC治疗、年龄≥18岁的患者中，按照科室分层各抽取2%的患者作为干预前组和干预后组，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组患者的病历，就处方环节ME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干预前组和干预后组分别纳入患者296和325例， 2组患者性别、年龄、住院科室、抗凝适应证、OAC用药品种、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使用最多的OAC均为华法林，使用率分别为75.3%（223/296）和71.4%（232/325）；其次是利伐沙班，使用率分别为17.6%（52/296）和23.7%（77/325）。干预前组296例患者中72例（24.3%）的处方中存在75例次OAC相关ME，其中C、D、E和F级ME分别为30、39、5和1例次，严重ME（E和F级）发生率为2.0%（6/296）。干预后组325例患者中47例（14.5%）的处方中存在49例次OAC相关ME，其中C和D级ME分别为22和27例次，未发现严重ME。干预后组患者ME发生率和严重ME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干预前组（均P<0.05）。2组患者的OAC处方均检出4种类型的ME，即药物选择错误（均表现为未基于药物相互作用选择药物）、药物剂量错误、遗漏错误和给药频次错误。干预前组上述4种类型ME发生率分别为11.5%（34/296）、8.1%（24/296）、4.7%（14/296）和0.7%（2/296），干预后组分别为5.5%（18/325）、6.2%（20/325）、3.1%（10/325）和0.3%（1/325）。干预后组药物选择错误发生率明显低于干预前组［5.5%（18/325）比11.5%（34/296），χ2=7.143，P=0.008］。　结论 临床药师主导的OAC临床应用安全管理可以降低住院患者OAC处方环节ME，特别是严重ME和药物选择错误发生率，提高OAC应用的安全性。

目的 评价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应用非布司他或别嘌醇的心血管安全性，探讨亚洲和非亚洲患者心血管安全性的差异。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收集非布司他（试验组）与别嘌醇（对照组）治疗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心血管安全性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队列研究，结局指标包括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ADHF）、脑卒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冠状动脉（冠脉）血运重建、心血管病因和全因死亡的发生率。分别采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和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对纳入的RCT和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值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 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为9项，队列研究7项，共包括385-700例患者，试验组123-565例，对照组262-135例。质量评价结果显示，9项RCT中低风险偏倚和偏倚风险不确定者分别为4和5项；7项队列研究中高和中等质量者分别为2和5项。对RCT 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ADHF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7%（77/5-620）比2.21%（102/4-607），RR=0.74，95%CI：0.55~0.99，P=0.04］。对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亚洲试验组脑卒中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87%（519/59-559）比0.90%（810/89-836），RR=0.94，95%CI：0.75~1.17，P=0.58］；非亚洲试验组脑卒中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9%（377/25-306）比1.70%（1-305/76-864），RR=0.88，95%CI：0.78~0.98，P=0.02］；亚洲试验组心血管病因死亡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96%（473/49-373）比0.68%（335/49-368），RR=1.41，95%CI：1.23~1.62，P<0.01］。　结论 非布司他致ADHF的发生风险低于别嘌醇，致非亚洲患者脑卒中的发生风险低于别嘌醇，致亚洲患者心血管病因死亡的发生风险高于别嘌醇。

目的 了解利培酮相关横纹肌溶解症（RM）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2月），收集利培酮相关RM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疾病情况、用药情况、RM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症状和血清肌酸激酶（CK）水平等］及其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收集到患者16例，男性14例，女性2例；年龄13~76岁；原发疾病为精神分裂症者11例，精神运动性激越、强迫症、伴有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综合征、抑郁症状群和疑似精神病症状者各1例。16例患者中，单用利培酮者2例，联用其他药物者14例（联用其他抗精神病药、镇静药、抗抑郁药、他汀类、抗胆碱药、环孢素者分别为6、6、5、4、3、1例，联用1、2、3、4种药物者分别为3、7、1、3例）；利培酮用药途径为口服者13例，注射者1例，未描述者2例。13例口服利培酮患者有用药剂量描述，其中12例剂量符合说明书要求，1例常规剂量服用5年自行停药后出现严重幻觉顿服利培酮96-mg。除过量顿服利培酮者外，14例有RM发生时间描述，为使用利培酮的4 d~2年，其中10例发生在用药4~15 d。主要临床症状为肌肉疼痛（10例）、急性肝损伤（8例）、急性肾损伤（5例）、肌无力（4例）、发热（3例）、心动过速（3例）、急性筋膜间隙综合征（ACS，3例）。16例患者发生RM时CK水平为 4-587~928-961-U/L（中位数27-355-U/L），其中>15-000-U/L者10例（62.5%）。发生RM后，13例停用利培酮，2例继续服用，1例减量服用；8例给予水化治疗，3例给予血液透析治疗，1例给予器官支持治疗，3例发生ACS者行筋膜切开术。所有患者症状消失，CK水平恢复正常，12例患者描述具体时间，症状消失时间2~12个月，CK水平恢复时间7~56 d。　结论 利培酮相关RM多数发生在使用利培酮4~15 d内，且多与联用其他药物有关；CK水平多呈重度升高，可并发ACS。停用利培酮和/或给予对症治疗可恢复正常。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个例报告质量评价，获得准确、客观和科学的数据资料，关系到整个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是药品监管部门制定安全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国外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学的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主要纳入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荷兰和澳大利亚的3类不同评价方法（WHO质量评价方法、临床文档工具、ADR报告质量算法）。我国目前有2版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分别在2005和2012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附录中。不同的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条目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制定适合我国的科学评价方法，为ADR报告的质量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不同品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致胆管炎的风险。　方法 通过开放性OpenVigil数据平台，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1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西米普利单抗、阿维鲁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的药品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胆管炎风险信号挖掘，风险信号的检测阈值设定为AE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ROR及其95%CI下限值越大表示信号强度越大。比较不同品种ICI导致胆管炎的风险信号强度，并对ICI相关胆管炎患者的主要特点（性别、年龄、原发肿瘤类型、AE发生时间和结局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收集到ICI相关AE报告52-440例，其中胆管炎报告410例。检测出阳性风险信号的药物有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单药治疗和伊匹木单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其AE报告数分别为213、107、48、5和29（共402例），ROR（95%CI下限）分别为37.88（32.89）、26.07（21.46）、32.12（24.10）、13.63（5.65）和14.46（10.02），风险信号强度为纳武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伊匹木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有可用数据的报告中，男性多于女性（233例∶110例=2.1∶1），65岁及以上者占55.2%（222/402），非小细胞肺癌占48.0%（193/402）。ICI相关胆管炎可导致42.3%（170/402）的患者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40.0%（161/402）需要紧急治疗，2.0%（8/402）危及生命，15.7%（63/402）死亡。　结论 不同品种ICI致胆管炎风险不同，以纳武利尤单抗风险信号最强。胆管炎是ICI的严重AE，应引起临床关注。

目的 了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类天疱疮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15日），收集ICI致类天疱疮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性别、年龄、肿瘤类型、使用的ICI药物、类天疱疮潜伏期、主要症状、分布部位、活检及免疫检查情况、治疗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相关文献82篇，涉及患者103例，男性72例，女性31例，年龄30~90岁，其中≥60岁者82例（79.6%）；原发疾病为黑色素瘤者45例（43.7%），肺癌29例（28.2%）。103例患者共涉及6个品种的ICI，包括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47例，45.6%）、纳武利尤单抗（44例，42.7%）和特瑞普利单抗（4例，3.9%）；PD-L1抑制剂阿特珠单抗（3例，2.9%）、度伐利尤单抗（2例，1.9%）和CTLA-4抑制剂伊匹木单抗（3例，2.9%）。84例患者有开始应用ICI至发生类天疱疮的时间记录，帕博利珠单抗为3~850 d，纳武利尤单抗为21~790 d，特瑞普利单抗为70~728 d。103例患者中，类天疱疮类型为大疱性类天疱疮者88例（85.4%），黏膜类天疱疮8例（7.8%），非大疱性类天疱疮4例（3.9%），汗疱疹样型类天疱疮1例（1.0%）；临床表现为大疱、水疱样皮损98例（95.1%），皮疹51例（49.5%）和瘙痒48例（45.6%）等。94例患者有皮肤活检结果记录，78例（83.0%）病变部位可见嗜酸粒细胞浸润；92例（97.8%）进行了免疫学检查，其中63例（68.5%）为IgG沉积和C3沉积。53例患者有类天疱疮相关抗原抗体检测结果记录，检测抗原共35例，其中检测BP180者25例，24例阳性；同时检测BP180和BP230者8例，其中6例2项均阳性，2例BP180阳性而BP230阴性；检测BP-Ag2者2例，均阳性。经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和/或停用ICI等措施，103例患者中86例（83.5%）好转，6例未见好转；8例死亡，其中7例类天疱疮好转但死于其他病因，1例死因未报道；9例未报道结局。 结论 使用ICI类药物可致类天疱疮，老年人发生率高，潜伏期不一，最短3 d，最长可达2年以上；经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和/或停用ICI等措施，多数预后良好。

目的 评价神经外科围手术期患者使用丙戊酸钠预防癫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3至6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围手术期使用丙戊酸钠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基本信息、丙戊酸钠使用及合并用药情况、丙戊酸血药浓度（参考范围为50~100-mg/L）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分析丙戊酸钠首次静脉注射剂量和并用药物对患者丙戊酸血药浓度的影响以及丙戊酸钠预防癫痫的效果和安全性。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07例，男性48例，女性59例；年龄（54±13）岁；丙戊酸钠静脉给药中位总用量为5-600-mg（范围800~17-600-mg），静脉给药中位疗程为3 d（范围1~10 d），丙戊酸血药浓度为（53.5±19.6）mg/L；中位住院时间为16 d（范围6~49 d）。所有患者住院期间未出现癫痫发作。38.3%（41/107）的患者丙戊酸钠首次静脉注射剂量不足，其血药浓度及血药浓度达标率均明显低于首次静脉注射剂量适当的患者［（43±21）mg/L比（60±16）mg/L，P<0.001；22.0%（9/41）比78.5%（51/65），P<0.001］。6例患者丙戊酸钠与碳青霉烯类药物并用1 d，其中3例血药浓度未达标，但并用与未并用碳青霉烯类药物患者比较，丙戊酸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3±26）mg/L比（54±19）mg/L，P=0.187］。107例患者中有49例（45.8%）发生60例次不良反应，包括高氨血症33例（30.8%）、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升高12例（11.7%）、低纤维蛋白原血症3例（2.9%）、低钠血症6例（5.6%）、肝损伤4例（3.7%）、肾损伤和血小板减少各1例（0.9%）。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为1、3、4级者分别为39、9、1例，3级及以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3%（10/107）；10例严重不良反应患者中高氨血症脑病7例，肝损伤2例，高氨血症脑病+肝损伤1例。1例发生3级不良反应的患者因原发病（脑肿瘤伴卒中）死亡。　结论 神经外科围手术期使用丙戊酸钠预防癫痫总体上安全有效，存在血氨升高、肝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首次静脉注射剂量不足和并用碳青霉烯类药物可影响丙戊酸血药浓度，需引起注意。

目的 比较仿制与原研瑞戈非尼片的安全性。　方法 空腹状态下单剂给药的健康男性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空腹试验）和低脂餐后状态下单剂给药的健康男性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餐后试验）均为单中心、随机、开放、2周期、自身交叉设计的Ⅰ期临床试验。受试制剂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瑞戈非尼片，参比制剂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的瑞戈非尼片。2项试验中男性健康受试者均随机分为2组，每组均服药2个周期，但服用受试制剂（T）和参比制剂（R）的顺序不同，分别为T-R和R-T组。受试者分别在试验第1、13天空腹或低脂餐后服用受试或参比制剂1片（40-mg）。服药后定期行生命体征、心电图、全身体检和血尿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等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的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　结果 空腹试验纳入受试者64例，T-R组和R-T组各32例，受试和参比制剂各获得61和57例受试者的安全性数据；餐后试验纳入受试者76例，T-R组和R-T组各38例，受试和参比制剂各获得74例受试者的安全性数据。空腹试验和餐后试验中，服用受试制剂者AE发生率与服用参比制剂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1.0%（25/61）比31.6%（18/57），χ2=1.125，P=0.289；56.8%（42/74）比45.9%（34/74），χ2=0.183，P=0.188］。2项试验中共发生230例次AE，其中1级228例次（99.1%，受试制剂131例次，参比制剂97例次），2级2例次（0.9%，受试制剂、参比制剂各1例次），无≥3级AE发生。2项试验中AE表现类型一致，最为常见者均为心动过缓，其次为心电图QT间期延长。心电图异常均为例行检查时发现，受试者无明显临床症状。　结论 仿制与原研瑞戈非尼片在空腹和餐后状态下单剂服用后的安全性一致。

目的 了解重症肌无力（MG）患者对MG慎用药物的知晓及应用情况。　方法 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专家和神经内科专家共同讨论，制定出MG慎用药物目录（含抗感染类、心血管类、镇静催眠类、他汀类、抗癫痫类、精神类、镇痛类、麻醉类、解痉类和其他10类50余种药物）。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MG患者进行慎用药物知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MG病程与分型、并存疾病、用药情况、对MG慎用药物的知晓和应用情况以及相关用药知识获取途径等。调查问卷于患者结束就诊后现场发放，自愿参加，当场作答和回收。根据是否知晓慎用药物将患者分为知晓组和不知晓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慎用药物知晓程度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发放问卷290份，回收290份。290例患者中男性165例，女性125例；MG病程为3周~360个月；临床分型为眼肌型者179例，非眼肌型111例；174例（60.0%）并存至少1种慢性疾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免疫系统疾病、焦虑/抑郁症等）；接受MG药物治疗者248例（85.5%）；在有知识获得途径的患者中，通过医护人员宣教、医院宣传栏/展板、网络和书籍获得用药知识者分别为191例（92.7%）、26例（12.6%）、22例（10.7%）和7例（3.4%）。64.8%（188/290）的患者对慎用药物一无所知。110例患者在确诊MG后应用过慎用药物，7例（6.4%）用药后出现MG病情加重或发生不良反应，其中4例为应用滴眼剂（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各2例）。未接受MG药物治疗和确诊MG时未获知用药注意事项是慎用药物知晓程度低的独立影响因素（OR=6.811，95%CI：2.252~20.593，P=0.001；OR=5.615，95%CI：3.223~9.785，P<0.001）。　结论 MG 患者对慎用药物的知晓程度较低，神经科医护人员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对MG患者进行慎用药物知识宣教。

目的 了解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8月31日），收集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来那度胺、泊马度胺相关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原发病、用药情况、肝损伤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肝功能状况、肝损伤分型等）以及处置和转归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8例，男性11例，女性7例；年龄36~93岁，平均60岁；原发病为多发性骨髓瘤者16例，浆细胞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各1例；应用沙利度胺者9例，来那度胺6例，泊马度胺3例；开始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时间为4~232 d，≤60 d者15例；肝细胞损伤型9例，胆汁淤积型7例，因缺少数据未判定分型2例。18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肝功能异常，主要为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16例）、总胆红素升高（14例）、碱性磷酸酶升高（12例）；15例有临床表现记录，主要为黄疸（13例）、乏力（7例）和恶心（4例）。诊断肝损伤后18例患者均停用沙利度胺或其类似物，其中4例予对症支持治疗；13例停药后7 ~28 d肝功能好转或恢复正常，5例死亡（2例死于肝衰竭，3例死于原发病或其他合并症）。　结论 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用药2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相似；停药后多数患者肝功能可好转或恢复正常，但少数可进展为肝衰竭致死亡。

1例44岁男性患者因癫痫长期给予丙戊酸钠片0.2 g口服、2次/d联合卡马西平0.1 g口服、2次/d；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长期口服雷贝拉唑钠肠溶片10-mg、1次/d。因疗效不佳抗癫痫药调整为丙戊酸钠缓释片0.5 g口服、2次/d联合左乙拉西坦0.25 g口服、2次/d，同时因抑郁状态给予帕罗西汀20-mg口服、1次/d。用药约3个月后，患者反复出现肢体抽搐，实验室检查示血钠128-mmol/L。给予口服及静脉补钠治疗16 d，但血钠水平始终低于130-mmol/L，考虑患者的低钠血症可能为药物引起。停用帕罗西汀，2 d后患者血钠140-mmol/L。

目的 了解审方系统对住院老年肾功能不全患者医嘱中药物剂量错误的预警情况。方法 回顾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审方软件对≥65岁老年慢性肾功能不全住院患者医嘱中药物剂量错误预警情况，分析错误预警的原因，评价正确预警中肾脏相关药物剂量错误所涉及的药物和错误类型，了解错误发生相关科室分布及医师对预警的接受程度。　结果 共511条≥65岁老年肾功能不全患者药物剂量有关预警的医嘱纳入分析。评价为预警错误的医嘱183条（35.8%），预警正确的328条（64.2%）。预警正确的医嘱共涉及25种药物，其中主要为抗菌药物［57.62%（189/328）］；其次为心血管系统药物［24.70%（81/328）］，其中最常见的是曲美他嗪片。正确预警中剂量过大315条（96.04%），剂量不足13条（3.96%）；剂量过大最常见的错误内容为“单次剂量过大，日剂量过大”（53.33%，168/315），其次为“频次过多，日剂量过大”（41.59%，131/315）；而剂量不足最常见的错误为“频次过少，日剂量不足”（9/13）。医师接受预警并修改的医嘱186条（56.7%），医师未接受预警的医嘱142条（43.3%）。外科医师对错误医嘱预警的接受率高于内科医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3.3%（96/131）比45.7%（90/197），P<0.001］。　结论 审方软件对肾脏相关药物剂量错误的预警作用明确。应进一步改善审方软件对肾脏相关药物剂量错误预警的准确性，提高临床医师的接受度，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1例63岁男性肝细胞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行信迪利单抗（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免疫治疗，治疗3个周期后，患者出现口齿不清、精神萎靡、嗜睡、体重减轻。实验室检查示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0.54-nmol/L，甲状腺素（T4）13.0-n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98.62 mU/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0.43-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0.25-pmol/L，皮质醇（Cor）（8:00）6.1-n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8:00）0.22-pmol/L，诊断为信迪利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4 d后，患者上述症状缓解，给予左甲状腺素口服，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左甲状腺素治疗11 d后，实验室检查结果提示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停用左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功能指标Cor（8:00）51.6-nmol/L，ACTH（8:00）0.22-pmol/L，继续口服醋酸泼尼松片5-mg、1次/d。随访8个月，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持续低下，未再启用信迪利单抗治疗。

国内外相关指南推荐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作为心房颤动和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抗凝治疗的一线药物。与华法林相比，DOAC剂量相对固定，药物相互作用有限，不需要治疗药物监测。但DOAC给抗凝治疗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用药安全挑战。药师应通过完善相应药学服务机制如协助医师确保DOAC处方适宜性、规范实验室监测流程、设置潜在药物相互作用预警以及加强抗凝药物转换和围术期抗凝治疗的管理等多种途径，为DOAC的安全使用保驾护航。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疫情时代，将DOAC纳入抗凝门诊的规范化管理是传统抗凝门诊工作的重要拓展，可降低患者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此外，临床药师人力和精力通常受限，DOAC相关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改善处方的适宜性和减少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 探讨心脏瓣膜手术后使用胺碘酮对华法林治疗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在治疗目标范围内的时间（TTR）、华法林日剂量和抗凝过度发生情况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9年11月至2021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抗凝门诊因心脏瓣膜手术而服用华法林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临床信息。根据患者是否合并胺碘酮治疗，将患者分为胺碘酮组和对照组，对2组患者在门诊随访90 d内TTR百分比、华法林稳定日剂量和INR>3的次数占比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407例患者纳入研究，胺碘酮组35例，男性15例，女性20例，中位年龄56（49，64）岁，20例（57.1%）合并心房颤动（房颤）；对照组372例，男性227例，女性145例，中位年龄55（48，63）岁，105例（28.2%）合并房颤。出院90 d内，与对照组比较，胺碘酮组TTR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7.6%（44.6%，70.6%）比67.3%（52.3%，82.3%），P=0.061］，但华法林稳定日剂量明显较低［2.25（1.72，2.78）mg比3.38（2.59，4.18）mg，P<0.001］。出院后1~14 d、15~90 d和整个随访期内INR>3的例次中位占比（范围）均高于对照组［0（0~0.3）比0（0~0.3），P=0.016；0.08（0~0.3）比0（0~1.0），P=0.002；0.06（0~0.85）比0（0~0.22），P=0.001］。　结论 心脏瓣膜手术后使用华法林治疗的患者合并胺碘酮后可明显增加患者抗凝过度的风险，需要下调华法林日剂量，才能达到较高的TTR，保持抗凝治疗的稳定性。

1例85岁男性患者因缺血性脑卒中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接受左甲状腺素钠（LT4）50 μg口服、1次/d替代治疗。次日实验室检查示血钾3.0 mmol/L，予氯化钾缓释片1 g口服、3次/d。6 d 后，患者诉轻微活动后心跳加快，实验室检查示血钾3.3 mmol/L，予门冬氨酸钾镁片1片口服、3次/d。补钾治疗8 d 后，患者血钾3.5 mmol/L，血压163/90 mmHg（1 mmHg= 0.133 kPa）。予氯沙坦钾片50 mg口服、1次/d降压治疗。临床药师问诊得知患者在遵医嘱服用LT4的同时，继续服用自备的LT4 75 μg、  1次/d。嘱患者立即停服自备药，并将LT4剂量调整至75 μg、1次/d。13 d 后，患者血钾恢复至4.0 mmol/L，未再诉活动后不适。

目的 探讨药物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RNS）患儿他克莫司（TAC）血药浓度及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观察性临床研究。研究基础上加用对象选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拟在糖皮质激素治疗基础上加用TAC（首次应用）的RNS患儿。患儿入组后均另行建立临床研究档案，详细记录TAC治疗6个月期间的各种临床情况。所有患儿在加用TAC第7天采集外周静脉血行TAC血药谷浓度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TAC剂量调整；住院期间择机采血进行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B1（ABCB1）、细胞色素P450（CYP）2C19、CYP3A4、CYP3A5和核受体亚家族1组I成员2（NR1I2）基因多态性检测。将完成6个月TAC治疗和随访的患儿，根据基因型检测结果分别分为野生型组、杂合突变型组和纯合突变型组，比较不同基因型组患儿初次TAC剂量调整血药谷浓度（C/D）；并分别分为突变基因携带组（杂合突变型+纯合突变型）和野生型组，比较各组患儿TAC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儿共39例，男性24例，女性15例；年龄3~13岁，中位年龄8岁。根据基因型分别分组进行TAC初次C/D比较的结果显示，CYP2C19纯合突变型（*2*2）组患儿初次TAC C/D明显高于野生型（*1*1）组［3.65（2.78，7.43）μg/L比1.53（1.27，3.33）μg/L，P=0.032），CYP3A5纯合突变型（*3*3）组患儿初次TAC C/D明显高于野生型（*1*1）组和杂合突变型（*1*3）组［3.68（3.05，5.14）μg/L比2.10（0.77，3.56）μg/L、1.74（1.47，3.25）μg/L，P=0.046，P=0.009），而CYP3A4、ABCB1和NR1I2基因不同基因型组之间TAC初次C/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AC治疗6个月期间，39例患儿中有7例发生不良反应（Naranjo因果关系评估“很可能”2例，“可能”5例），其中感染4例，皮疹、高血压脑病和抽搐各1例。ABCB1突变基因（CT、TT）携带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野生型（CC）组患儿［30.4%（7/23）比0（0/16），P=0.033］。　结论 CYP2C19和CYP3A5基因多态性对TAC血药浓度有明显影响，ABCB1基因多态性对TAC安全性有明显影响，临床应给予关注。

目的 评价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和β受体阻滞剂对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心脏毒性的预防作用。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linicalTrials.gov（截至2022年2月28日），收集接受含曲妥珠单抗方案治疗、无基础心脏疾病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应用ACEI/ARB或β受体阻滞剂预防曲妥珠单抗心脏毒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干预措施为应用ACEI、ARB或β受体阻滞剂，对照组应用安慰剂或不予干预。主要结局指标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变化情况，次要结局指标为心脏毒性事件发生率、曲妥珠单抗中断治疗发生率和血压变化情况。采用RevMan 5.4软件中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量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量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共4项RCT纳入分析，包括844例患者，试验组520例，对照组324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应用ACEI/ARB的试验组患者LVEF下降程度低于对照组（MD=1.37%，95%CI：0.49%~2.25%，P=0.002），收缩压下降平均值明显高于对照组（MD=-5.99-mmHg，95%CI：-9.15~-2.83-mmHg，P<0.001）；应用β受体阻滞剂的试验组患者因心脏毒性中断曲妥珠单抗治疗的风险低于对照组［14.4%（27/187）比26.6%（49/184），RR=0.55，95%CI：0.36~0.84，P=0.006］。应用ACEI/ARB或β受体阻滞剂的试验组患者其他结局指标包括心脏毒性事件发生风险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ACEI/ARB可能对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相关LVEF降低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ACEI/ARB及β受体阻滞剂均不能降低曲妥珠单抗相关心脏毒性事件的发生风险。

原研药专利到期后被仿制药替代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为进一步验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国产仿制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的仿制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涉及心脑血管、神经精神、慢性乙型肝炎、肿瘤等疾病治疗药品和麻醉剂等，纳入研究的患者超过11万例。真实世界研究产生的证据可与随机对照试验证据互相补充，但研究数据的多样性、研究设计的复杂性、对分析方法的高要求和对结果解释的不确定性，给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以及监管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促进真实世界数据使用的规范性和便捷性；强化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探索完善真实世界证据质量评价标准；加强数据安全意识，重视受试者隐私保护等，不断促进真实世界证据生产和使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目的 探讨药物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氯吡格雷疗效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7年至2019年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住院、接受阿司匹林（100-mg/d）及氯吡格雷（75-mg/d）标准化治疗且进行了氯吡格雷吸收/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检测的ACS患者病历资料和随访记录，根据患者治疗1年内是否出现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形成、脑梗死等血栓相关事件将患者分为血栓事件组及非血栓事件组，对比2组患者年龄、性别、烟酒嗜好、基础疾病、并用药物及氯吡格雷吸收/代谢相关等位基因等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氯吡格雷临床疗效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共有342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274例，女性68例，年龄（58±9）岁，78例（22.8%）发生血栓事件。血栓事件组与非血栓事件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史、并用钙离子通道拮抗剂占比、细胞色素P450（CYP）2C19*3、对氧磷酶-1基因Q192R及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蛋白B1基因C3435T均无明显差异（均P>0.05），但血栓事件组患者体重指数（BMI）、CYP2C19*2 GG型及CYP2C19*17 CT型患者的比例低于非血栓事件组（均P<0.05），并用质子泵抑制剂患者和CYP2C19*17 CC型患者的比例高于非血栓事件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BMI（OR=0.915，95%CI：0.847~0.989，P=0.026）、CYP2C19*2 GG型（OR=0，95%CI：0~0.008，P<0.001）及GA型（OR=0.028，95%CI：0.003~0.296，P=0.003）是氯吡格雷治疗后发生血栓事件的独立保护因素；CYP2C19*17 CC型（OR=2-856.665，95%CI：87.337~93-436.810，P<0.001）是氯吡格雷治疗后发生血栓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CYP2C19*2和CYP2C19*17突变是ACS患者氯吡格雷疗效和治疗后血栓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部分出现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患者预后良好，但有11%~17%的患者会发生慢性化，6%~10%可出现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或需要进行肝移植。2019年我国DILI发生率为23.8/10万人年，远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对DILI的研究不容忽视。本文对近年来DILI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DILI新型诊断标志物、DILI遗传易感性、特异质型DILI体内外模型、慢性DILI的诊断、DILI治疗方案、DILI预后模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导致肝损伤等，旨在为临床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例64岁副神经节瘤女性患者，使用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10-mg肌内注射预防化疗引起的呕吐，5-min后出现心悸、出汗、头痛、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血压升高至214/101-mmHg（1-mmHg=0.133-kPa），诊断为高血压危象，给予乌拉地尔25-mg静脉注射，并持续监测患者血压，约12-h后患者症状好转，血压逐渐恢复正常。说明书提示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患者禁用甲氧氯普胺。本例患者因使用该药发生高血压危象，延长了住院时间，属于F级用药错误。

目的 探讨阿兹夫定片治疗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22年8月18日至9月18日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住院并应用阿兹夫定片治疗的成年COVID-19患者临床资料，对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17例，男性68例（58.1%），女性49例（41.9%）；年龄18~  76岁，中位年龄44岁；服用阿兹夫定片前COVID-19病程为2~25 d，平均13 d；阿兹夫定片疗程为2~14 d，平均8 d。117例患者中10例（8.5%）在服用阿兹夫定片期间发生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反应5例（恶心2例、腹泻2例、腹胀1例），肝功能异常和头晕各2例，血清三酰甘油水平升高和乏力各1例；其中1例发生不良反应2例次，表现为头晕+腹胀。停用阿兹夫定片和/或对症治疗后均恢复正常。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为1级者7例，2级3例，无3级及以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所观察到的不良反应在药品说明书中均有记载，未发现新的不良反应。　结论 阿兹夫定片治疗普通型COVID-19安全性较好，患者耐受性较好；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和头晕。

1例77岁女性患者因牙龈脓肿予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冲洗脓腔。10-min后患者出现心慌、面色苍白，此后相继出现呼之不应、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无法扪及，无自主呼吸，瞳孔对光反射消失，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立即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多巴胺静脉滴注、肾上腺素静脉注射等抢救措施。约40-min后患者恢复窦性心律（141次/min），血压70/40-mmHg（1-mmHg=0.133-kPa），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予以补液、脏器保护、亚低温脑保护、预防癫痫、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虽予积极抢救，患者仍在6 d后因再次出现心脏停搏死亡。

目的 了解卡介苗膀胱灌注（BCG灌注）相关肉芽肿性肝炎（GH）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PubMed和Elsevier数据库（截至2021年12月），收集报道BCG灌注相关GH且GH经肝活检证实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基本情况，BCG灌注情况（剂量、次数、导管插入有无异常等），GH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主要症状、相关实验室检查和肝活检结果），其他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干预措施和转归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3例，均为男性；年龄34~80岁，中位年龄66岁；膀胱癌22例，肾盂肾癌1例；19例有发生GH前灌注次数记录，灌注1次者2例，最多者为16次；最近一次灌注导管插入时出现异常者10例，其中血尿7例，疼痛2例，1例插管困难。GH发生在最近一次BCG灌注后3 h~440 d（≤7 d者18例，10、14、21、180、440 d者各1例），中位时间为3 d。23例患者中，出现发热症状者21例，黄疸12例，肝肿大9例，乏力7例，厌食5例，体重减轻2例，盗汗1例；单独表现为GH者12例，伴发其他不良反应者11例。22例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碱性磷酸酶升高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各17例）。20例患者记录了牛型结核分枝杆菌鉴定/培养情况，7例阳性。肝活检结果显示，23例患者中非干酪性上皮样肉芽肿者10例，非干酪性肉芽肿7例，上皮样肉芽肿4例，仅记录肝肉芽肿2例。停止BCG灌注治疗并给予抗结核药物和/或糖皮质激素治疗后，22例患者好转，1例死于牛型结核分枝杆菌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结论 GH多发生于BCG灌注后1周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黄疸、肝肿大和肝功能异常，可伴发其他BCG灌注相关不良反应。肝活检可明确诊断。采用抗结核药物与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多数预后较好，但严重者可致死。

目的 系统评价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相关间质性肺疾病（ILD）的发生情况。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维普网等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30日），收集国内上市的8种EGFR-TKI（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阿法替尼、达可替尼、奥希替尼、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与化疗比较治疗NSCLC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干预措施为EGFR-TKI单药，对照组为化疗，结局指标包含ILD发生情况。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量为风险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共15项，其中吉非替尼相关研究6项，厄洛替尼5项，埃克替尼和阿法替尼各2项；试验组患者共2-318例，对照组1-97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总体ILD发生率高于对照组［1.47%（34/2-318）比0.51%（10/1-975），OR=2.44，P=0.004］，ILD相关死亡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35%（8/2-318）比0.05%（1/1-975），OR=3.29，P=0.07］。14项RCT对ILD严重程度进行了分级，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3级ILD发生率高于对照组［0.62%（13/2-089）比0.11%（2/1-864），OR=2.60，P=0.04］。吉非替尼试验组患者总体ILD发生率和≥3级ILD发生率均高于相应对照组［2.31%（27/1-167）比0.71%（8/1-123），OR=2.88，P=0.004；0.86%（7/1-167）比0.09%（1/1-123），OR=3.98，P=0.03］；厄洛替尼试验组和阿法替尼试验组患者ILD发生情况与相应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P>0.05）；埃克替尼试验组和相应对照组患者均无一例发生ILD。　结论 与化疗相比，NSCLC患者接受EGFR-TKI尤其是吉非替尼治疗发生ILD和较严重ILD的风险较大，临床应提高警惕，加强监测。

目的 了解糖尿病患者居家应用胰岛素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方法 组织全国多家医院药师以问卷方式对门诊和住院糖尿病患者居家使用胰岛素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胰岛素的应用情况、胰岛素注射行为、胰岛素治疗的依从性、血糖监测的依从性、胰岛素保存行为等情况，以及血糖控制达标率和低血糖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问卷共包含50个问题，对其中与胰岛素应用规范相关的21个问题计算其正确率，考察患者胰岛素应用行为对胰岛素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　结果 共有31家医院的临床药师参与了问卷发放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40份。240例患者中男性106例（44.2%），女性134例（55.8%）；年龄（58±15）岁；2型糖尿病210例（87.5%），1型糖尿病25例（10.4%），其他类型糖尿病5例（2.1%）；使用1种胰岛素治疗者151例（62.9%），2种胰岛素治疗者89例（37.1%），涉及胰岛素13个品种。97.9%（235/240）的患者存在至少1项胰岛素应用行为的错误或者不规范，75.0%（180/240）存在至少1个胰岛素用药依从性问题，70.4%（169/240）存在血糖监测依从性差问题，68.8%（165/240）存在至少1种胰岛素保存不规范的行为。血糖控制达标率仅13.8%（33/240），低血糖发生率为55.8%（134/240）。血糖控制达标组患者胰岛素应用行为答题的总正确率与治疗依从性答题的正确率明显高于血糖控制未达标组［71.4%（57.1%，81.0%）比61.9%（52.4%，71.4%），P=0.045；77.8%（55.6%，88.9%）比66.7%（55.6%，77.8%），P=0.023］，无低血糖组患者与低血糖组患者比较胰岛素应用行为及各项行为答题的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均P>0.05）。　结论 胰岛素种类繁多，药名相似，极易混淆，从而导致用药错误。患者胰岛素注射行为、治疗依从性和胰岛素保存行为不规范的发生率较高，可能影响血糖控制达标率。

1例51岁女性卵黄囊瘤患者行卵巢癌全面分期手术后接受BEP方案化疗，具体方案为博来霉素（30-mg肌内注射，第2、9、16天）+依托泊苷［100-mg/（m2·d）静脉滴注、第1~5天］+顺铂[20-mg/（m2·d）静脉滴注、第1~5天]，21 d为1个周期。术前及每个化疗周期前胸部CT均未发现肺部有间质性改变。治疗第4个周期第12天，患者出现咳嗽、咳痰，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0.63×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16×109/L，血红蛋白 82-g/L，血小板计数 42×109/L。胸部CT示两肺少许网格影。诊断为骨髓抑制（Ⅳ度），肺部感染。未行第4周期第3周博来霉素治疗。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血小板生成素、美罗培南、溴己新及输血、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后，骨髓抑制缓解，但咳嗽、咳痰症状加重，复查胸部CT示间质性肺炎。考虑与博来霉素有关，加用糖皮质激素、两性霉素B等，并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病情加重，于第4周期化疗后45 d发生呼吸衰竭并死亡。

目的 了解帕博利珠单抗（PEM）致老年晚期肺癌患者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8月至2022年7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PEM治疗（用法用量均为200-mg静脉滴注、1次/21 d，21 d为1个周期）的老年晚期肺癌患者。检索医院电子病历信息系统，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基本情况、肺癌病理类型、临床分期、是否联合化疗以及irAE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及预后等临床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5. 0版进行irAE分级。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00 例，其中22例（22%）发生irAE。22例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3例；年龄61~90岁；肺鳞状细胞癌15例，肺腺癌7例；临床分期为Ⅲ期者4例，Ⅳ期18例；PEM单药治疗者1例，联合化疗者21例。22例患者共发生irAE 28例次（发生1种irAE者19例，2、3、4种者各1例），其中皮肤irAE 10例次（1级3例次，2级3例次，3级4例次），免疫相关性肺炎8例次（1级1例次，2级7例次），内分泌系统 irAE 7例次（甲状腺功能减退1级1例次、2级3例次，1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1例次，1级血糖升高1例次，4级垂体炎1例次），免疫相关性肝炎2例次（1级1例次，3级1例次），免疫相关性心肌炎1例次（3级）。28例次irAE发生时间最短者为初始用药当日，最长为第17个周期用药后20 d，22例次发生在用药第1~8个周期之间。发生irAE后，5例患者停用PEM，多数接受激素和/或对症治疗，20例患者治愈或自愈，1例部分痊愈，1例未改善。　结论 老年晚期肺癌患者应用PEM后可发生皮肤、肺、内分泌系统、肝脏和心脏irAE，多在用药第1~8个周期之间出现，多为1和2级，停药并给予激素和/或对症处理，预后较好。

2022年世界患者安全日的主题是“用药安全”。用药安全已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不良影响也逐渐引起临床重视。常见的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有药源性癫痫、药源性锥体外系疾病、药源性脑病、药源性卒中、药源性视觉障碍、药源性脊髓损伤、药源性睡眠障碍、药源性认知功能障碍、药源性5-羟色胺综合征及药源性周围神经病等。引起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主要包括抗精神病药物、抗焦虑和抑郁类药物、抗惊厥药物、肿瘤化疗药物以及一些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如他汀类等。对疑似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处理原则包括（1）完善检查，明确诊断；（2）消除病因，停用或减量应用致病药物；（3）清除体内致病药物；（4）对症治疗，营养支持。

1例37岁女性因减肥口服奥利司他胶囊120-mg、3次/d，4周后出现乏力、纳差、恶心，6周后出现黄疸及尿量减少；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7-631-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6-295-U/L，总胆红素（TBil）46.0-μmol/L，血清肌酐（Scr）266-μmol/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73，考虑为奥利司他胶囊导致的急性肝、肾损伤。停用该药，给予保肝、降酶、补液、改善肾脏灌注等对症支持治疗，10 d后患者上述不适症状明显好转，实验室检查示ALT 181-U/L，AST 25-U/L，TBil 9.8-μmol/L，Scr 121-μmol/L，INR 0.9。3个月和1年后随访，患者肝、肾功能均正常。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研究设计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对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目标药物、目标ADR）、信号来源数据库、目标药物角色及对照药物、信号检测算法和偏倚控制等问题逐条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146篇（88.5%）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2013至2022年（2022年1~5月）分别发表4、3、2、7、8、11、20、29、55和26篇。6.7%（11/165）的文献研究目的不明确，80.6%（133/165）目标ADR选择为非针对性，国内数据库利用较少［9.7%（16/165）］，33.9%（56/165）未提及目标药物角色的选择范围，36.4%（60/165）仅采用单一算法进行信号检测，85.5%（141/165）未进行偏倚分析。　结论 国内已发表的ADR信号检测文献在研究设计方面存在研究目的和方向不明确、研究项目不全面等规范性欠佳问题。我国学者应在加强ADR信号检测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

2例患者（例1女，49岁；例2女，51岁）均因睡眠不佳自行口服安神补脑液10-ml、2次/d。2例患者均无合并用药。例1和例2分别在服用安神补脑液7和10 d后出现乏力、纳差，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分别为1-147、1-271、215-U/L和805、333、227-U/L。停用安神补脑液并予保肝治疗7 d后，2例患者乏力、纳差等症状得到改善，ALT、AST、ALP分别降至222、396、122-U/L 和85、23、129-U/L。例1再次服用安神补脑液，2 d后出现上腹部不适伴呕吐，ALT 409-U/L、AST-339-U/L；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治疗近4个月后，ALT 32-U/L、AST-22-U/L，ALP 89-U/L。例2未再服用该药，出院138天复查，ALT 39-U/L、AST 28-U/L、ALP 130-U/L。

1例25岁女性因减重自行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司美格鲁肽）0.5-mg，用药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未予重视；第2周再次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1-mg，恶心、呕吐等症状加重，继而出现胃痛、胃胀，不能缓解。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687-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09-U/L，碱性磷酸酶（ALP）167-U/L，总胆汁酸（TBA）178.8-μmol/L，总胆红素（TBil）106.3-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64.0-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42.3-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梗阻性黄疸，以及并用药物等原因后，考虑为司美格鲁肽引起的急性肝损伤，给予保肝治疗。因治疗效果不佳，给予人工肝治疗1次，其后继续予保肝治疗。治疗第17天，实验室检查示ALT 579-U/L，AST 583-U/L，ALP 180-U/L，TBA 231.8-μmol/L，TBil 344.8-μmol/L、DBil 233.8 μmol/L、IBil 111.0 μmol/L。治疗6个月余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LT 56-U/L，AST 33-U/L，ALP 99-U/L，TBA 2.7-μmol/L，TBil 10.5-μmol/L，DBil 3.2-μmol/L，IBil 7.3-μmol/L。

1例75岁男性患者因肺癌给予信迪利单抗注射液200-mg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治疗周期。第5个周期用药3 d后，患者出现下肢浮肿、全身皮肤黄染。实验室检查：丙氨酸转氨酶（ALT） 914-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622-U/L，碱性磷酸酶（ALP） 385-U/L，总胆红素（TBil）152.6-μmo1/L，直接胆红素（DBil）87.9-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64.7-μmol/L，总胆汁酸（TBA）25.8-μmol/L。经实验室与辅助检查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伤，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考虑与信迪利单抗有关。先后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复方甘草酸苷、腺苷蛋氨酸、多烯磷脂酰胆碱、异甘草酸镁及熊去氧胆酸等治疗，患者下肢浮肿、全身皮肤黄染症状逐渐消退。25 d后复查ALT 33-U/L，AST 33-U/L，ALP 92-U/L，TBil 18.2-μmol/L，DBil 5.2-μmol/L，IBil 13.0-μmol/L，TBA 7.4-μmol/L。

1例32岁男性患者因社区获得性肺炎给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6 g静脉滴注、1次/d。首次用药约30-min后，患者双手掌及双足底出现水疱样红色皮疹。考虑与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有关，停用该药，给予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5-mg静脉滴注。第2天，患者体温39.8-℃，皮疹及瘙痒症状加重，面部、胸背部、四肢出现散在红斑状皮疹，口腔、眼部、外阴部黏膜出现糜烂及溃疡，诊断为Stevens-Johnson综合征。给予甲泼尼龙、葡萄糖酸钙、更昔洛韦、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泮托拉唑等抗炎抗过敏治疗，并予黏膜修复、营养支持、皮肤护理等对症支持治疗。7 d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9 d后躯干部多处水疱样红色皮疹颜色变淡、塌陷；24 d后，患者双手、足底可见新生皮肤，胸背部皮疹消退，口腔、外阴黏膜愈合良好。

目的 挖掘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 2004 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孟鲁司特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患者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3.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提取患儿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患儿应用孟鲁司特钠的AE风险信号，将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5-179例，涉及1-295个PT，采用PRR法获得233个阳性PT。AE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攻击性行为、焦虑、自杀意念、异常行为、抑郁、愤怒、噩梦、失眠、大声哭泣和夜惊，除大声哭泣外，均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感觉超负荷、心率异常、离别焦虑障碍、孤独恐怖症、灰尘过敏、Miller-Fisher综合征、嗜酸性肉芽肿合并多血管炎、儿童人格障碍、夜惊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其中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233个阳性PT中共59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涉及10个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损伤、中毒和手术并发症，一般病症和给药部位情况，呼吸、胸腔和纵隔疾病。　结论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后的主要AE为攻击性行为、焦虑、抑郁、失眠、夜惊等，均为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等。

目的 探讨药学部利用企业微信为门诊癌痛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的效果。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30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收治的首次和/或既往接受癌痛相关药物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按是否使用企业微信接受门诊癌痛药学服务将患者分为常规药学服务管理组（常规组）和企业微信模式药学服务管理组（企业微信组）。记录2组患者处方达标情况，经过治疗后癌痛程度及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及总体健康等8个维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174例，常规组和企业微信组各87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经止痛治疗后处于无痛、轻度疼痛、中度疼痛和重度疼痛的患者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常规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13例，不达标率14.9%；企业微信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2例，不达标率2.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28, P<0.05）。实施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疼痛评分为无痛的患者数由19例增加到55例（63.2%），常规组由18例增加到41例（47.1%），企业微信组无痛者占比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55，P=0.033）。在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患者的生活质量8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使用企业微信进行药学服务可改善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提高药学服务质量，有一定的推广与利用价值。

目的 比较第三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标药品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维格列汀片（仿制药）与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维格列汀片（原研药）治疗2型糖尿病（T2D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江门市中心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门诊应用维格列汀片治疗的T2DM患者。利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门诊病历资料并提取相关临床数据。将患者分为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对入选患者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有效性评估指标为用药1年内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空腹血糖（FPG）的下降幅度，应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HbA1c和FPG下降幅度的影响因素；安全性评估指标为用药1年内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4家医院共收集到4-511例服用维格列汀片治疗的T2DM患者，仿制药组3-039例，原研药组1-472例。用药后2组患者HbA1c和FPG均较用药前下降，仿制药组患者HbA1c和FPG下降幅度与原研药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0.50（0.05，2.30）%比0.90（-0.10，1.70）%，Z=0.235，P=0.814；0.59（-0.40，2.20）mmol/L比1.00（-0.61，2.32）mmol/L，Z=0.421，P=0.674］。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治疗药物未影响HbA1c和FPG的下降幅度（P=0.627，P=0.478）。仿制药组患者用药1年内不良事件发生率和低血糖发生率与原研药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6‰（5/3-039）比2.7‰（4/1-472），P=0.721；0.7‰（2/3-039）比0.7‰（1/1-472），P=1.000］。　结论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仿制维格列汀片治疗T2D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与原研药基本一致。

1例49岁女性患者因慢性肾病合并高尿酸血症服用非布司他20-mg、1次/d，用药第9天出现面部潮热，随后头面部、躯干及双下肢逐渐出现紫红色斑丘疹，皮疹逐渐加重并遍及全身，累及眼睛、口腔及阴道黏膜，腰部可见表皮松解性水疱，表皮松解面积<10%。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2.1×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1.7×109/L，血红蛋白59-g/L，血小板计数97×109/L，C反应蛋白105.6-mg/L；血清肌酐 1-062-μmol/L，尿酸647-μmol/L，人类白细胞抗原B*5801等位基因检测阳性。考虑可能为非布司他所致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立即停用非布司他，给予保护性隔离护理，并予以甲泼尼龙、免疫球蛋白、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等治疗。治疗第16天，患者唇黏膜可见黑色痂皮形成，皮肤痂皮脱落30%。19 d后患者全身痂皮大部分脱落，可见新生皮肤。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C反应蛋白2.4-mg/L，血清肌酐582 μmol/L，尿酸424-μmol/L。

目的 挖掘罗普司亭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收集200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2季度罗普司亭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标准化。从AE报告中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罗普司亭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ROR与PRR值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罗普司亭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12-222例，所涉12-222例患者中有性别记录者10-295例，男性4-818例，女性5-477例；有年龄记录者3-789例，年龄范围为0~98岁，平均年龄58岁；有AE结局记录者5-919例，因AE住院、死亡、危及生命、致残和致先天畸形者分别为3-092、2-305、363、152和7例。12-222例AE报告共涉及PT 2-090个、20-639例次。对报告数排名前100位的PT进行信号挖掘，检测出42个阳性信号。AE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为血小板计数（PLT）减少（1-510例）、药效缺失（1-488例）、疗效降低（921例）、PLT异常（857例）和死亡（853例）；信号强度排在前5位的PT为骨髓网硬蛋白纤维化（ROR=631.43，PRR=341.43）、骨髓活检异常（ROR=202.73，PRR=159.36）、PLT异常（ROR=200.90，PRR=159.49）、脾切除术（ROR=118.82，PRR=102.55）和血小板增多症（ROR=84.66，PRR=76.14）。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PT有10个，信号强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脾切除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溶血、住院、胸腔积液、脓毒症、骨痛、超说明书用药、血红蛋白降低和偏头痛。　结论 骨髓网硬蛋白纤维化和PLT异常及因此导致的出血、血栓并发症为使用罗普司亭期间需要重点监测的AE；在10个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PT中胸腔积液和脓毒症值得关注。

1例11个月女婴4月龄时因先天性胆道闭锁行肝移植术，术后给予吗替麦考酚酯（MMF）联合他克莫司口服治疗。用药6个月后患儿出现顽固性腹泻，予以止泻、肠外肠内营养支持等治疗无效。实验室检查：粪便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弯曲杆菌、艰难梭菌、耶尔森氏菌、产肠毒素大肠杆菌、寄生虫均阴性；血浆巨细胞病毒DNA阴性。他克莫司血药浓度为9.3-μg/L。结肠镜及病理学检查示炎症性肠病特征。考虑患儿可能为MMF所致结肠炎。停用该药，其他治疗不变，1周后患儿腹泻停止。1个月后随访，患儿未再出现腹泻。

生物类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的出现有效阻止了风湿性疾病患者疾病的进展，改善了预后，推动了风湿性疾病治疗格局的革新。但该类药物也具有诱发感染、恶性肿瘤和药物免疫原性等潜在风险，应引起重视。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介绍了近年来生物类DMARD上述潜在风险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有助于国内相关研究和临床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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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肿瘤患者接受高致吐风险铂类药物化疗诱发恶心呕吐（CINV）的风险预测模型，为止吐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科登记的接受顺铂或卡铂[卡铂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4]肿瘤患者的临床信息，包括性别、年龄、饮酒史、孕吐史、化疗周期、患者对发生恶心呕吐的预期、化疗药物、止吐方案、院外止吐治疗、化疗前夜睡眠小于7 h、上周期发生CINV情况、肌酐清除率（Ccr）等。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预测模型，测试集用于评价模型预测效能。分别采用梯度提升树（GBDT）、随机森林（RF）和逻辑回归（LR）3种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准确度、灵敏度、召回率、F1值（灵敏度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最后应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方法对有预测意义的临床特征进行可解释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698例，男性439例（62.9%）；中位年龄64（21,84）岁；共接受1-654个周期化疗。化疗方案含顺铂者364例，化疗864个周期；含卡铂且AUC≥4者361例，化疗790个周期。止吐方案选择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NK-1 RA)、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治疗周期数为1-347个，选择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周期数为307个。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特征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均可用于模型建立。GBDT最优超参数n_estimators=500，max_depth=9；RF最优超参数max_depth=5；LR最优超参数penalty=L2。根据最优超参数训练数据分别建立GBDT、RF和LR 3种预测模型。GBDT模型准确度为0.903，灵敏度为0.882，召回率为0.903，F1值为0.883，AUROC为0.778±0.036（95%CI：0.739~0.814）；RF模型的准确度为0.885，灵敏度为0.861，召回率为0.885，F1值为0.870，AUROC为0.679±0.041（95%CI：0.636~0.720）；LR模型的准确度为0.817，灵敏度为0.851，召回率为0.817，F1值为0.832，AUROC为0.682±0.042（95%CI：0.639~0.723）。Ccr、年龄、化疗周期、饮酒史以及化疗前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是具有预测意义的主要临床特征；Ccr、年龄、化疗周期与CINV的发生呈负相关，无饮酒史和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会增加CINV的发生风险。　结论 GBDT、RF和LR 3种模型均可对接受高致吐铂类药物患者CINV的发生风险进行预测，其中GBDT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

由于健康受试者在临床试验中通常无预期的直接临床获益，因此结合其群体特征，在试验各个环节充分评估风险和开展安全性监测尤为重要。健康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的风险点存在于试验药物、临床试验设计和试验执行过程等方面，应通过落实药物警戒新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临床试验结果的透明度，以及开展相关的风险管理研究，更好地保障健康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目的 挖掘血塞通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的安全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比例报告比值比（PRR）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综合标准法（MHRA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8至2020年血塞通注射剂相关不良反应/事件（AR/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　结果 共收集到以血塞通注射剂为首要可疑药物的AR/AE报告2-606例，其中男性1-209例（46.39%），女性1-397例（53.61%）；中位年龄63岁（10~100岁），>60岁者占55.72%（1-452/2-606）；严重AR/AE占13.24%（345/2-606）。AR/AE共涉及15个器官/系统4-218例次首选名称（PN），其中涉及器官/系统出现频率在前3位的为皮肤及其附件［37.15%（1-567/4-218）］、全身性损害［18.21%（768/4-218）］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14.13%（596/4-218）］。ROR、PRR和MHRA法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共19个（PN），包括喷嚏、心悸加重、心区不适、咽干、头痛加重、头胀、呼吸急促、抽搐、寒战、高热、胸闷、心动过速、头晕加重、丘疹、皮肤发热、心慌、心悸、畏寒和红斑疹，其中严重病例占比在前5位的PN依次为呼吸急促、高热、抽搐、心动过速和胸闷。　结论 血塞通注射剂可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累及器官/系统以皮肤及其附件、全身性损害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最为常见，严重病例常表现为呼吸急促、高热、抽搐、心动过速和胸闷，在使用过程中需重点监测。

1例79岁男性患者因小细胞肺癌（广泛期）接受EC化疗方案（依托泊苷 0.1 g 静脉滴注、第1~3天，卡铂 400-mg 静脉滴注、第1天）联合免疫治疗（度伐利尤单抗62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第3个周期第16 天（首次用药后第58天），患者出现左侧肢体震颤和癫痫发作。脑脊液生化检查示总蛋白642-mg/L，白细胞数10×106/L；脑电图示双侧下颞叶少量尖波发放。考虑为度伐利尤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脑炎。停用该药，予糖皮质激素抑制免疫反应，予左乙拉西坦抗癫痫治疗。35 d后患者左侧肢体无明显震颤，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1例58岁男性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予依诺肝素4-000 U皮下注射、2次/d，注射用盐酸替罗非班12.5-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以5-ml/h速度持续静脉泵入，同时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和硫酸氢氯吡格雷。15-h后患者出现痰中带血，躯干和四肢出现散在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小板计数（PLT）1×109/L，考虑为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立即停止上述治疗，给予血小板8 U静脉输注1次。次日PLT升至30×109/L，加用硫酸氢氯吡格雷；第3 天，PLT 升至57×109/L，加用阿司匹林肠溶片；第6 天，PLT 144×109/L。根据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评分系统，本例患者得分为1分，提示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症的可能性不大，故考虑患者的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很可能为替罗非班引起。

目的 了解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发生情况并探讨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肝移植术的患儿。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儿以下信息：性别、移植时年龄、原发疾病、术前体重指数（BMI）、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GRWR），术前白蛋白、血红蛋白、总胆红素（TBil），以及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等。随访内容包括术后有无脱发、脱发部位、脱发程度、术后脱发发生时间、脱发恢复时间等。根据是否脱发将患者分为脱发组和未脱发组，对相关指标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用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共收集到符合入选标准的患儿40例，其中男性20例，女性20例；手术时中位月龄为20（11，43）个月，年龄范围5个月~13岁；体重指数（17.1±2.1）kg/m2； GRWR （2.6±0.7）%；术前血清TBil 120（27, 191）μmol/L，血白蛋白（33±5）g/L，血红蛋白（100±14）g/L；术后1个月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为（10.37±2.15）μg/L。术后40例患者中17例发生脱发，男性8例，女性9例；脱发严重程度S1-16例，S2-1例；局部脱发14例，普遍性脱发3例。脱发发生时间分布在术后4 d~9个月，其中术后1个月内发生者15例，术后3、9个月发生者各1例。所有患者均未对脱发进行对症治疗，均在术后1年内恢复正常。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白蛋白水平低和术后1个月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高是影响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的危险因素［（31±4）g/L比（34±5）g/L，OR=0.83，95%CI: 0.71~0.98，P=0.026；（12.0±2.1）μg/L比（9.2±1.2）μg/L，OR=2.80，95%CI: 1.55~5.05，P=0.001］。　结论 术前白蛋白水平低和术后1个月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高可能是肝移植术后患儿发生脱发的危险因素。

目的 挖掘并分析比较降尿酸药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不良事件（AE）信号，为临床合理安全使用该两种药品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为目标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别嘌醇和非布司他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的95% 置信区间下限>1定义为阳性信号。对照药品说明书筛选别嘌醇和非布司他新的AE风险信号，按照别嘌醇和非布司他的风险信号数量绘制雷达图，对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别嘌醇和非布司他 AE 报告分别为105-532和9-949份。对报告数量排前100位AE分析的结果显示，别嘌醇阳性PT 82个，涉及14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61个；非布司他阳性PT 86个，涉及18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25个。别嘌醇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药物反应伴嗜酸粒细胞增多和全身性症状、终末期肾脏疾病、高钙血症、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疾病；非布司他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起止点病、皮肤肉芽肿、血甲状旁腺素降低、腱鞘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异常。两药共有重叠信号49个，别嘌醇在代谢及营养类疾病、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非布司他在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　结论 别嘌醇致肾脏和泌尿系统、血液和淋巴系统及代谢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非布司他致皮肤及皮下组织、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肝胆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建议伴有肾功能不全、泌尿系统疾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的痛风患者慎用别嘌醇，伴有肝功能异常的痛风患者慎用非布司他。

1例73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长期给予他克莫司2.5-mg口服、2次/d，联合泼尼松5-mg、1次/d抗排斥反应。因患者肺部烟曲霉感染，给予伏立康唑400-mg口服、2次/d，次日调整为200-mg、2次/d，期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应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乏力，血肌酐 196-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 49.0-μg/L。考虑为他克莫司中毒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在监测血药浓度情况下，间断停用他克莫司3 d，而后他克莫司减量至0.5-mg、1次/d，伏立康唑减量至150-mg、2次/d。17 d后，患者24-h尿量950-ml，血肌酐154-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7.7-μg/L。22 d后，患者血肌酐下降至142-μmol/L。考虑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异常升高与联用伏立康唑后抑制其药物代谢有关。

1例54岁男性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接受甲钴胺、艾地苯醌、辅酶Q10等治疗，治疗1周后因患者双上肢无力，胸闷、憋气等无明显改善，加用依达拉奉注射液、胞磷胆碱钠胶囊及维生素E胶丸。使用依达拉奉注射液第10天，患者出现头颈部出汗增多，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7×109/L，中性粒细胞0.25，中性粒细胞计数0.4×109/L，考虑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可能与依达拉奉有关。停用该药，其他药物继续应用，同时给予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150-μg皮下注射1次。2 d后复查，白细胞计数9.6×109/L，中性粒细胞0.72，中性粒细胞计数6.9×109/L。

目的 探讨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利妥昔单抗相关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PML）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1月），收集RA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发生PML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利妥昔单抗使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PML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影像学、脑脊液）结果、干预及转归等临床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0例，男性1例，女性9例；年龄51~83岁，平均66岁；均为中至重度RA，病程≥3年者9例，1例无病程记录。10例患者利妥昔单抗用法用量均符合规定，均联合使用抗风湿药或糖皮质激素。9例患者有末次使用利妥昔单抗至发生PML的时间记录，7例为2~8个月， 2例分别为16和18个月，中位时间6个月。6例患者有临床症状记录，主要为共济失调、言语障碍、认知功能减退和局灶性感觉障碍等。6例患者行头部MRI检查，均符合PML的影像学改变。4例患者行脑脊液乳头多瘤空泡病毒检测，3例病毒DNA阳性，1例阴性者经脑组织活检诊断为PML。诊断PML后1例未进行干预，3例无干预措施记录，5例单用或联用甲氟喹、米氮平治疗（其中2例联合血浆置换，1例加用糖皮质激素），1例联用米氮平和呋喃妥因治疗。7例因治疗无效死亡，2例存活但有严重神经损伤后遗症，1例未报告最终结局。　结论 利妥昔单抗相关PML多发生于末次应用该药后2~8个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与其他原因所致PML相似，通常呈进行性加重，病死率高，幸存者可能有严重的神经损伤后遗症。

1例62岁男性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替雷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第1天+紫杉醇脂质体240-mg 静脉滴注、第2天+奈达铂120-mg 静脉滴注、第2天，21 d为1个周期，共治疗4个周期，病情部分缓解；之后改为替雷利珠单抗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替吉奥口服早40-mg、晚60-mg 第1天至第14天，21 d为1个周期，共治疗1个周期。末次治疗后（免疫联合化疗第98天），患者出现亚急性肌无力、感觉障碍及腱反射减退，神经传导和肌电图检查结果示四肢周围神经损伤。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周围神经病变。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甲钴胺和维生素B1等治疗，9 d后肌无力症状改善，痛温觉有所恢复。此后未再采用免疫治疗。

1例48岁男性患者因血糖控制不佳，服用达格列净、二甲双胍联合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治疗，血糖水平控制尚可。9个月后患者因牙龈肿痛进食减少，3 d后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喘憋等症状。动脉血气分析结果提示代谢性酸中毒，随机血糖15.2-mmol/L，尿酮体（+++）。停用达格列净及其他口服降糖药，给予胰岛素、补液、抗感染、止吐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后病情好转。考虑达格列净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可能性大。降糖方案改为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早22 U、晚16 U皮下注射，二甲双胍0.5 g口服、3次/d，血糖控制尚可，患者未再出现DKA症状。

目的 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　结论 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

目的 比较骨折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围术期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CSII）与每日多次胰岛素注射（MDII）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北京积水潭医院2017至2021年收治的下肢骨折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取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骨折部位、疼痛评分及分级、骨折距入院时间、2型糖尿病病程、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入院后血糖控制方案和监测情况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根据患者围术期血糖控制方案分为CSII组和MDII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血糖达标时间、胰岛素使用情况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共有207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90例，女性117例；年龄（61±15）岁；体重指数（25.5±3.5）kg/m2；CSII组102例，MDII组105例。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骨折部位，疼痛评分及分级，骨折距入院时间，2型糖尿病病程，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CSII组患者空腹血糖达标时间、餐后2 h血糖达标时间以及2者同时达标时间均较MDII组短［（48.7±30.2）h比（78.7±44.5）h，P=0.003；（66.8±31.5）h比（93.3±47.6）h，P=0.001；（68.4±30.5）h比（96.3±48.1）h，P<0.001］。空腹和餐后2 h血糖同时达标时CSII组患者单位体重每日胰岛素总剂量和餐前总剂量均明显少于MDII组［（0.67±0.20）U/kg比（0.73±0.17）U/kg，P=0.030；（0.34±0.10）U/kg比（0.38±0.09）U/kg，P=0.004］。207例患者中，共17例患者发生23例次低血糖，发生率8.2%（17/207）。2组患者低血糖总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9%（5/102）比11.4%（12/105），P=0.319］，CSII组5例低血糖患者无一例发生第2次低血糖，MDII组12例低血糖患者中4例发生2次、1例发生3次低血糖。发生的其他药物不良事件包括过敏、全身水肿、皮下脂肪结节性增生和注射部位持续出血。CSII组有8例患者发生其他不良事件，其中装置故障5例，麻醉期间佩戴胰岛素泵、佩戴胰岛素泵进入磁场环境和佩戴胰岛素泵进入潮湿环境各1例。　结论 CSII治疗有利于骨折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更快达标，可提供更多的低血糖纠正方式和时机。但实际使用中胰岛素泵需要更多的专业维护，使其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1例54岁女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因存在营养不良风险，接受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1-440-ml静脉滴注、1次/d，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I）250-ml静脉滴注、1次/d，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6-24）250-ml静脉滴注、1次/d，其他治疗包括维持血压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镇痛剂、10%氯化钾注射液等。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35-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51-U/L、总胆红素（TBil）8.3-μmol/L、碱性磷酸酶（ALP）129-U/L。肠外营养治疗第8天实验室检查示ALT 343-U/L、AST 357-U/L、γ-GT 343-U/L、TBil 21.4-μmol/L、ALP 376-U/L，考虑为肠外营养导致的肝损伤。停止肠外营养，继续其他治疗，并予谷胱甘肽联合二氯醋酸二乙胺进行保肝治疗。停止肠外营养8 d后实验室检查示ALT 42-U/L、AST 29-U/L、γ-GT 55-U/L、TBil 8.4-μmol/L、ALP 107-U/L。

1例69岁女性患者行卵巢癌细胞减灭术后接受白蛋白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6个周期，此后予奥拉帕利300-mg口服、2次/d。服用奥拉帕利前血小板计数（PLT）151×109/L，用药第14天PLT为17×109/L，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阳性，考虑为奥拉帕利所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未再服用奥拉帕利。先后给予血小板生成素、艾曲波帕、甲泼尼龙及输注血小板等治疗，但患者反复出现PLT回升和降低，最高为67×109/L，最低为4×109/L。

目的 挖掘玛巴洛沙韦不良事件（AE）的风险信号，为该药在临床的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AE报告中玛巴洛沙韦相关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报告数≥3且ROR（或PR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大于1被定义为风险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 25.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对筛选出的风险信号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玛巴洛沙韦相关AE报告1-102 份，涉及患者1-102例，498例为严重AE。ROR法和PRR法共检测出风险信号45个。按ROR值大小排名前10位的PT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类过敏反应、出血性膀胱炎、多形性红斑、黑便、过敏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速发严重过敏反应。45个风险信号中未列入药品说明书的PT为26个，按信号强度排名前10位的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出血性膀胱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意识状态改变、发热、横纹肌溶解、发绀和面部瘫痪。涉及PT数占比排名前5位的SOC依次为神经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精神病类、呼吸系统疾病、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498例严重AE中，共挖掘出5个风险信号，即感染性肺炎、腹泻、横纹肌溶解、过敏反应、异常行为。　结论 临床应用玛巴洛沙韦时，应密切关注其药品说明书中未提及的AE，包括热性惊厥、细菌性肺炎、缺血性结肠炎、出血性膀胱炎等。

1例66岁男性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50余年，平素口服氨茶碱0.1 g、1或2次/d。因感冒后咳嗽、流涕自行口服复方氨酚烷胺1片、2次/d，并自行将氨茶碱加量至0.2 g、2次/d。用药3 d后患者无诱因突发意识不清、肢体抽搐，共发作6次。患者脑部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检查结果均正常；脑脊液检查结果可排除颅内感染的可能性。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574-U/L。给予氟哌啶醇、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布地奈德混悬液等试验性治疗，4 d后，CK 217-U/L，患者未再出现癫痫发作。考虑患者的癫痫发作与复方氨酚烷胺与氨茶碱联用有关。

1例58岁女性乳腺癌患者行单侧乳腺改良根治术后给予环磷酰胺+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方案化疗2次，化疗前均给予地塞米松注射液5-mg预处理，每次化疗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黏膜溃疡，双手、双足红肿，症状呈加重趋势，但几天后均自行好转。第3次化疗后患者双手、双足红肿伴水疱渗液，体温升高，最高达40.0 ℃，背部出现大片红斑，腋下红斑伴糜烂渗出，口腔黏膜溃疡。考虑患者手足综合征的可能性大，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头孢西丁钠、奥美拉唑等药物治疗，呋喃西林溶液湿敷患处及保持皮肤湿润等外部皮肤护理措施。治疗15 d后患者手足症状好转。后期停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改用多西他赛治疗，手足症状未再出现。

1例56岁男性淋巴瘤患者接受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1次/3周）联合利妥昔单抗、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抗肿瘤治疗。首次接受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第5 天，患者全身出现皮疹，躯干和四肢出现大面积红斑，伴瘙痒和疼痛，全身>30%皮肤出现表皮剥脱；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2.4×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11.5×109/L，红细胞沉降率162-mm/1 h，C反应蛋白74-mg/L，降钙素原1.09-μg/L。患者以往曾接受过利妥昔单抗、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抗肿瘤治疗，未出现皮肤反应，考虑可能为特瑞普利单抗引起的Stevens-Johnson综合征。立即予患者保护性隔离护理，并予以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及抗感染等治疗。23 d后患者病情好转，破溃面积减少至10%；31 d后患者大部分破溃皮肤新生，实验室检查示红细胞沉降率46-mm/1 h，C反应蛋白15-mg/L，降钙素原0.04-μg/L。

1例87岁女性晚期肺腺癌患者给予卡瑞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在第5次治疗前，患者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第6次治疗前患者出现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第7次治疗前进展为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期间未合并使用其他药物，考虑为该药引起的免疫性甲状腺功能异常，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替代治疗。随访至患者完成第13次治疗，除偶有促甲状腺激素偏高外，其余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患者的腹胀厌食、畏寒乏力等症状基本缓解。

目的 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临床特征在不同性别患者中的差异。　方法 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2005年1月至2021年1月因DILI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DILI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入院后首次实验室检查结果、DILI临床表现和类型等，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性别将患者分为2组，比较不同性别患者DILI的临床特征。采用Cox回归方法分析DILI患者出现死亡/肝移植的影响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的DILI患者共616例，男性139例（22.6%），女性477例（77.4%）；中位年龄56（47，64）岁，范围18~80岁；致肝损伤药物为中药和/或保健品者345例（56.0%），西药者148例（24.0%），中药和/或保健品+西药者123例（20.0%）；42例（6.8%）出现死亡/肝移植，其中肝移植3例，以肝病为直接死因者19例，死因与肝病无关者20例。与女性相比，男性患者尿色加深和腹胀发生率、重度肝损伤发生率和死亡/肝移植发生率均较高［71.9%（100/139）比60.0%（286/477），P=0.010；28.8%（40/139）比18.7%（89/477），P=0.010；46.8%（65/139）比40.5%（193/477），P<0.001；15.1%（21/477）比4.4%（21/139），P<0.001］。男性患者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于女性，而前白蛋白、免疫球蛋白G、免疫球蛋白M、血肌酐水平低于女性（均P<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较高、白蛋白低、总胆汁酸高、血肌酐高、国际标准化比值延长为DILI患者死亡/肝移植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住院的不同性别DILI患者临床表现不同，男性DILI患者胆汁淤积更明显，病情严重程度更高，死亡/肝移植更常见。男性、年龄较高、白蛋白低、总胆汁酸高、血肌酐高、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者更易出现死亡/肝移植，临床应予重视。

目的 探讨原发肝外肿瘤患者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21年1—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原发肝外肿瘤患者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筛选出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者，统计分析肝损伤的发生时间、临床类型和严重程度等。根据是否发生肝损伤将患者分为肝损伤组与无肝损伤组，比较2组患者年龄、性别、原发肿瘤类型、合并疾病、有无肝转移、PD-1/PD-L1抑制剂治疗方案、联合用药和基线肝肾功能等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肝损伤发生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86例，其中29例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发生率为7.5%。29例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4例；年龄19~90岁；使用信迪利单抗者7例，纳武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各5例，帕博利珠单抗4例，替雷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各3例，卡瑞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各1例；开始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44（24，112）d；肝损伤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损伤型者8例，胆汁淤积型17例，混合型4例；严重程度为1级者19例，2级7例，3级3例。诊断为肝损伤后29例患者均给予对症治疗，其中24例停用PD-1/PD-L1抑制剂；21例患者6~71 d后肝功能恢复正常，8例发展为慢性肝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肝炎病毒感染（OR=5.749，95%CI：1.337~24.719，P=0.019）、合并高血压病（OR=5.345，95%CI：2.034~14.047，P=0.001）和基线碱性磷酸酶（ALP）≥125-U/L（OR=4.651，95%CI：1.728~12.521，P=0.002）是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肝损伤是PD-1/PD-L1抑制剂常见不良反应，临床分型以胆汁淤积型多见。合并肝炎病毒感染、高血压病及基线ALP较高者是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高危人群。

1例66岁女性左肺浸润性腺癌患者接受安罗替尼12-mg口服、1次/d，服用2周，停用1周，3周为1个周期。规律用药14个月后患者出现心慌、胸闷，实验室检查示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1-698-ng/L，超声心动图示心尖运动减弱，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考虑为心力衰竭，怀疑与安罗替尼有关，停用该药并予对症治疗。8 d后患者上述症状减轻，NT-proBNP 485-ng/L。因病情需要，患者遵医嘱再次按原剂量口服安罗替尼。3个月后上述症状复现，并突发心室颤动，考虑患者的心力衰竭为安罗替尼所致。再次停用安罗替尼，给予利尿、改善心功能、营养心肌、补钾等治疗11 d后，病情明显好转。此后患者未再服用安罗替尼。

1例35岁女性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因出现肺部感染给予胰岛素、美罗培南、更昔洛韦以及纠正酸中毒、补液等治疗。因痰培养结果提示曲霉菌感染，停用更昔洛韦改为卡泊芬净；因患者体温峰值下降，停用美罗培南改为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抗菌治疗前血钾和血钙分别为3.7和2.07-mmol/L，使用卡泊芬净第3、6、8、10天和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第2、3、7、9天，血钾和血钙分别为3.5和2.18-mmol/L、3.0和1.89-mmol/L、2.6和1.96-mmol/L及3.0和1.97-mmol/L。停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继续给予卡泊芬净及补钾、补钙等对症治疗，2 d后血钾3.0-mmol/L、血钙1.96-mmol/L；停用卡泊芬净，改用伏立康唑，3 d后血钾 3.8-mmol/L、血钙 2.12-mmol/L。考虑低钾和低钙血症由卡泊芬净引起的可能性大。

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后出现肾功能生化指标异常患者肾损伤的发生特点及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检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收治的使用我国自主研发ICI（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特瑞普利单抗）进行治疗并出现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90-ml/（min·1.73 m2）和/或血肌酐（Scr）>105-μmol/L的肿瘤患者，收集患者基本信息、肿瘤治疗方案、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合并用药等信息。根据是否发生肾损伤将患者分为肾损伤组和非肾损伤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发生肾损伤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222例，男性170例，女性52例；中位年龄67（36, 85）岁；使用卡瑞利珠单抗者144例，信迪利单抗38例，替雷利珠单抗31例，特瑞普利单抗9例。222例患者中，有29例（13.1%）患者发生肾损伤，其中1级肾损伤26例，2级3例；肾损伤发生时间为首次应用ICI后19~355 d，中位发生时间为108 d。发现肾损伤后，29例患者中13例停用ICI，其中6例肾功能恢复正常，7例未改善；16例继续用药，其中10例肾功能恢复或好转，6例未好转。对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比较，筛选出患者年龄、性别、基线肾功能、既往使用卡铂、既往放疗、联合含顺铂化疗、联合紫杉醇化疗、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抗血管生成治疗、联用质子泵抑制剂以及联合放疗等10个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3.046, 95%CI:1.149~8.077）、年龄≤65岁（OR=3.649,95%CI:1.435~9.274）、联合TKI抗血管生成治疗（OR=4.773,95%CI:1.496~15.227）和联合放疗（OR=8.655,95%CI:1.268~59.076）为发生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使用ICI后出现eGFR<90-ml/（min·1.73 m2）和/或Scr>105-μmol/L的患者中，肾损伤发生率为13.1%，女性、年龄≤65岁、联合TKI抗血管生成治疗和联合放疗可能是此类患者发生肾损伤的危险因素。

1例68岁乳腺癌伴肺部转移女性患者给予氟维司群注射液（氟维司群）0.5 g肌内注射、第1天；哌柏西利胶囊（哌柏西利）75-mg口服、1次/d，连用21 d、停7 d；28 d为1个周期。患者用药前实验室检查示脑利钠肽811.3-ng/L，心电图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第7个周期治疗期间，患者爬楼后出现呼吸困难，伴胸痛、胸闷、心悸；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4-001-ng/L；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25%，左心室壁运动普遍减弱，左心室扩大，左心室收缩、舒张功能降低；心电图检查示窦性心动过速、ST-T改变。考虑可能为哌柏西利与氟维司群联合治疗导致的射血分数减低型心力衰竭。停用2药，给予沙库巴曲缬沙坦、托拉塞米、琥珀酸美托洛尔治疗40 d后，患者呼吸困难、胸闷症状有所好转；实验室检查示NT-proBNP 4-345-ng/L，超声心动图示LVEF 26%，冠状动脉造影示未见狭窄。排除冠状动脉病变，初步诊断为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行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置入术，继续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24 d后，患者NT-proBNP降至2-321 ng/L，LVEF 25%，心功能Ⅰ~Ⅱ级。

1例72岁男性患者因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先后行一线方案化疗和放射治疗，疗效评价为病情稳定，随后改用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治疗，200-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第2周期治疗3 d后患者出现急性双眼水平复视，头部磁共振检查未发现脑转移、脑卒中、脑外伤及脑膜炎的相关证据，眼科检查排除其他眼病，考虑为卡瑞利珠单抗所致的孤立性外展神经麻痹。停用该药，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30-mg/d静脉滴注，1周后患者复视症状明显改善，后续口服醋酸泼尼松龙并逐渐减量，1个月后患者复视消失，随访1个月未再复发。

1例62岁男性患者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规范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和阿托伐他汀钙；1周后，因合并幽门螺杆菌（Hp）感染，患者接受四联抗Hp药物治疗（阿莫西林胶囊、克拉霉素、胶体酒石酸铋胶囊、泮托拉唑钠肠溶片），用药2~3 d后患者出现全身乏力、恶心、关节不适、肌肉酸痛。实验室检查：血肌红蛋白（MYO）>1-000-mg/L，血清肌酐（Scr）69-mmol/L，尿素氮（BUN）3.5-mmol/L，碱性磷酸酶（ALP）148-U/L，丙氨酸转氨酶（ALT）750-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50-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181-U/L；乳酸脱氢酶（LDH）1-177-U/L，肌酸激酶（CK）8-144-U/L，CK-MB 255-U/L。考虑可能为他汀类药物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停用该药，给予碱化尿液、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继续抗Hp治疗，但CK仍进行性升高。停用阿托伐他汀钙4 d后CK达15-794-U/L。考虑患者横纹肌溶解可能与克拉霉素与阿托伐他汀钙的相互作用有关，遂停用抗Hp四联药物；停药第2天患者诉肌肉酸痛较前减轻；第4天CK等血清酶学指标开始下降；第8天患者乏力及肌肉酸痛完全消失，CK 908-U/L；第15天ALT 105-U/L、AST 42-U/L、γ-GT 107-U/L、CK 143-U/L、CK-MB 29-U/L、LDH 339-U/L；5周后患者再次服用阿托伐他汀钙，未再出现肌痛及乏力，复查血生化指标均未见异常。

2例患者（例1男，61岁；例2女，58岁）均因血脂异常使用红曲米6 g口服、1次/d。例1有血吸虫性肝硬化、胆汁淤积性肝炎，三酰甘油5.32-mmol/L，口服红曲米26 d后出现四肢无力、肌酸激酶（CK）604-U/L。立即停用红曲米，3 d后患者出现下肢肌肉酸痛，CK最高达117-748-U/L，经地塞米松、补液水化治疗12 d后上述症状逐渐消失，CK 79-U/L。例2为急性肝炎患者，三酰甘油2.34-mmol/L，口服红曲米24 d后出现双下肢乏力、肌肉酸痛，CK最高达52-222 U/L。立即停用红曲米，予甲泼尼龙、补液水化等治疗12 d后病情好转，CK 210-U/L。

1例77岁男性患者因心律不齐给予胺碘酮（0.2 g口服、2次/d）治疗，服用15个月后患者出现纳差、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吞咽困难等症状。服用胺碘酮22个月，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3.5×109/L，中性粒细胞0.78，C反应蛋白117.4-mg/L，红细胞沉降率32-mm/1 h；丙氨酸转氨酶（ALT）28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15-U/L，碱性磷酸酶（ALP）107-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45-U/L，总胆红素（TBil）14.8-μmol/L，直接胆红素 9.3-μmol/L，白蛋白 30-g/L。给予抗感染、保肝、补充白蛋白治疗后患者上述症状好转，继续应用胺碘酮。服药40个月后，患者ALT 87-U/L，AST 106-U/L，ALP 308-U/L，γ-GT 1-242-U/L，TBil 11.2-μmol/L；肝穿刺活检结果怀疑酒精性肝纤维化。排除酒精性肝病、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及肿瘤等因素，考虑患者的肝损伤与长期服用胺碘酮相关。停用胺碘酮3个月后患者因肝衰竭死亡。

1例64岁男性帕金森病患者长期服用多巴丝肼、吡贝地尔缓释片、司来吉兰，因头部及四肢不自主扭动，加用金刚烷胺，异动症状缓解。5个月后患者自觉全身疲乏无力，血钠120-mmol/L，给予补钠治疗，血钠水平短暂回升后再次降低。排除其他因素，考虑患者的低钠血症为金刚烷胺引起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所致。停用金刚烷胺，同时继续给予补钠治疗，7 d后患者疲乏无力症状消失，血钠恢复正常。停止补钠后患者未再出现疲乏无力症状，随访1个月患者血钠水平未再下降。

目的 比较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替格瑞洛片（仿制药）与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替格瑞洛片（原研药）抗血小板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且术后使用替格瑞洛片抗血小板治疗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病历资料并提取相关临床数据（年龄、性别、合并疾病、入院时血脂水平、PCI指征、PCI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方案、用药12个月内疗效和安全性评估终点事件发生情况等）。将患者分为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对患者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有效性评估指标为用药12个月内主要终点（心源性死亡、卒中、靶血管重建、再发梗死）和次要终点（全因死亡、外周动脉闭塞、支架内血栓形成、心绞痛发作）事件发生率，安全性主要评价指标为用药12个月内出血事件发生率。　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1-486例，仿制药组734例，原研药组752例。仿制药组患者中女性占比、PCI指征为不稳定心绞痛者占比、入院时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于原研药组；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占比、PCI指征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者占比低于原研药组（均P<0.05）。PSM后仿制药和原研药组各690例患者，各项临床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SM前、后仿制药组患者主要终点、次要终点和出血事件发生率与原研药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M前：12.1%（89/734）比10.9%（82/752），10.8%（79/734）比8.4%（63/752），0.3%（2/734）比0.5%（4/752）；PSM后：12.6%（87/690）比12.3%（85/690），11.0%（76/690）比8.3%（57/690），0.3%（2/690）比0.4%（3/690）；均P>0.05］。2组患者均无一例死亡。出血主要表现为鼻出血和皮下瘀点，未导致抗血小板治疗中断。　结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仿制替格瑞洛片用于PCI术后ACS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与原研药基本一致。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应用，其引起的急性肾损伤（AKI）日益受到关注。ICI相关AKI的发生率为0.8%~29%，可发生在初次用药后的数周或数月甚至停药后。AKI典型的肾脏组织病理学特征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也可见肾小球病变。危险因素包括ICI联用、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和合并慢性肾脏疾病等。诊断AKI后，应根据疾病程度和患者具体情况采取应对措施，减量或停用ICI，给予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发生3~4级AKI者应永久停用ICI。

1例43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行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前24-h停用达格列净，术前1 d晚8：00禁食和停用口服药物。手术当日行体外循环前血气分析各项指标及血糖均正常。术后7 h拔除气管插管。手术次日葡萄糖11.2-mmol/L，阴离子间隙13-mmol/L，恢复术前降糖、降压和调脂药物治疗，恢复正常饮食。术后第3天早晨，患者出现呼吸浅快、纳差、尿多、烦躁等症状，血气分析示pH 7.08，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11-mmHg（1-mmHg=0.133 kPa），碱剩余 -24.5-mmol/L，实际碳酸氢根3-mmol/L；葡萄糖10.4-mmol/L，钾离子 5.3-mmol/L；尿常规示酮体（+++）。经补液、纠正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和胰岛素治疗，10-h后复查血气分析pH 7.44，PaCO2-32-mmHg，碱剩余-2.5-mmol/L，实际碳酸氢根21.7-mmol/L，阴离子间隙 12-mmol/L；葡萄糖6.7-mmol/L；尿常规示酮体（++）。术后第4天患者症状逐渐好转，应用二甲双胍、阿卡波糖和胰岛素注射液进行血糖管理，因考虑患者酮症酸中毒与达格列净相关，停用该药。术后第15天降血糖方案调整为二甲双胍0.85 g口服、2次/d，阿卡波糖50-mg口服、2次/d，格列美脲2-mg口服、2次/d。此后，患者空腹血糖维持在8.2~10.6-mmol/L，餐后血糖维持在8.2~13.1-mmol/L，糖化血红蛋白7.3%，未再出现酮症酸中毒。

目的 分析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禁用相关信息。　方法 通过“药智网”“丁香园”“医脉通”等网站获取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Ch.P）收载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现有药品说明书，从中提取儿童禁用相关信息。对儿童禁用相关信息表述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结果 Ch.P收载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分别为1-741和149种，涉及儿童禁用相关信息的分别为411（23.6%）和6种（4.0%）。药品说明书中关于儿童禁用相关信息的表述包括18种方式，如禁用、不推荐、尽量不用等。不同生产企业对同一药品的说明书存在文字表述不一致，年龄范围描述不一致，是否含苯甲醇信息不全等问题；同一药品说明书存在不同项下儿童禁用年龄范围不一致的问题。　结论 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的儿童禁用相关信息表述存在不一致、不规范等问题，药品生产企业应根据《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对药品说明书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规范和完善药品说明书儿童禁用信息。

1例61岁男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接受BeEAM（苯达莫司汀+依托泊苷+阿糖胞苷+美法仑）方案预处理，并先后给予阿昔洛韦、泊沙康唑、左氧氟沙星、比阿培南及万古霉素等预防感染或抗感染治疗。移植预处理前患者血钾为4.1-mmol/L，给予泊沙康唑和左氧氟沙星7 d后，患者血钾为3.4-mmol/L，给予静脉和口服补钾，补钾5 d后患者发生心房颤动，血钾为3.3-mmol/L；继续补钾7 d后血钾为3.0-mmol/L。排除其他药物后考虑低钾血症由泊沙康唑引起的可能性大。停用泊沙康唑，换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血钾恢复至4.2-mmol/L。随访3个月，多次复查患者血钾均在参考值范围。

目的 探讨重症感染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B相关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情况和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期间静脉使用多黏菌素B治疗重症感染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筛选发生多黏菌素B相关AKI的患者，统计分析AKI的发生时间、临床分期和转归，计算多黏菌素B相关AKI发生率以及多黏菌素B用药第3、6、12和15天AKI的累积发生率。根据患者是否发生多黏菌素B相关AKI分为AKI组和非AK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AKI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11例，男性237例（76.2%），女性74例（23.8%）；中位年龄58（46，70）岁；52例（16.7%）发生多黏菌素B相关AKI，AKI的发生时间为（4±2）d，范围2~13 d；多黏菌素B用药第3、6、12和15 天AKI的累积发生率（%）及其95%CI分别为9.1（3.0~19.4）、15.4（7.9~25.2）、21.5（12.8~31.6）和21.5（12.8~31.6）。发生AKI后，52例患者中17例（32.7%）停用多黏菌素B，其中7例给予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CRRT）；35例（53.8%）因病情需要继续用药，其中25例给予CRRT，10例加用利尿剂。经上述处理后，52例患者中22例（42.3%）Scr恢复正常，6例（11.5%）好转，15例（28.9%）因原发病死亡，9例（17.3%）自动出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日剂量≥150.0-mg（OR=5.588，95%CI：2.258~13.833，P<0.001）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OR=1.063，95%CI：1.021~1.106，P=0.003）为多黏菌素B相关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重症感染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B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AKI，多黏菌素B日剂量≥150.0-mg和高APACHE-Ⅱ评分可能增加AKI的发生风险。

1例53岁男性糖尿病肾病Ⅳ期患者因双下肢水肿接受托拉塞米40-mg/d入小壶静脉滴注。用药第3天因利尿效果欠佳遵医嘱将托拉塞米剂量增至80-mg/d。8 h后，患者出现双眼两侧视物遮挡感和视物模糊，眼科检查示双眼视力、眼压正常。考虑为托拉塞米引起的双眼视野缺失，停用该药。2 d后，患者视野缺失症状消失。因病情需要，再次予托拉塞米40-mg/d入小壶静脉滴注治疗6 d，患者未再出现视野缺失。患者的视野改变可能与托拉塞米的剂量较大有关。

目的 了解老年心力衰竭（HF）患者门诊处方中可能加重HF药物的使用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门诊老年HF患者的处方，依据2016年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可能诱发或加重HF的处方药（HF-CEPM）目录，识别处方中的HF-CEPM。从处方中提取患者的性别、年龄、疾病诊断、医疗保险、治疗药物、就诊科室、医师职称等信息，对处方中HF-CEPM的使用进行描述性分析。根据处方中是否包含至少1种HF-CEPM目录中的药物，将患者分为HF-CEPM组和非HF-CEPM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用药种数、医疗保险、就诊科室和处方医师职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处方HF-CEPM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2-418例患者，其中男性1-264例（52.27%），女性1-154例（47.73%）；中位年龄为80（65，99）岁；中位共病种数为1（0，5）种，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前3位共病为高血压病（1-233例，50.99%）、支气管哮喘（448例，18.53%）和糖尿病（385例，15.92%）；中位用药种数为5（1，16）种。2-418例患者中有254例（10.50%）使用了HF-CEPM，其中男性142例（55.91%），女性112例（44.09%）；使用1、2、3种HF-CEPM的患者分别为224例（88.19%）、26例（10.24%）、4例（1.57%）。使用率在前5位的HF-CEPM为抗高血压药［4.47%（108/2-418）］、肺部用药［2.52%（61/2-418）］、糖尿病用药［1.99%（48/2-418）］、泌尿系统用药［1.12%（27/2-418）］、解热镇痛药［1.03%（25/2-41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共病种数≥1种（1种：OR=3.732，95%CI：2.246~6.623，P<0.001；≥2种：OR=6.054，95%CI：3.624~10.788，P<0.001）和处方用药种数≥5种（OR=4.003，95%CI：2.874~5.693，P<0.001）是处方HF-CEPM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老年HF患者门诊处方中HF-CEPM以抗高血压药、肺部用药、糖尿病用药、泌尿系统用药和解热镇痛药最为常见。门诊老年HF患者共病种数和多药治疗是处方HF-CEPM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应急附条件批准（CMA）3种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包括莫诺拉韦、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和阿兹夫定。这些药物存在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相对不足的现状。莫诺拉韦不是主要的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的抑制剂或诱导剂，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较小，对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可能更有利。Paxlovid中的利托那韦是药物代谢关键酶—CYP3A4强抑制剂，可与众多治疗心律失常、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导致治疗基础疾病的药物安全风险增加。阿兹夫定药品说明书记载的生殖和遗传毒性令人担忧。实现对3种药物的安全管理需要我国政府、医院管理者、临床医师和药师等的共同努力，包括完善药物CMA相关管理法规，加强对这些药物有效性、安全性监测,进行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监测病毒的变异及其耐药等。

目的 挖掘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收到的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上述3种药物的风险信号。将AE报告数≥3、ROR值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卡泊芬净AE报告1-348例，涉及73个PT和13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获得性肝内导管扩张、肌红蛋白尿症、视网膜炎、肾脓肿和血流灌注不足，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米卡芬净AE报告837例，涉及39个PT和11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肝母细胞瘤、类白血病反应、血肌酸激酶升高、酸中毒和皮肤坏死，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阿尼芬净AE报告202例，涉及22个PT和12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直肠梗阻、静脉闭塞性肝病、无尿症、室上性心动过速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外，其他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　结论 本研究挖掘出的3种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的AE多为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主要涉及肝胆系统、血液及淋巴系统和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等，临床应用上述药物时需予警惕。

2021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GVP），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建立并持续完善药物警戒体系，规范开展药物警戒活动。中药为我国特色药物，尤其是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高风险，在开展药物警戒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各方面的统筹和协调。笔者通过查阅法规和文献，结合自身药物警戒工作实践，提出了中药注射剂企业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的可能思路和建议，如建立组织机构和配备专业人员、健全规程及制度、疏理信息收集途径、识别和评估风险信号等。

目的 系统评价以白细胞介素5为靶点的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s.gov、中国知网、维普网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22年6月），收集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在哮喘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瑞利珠单抗，对照组加用安慰剂。主要结局指标包括哮喘急性发作发生率，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哮喘控制问卷（ACQ）评分、哮喘生活质量问卷（AQLQ）评分和血嗜酸粒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变化值，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应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量为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量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共7项RCT纳入分析，包括2-506例患者，试验组1-456例，对照组1-050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治疗期间哮喘急性发作发生率明显减少［18.1%（263/1-456）比31.3%（329/1-050），OR=0.50，95%CI：0.41~0.62，P<0.001］，FEV1和AQLQ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MD=0.13 L，95%CI：0.08~0.17 L，P<0.001；MD=0.18分，95%CI：0.04~0.33分，P=0.01），ACQ评分和血嗜酸粒细胞计数明显降低（MD=-0.19分，95%CI：-0.28~-0.10分，P<0.001；MD=-0.45×109/L，95%CI：-0.48×109/L~ -0.42×109/L，P<0.001）；总体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过敏反应和肺炎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3.7%（928/1-456）比71.4%（750/1-050），OR=0.76，95%CI：0.55~1.06，P=0.10；6.4%（93/1-456）比8.2%（86/1-050），OR=0.91，95%CI：0.66~1.24，P=0.55；0.4%（5/1-403）比0.1%（1/997），OR=1.66，95%CI：0.41~6.65，P=0.47；0.6%（9/1-456）比1.0%（10/1-050），OR=0.81，95%CI：0.35~1.87，P=0.63]。　结论 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1例98岁男性患者因肺部感染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氨溴索等治疗。治疗前患者凝血功能基本正常，血小板计数在参考值范围。因抗感染效果不佳，13 d后将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改为伏立康唑联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7 d后改为伏立康唑、美罗培南及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利奈唑胺3 d后患者体温39.3-℃，双手、双上肢、肩背部出现散在暗红色瘀点，部分呈片状瘀斑，按之无压痛且不褪色。实验室检查示凝血酶原时间18.4-s，国际标准化比值 1.50，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53.6-s，纤维蛋白原5.11-g/L，血浆D-二聚体4.27-mg/L。考虑为过敏性紫癜，可能与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有关。停用该药，换用替加环素，并给予抗过敏、补液和输注血浆等治疗，其他治疗不变。11 d后，患者皮肤瘀点瘀斑消失，实验室检查示凝血酶原时间16.2-s，国际标准化比值1.28，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35.6-s，纤维蛋白原2.62-g/L，血浆D-二聚体2.48-mg/L。

1例78岁老年女性心房颤动患者规律给予决奈达隆、美托洛尔、利伐沙班3个月后，出现柏油样便，自行停用利伐沙班7 d，黑便逐渐好转。患者再次服用利伐沙班1个月后再次出现黑便，并出现乏力、头晕、一过性黑朦，血压90/50-mmHg（1-mmHg=0.133-kPa），心率80次/min，血红蛋白55-g/L。再次停用利伐沙班，予软食、抑酸、补液、输血支持治疗。治疗3 d后，乏力症状明显好转，坐起时无黑朦，血红蛋白75-g/L。治疗6 d后患者排出成形黄色软便。经胃肠镜、肿瘤标记物检查，排除胃肠道肿瘤，考虑消化道出血为决奈达隆与利伐沙班相互作用致利伐沙班血药浓度过高所致。将抗凝药改为达比加群酯，患者未再出现消化道出血。

1例47岁女性幽门螺杆菌（HP）感染患者接受HP根治方案（泮托拉唑肠溶片40-mg口服、2次/d，阿莫西林胶囊1 g口服、2次/d，呋喃唑酮片0.1 g口服、3次/d）治疗。患者曾多次服用阿莫西林胶囊和泮托拉唑肠溶片，未出现不良反应。接受HP根治方案第12天，患者出现发热、气促，体温38.3-℃，同时出现右眼球结膜出血。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0.08，胸部CT示两肺间质性水肿、右侧胸腔少量积液。考虑为急性肺损伤，可能与呋喃唑酮有关。停用该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6 d后，患者发热、气促等症状缓解，右眼结膜出血吸收，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0.008，胸部CT示两肺间质性水肿较前吸收，右侧胸腔积液基本吸收。

目的 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IC）法及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IC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0或ROR的95%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 共收集到1-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IC法和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IC=7.81，ROR=235.74）、脑病（IC=4.74，ROR=26.96）、失语（IC=4.28，ROR=19.58）、脑水肿（IC=3.35，ROR=10.24）、失禁（IC=3.04，ROR=8.22）。失禁（报告数6,IC=3.04,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 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1例20岁女性患者因失眠自行间断口服复方枣仁胶囊（主要成分为制酸枣仁和左旋延胡索乙素,每晚睡前1粒，共服用12粒），15 d后出现乏力、深黄色尿。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6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49-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1-658-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525-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160-U/L，碱性磷酸酶（ALP）-149-U/L，总胆汁酸（TBA）90.2-μmol/L。给予保肝治疗。30 d后,患者乏力、尿黄症状缓解，复查示TBil 24-μmol/L，DBil 13-μmol/L，ALT 54-U/L，AST 68-U/L，GGT 170-U/L，ALP 90-U/L。9个月后，患者因失眠再次自行口服复方枣仁胶囊（1粒/4 d，共服用3粒），14 d出现巩膜黄染和尿液发黄，实验室检查示TBil 44-μmol/L，DBil 29-μmol/L，ALT 2-041-U/L，AST 1-152-U/L，GGT 110-U/L，ALP 155-U/L，TBA 28.0-μmol/L。再次给予保肝治疗，18 d后巩膜黄染、尿黄症状缓解，复查ALT 199-U/L，AST 78-U/L，GGT 55-U/L。考虑肝损伤为复方枣仁胶囊中的左旋延胡索乙素所致。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不良事件（AE）信号检测研究文献中数据挖掘方面存在的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AE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将数据挖掘部分的相关内容从以下4个维度和9个条目进行调查和评价。（1）背景数据，包括1个条目；（2）数据预处理，包括药物映射、AE映射、缺失值处理和数据去重4个条目；（3）数据挖掘算法（DMA），包括DMA选择、DMA公式解读和信号阈值3个条目；（4）结果解读，包括1个条目。按照数据挖掘相关规范和技术要求，以文献中4个维度和9个条目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作为总体质量评价指标，报告/报告无误率≥60%为总体质量达到优良水平。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背景数据维度采用了全数据库所有其他药物数据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为35.2%（58/165），未达到优良水平。数据预处理维度中进行了药物映射、AE映射、缺失值处理和数据去重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分别为22.4%（37/165）、73.9%（122/165）、10.3%（17/165）和55.2%（91/165），该维度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40.5%（267/660），未达到优良水平，仅其中的AE映射条目达到优良水平。DMA维度中≥2种DMA、DMA公式解读和信号阈值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分别为63.6%（105/165）、78.2%（129/165）和87.9%（145/165），该维度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76.6%（379/495），均达到优良水平。结果解读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87.4%（144/165），达到优良水平，其中7篇将信号解读为“阳性”或“阴性”信号，14篇对信号意义的解释采用了因果关系的描述。165篇文献的4个维度共9个条目的总体报告/报告无误率为57.1%（848/1-485），未达到优良水平。　结论 国内ADR/AE信号检测研究的文献中主要问题为背景数据的选择和数据预处理不足，提示我国相关研究应在这2个维度方面改进，提高ADR/AE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

1例62岁女性系统性血管炎患者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治疗，因病情控制不佳加用环孢素。应用环孢素4个月余，患者右下肢出现暗红色皮疹，行病变皮肤组织活检，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提示卡波西肉瘤。患者血淋巴细胞亚群计数未见异常，不支持免疫缺陷性疾病，考虑与免疫抑制药物作用过强有关。将环磷酰胺和环孢素改为雷公藤多苷，糖皮质激素减量，7 d后患者皮疹好转；2个月余后，患者右下肢皮疹消退，皮肤平整、无肿胀。

2023年世界患者安全日的主题为“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鼓励患者（包括患者亲属、照护人员等）在用药安全中发声是用药安全管理和药物警戒的重要措施之一，符合伦理和科学的原则，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患者参与药物临床试验安全监测、药物不良反应上报、药物安全信息沟通和安全监管，成为医者及药物监管机构的用药安全合作伙伴已在全球被广泛认可，我国也应重视并着手解决患者参与药物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障碍，加速患者参与用药安全管理的进程。

 1例11岁男性患儿因幼年特发性关节炎控制不佳，在甲氨蝶呤（10-mg口服、1次/周）治疗基础上联用托法替布（7.5-mg口服、1次/d），症状缓解。联用托法替布前患儿肝功能正常，2药联用2个月余，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78-U/L、天门冬氨酸转氨酶（AST）78-U/L）。因无临床症状，未予干预。继续用药1个月后，ALT 586-U/L、AST 170-U/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炎等原因后，考虑为药物性肝损伤。停用甲氨蝶呤，加用托珠单抗，并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和异甘草酸镁治疗，11 d后患儿肝功能检查示ALT 512-U/L、AST 194-U/L；停用托法替布，3 d后ALT 150-U/L、AST 41-U/L。考虑肝损伤为托法替布所致。继续护肝治疗1周，患儿ALT 41-U/L、AST 35-U/L。

目的 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肿瘤患者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使用ICI且用药前肝功能正常的肿瘤患者病例资料，从中筛选出ICI相关肝损伤病例。提取ICI相关肝损伤患者基本信息、ICI种类及用法用量、合并用药、用药前后的肝功能、干预措施及其转归等信息，对ICI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在设定时段内共有155例实体肿瘤患者使用ICI治疗，其中15例（9.7%）被诊断为ICI相关肝损伤。15例患者中，男性6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59（41，76）岁。可疑致肝损伤药物中卡瑞利珠单抗5例，舒格利单抗、斯鲁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各2例，派安普利单抗、卡度尼利单抗各1例。15例患者均联合应用了传统化疗药物、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或其他ICI。15例患者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22（4~64）d，其中9例患者发生在ICI治疗的第1个周期后。丙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57（15~508）U/L，天冬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31（77~696）U/L； 3例患者总胆红素大于参考值上限2倍。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者6例，胆汁淤积型5例，混合型3例，因缺少数据未分型1例。15例患者中肝损伤严重程度为2级者8例，3级者7例；9例在肝损伤发生后停用了可疑药物，6例未停药。停药和未停药者中分别有7和5例在1~4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或基本恢复正常；3例随访2~9个月，肝功能未恢复正常。　结论 ICI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ICI治疗第1个周期后（1~2个月内），严重程度多为2级或3级，药物性肝损伤的3种临床类型（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均可见，发生肝损伤后及时停药和/或治疗，多数预后良好。

1例57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口服苯甲酸阿格列汀 25-mg、1次/d，用药前肝功能正常。服用阿格列汀25 d后，患者出现皮肤黄染、乏力。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65-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2-85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028-U/L，碱性磷酸酶（ALP）124-U/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后，考虑为苯甲酸阿格列汀导致的肝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治疗。17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示TBil 17-μmol/L，ALT 112-U/L，AST 30-U/L，ALP 76-U/L。

目的 探讨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航天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8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米氮平用药指征、米氮平用法用量、联合用药情况、用药前后血小板计数、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临床处理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9例，男性4例，女性5例；年龄28~74岁，中位年龄52岁；用药指征为抑郁症者8例，1例无记录；米氮平日剂量15-mg者4例、30-mg者3例，2例无记录；单独使用米氮平者2例，合并使用其他药物者6例，1例无记录。9例患者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为2~28 d，中位时间8 d，血小板减少严重程度1、3、4级者分别为3、3、2例，1例无记录；发生严重血小板减少的5例患者中3例有出血症状，1例出现皮肤瘀斑。2例患者行药物依赖性抗血小板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发生血小板减少后9例患者均停用米氮平，6例未予特殊干预，3例给予对症治疗；停药2~43 d（中位时间9 d）后，7例患者血小板计数恢复至参考值范围，1例PLT回升，1例不详但皮肤症状改善。　结论 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多发生于用药后10 d内，停药多可好转。建议应用米氮平前后注意监测患者的血常规。

1例3岁男性患儿因腺样体肥大全麻下行腺样体切除术，给予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静脉注射抑制腺体分泌；麻醉诱导给予丙泊酚、氯化琥珀胆碱、纳布啡注射液静脉注射；麻醉维持采用七氟烷。术后约7 h患儿出现深茶色尿，下肢酸痛。实验室检查：丙氨酸转氨酶（ALT）256-U/L，门冬氨酸转氨酶（AST）1-706-U/L，肌酸激酶（CK）>16-000-U/L，CK-MB>1-000-U/L，肌红蛋白（MYO）417-μg/L，尿潜血（+）。给予补液、碱化尿液、保护心肌等对症治疗。术后第1天患儿尿色正常，肌痛消失;术后第3天MYO 42-μg/L;术后第7天，实验室检查：ALT 126-U/L，AST 41-U/L，CK 395-U/L，CK-MB 23-U/L。1个月后门诊复查患儿心肌酶、肝肾功能均正常。经查阅文献，盐酸戊乙奎醚注射液、丙泊酚、纳布啡注射液及七氟烷引起横纹肌溶解的可能性较小，考虑本例患儿为氯化琥珀胆碱相关横纹肌溶解可能性大。

目的 探讨非诺贝特联合熊去氧胆酸（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PBC）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10年1月至2018年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门诊诊断为UDCA生化应答不佳、加用非诺贝特治疗的早期PBC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评价联合治疗的疗效和安全性。联合治疗方案为非诺贝特+UDCA，疗效指标为有效率和生化应答率。联合治疗12个月时血清碱性磷酸酶（ALP）降至治疗前基线值以下为有效，降至<1.5×参考值上限为实现生化应答。安全性指标为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肝损伤、肾损伤等）发生率。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2例，男性12例，女性30例；加用非诺贝特时年龄为（53±10）岁；联合治疗时间为5 d~34个月。对34例联合治疗患者的疗效分析结果显示，治疗12个月时 ALP平均水平较基线值下降，其中10例（29.4%）降至参考值范围，有效率为100%；治疗前ALP为235（210，32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34（104，190）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34例患者中25例（73.5%）患者实现生化应答，治疗前ALP为221（198，256）U/L，治疗12个月时降至125（99，143）U/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0）。42例患者中16例（38.1%）发生非诺贝特相关不良反应，包括肝损伤8例（19.0%，其中1例合并烧心），肾损伤4例（9.5%），肌痛、颜面部水肿、烧心、头痛、皮肤瘙痒伴皮疹各1例（各2.3%）。8例肝损伤患者4例为轻度、1例为中度、3例为重度；轻度者未予干预，2个月后丙氨酸转氨酶（ALT）恢复至基线水平；中、重度者，停用非诺贝特并予保肝治疗后ALT和总胆红素均恢复至基线水平。4例肾损伤患者中2例停用非诺贝特后血清肌酐（Scr）恢复至基线水平；2例未停药，Scr自行恢复至参考值范围。　结论 非诺贝特联合UDCA治疗生化应答不佳的早期PBC患者有效，有73.5%的患者实现生化应答。非诺贝特常见不良反应为肝损伤及肾损伤，用药期间需密切监测患者的肝、肾功能。

1例17岁女性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出现发热，3 d内4次自行服用布洛芬缓释胶囊（0.3 g/次），期间出现胸闷、气促、四肢乏力、大汗淋漓、肌肉酸痛等症状和酱油色尿。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583-800-U/L，CK-MB 45-μg/L，乳酸脱氢酶4-772-U/L，血清肌酐（Scr）392-μmol/L，肌红蛋白87-μg/L，尿素氮32. 8-mmol/L。考虑为横纹肌溶解症伴急性肾损伤，可能与布洛芬有关。给予患者肾脏替代治疗、血液透析、输血、补液、利尿等对症治疗。33 d后患者肌肉酸痛等症状消失，尿液颜色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CK 168-U/L、肌红蛋白 24-μg/L、Scr 52-μmol/L。

1例77岁男性肺癌患者在使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2个周期后，发现肌酸肌酶（CK）887 U/L，CK-MB 89 μg/L，高敏肌钙蛋白I（hs-TnI）43-750.1-ng/L;心电图检查示多导联ST段抬高。患者未进行第3个周期抗肿瘤治疗。临床药师参与会诊，协助医师分析患者用药情况，判断该不良事件与卡瑞利珠单抗的相关性为“可能”。患者被诊断为免疫性心肌炎G3级，给予甲泼尼龙1-000-mg静脉注射、1次/d冲击治疗。临床药师协助医师查阅资料，制定糖皮质激素减量方案。冲击治疗2 d后减量为500-mg、1次/d，减量后患者心肌酶持续下降；3 d后减量为甲泼尼龙40-mg静脉注射、1次/12-h，连续应用7 d，患者hs-TnI降至 2-248.6-ng/L；改为泼尼松40-mg 口服、2次/d。医嘱泼尼松减量方案：每周减量10~20 mg，每周监测心肌酶，减量至10 mg/d时，若心肌酶恢复正常再维持1~2周后停用。患者遵医嘱减量，顺利停药，未出现激素相关不良反应，未再出现心脏相关不适，未再行免疫治疗。

目的 了解吗替麦考酚酯（MMF）眼部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收集2004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MMF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筛选眼部AE。采用3种频数法［报告比值比法（ROR）、比例报告比值法（PRR）、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法（BCPNN）］和多项伽玛-泊松分布缩减（MGPS）法进行眼部AE风险信号挖掘。对MMF眼部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MMF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眼部AE 402例，涉及402例患者、31个PT、5个SOC。402例AE由33个国家上报，有临床结局记录者283例，包括死亡32例（11.3%）、致残或失明142例（50.2%）、威胁生命14例（4.9%）、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95例（33.6%）。频数法检测结果显示31个PT均为风险信号，MGPS法检测发现其中22个PT为风险信号。31个PT均未在药品说明书中记载，AE报告数排在前5位的PT为失明（136例）、巨细胞病毒性脉络膜视网膜炎（37例）、葡萄膜炎（34例）、眼内炎（29例）、坏死性视网膜炎（22例）。4种方法检测的信号强度排名基本一致，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分别为眶尖综合征[ROR=55.84，PRR=55.83，信息成分(IC)=5.58，贝叶斯几何均数(EBGM)=47.71]、象限盲（ROR=43.22，PRR=43.21，IC=5.26，EBGM=38.21）、病毒性视网膜炎（ROR=40.13，PRR=40.13，IC=5.16，EBGM=35.78）、视盘模糊（ROR=40.13，PRR=40.13，IC=5.16，EBGM=35.78）、匐行性脉络膜炎（ROR=31.07，PRR=31.07，IC=4.83，EBGM=28.41）。　结论 MMF治疗中发生的眼部AE临床表现多样，且均未被说明书记载；临床结局差，可导致失明，临床应予警惕。

目的 比较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中标药品舍曲林片仿制药（商品名：唯他停）与原研药（商品名：左洛复）治疗抑郁障碍的疗效和安全性，为推动仿制药品合理使用提供依据。　方法 采用回顾性镜像比较的真实世界研究方法。收集药品集中采购政策实施后1年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处方舍曲林片患者的门诊数据，将患者分为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比较2组患者的处方日剂量、舍曲林血药浓度、实验室检查指标（催乳素、肝肾功能、血脂等）异常发生率。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抑郁障碍、广泛性焦虑障碍和强迫障碍患者共13-659例，仿制药组5-973（43.73%）例，男2-167例（36.28%），女3-806例（63.72%）；年龄（34±18）岁，范围6~94岁；原研药组7-686（56.27%）例，男2-709例（35.24%），女4-977例（64.75%）；年龄（35±19）岁，范围6~95岁。仿制药组与原研药组舍曲林处方日剂量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61±47）mg比（166±44）mg， t=6.614，P<0.001］，仿制药组与原研药组舍曲林血药浓度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50±39）μg/L比（54±40）μg/L，t=2.616，P=0.009］。2组患者催乳素升高、肝肾功能异常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仿制药组与原研药组低于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参考值下限者占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1.8%（734/1-758）比38.3%（673/1-758），χ2=4.409，P=0.039］；高于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参考值上限者占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1.8%（734/1-758）比45.4%（798/1-758），χ2=4.738，P=0.032］。　结论 本研究未发现舍曲林片仿制药与原研药在疗效和安全性方面存在有临床意义的差异。

1例66岁男性肺移植术后患者，长期服用他克莫司、麦考酚钠、泼尼松三联药物抗排斥反应。因患者发生新型冠状病毒和肺部真菌感染，给予奈玛特韦/利托那韦（Paxlovid）抗病毒治疗，2 d后加用伏立康唑抗真菌治疗。加用伏立康唑前患者丙氨酸转氨酶34-U/L，天冬氨酸转氨酶28-U/L。伏立康唑与Paxlovid联用第4天，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16.06-mg/L，丙氨酸转氨酶176-U/L，天冬氨酸转氨酶166-U/L，立即停用伏立康唑，2 d后停用Paxlovid。伏立康唑停药5 d后, 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9 d后，其血药谷浓度为5.84-mg/L。考虑患者的肝损伤是伏立康唑与Paxlovid联用所致。

新型抗肿瘤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特点与传统化疗药物有明显不同，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其诊断和治疗常涉及肿瘤、心血管、内分泌、免疫等多个专业。为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的安全性，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药剂科于2022年10月构建了包括肿瘤、免疫、心血管、消化、内分泌、呼吸和抗感染等专业临床药师组成的肿瘤慢病方向临床药学专科协作组，对肿瘤患者中严重和疑难药物不良反应开展药学服务。截至2023年3月，经协作组干预的病例共20例，其中17例协作组建议被临床采纳，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临床医师和护士对协作组的工作模式满意度达98%。本文以1例ICI相关心肌炎为例，说明协作组的模式可为临床提供多维度、高效率和全程化的药学服务，并可明显缓解临床药师配置不足与专科药师覆盖不全的问题。

目的 挖掘新纳入医保目录的罕见病用药氯苯唑酸的相关风险信号。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13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2季度的不良事件（AE）报告，提取以氯苯唑酸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对氯苯唑酸的AE风险信号进行检测。ROR法信号阳性的标准为目标药物的目标AE报告数（a）≥3，且95%置信区间（CI）下限>1，ROR及其95%CI下限值越大提示信号强度越大；BCPNN法信号阳性的标准为信息成分（IC）-2SD>0（SD为标准差），IC-2SD值越大提示信号强度越大。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 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信号进行统计和分类，ROR和 BCPNN 2种方法检测结果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判定为氯苯唑酸的可疑AE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3-999例以氯苯唑酸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病例，其中男性2-942例（73.6%），女性688例（17.2%），性别不详369例（9.2%）；年龄>65岁者3-148例（78.7%），18~65岁者192例（4.8%），<18岁者52例（1.3%），数据缺失者607例（15.2%）；心脏淀粉样变性病1-064例，淀粉样变性病872例，周围神经淀粉样变性病148例，其他176例，适应证不明者1-739例；结局为死亡者1-403例（35.1%）。ROR和BCPNN 2种方法筛选结果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共110个，涉及20个SOC；AE报告数前5位的PT为呼吸困难（338例）、疲乏（301例）、水肿（167例）、头晕（111例）、跌倒（110例），涉及的SOC依次为全身性损害、各类神经系统疾病、呼吸系统/胸及纵膈疾病、各类检查和代谢及营养类疾病。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ROR及其95%CI下限）为早期饱胀感（28.07，11.64）、腰椎管狭窄（26.73，15.15）、主动脉扩张（24.36，9.11）、体力减退（22.64，10.15）、颈神经根病（22.13，7.11）。AE报告数排前20位的风险信号中有4项药品说明书无记载，包括头晕、身高降低、胸痛和肾衰竭；信号强度（ROR法）排前20位的风险信号中有16项药品说明书无记载，包括腰椎管狭窄、主动脉扩张、体力减退、颈神经根病、身高降低、颈动脉疾病、高脂血症、端坐呼吸、外周静脉疾病、良性前列腺增生、腕管综合征、消瘦、喉部异物感、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体位性头晕和主动脉粥样硬化。　结论 通过数据挖掘发现早期饱胀感、腰椎管狭窄、主动脉扩张、体力减退、颈神经根病可能是应用氯苯唑酸常见的不良事件；有多项风险信号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临床使用时应给予关注。

目的 探讨吸入用布地奈德（i-BUD）对哮喘儿童生长速度及身高的影响。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30日），收集i-BUD对哮喘儿童生长速度和身高影响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高质量队列研究。观察组治疗药物为i-BUD，对照组为安慰剂或未用药物治疗；结局指标为短期和/或长期应用i-BUD儿童的身高及生长速度。采用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RCT研究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对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1.0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值为均数差（MD）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总共16项研究纳入meta分析（15项RCT和1项队列研究），其中观察组2-578例，对照组2-422例。15项RCT研究中9项为低风险偏倚，2项为高风险偏倚，4项为风险偏倚不清楚；1项前瞻性队列研究NOS评分为8分（高质量研究）。6项研究观察了i-BUD对儿童身高影响的短期效应，观察组儿童i-BUD的暴露时间为2~8周，meta分析结果显示，观察组儿童下肢生长速度明显低于对照组儿童（MD=-0.18-mm/周，95%CI：-0.24~-0.13 mm/周，P<0.01）。按剂量的亚组分析表明，吸入200-μg/d的i-BUD时，儿童下肢生长速度与对照组相似（MD=-0.10-mm/周，95%CI：-0.25~0.05 mm/周，P=0.209），但吸入400-μg/d和800-μg/d的i-BUD时，儿童下肢生长速度明显低于对照组（MD=-0.17-mm/周，95%CI：-0.23~-0.10 mm/周，P<0.01；MD=-0.34-mm/周，95%CI：-0.48~-0.20 mm/周，P<0.01）。10项研究观察了长期（≥1年）暴露i-BUD对儿童身高的影响。meta分析结果显示，长期暴露i-BUD的儿童身高明显低于对照组儿童（MD=-0.72-cm，95%CI：-0.86~-0.58 cm，P<0.01）。按暴露时间进行亚组分析结果显示，i-BUD暴露1年组、2年组和4~6年组儿童身高均明显低于相应对照组（MD=-0.60-cm，95%CI：-0.75~-0.44 cm，P<0.01；MD=-1.30-cm，95%CI：-1.70~-0.90 cm，P<0.01；MD=-1.15-cm，95%CI：-1.67~-0.64 cm，P<0.01），但暴露平均9.2年的儿童对身高的影响不明显（MD=-0.60-cm，95%CI：-2.15~0.95 cm，P=0.448）。　结论 哮喘儿童短期和长期应用i-BUD都可能影响儿童的生长速度和身高。

1例58岁男性患者因胃溃疡自行口服胃刻宁片1.24 g、3次/d，同期未合并服用其他药物。1个月后患者出现腹胀、巩膜黄染、尿液发黄和乏力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27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507-U/L，总胆红素（TBil）59-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34-μmol/L。考虑为胃刻宁片导致的急性肝损伤。停用该药，予以保肝、利胆、降酶等治疗。10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肝功能检查示ALT 163-U/L、AST 43-U/L、TBil 23-μmol/L、DBil 17-μmol/L；1个月后，患者肝功能检查示ALT 31-U/L、AST 24-U/L、TBil 14-μmol/L、DBil 6-μmol/L。考虑患者的肝损伤可能与胃刻宁片所含的白屈菜有关。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肿瘤治疗中的广泛应用，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越来越受到关注，其中ICI相关性肺炎（CIP）较为常见。本文对CIP的临床特点、疾病分级、治疗策略等进行了介绍，建议多学科合作对接受ICI治疗的患者进行全流程管理，早期发现、早期诊断，建立明确有效的预防和预警策略，使肿瘤患者最大程度受益。

目的 探讨老年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临床特征及预后。　方法 通过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DILI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至2020年12月DILI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人口学信息、DILI临床特征和相关实验室检查、可疑致病药物和预后等）。按照年龄将患者分为青年组（<40岁）、中年组（40~59岁）与老年组（≥60岁），比较3组间人口学特征、DILI临床特征及预后。采用单因素及多因素COX回归模型，分析DILI全因死亡/肝移植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620例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女性477例（76.9%），男性143例（23.1%），中位年龄56（46，64）岁；青年组101例（16.3%），中年组273例（44.0%），老年组246例（39.7%）。与青年组及中年组患者相比，老年组发热患者占比较少［5.7%（14/246）比18.8%（19/101）和11.4%（31/273）］，腹胀者较多［26.8%（66/246）比11.9%（12/101）和18.7%（51/273）］，碱性磷酸酶［171（127，265）U/L比146（104，218）U/L和158（114，221）U/L］、γ-谷氨酰转移酶［211（132，361）U/L比122（67，200）U/L和167（94，291）U/L］和血清肌酐［70（59，81）μmol/L比58（49，72）μmol/L和63（57，71）μmol/L］水平更高，而血清白蛋白［36.2（32.0，38.8）g/L比38.4（35.2，41.3）g/L和37.3（34.1，40.7）g/L］、免疫球蛋白M［840（610，1-190）mg/L比1-030（820，1-460）mg/L和1-060（700，1-480）mg/L］和血小板计数［186（143，236）×109/L比214（174，270）×109/L和210（160，257）×109/L］更低；老年组胆汁淤积型占比更高［13.0%（32/246）比3.0%（3/101）和5.5%（15/273）］，肝功能复常率更低［80.5%（198/246）比88.1%（89/101）和89.0%（243/273）］，全因死亡/肝移植者占比更高［5.7%（14/246）比3.0%（3/101）和1.5%（4/273）］，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COX回归分析显示，年龄［风险比（HR）=1.029，95%置信区间（CI）：1.002~1.056，P=0.034］、血清白蛋白（HR=0.933，95%CI：0.883~0.985，P=0.012）、总胆固醇（HR=1.006，95%CI：1.004~1.008，P<0.001）、血清肌酐（HR=1.007，95%CI：1.000~1.015，P=0.049）和DILI的严重程度（HR=2.328，95%CI：1.692~3.202，P<0.001）为DILI全因死亡/肝移植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年龄、血清白蛋白、总胆固醇、血清肌酐是DILI住院患者全国死亡/肝移植的独立影响因素；老年DILI患者胆汁淤积型肝损伤更为常见，且预后不佳，值得临床重视。

1例66岁男性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阿帕替尼（250-mg口服、1次/d）、替莫唑胺（口服,第1天500-mg，第2~4天400-mg/d）和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第1和第15天）联合治疗。5个周期（28 d为1个周期）后出现多发皮疹，可见头面部、躯干、四肢皮损，伴红疹、脱屑；全身水肿，四肢肿胀，双下肢为重，伴黏液渗出。第6个周期将阿帕替尼减量（250-mg 口服、1次/3 d），皮疹未减轻。实验室检查示血清白蛋白28.5-g/L，血清总蛋白55.5-g/L，嗜酸粒细胞0.096，血钾3.17-mmol/L。考虑为阿帕替尼和特瑞普利单抗联用所致红皮病，停用2药，给予甲泼尼龙、氯雷他定、苯海拉明、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外用）、莫匹罗星软膏（外用）及皮肤护理，同时予补充蛋白、利尿、补钾、护胃等对症治疗。治疗10 d后皮疹消退，脱屑、瘙痒减轻。

目的 探讨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致肺癌患者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性肺炎（CIP）的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6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肺癌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发生CIP者纳入CIP组，以1∶1比例筛选同期未发生任何免疫相关不良事件者纳入对照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CIP发生的影响因素。效应量为风险比（OR）和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46例（CIP组和对照组各123例），男性208例，女性38例；年龄（63±9）岁，范围32~86岁；非小细胞肺癌234例，小细胞肺癌12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呼吸系统疾病史、肿瘤组织学分型、TNM分期、使用的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类别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与对照组相比，CIP组患者体重指数较低［（21.5±3.2）kg/m2比（22.6±3.0）kg/m2，P=0.004］，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评分（ECOG-PS）≥2分者占比较高［39.0%（48/123）比22.0%（27/123），P=0.004］，有放疗史者占比较高［25.2%（31/123）比13.8%（17/123），P=0.024］，联合化疗/靶向治疗的患者占比较低［82.9%（102/123）%比97.6（120/123）%，P<0.001］，免疫治疗前外周血白细胞介素1β和干扰素α水平较低［1.97（1.04，2.74）ng/L比2.40（1.75，4.03）ng/L，P=0.021；2.08（0.89，3.00）ng/L比2.76（1.97，3.94）ng/L，P=0.012］，淋巴细胞计数较低［1.4（1.0，1.8）×109/L比1.5（1.2，2.1）×109/L，P=0.030］，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较高［3.85（2.50，6.40）比3.11（2.25，4.61），P=0.006］。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ECOG-PS≥2分（OR=3.400，95%CI：1.180~9.798，P=0.023）和PD-1/PD-L1抑制剂联合化疗/靶向治疗（OR=0.047，95%CI：0.005~0.454，P=0.008）是CIP发生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治疗前患者ECOG-PS≥2分是CIP的影响因素，联用化疗/靶向治疗可能降低患者发生CIP的风险。

老药一般认为是上市时间较早，在临床使用多年，且被医药工作者和公众所了解的药品。老药的安全性尚存在很多未知、未解问题。老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老药在特殊人群中应用的安全性还需要长期监测；老药许多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研究需加强，大多数不良反应缺乏特异性诊断的生物标记物及有效的防治措施；老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相关内容需要不断完善，许多临床用药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待制定规范的专家共识和指南。

目的 了解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以多西环素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多西环素AE风险信号挖掘，AE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1定义为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AE报告637份，涉及107个PT和21个SOC。AE报告数居前10位（含并列）的PT依次为呕吐、抑郁、吞咽困难、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头痛、溃疡性结肠炎、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自杀想法,其中抑郁、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自杀想法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依次为赫克斯海默反应、光照性指甲松离、醒前幻觉、食管溃疡、食管损伤、睡前幻觉、玻璃体炎、指甲剥离、硬化性食管炎、糜烂性食管炎,其中赫克斯海默反应、醒前幻觉、睡前幻觉、玻璃体炎、硬化性胆管炎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精神疾病为该药说明书不良反应中未涉及的SOC。　结论 多西环素儿童相关AE主要为呕吐、吞咽困难、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等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此外，多西环素还可能导致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精神疾病等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AE。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速发型全身性超敏反应，诊断不及时或救治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肾上腺素作为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药物。我国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尚存在肾上腺素使用不足，给药途径、剂量不适宜等问题。肾上腺素的给药时机（尽早）、途径（首选肌内注射）、剂量等应严格遵循相关指南的推荐意见。肾上腺素注射液（预充笔）可缩短肾上腺素注射时间，有条件的过敏患者未来可经过培训后配备并自行使用。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通过激活人体免疫系统发挥抗肿瘤治疗作用，但可引起免疫介导性肝损伤。ICI引起的免疫介导性肝损伤在发生率、临床表现、发病机制和预后等方面均与经典药物性肝损伤不同。其主要发病机制是由于ICI阻断了负向免疫调节的关键节点，包括细胞毒性T淋巴细胞相关抗原-4或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在过度激活的免疫系统作用下失去对肝脏的免疫耐受而发生肝损伤。免疫介导性肝损伤可分为免疫介导性肝炎和免疫介导性胆管炎。肝脏组织病理学检查可见肝细胞及胆管的损伤，多有中央静脉内皮炎，可有肉芽肿性病变。诊断免疫介导性肝损伤后应根据肝损伤严重程度分级选择治疗方案，多需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

对比剂使用后急性肾损伤（PC-AKI）是碘对比剂的严重不良反应之一。随着CT技术的快速发展，静脉注射使用碘对比剂显著增多。尽管发生率很低，静脉注射PC-AKI也受到重视。目前，PC-AKI尚无确切有效的治疗措施，有效的风险预测和预防是降低PC-AKI风险和减轻肾脏损伤的重要措施。水化疗法是目前临床推荐用于防治PC-AKI的措施。近年来也有许多学者对远端缺血预处理、药物治疗和肾脏替代疗法等防治措施进行了研究。

早产是5岁以下儿童的主要死亡原因之一。宫缩抑制剂可延长妊娠时间，是治疗早产的重要措施之一。然而在临床使用中，药物的使用指征、疗效监测、治疗时间和安全性监测仍存在许多问题。本文基于早产相关指南，结合临床实践，对早产患者宫缩抑制剂使用中的一些问题进行评述，为早产管理提供帮助。

评价国产与原研吡嗪酰胺片空腹状态下服用的生物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采用单中心、随机、开放、2周期、自身交叉试验设计，受试制剂为太仓制药厂生产的吡嗪酰胺片，参比制剂为美国安士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吡嗪酰胺片（Pyrazinamide-）。将健康受试者随机分为2组，每组均服药2个周期，但服用受试制剂（T）和参比制剂（R）的顺序不同，分别为R-T和T-R组。受试者分别在试验第1、8天空腹服用1片（500-mg）受试或参比制剂。生物等效性评价以药代动力学参数为终点评价指标。每次服药前1 h内以及服药后15、30、45、60、75、90、105、120、150、180、210-min和4、5、6、8、12、24、36、48-h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3-ml，离心后取血浆冻存。应用串联液相色谱-质谱法测定血浆样品中吡嗪酰胺的浓度，计算血药峰浓度（Cmax）、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包括从0时至最后一个浓度可准确测定的样品采集时间t的AUC（AUC0-t）和从0时至无限时间的AUC（AUC0-∞）］等主要药代动力学参数。受试制剂与参比制剂Cmax、AUC0-t和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CI）介于0.80~1.25为等效。观察并记录受试者试验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试验的健康受试者共24例，男性16例，女性8例；年龄18~50岁。R-T组和T-R组各12例，所有受试者均完成试验。空腹口服后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Cmax、AUC0-t和AUC0-∞几何均值比值的90%CI分别为0.93~1.09、0.98~1.03和0.98~1.03。试验期间受试者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5.0%（6/24），发生在服用受试制剂和参比制剂后者各3例，严重程度均为1级。　结论 国产与原研吡嗪酰胺片空腹状态下服用具有生物等效性和良好的安全性。

1例59岁女性患者因风湿性心脏病、慢性心功能不全急性加重、类风湿关节炎、肺部感染等给予改善心功能、抗风湿（白芍总苷胶囊0.6 g口服、2次/d，艾拉莫德25-mg口服、2次/d）和抗感染等治疗。用药前凝血酶原时间（PT）15.5-s，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2。因考虑患者有心脏瓣膜病、左心房内附壁血栓等，次日加用华法林2.5-mg口服、1次/d。患者PT延长和INR升高，至应用华法林第10天，PT 45.0-s、INR 4.8。停用华法林，将艾拉莫德剂量降至25-mg口服、1次/d。停用华法林第2天，PT 53.2-s、INR 5.9；第3天，PT 80.8-s、INR 10.1，遂停用艾拉莫德，给予维生素K1治疗。3 d后，PT 22.4-s、INR 2.0。后因病情需要加用华法林2-mg口服、1次/d，患者PT为19.8~27.4-s、INR为2.1~2.9。考虑患者PT延长可能与艾拉莫德与华法林联用有关。

目的 探讨妊娠中晚期应用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加强乙型肝炎病毒（HBV）母婴传播的阻断对孕妇肾功能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妇产科建档并于2021年1—12月分娩的HBV感染孕妇。HBV DNA≥2.0×105 IU/ml并在孕24~28周选择服用TDF治疗者纳入治疗组，HBV DNA<2.0×105 IU/ml、孕期未使用抗HBV药物治疗者纳入对照组。收集2组孕妇的病历资料，包括孕24~28周（基线）的尿常规、肝功能、肾功能、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血磷、乙型肝炎血清标志物、HBV DNA等指标，以及孕36~37周、分娩时和产后42 d的肾功能、eGFR、血磷和肾小管损伤相关不良事件。比较2组孕妇在孕36~37周、分娩时和产后42 d的血清肌酐（Scr）、血尿素氮、eGFR和血磷的变化及治疗前后Scr和血磷的变化；记录治疗组肾小管相关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分析的孕妇共189例，治疗组106例，对照组83例，2组孕妇的年龄、初产妇比例、基线丙氨酸转氨酶、Scr、血尿素氮、eGFR和血磷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组HBeAg阳性者占比和HBV DNA水平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均P<0.05）。治疗组与对照组相比，孕36~37周、分娩时及产后42 d的Scr、血尿素氮、eGFR和血磷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从基线至产后42 d， Scr、血尿素氮、eGFR和血磷的变化趋势2组相似，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治疗组孕妇无一例发生低磷血症、Scr升高、肾性低尿酸血症、β2微球蛋白尿、非糖尿病性糖尿和代谢性酸中毒等肾小管损伤相关不良事件。　结论 TDF在妊娠中晚期用于加强HBV母婴传播的阻断对肾脏是安全的。

目的 基于卷积神经网络（CNN）和多重logistic回归建立抗结核药物性肝损伤（ATB- DILI）的预测模型，评价和比较2个模型的性能。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2年10月31日镇江市第三人民医院、句容市人民医院和丹阳市第三人民医院的结核病住院患者临床及实验室检查数据。根据是否发生ATB-DILI将患者分为发生和未发生ATB-DILI组，比较2组临床特征差异。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患者按7︰3的比例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基于训练集数据，分别采用多重logistic回归和CNN建立ATB-DILI预测模型；基于训练集和测试集数据，对2个模型预测ATB-DILI的准确度进行验证。绘制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比较2种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约登指数和曲线下面积（AUC）。　结果 共有3-012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294例（9.76%）被诊断为ATB-DILI；训练集2-108例，测试集904例。多重logistic回归分析的结果显示，年龄、肝病史、低白蛋白血症和未预防性使用保肝药是ATB-DILI发生的独立风险因素，并以独立风险因素构建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方程。采用CNN对训练集患者数据的深度学习和分析结果显示，对ATB-DILI发生影响最大的前5位风险因素分别为肝病史、年龄、未预防使用保肝药、低白蛋白血症及饮酒，以前5位风险因素构建CNN模型。采用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预测的训练集与测试集患者ATB-DILI发生的总准确率分别为87.62%和88.27%；采用CNN模型预测训练集与测试集患者ATB-DILI发生的总准确率分别为92.36%和91.70%。CNN模型的灵敏度、特异度和AUC均高于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和CNN模型对ATB-DILI发生的预测性能均较好。但相较多重logistic回归模型，CNN模型对结核病住院患者ATB-DILI发生的预测性能更佳。

对乙酰氨基酚（APAP）是目前临床使用最广泛的解热镇痛药，常规剂量安全可靠，长期大量用药会导致重要器官损伤。近年来对APAP的安全性问题有一些新发现，如APAP可使高血压患者血压升高，含钠APAP与心血管疾病风险和全因死亡率增加相关，新发现多种预测、诊断APAP相关肝损伤及其预后的生物标志物，APAP可导致肾损伤风险增加等。APAP相关重要器官损伤的安全防范策略包括严格限制用药剂量和疗程、关注特殊人群用药安全等；对于已出现重要器官损伤的患者，应对其因果关系进行评价、及时停药、给予特异性治疗和对症支持治疗。

1例67岁女性肺腺癌淋巴结转移患者同时接受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顺铂、培美曲塞、帕博利珠单抗及仑伐替尼）。第3个周期结束后，患者血压升高（160/100-mmHg，1-mmHg=0.133-kPa），血清肌酐升高（由90-μmol/L升至160-μmol/L），贫血（血红蛋白 90-g/L），代谢性酸中毒（二氧化碳总量18-mmol/L）。肾脏组织病理检查提示肾小管间质损伤。排除其他药物导致的肾损伤，考虑为帕博利珠单抗所致免疫不良反应可能性大。停用该药并予激素、降压及对症治疗。5个月后，患者血压110~120/70~80-mmHg，血清肌酐降至130-μmol/L，血红蛋白117-g/L，二氧化碳总量 26-mmol/L。

1例49岁男性因原发性肝细胞癌接受替雷利珠单抗联合多纳非尼治疗。2个周期后（第1次用药后37 d），患者出现持续发热，纳差、乏力，白细胞、血红蛋白、血小板减少，纤维蛋白原降低，血清铁蛋白显著升高（91-501-μg/L），脾脏增大，临床诊断为噬血细胞综合征，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给予甲泼尼龙60-mg/d静脉滴注4 d，40-mg/d 静脉滴注7 d，28-mg/d静脉滴注5 d，之后换为泼尼松35-mg/d口服治疗（4~6周内逐渐减量至停药）。治疗过程中，实验室检查各项指标逐渐好转。患者未再使用替雷利珠单抗，并恢复多纳非尼治疗，未再出现上述症状。

1例68岁男性肺腺癌患者接受埃克替尼125-mg口服、3次/d和康莱特软胶囊2.7 g口服、4次/d治疗。用药前血清肌酐（Scr）91-μmol/L。用药29 d后患者出现泡沫尿、乏力、胸闷、食欲下降、颈部及胸前皮肤出现红色皮疹等，未予干预，共用药76 d。实验室检查示Scr 167-μmol/L，免疫球蛋白A（IgA）4-090-mg/L，尿蛋白2-g/L，24-h尿蛋白2.61 g，尿红细胞6.8个/高倍视野，尿α微球蛋白66.9-mg/L。病理检查结果示局灶增生型IgA肾病和急性肾小管损伤，考虑由埃克替尼引起可能性大。嘱患者低蛋白饮食并予对症治疗，80 d后，患者Scr 189-μmol/L、尿蛋白2-g/L。此后患者失访。

1例80岁男性下肢动脉硬化闭塞症患者接受尿激酶2万U/h溶栓治疗。治疗前患者血压126/66-mmHg（1-mmHg=0.133-kPa）,治疗6 h血压升至224/131-mmHg。予乌拉地尔40-mg/h微量注射泵泵入，1 h后血压仍为200/91-mmHg。将尿激酶减量至最小维持剂量（4 000 U/h）后血压下降至150/80-mmHg。按原剂量重启尿激酶溶栓治疗2.5-h后，血压再次升高。停用尿激酶，血压下降至160/97-mmHg并维持稳定，此后未再出现血压升高情况。

目的 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发试验中戈那瑞林导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成都市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收到的不良反应报表中，使用戈那瑞林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儿童，年龄≤14岁，用药目的为GnRH激发试验。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这些患儿的基本信息、戈那瑞林使用情况、严重过敏反应发生情况及过敏反应的治疗和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GnRH激发试验中戈那瑞林导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14例，男性3例，女性11例；年龄（9±2）岁；Naranjo因果关系评定法评分≥5分。14例患儿使用戈那瑞林的剂量为（2.55±0.09）mg/kg，均为静脉注射给药。4例严重过敏反应发生于首次进行GnRH激发试验，10例发生于第2次GnRH激发试验；用药至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时间为（6.0±3.5）min。14例患儿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为系统性过敏反应症状，累及全身各个系统，所有患儿均有3种及以上系统的损害。发生过敏反应后，14例患儿均停用戈那瑞林，其中5例给予肾上腺素肌内注射，5例为肾上腺素或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注射，1例为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注射+肾上腺素肌内注射； 3例仅给予地塞米松静脉注射。经治疗患儿症状均得到缓解。　结论 戈那瑞林导致的儿童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且该药与GnRH类似物存在交叉过敏的可能，故在诊断、治疗儿童性早熟时应在监护条件下给药。

不论在新药研发阶段还是药品上市后临床应用阶段，药物安全性问题始终是应首要关注的问题，也是药物研发失败甚至上市后药品退市的主要原因。生理药代动力学（PBPK）模型不仅可以常规预测人体血浆药代动力学，还可以预测药物在不同组织中浓度分布，是预测新药不良反应的重要工具，已逐渐受到药品监管部门的重视。本文简述了PBPK模型用于预测药物肾脏毒性、心脏毒性、神经毒性的最新研究进展和应用情况，为新药研发中不良反应的早期预测和药物临床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慢性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流行概况、临床特征、危险因素及预后。　方法 采用多中心、开放、回顾、非干预性的流行病学调查方法，根据入选标准纳入中国308家医院2012年1月1日至2014年12月31日住院治疗的DILI患者。收集患者的病历资料，将DILI患者分为慢性和急性2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及实验室特征和预后，分析2组患者的可疑致病药物，采用logistic回归对慢性DILI发生的影响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共25-927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急性DILI（急性组）22-556例（87.0%），慢性DILI（慢性组）3-371例（13.0%）。与急性组比较，慢性组患者女性更多见，年龄更高，有肝病史者更多，从服药至发现肝损伤的时间更长，消化系统症状（包括食欲不振、腹胀、恶心、呕吐等）、疲乏、黄疸、瘙痒、肝区疼痛/不适、出血倾向者更多，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总胆红素和国际标准化比值更高，而血清白蛋白和血小板计数更低，终末期肝病模型评分≥15分者占比更高，全因病死率和肝病相关死亡率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logistic回归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比值比（OR）=0.76，95%置信区间（CI）：0.69~0.83］是慢性DILI的保护因素，而既往肝病史（OR=2.00，95%CI：1.82~2.19）和低白蛋白血症（OR=0.96，95%CI：0.95~0.96）是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研究时段308家医院DILI住院患者中慢性DILI占比为13.0%。与急性DILI比较，慢性DILI患者年龄更高，女性患者更多，肝损伤更严重，预后较差；其中女性、有肝病史和低白蛋白血症是发生慢性DILI的独立危险因素。

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ED）发生率高，潜在危害大，可通过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量表（PAED）进行诊断。儿童麻醉ED的危险因素包括患儿因素、手术因素和麻醉因素。通过有效缓解术前焦虑、优化麻醉方案、提供良好术后镇痛等措施，可有效降低儿童麻醉ED发生率。采用α2受体激动剂（如右美托咪定）、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丙泊酚和氯胺酮等，可有效预防和处理儿童麻醉ED。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在临床的广泛应用，其导致血栓事件的风险也随之增加，且与不良生存率相关。有些研究认为ICI治疗可能导致肿瘤患者血栓事件发生风险增加，但其相关性至今仍有争议，发生率和危险因素也有较大差异。血栓事件的高风险肿瘤类型主要是肺、皮肤和泌尿生殖系统的恶性肿瘤，血栓事件的临床类型主要为肺栓塞、心肌梗死和深静脉血栓形成，血栓事件发生后的病死率较高。目前尚无ICI相关血栓风险的管理指南和共识，本文就ICI与血栓事件的相关性、发生率、危险因素、发病机制、预防与治疗进行简要综述，以期提高临床对这类不良反应的认识。

1例34岁男性因银屑病自行使用司库奇尤单抗300-mg皮下注射、1次/周，共5次；随后300-mg皮下注射、1次/4周，共3次；之后出现脓血便。电子肠镜检查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5-cm处弥漫性粘膜充血水肿，组织活检病理报告为乙状结肠重度慢性炎、糜烂及浅溃疡形成，考虑为司库奇尤单抗所致炎性肠病。立即停用该药，予美沙拉嗪灌肠液60 g、1次/d，半个月后脓血便明显改善，2个月后脓血便消失。复查电子肠镜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0~25-cm处粘膜粗糙，呈颗粒状，有散在小片状出血，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停用美沙拉嗪灌肠液，改为美沙拉嗪栓0.5 g、1次/d。

目的 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　结论 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1例5岁4个月男孩误服度洛西汀约1-000-mg，30-min后陆续出现精神萎靡、呕吐、肌肉震颤、意识障碍、激越型谵妄、高热、心动过速、抽搐等症状，诊断为度洛西汀中毒所致重度5-羟色胺综合征，给予洗胃、导泄、血液灌流、赛庚啶、咪达唑仑、物理降温等治疗。12-h后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274-U/L，肌红蛋白247-mg/L，尿素氮9.5-mmol/L，尿酸452-U/L，血肌酐55-μmol/L；36-h 后复查，肌酸激酶674-U/L，尿素氮10.3-mmol/L，血尿酸350-μmol/L，血肌酐70-μmol/L，给予辅酶Q10及维生素C等保护脏器功能治疗。8 d后上述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149-U/L，肌红蛋白66-mg/L，尿素氮4.3-mmol/L，血尿酸75-μmol/L，血肌酐 34-μmol/L。

目的 挖掘伊匹木单抗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1年3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以伊匹木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伊匹木单抗AE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2且其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AE定义为风险信号，对相关PT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12-329例，涉及1-915个PT，采用ROR法获得268个风险信号（PT），涉及21个SOC。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腹泻、结肠炎、皮疹、发热、垂体炎、肾上腺功能不全、食欲下降、甲状腺功能减退、肝脏疾病、脱水，均为说明书中常见AE。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垂体炎、淋巴细胞垂体炎、免疫介导性皮炎、免疫介导的肾上腺功能不全、垂体功能减退、免疫介导的肝脏疾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免疫介导性脑炎、自身免疫性结肠炎和免疫介导性甲状腺功能亢进，涉及的SOC分别为内分泌系统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肝胆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共36个PT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颅内肿瘤出血、放射性坏死、恶性胸腔积液、肺部肉芽肿、苔藓样角化病。　结论 伊匹木单抗的主要AE为腹泻、结肠炎、皮疹等。该药还可能导致颅内肿瘤出血、放射性坏死、恶性胸腔积液等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临床实践中应予警惕。

目的 挖掘注射用砷剂心脏不良事件风险信号，提高临床对砷剂心脏毒性的认识。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MHRA）综合标准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山东数据）2003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和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3年第4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用砷剂心脏毒性风险信号进行挖掘。ROR法和PRR法中,报告数≥3、ROR和PRR值的95%CI下限>1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MHRA综合标准法中，报告数≥3、PRR>2且χ2>4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　结果 山东数据中共有注射用砷剂相关报告358例，与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有关者275例（76.8%），与注射用三氧化二砷（ATO）有关者83例（23.2%）；358例报告中25例（7.0%）报告了心脏不良反应，严重者占28.0%（7/25）。FAERS数据库中共有ATO相关报告1-294例，其中418例（32.3%）报告了心脏不良事件，严重者占62.2%（260/418）。对山东数据中275例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报告的数据挖掘结果显示，QT间期延长、胸闷、心悸和心慌为风险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的信号最强。在FAERS数据中共挖掘出35个心脏不良事件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和长QT综合征的信号最强；6个心律失常信号（缓慢型心律失常、室上性期前收缩、室性期前收缩、尖端扭转型室速、室性心动过速和房室阻滞）和6个心脏器质性病变信号（心包炎、心内膜炎、心包积液、心肌炎、二尖瓣关闭不全和心脏扩大）的强度也排名较前。　结论 注射用砷剂与心脏毒性发生的关联性较强，且严重病例占比较高。注射用砷剂的心脏毒性主要影响QT间期，也可表现为多种类型心律失常和某些心脏器质性病变。

目的 以卡瑞利珠单抗致甲状腺功能减退（甲减）的院外管理为例，初步评估直销患者（DTP）药房药学服务的效果。　方法 收集2019年7月1日至2021年7月31日于合肥高济苏祥特药专业药房旗下3家门店购买并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患者的电子药历，记录患者的病史信息和DTP药房药师进行的药学服务数据。对卡瑞利珠单抗相关甲减的发生情况，干预措施和转归，以及患者对药物干预的依从性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有48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341例，女性148例；年龄（61±12）岁，范围18~75岁；肺癌129例、食管癌112例、肝癌60例、鼻咽癌8例，淋巴瘤4例，其他肿瘤（超适应证）176例。卡瑞利珠单抗的中位治疗时间为4个月，范围1~24个月；单药治疗者129例，联合化疗者156例，联合靶向药物治疗97例，联合化疗和靶向药物治疗83例，联合化疗和放疗4例，其他治疗方案不明者20例。共16例患者发生甲减，发生率3.3%（16/489），其中6例为DTP药房药师主动识别。16例甲减均经Naranjo因果关系评价法判定为与卡瑞利珠单抗相关；严重程度为2级者15例，1级者1例。1例1级甲减患者未予医学干预，因疾病进展停用卡瑞利珠单抗，甲减好转。发生2级甲减的15例患者均接受左甲状腺素钠治疗，用药1周时评估，依从性良好3例，一般8例，差5例。药师根据影响依从性的主要条目给予不同干预。截至本研究结束，15例2级甲减患者中，4例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其中1例因心律失常停用左甲状腺素钠后恢复正常），2例好转，9例持续异常。　结论 DTP药房药师开展院外药学服务有助于保障患者治疗依从性和安全用药。

目的 探讨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相关视神经炎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11月），收集接受TNF-α抑制剂治疗后发生视神经炎患者的文献资料，提取患者的性别、年龄、TNF-α抑制剂使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视神经炎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7例，男性16例，女性21例，平均年龄44岁；接受阿达木单抗治疗11例，英夫利昔单抗治疗16例，依那西普治疗8例，戈利木单抗和培塞利珠单抗治疗各1例；其中5例患者曾接受过其他TNF-α抑制剂治疗。原发病为类风湿关节炎者15例，克罗恩病和溃疡性结肠炎8例，银屑病关节炎3例，前葡萄炎2例，其他风湿性和炎症性疾病9例；其中4例合并其他疾病。患者从接受TNF-α抑制剂至视神经炎发生的中位时间为4.5个月（3 d~2年），临床表现以视力下降、伴眼球运动疼痛多见。37例患者中，8例进行了脑脊液检查，其中6例存在脑脊液异常；7例进行了脑脊液寡克隆区带检测，其中4例阳性。32例患者行脑或眼眶磁共振成像（MRI）检查，11例表现为视神经增强，14例有脑部病变，5例有颈椎或脊髓病变。30例患者进行了视力检查，29例视力下降。24例停药并同时给予糖皮质激素（GC）治疗；6例仅停药未给予GC；7例未描述是否停药，其中5例给予GC。30例经停药和/或GC治疗后，视力部分或完全恢复，6例无明显改善，1例恶化。　结论 TNF-α抑制剂相关视神经炎多发生于接受TNF-α抑制剂治疗6个月内，临床表现以视力下降多见，伴或不伴脑部MRI病变，及早发现并给予干预，通常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呋喃唑酮所致间质性肺疾病（ILD）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的7例呋喃唑酮相关ILD患者（医院病例）的基本信息、药物治疗信息、ILD特征及治疗和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呋喃唑酮相关ILD病例报告（文献病例）中文献基本信息，涉及患者的基本信息，呋喃唑酮治疗适应证、剂量，相关ILD的潜伏期、主要症状、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7例医院病例中男性2例、女性5例，中位年龄34岁，均因患幽门螺杆菌（HP）相关胃炎应用含呋喃唑酮（0.2 g、1次/d）的铋剂四联方案治疗。从服药至出现临床症状的中位时间为10 d；所有患者均有发热，6例有呼吸系统症状（干咳、呼吸困难、胸痛等）;胸部影像学检查均符合ILD改变，其中1例有胸腔积液。7例患者的嗜酸粒细胞计数均正常，1例有轻度的低氧血症。ILD严重程度6例为2级，1例为3级。7例患者均停用呋喃唑酮片，4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住院3~10 d，7例患者均获痊愈。共检索到18例呋喃唑酮相关ILD的文献病例，其中15例来自中国，14例用于治疗HP感染。从首次用药到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为2~14 d，其中13例时间>7 d。16例患者有发热症状，14例有呼吸系统症状，其中1例呼吸衰竭。12例患者末梢血嗜酸粒细胞计数或百分比升高。18例患者均停用呋喃唑酮，7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1例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所有患者均好转或痊愈。2例患者再激发阳性，1例体外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对呋喃唑酮呈强阳性反应。　结论 ILD是呋喃唑酮的罕见不良反应，以发热和呼吸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多发生在呋喃唑酮治疗7 d后，早期发现并及时停药治疗一般预后良好。

目的 探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及其与疗效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及其irAE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无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FS）。　结果 共48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41例（85.4%），女性7例（14.6%）；年龄（65.9±7.4）岁，治疗中位周期数为9（6，14）个，总体ORR为52.1%（25/48），DCR为83.3%（40/48），中位PFS为11个月。48例患者中34例（70.8%）发生59例次irAE，其中8例（16.7%）发生至少1例次≥3级的irAE。irAE发生的中位周期数为5（3，7）个。发生率>10%的irAE包括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甲状腺损伤、皮肤损伤、肺损伤、肝损伤和血液毒性反应，发生率依次为37.5%（18/48）、18.8%（9/48）、16.7%（8/48）、12.5%（6/48）、10.4%（5/48）和10.4%（5/48）。与无irAE组患者比较，irAE组患者的ORR和DCR更高［64.7%（22/34）比3/14，91.2%（31/34）比9/14］，中位PFS更长（12.0个月比7.0个月，风险比=0.418，95%置信区间：0.193~0.9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中发生的主要irAE类型为RCCEP，严重irAE较少。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中发生irAE的患者可能有更明显的治疗反应。

1例86岁男性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患者，因长期使用利尿剂出现利尿剂抵抗，加用托伐普坦3.75-mg口服、1次/d，利尿效果明显；次日加量至7.5-mg口服、1次/d，患者尿量增加、心力衰竭症状改善；第3天患者出现口干口渴，一过性烦躁不安，四肢抽动，实验室检查示pH 7.51、血氧分压（PaO2）67.4-mmHg（1-mmHg=0.133-kPa）、标准碳酸氢根（SB）28.4-mmol/L、实际碳酸氢根（AB）28.5-mmol/L、血钾 3.0-mmol/L、血钠143-mmol/L、血氯104-mmol/L。考虑为托伐普坦导致代谢性碱中毒和呼吸性酸中毒，停用该药，给予精氨酸注射液、0.9%氯化钠、补钾等对症治疗，同时不限制患者饮水。停药当天，患者口干口渴症状明显减轻、精神好转，无四肢抽动，下肢及颜面水肿消退；停药1 d后，pH 7.49，SB 31.1-mmol/L，AB 31.4-mmol/L，血钾3.6-mmol/L；停药3 d后，患者嗜睡、精神差，呼吸较前减弱，考虑患者继发 Ⅱ 型呼吸衰竭，予尼可刹米静脉泵入；停药5 d后，患者24-h尿量3-285-ml，AB、SB、pH值均稍有下降，但患者病情改善不明显；停药13 d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病情持续加重。

目的 利用失效模式和效应分析（FMEA）方法探讨德谷胰岛素（IDeg）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用药错误风险点。　方法 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建立用药错误风险点研究课题组，通过问卷调查、文献研究和实地考察等方法收集用药错误风险点，对其严重程度、发生频率和发现指数进行评分，确定风险优先级数（RPN），并制定相应的防范措施。　结果 通过综合评价，在医师处方、药师调剂、护士给药和患者用药4个环节共发现32个风险点。将RPN由高至低排序，筛选出10个关键风险点（RPN>70分)：（1）药师未对患者进行IDeg使用指导；（2）患者不知道应主动向医师反映药品的使用感受和不良反应；（3）患者不清楚用药监测的内容；（4）患者未掌握药品的使用方法；（5）药师未对患者进行用药反馈调查；（6）患者不重视或认为没有必要接受药师的用药指导；（7）医师处方错误，导致用药过量；（8）医师与患者沟通不畅，患者不清楚自己用的是什么药；（9）药师对药品性状、禁用人群、相互作用、用药时间等药品信息了解不充分；（10）药师审核处方过程中忽略药品的常用剂量、适用人群等信息。根据上述风险点提出了针对IDeg基本信息维护、医师处方、药师调剂、患者用药、护士给药、收集用药错误报告及加强人员培训7个方面风险干预建议。　结论 利用FMEA法可有效找出IDeg在临床应用中存在的用药错误风险点，并可通过量化评估明确改善IDeg风险管理的优先顺序，制定相应防范措施，提高用药安全性。

目的 系统评价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SGLT2）抑制剂致2型糖尿病患者胃肠道反应的风险。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12月30日），收集SGLT2抑制剂治疗2型糖尿病且结局指标包含胃肠道反应的随机对照试验。采用Cochrane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对纳入的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Stata 15.1软件贝叶斯方法进行网状meta分析，绘制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风险的网状证据图、两两比较的联赛图和累积概率排序曲线下面积图（SUCRA），并对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风险的大小进行排序。胃肠道反应的效应量以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最终纳入15项研究进行分析，共包括5-540例患者。SGLT2抑制剂治疗组3-949例，干预药物包括达格列净（1-872例）、卡格列净（1-100例)、恩格列净(649例)、艾托格列净(219例)、伊格列净(61例)、利格列净(48例)；对照组1-591例，均给予安慰剂。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卡格列净50-mg和卡格列净100-mg相比，艾托格列净10-mg治疗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更高（RR=1.37，95%CI：1.02~3.48；RR=2.98，95%CI：1.19~4.09；均P<0.05）；SGLT2抑制剂其他干预措施之间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按SUCRA对SGLT2抑制剂不同干预措施胃肠道反应发生风险的排序结果显示，胃肠道反应发生风险从大到小依次为利格列净50-mg、艾托格列净25-mg、艾托格列净10-mg、恩格列净25-mg、伊格列净100-mg、伊格列净300-mg、伊格列净200-mg、艾托格列净5-mg、利格列净10-mg、伊格列净50-mg、恩格列净10-mg、利格列净2.5-mg、达格列净20-mg、达格列净10-mg、恩格列净5-mg、艾托格列净1-mg、达格列净5-mg、安慰剂、卡格列净300-mg、卡格列净200-mg、达格列净2.5-mg、达格列净1-mg、卡格列净100-mg、卡格列净50-mg。　结论 不同SGLT2抑制剂治疗方案导致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胃肠道反应的风险不同。卡格列净导致胃肠道反应的风险较小，尤其是卡格列净50-mg方案；而利格列净和艾托格列净容易引起胃肠道反应，尤其在较高剂量治疗时。

目的 了解藤黄健骨片治疗膝骨关节炎的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19年9月至2021年1月43家医院使用藤黄健骨片的膝关节炎患者的病历资料，对不良事件的发生率、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505例，男性788例（31.46%），女性1-717例（68.54%）；年龄50~76岁，中位年龄61岁；患者用药时长（57±3）d；服药频率为2次/d者1-949例（77.80%），3次/d者553例（22.08%），1次/d者3例（0.12%）。2-505例患者中79例（3.15%）在服用藤黄健骨片期间发生82例次不良事件，其中消化系统不良事件39例（42例次）、全身性不良事件8例、感染类不良事件6例、皮肤及黏膜不良事件6例、神经系统不良事件5例、呼吸系统不良事件4例、眼器官不良事件3例、心脏类器官不良事件3例、损伤类不良事件3例、生殖系统及乳腺不良事件2例。对上述不良事件进行因果关系评价，仅1例评价为可能，其余均为可疑。仅1例患者发生不良事件后停用藤黄健骨片，其余患者均未停药，未处理或经对症治疗后恢复正常。　结论 藤黄健骨片治疗膝骨关节炎的不良事件发生率为3.15%。常见不良事件为消化系统不良事件、全身性不良事件、感染类不良事件、皮肤及黏膜不良事件、神经系统不良事件等。

1例57岁男性患者因肺腺癌根治术辅助化疗后出现脑转移接受安罗替尼12-mg口服、1次/d（用药2周、停用1周）+替莫唑胺150-mg口服、1次/d（用药3周、停用1周）联合抗肿瘤治疗。治疗5个月后，患者出现咳嗽、胸闷、劳力性呼吸困难等症状，且进行性加重。实验室检查、心电图、心脏超声检查等未见明显异常，胸部CT检查示两肺出现间质性肺水肿，考虑与安罗替尼有关。停用安罗替尼与替莫唑胺，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5 d后，患者胸闷、咳嗽等症状缓解，换用贝伐珠单抗联合替莫唑胺抗肿瘤治疗，未出现不适。1个月后复查胸部CT，两肺间质性水肿较前吸收。

目的 探讨HIV感染/艾滋病（HIV/AIDS）患者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相关范可尼综合征（FS）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7年12月至2021年2月在云南省传染病医院住院且采用含TDF的抗反转录病毒治疗（ART）并诊断为FS的HIV/AIDS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BMI）、ART治疗方案和时间、诊断FS时间、主要临床表现、入院及出院实验室检查结果，双能X射线骨密度检查结果以及干预和转归等信息，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设定时段内诊断为TDF相关FS的HIV/AIDS患者共16例，其中完全型FS 6例，不完全型FS 10例；7例合并慢性丙型肝炎、高血压病、肝癌和抑郁症等慢性疾病；16例患者接受含TDF的ART治疗时间最短 20个月，最长168个月，平均68个月；FS的初始症状多为骨痛、乏力、恶心、纳差、多饮、多尿，体重下降等，从出现初始症状至确诊FS的时间最短2周，最长24周，平均7周。实验室检查结果显示，16例患者在血糖正常情况下尿葡萄糖均为阳性，14例尿蛋白阳性，低尿磷、低尿钙、低尿钾和低尿钠者分别为11、11、4和4例；低血磷、低血钾、低血钙和低血钠者分别为13、12、8和7例；11例血清肌酐升高，10例血尿酸降低，1例血尿酸增高。15例患者行双能X射线骨密度检查，其中骨密度正常、减低和骨质疏松者分别为2、2和11例。诊断为TDF相关FS后，16例患者均立即停用TDF，更换不含TDF的ART方案并对症治疗平均29 d后，上述症状程度减轻，部分实验室检查指标恢复至参考值范围，预后较好。　结论 TDF相关FS多在用药68个月发生，FS临床症状无特异性，实验室检查结果均为在血糖正常情况下尿葡萄糖阳性，多数出现低血磷，低尿磷，低尿钙，骨质疏松。停用TDF、更换为不含TDF的ART方案并对症治疗后预后较好。

1例37岁慢性乙型肝炎女性患者因月经紊乱自行口服左炔诺孕酮分散片（1.5-mg/d，每个月连续口服21 d、停药7 d）治疗。3个月后相继出现恶心、呕吐、纳差和黄疸，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93-U/L，天冬氨酸转氨酶68-U/L，γ-谷氨酰转移酶100-U/L，总胆红素206.1-μmol/L，直接胆红素138.9-μmol/L。经实验室检查排除慢性乙型肝炎再活动和其他嗜肝病毒感染后，考虑肝损伤与左炔诺孕酮有关。停用左炔诺孕酮，给予保肝及对症治疗后症状逐渐消失，2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正常。肝穿刺病理学检查结果支持慢性乙型肝炎合并急性药物性肝损伤的诊断。

1例87岁女性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服用多奈哌齐（5-mg、1次/d）8年后，因病情进展加服美金刚（10-mg、1次/d）。3个月后，患者突发昏迷，呼之不应，呼吸急促，喘憋；双眼瞳孔针尖样改变，血压190/100-mmHg（1-mmHg=0.133-kPa），心率56次/min，格拉斯哥昏迷评分（GCS）为E1V1M1。考虑患者为多奈哌齐和美金刚联用导致药物蓄积中毒（美金刚血浓度215-mg/L，警戒值：30-mg/L；多奈哌齐血浓度33-mg/L，警戒值：20-mg/L）。停用2药，给予补液水化、降压、醒脑等对症支持治疗。停药第3天,患者意识一过性转为嗜睡，GCS评分为E2V2M2；停药第7天，患者意识转清，可简单对答，GCS评分为E4V4M4，血压126/67-mmHg，瞳孔大小恢复正常。

目的 对病例报告报道的草药和膳食补充剂（HDS）的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进行分析和评价。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6月24日），选择草药、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致抗凝作用降低的病例报告，根据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降低程度和血栓事件发生情况评价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程度;根据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的因果关系、病例报告数量和其他证据（国家相关机构发布警告、临床研究、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研究、动物实验研究等），建立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可靠性评分标准。≥9分为高度可靠，6~8分为较可靠，3~5分为可能可靠，≤2分为可疑可靠。　结果 共收集到17篇文献，涉及25例患者、11种HDS。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程度为重度的HDS有2种，包括人参（西洋参，红参等）和没药；中度者5种，包括贯叶连翘、茶（绿茶、红茶）、薄荷、辅酶Q10和壳聚糖；轻度者4种，包括黄芪、牛油果、海藻和黄豆。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可靠性评价结果为高度可靠者仅  1种，为贯叶连翘（评分为10分）；较可靠者2种，为人参和茶（评分分别为8和6分）；可能可靠者7种，包括没药、薄荷、辅酶Q10、壳聚糖、黄芪、牛油果和海藻（评分分别为5、5、5、4、4、4和3分）；可疑者1种， 为黄豆（评分为2分）。　结论 贯叶连翘、人参（西洋参，红参等）和茶（绿茶、红茶）等HDS降低华法林抗凝作用的程度和可靠性均较高，应引起临床医师和临床药师的高度重视。

目的 建立标准化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临床思维模式和决策路径，保障哺乳期妇女用药咨询服务的规范化。　方法 对2020年6月至2022年8月北京大学第三医院临床药师为医务人员提供的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情况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和根因分析。应用混合方法建立哺乳期安全用药临床思维模式和哺乳期安全用药路径。对药师进行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培训，培训前后进行问卷调查，对改进效果进行评价。　结果 共收集到临床药师为医务人员提供的用药咨询服务1 218例，其中哺乳期用药相关案例44例（3.61%）。研究结果显示，临床药师在开展哺乳期用药咨询服务中存在对患者的需求了解不清晰，药物、母体及婴儿3个方面因素考量不全面，信息检索途径单一等问题。基于存在的问题进行根因分析，建立“提出问题（Q）、评估因素（A）、检索评价（S）和制定方案（P）”（QASP）的哺乳期安全用药临床思维模式，制定安全用药决策分析临床路径并形成标准的用药咨询记录模板。与培训前比较，临床药师在明确哺乳期用药相关因素、循证流程、规范记录和用药咨询自信心等方面均有显著提升（均P<0.001）。　结论 哺乳期安全用药咨询服务的QASP临床思维模式和基于药物、母体及婴儿3个因素的决策分析模式的建立，有助于临床药师针对哺乳期特殊人群开展标准化用药咨询服务，提高同质化药学服务质量。

1例67岁男性原发性肝癌患者因多次介入治疗后疾病进展，改为瑞戈非尼联合信迪利单抗方案治疗，用药1个周期后出现左侧面部表情肌和左侧上睑无力，全身肌肉疼痛伴呼吸困难。实验室检查示肌红蛋白8-614-μg/L，肌酸激酶（CK）17-480-U/L，CK-MB质量528-μg/L，肌钙蛋白I 0.465-μg/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069-U/L，丙氨酸转氨酶（ALT）493-U/L，乳酸脱氢酶（LDH）2-469-U/L；心电图示新发左束支阻滞。考虑为信迪利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肌炎、免疫相关性肌痛、免疫相关性肝炎，不除外免疫相关心脏毒性。立即停用瑞戈非尼和信迪利单抗，给予甲泼尼龙500-mg冲击治疗（5 d后逐渐减量）、甘草酸单铵半胱氨酸氯化钠注射液和双环醇保肝、降肝酶治疗。7 d后，患者左侧面部表情肌及左侧眼睑无力较前缓解，胸闷较前缓解，全身肌肉无明显疼痛；15 d后实验室检查示肌红蛋白 494-μg/L，CK 537-U/L，CK-MB质量115-μg/L，LDH 519-U/L，AST 52-U/L，ALT 77-U/L。治疗半年后停用甲泼尼龙，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未再使用免疫治疗。

克唑替尼是一种作用于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细胞间质表皮转化因子及c-ros肉瘤致癌因子1（ROS1）的多靶点小分子酪氨酸激酶抑制剂，临床主要用于治疗ALK阳性和/或ROS1阳性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肝损伤是克唑替尼十分常见的不良反应之一，多数患者表现为无临床症状的转氨酶水平升高，极少数患者可出现致命性肝衰竭；发生机制与线粒体介导的细胞凋亡和过度自噬、氧化应激、过敏反应等有关。克唑替尼相关肝损伤的危险因素包括既往肝病史，乙型肝炎病毒感染，联合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或H2受体拮抗剂/质子泵抑制剂，以及信号转导与转录激活因子1和细胞色素P450基因多态性等。应用克唑替尼前，须对患者肝功能进行综合评估，治疗过程中加强监测，必要时采取暂时（再次使用时减量）或永久停药等措施。

1例73岁男性右肺鳞癌患者给予阿法替尼30-mg口服、1次/d靶向治疗，80 d后出现双下肢水肿、纳差伴少尿。实验室检查示血肌酐658 mmol/L，血尿素26.8-mmol/L，尿蛋白（++++）、尿潜血（+++）；肾脏组织穿刺活检示肾小管损伤、部分细胞呈新月体、轻度IgA沉积。患者被诊断为急性肾衰竭，考虑为阿法替尼所致。停用阿法替尼，给予血液透析、糖皮质激素、抗凝药、利尿剂等对症治疗，12 d后双下肢水肿减轻，19 d后日尿量约为800-ml，99 d后肾功能指标趋于正常。患者未再行靶向治疗。

达拉非尼联合曲美替尼（DabTram）双靶治疗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起重要作用。眼毒性是DabTram治疗中相对不常见但可能产生严重后果的不良反应。目前针对DabTram引起的眼毒性缺乏系统性研究，导致临床对DabTram相关眼毒性认识不足。本文对DabTram相关眼毒性的文献进行系统性回顾，对其发生情况、临床特征、发生机制及治疗措施等进行综述，并提出相应的临床用药管理策略，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 对比分析德谷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U100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18年9月至2021年12月于山东省13家三级综合医院住院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使用的基础胰岛素种类，将患者分为德谷胰岛素组和甘精胰岛素U100组。收集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2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低血糖发生率；选择2组中血糖监测数据完整的患者，分析其血糖波动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52例患者，德谷胰岛素组552例，甘精胰岛素U100组600例，2组患者基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治疗后空腹血糖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2（8.8, 12.5）mmol/L比7.5（6.6, 8.7）mmol/L，Z=-19.443，P<0.001；10.0（8.6, 11.7）mmol/L比7.8（6.6, 9.0）mmol/L，Z=-15.449，P<0.001］，但2组治疗后空腹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427, P>0.05）。德谷胰岛素组患者的低血糖发生率低于甘精胰岛素U100组［1.09%（6/552）比2.83%（17/600），Z=4.481，P=0.032］。德谷胰岛素组血糖监测数据完整患者的日内血糖标准差、最大血糖波动幅度、餐后血糖波动幅度和平均血糖波动幅度均显著低于甘精胰岛素U100组患者［（1.7±0.6）mmol/L比（2.4±1.0）mmol/L，（4.5±1.6）mmol/L比（6.7±2.9）mmol/L，（1.8±1.0）mmol/L比（3.3±1.2）mmol/L，（2.9±1.3）mmol/L比（4.6±2.1）mmol/L；均P<0.001］。　结论 德谷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与甘精胰岛素U100相当，但致低血糖的风险和血糖波动风险较低。

8~60岁1 417例，>60岁1-203例；奥美拉唑不良反应共累及17 个系统/器官，按报告数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胃肠系统［1-412例次（37.6%）］、皮肤及其附件［883例次（23.5%）］、神经系统［716例次（19.1%）］、呼吸系统［269例次（7.2%）］及全身系统 ［207例次（5.5%）］；不良反应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0-min，发生在用药后1 d内的有1 710例（63.2%）；1-595例（58.9%）患者痊愈，1-098例（40.6%）好转，无死亡病例。ROR法和PRR法分别挖掘出风险信号27个，MHRA综合标准法21个；采用ROR法挖掘出的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不良反应分别为胃肠胀气、头痛、便秘、舌麻木和关节疼痛；采用PRR法挖掘出的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不良反应分别胃肠胀气、头痛、便秘、舌麻木和眩晕；采用MHRA综合标准法挖掘出的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不良反应分别为胃肠胀气、头痛、便秘、腹胀和口干。27个风险信号中，说明书未提及的有胸闷、寒战、紫绀、口麻木、全身颤抖、舌麻木。　结论 奥美拉唑不良反应涉及多个系统/器官，常见不良反应有胃肠胀气、头痛、便秘等，胸闷、寒战、紫绀、口麻木、全身颤抖、舌麻木等风险信号在说明书中未记载，临床应予以警惕并及时干预。

1例37岁男性肾移植患者术后给予他克莫司、西罗莫司及甲泼尼龙抗排斥治疗，移植肾功能恢复良好，血肌酐130-μmol/L左右，血尿酸350-μmol/L左右。肾移植术后2年6个月，因患者出现双下肢水肿，将西罗莫司换为咪唑立宾。服用咪唑立宾21 d后患者出现恶心、纳差、尿量减少（1-500-ml/24-h），症状逐渐加重。实验室检查示血肌酐635-μmol/L，血尿酸1-750-μmol/L；移植肾彩色多普勒超声（彩超）示移植肾多发结石，彩色血流信号减少。诊断为移植肾急性肾衰竭，高尿酸血症，移植肾结石。考虑与服用咪唑立宾有关，停用该药，换为西罗莫司，并给予血液透析、降尿酸、碱化尿液等治疗。6 d后，患者无恶心、纳差，尿量3-000-ml/24-h，血肌酐247-μmol/L、血尿酸207-μmol/L，移植肾彩超未见结石，彩色血流信号丰富；13 d后，血肌酐156-μmol/L，血尿酸123-μmol/L。

目的 分析信迪利单抗致甲状腺功能（甲功）异常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21年7月1日至2023年6月30日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肿瘤科接受信迪利单抗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其一般情况、信迪利单抗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情况和应用信迪利单抗前后甲功检查结果。对出现甲功异常的患者，应用Naranjo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估量表进行信迪利单抗与甲功异常的因果关系评价；根据评价结果为“肯定”和“很可能”者的病历资料，分析甲功异常的临床特征。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45例，24例（16.6%）发生信迪利单抗相关甲功异常，因果关系评估结果均为“很可能”。24例患者中，男性14例，女性10例；年龄37~87岁；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者5例，联合化疗者16例，联合靶向药物治疗者3例。24例患者均有基线甲功检查结果，其中23例甲功正常，1例为亚临床甲功亢进（甲亢）。24例甲功异常包括甲功减退（甲减）13例、亚临床甲减5例、甲亢2例和亚临床甲亢4例；11例发生在3个用药周期内；严重程度均为1或2级，无明显临床症状，仅4例甲减患者轻度乏力。13例甲减患者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9例恢复或好转，4例病情持续但未加重。5例亚临床甲减患者有3例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其中2例恢复，1例演变为亚临床甲亢；余2例先行观察未予干预，后演变成甲减，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恢复。甲亢或亚临床甲亢的6例患者均未予干预，除1例亚临床甲亢自愈外，5例患者演变为甲减或亚临床甲减，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后3例甲功恢复或好转，2例持续甲减但未加重。　结论 甲功异常是信迪利单抗较常见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以甲减为主；临床症状不明显，严重程度多为1或2级。使用该药时应常规监测甲功，出现甲减时可及时予左甲状腺素钠治疗，预后一般较好。

目的 初步了解国内10家儿科医疗机构用药安全管理现状。　方法 采用“ISMP医院用药安全自我评估量表优化版（161项）”（简称“量表”），福棠儿童医学发展研究中心药学专业委员会的10家儿科医疗机构对本单位用药安全管理情况进行自我评估。“量表”包括10个关键要素、20个核心指标和161项测评项目。汇总参评机构用药安全自我评估结果，对各关键要素、核心指标和测评项目的百分得分、实施比例等情况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10家参评医疗机构均在规定时间内完成“量表”的填写。汇总结果显示，用药安全自我评估总体百分得分为74.72%；百分得分最高和最低的关键要素分别为要素Ⅲ（用药医嘱和其他药品信息的沟通，83.89%）和要素Ⅹ（质量流程和风险管理，67.84%），完全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要素Ⅲ（66.67%）和要素Ⅸ（患者教育，40.00%），部分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要素Ⅸ（46.25%）和要素Ⅲ（26.67%），未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要素Ⅹ（18.38%）和要素Ⅵ（药物治疗设备的采购、使用和监控维护，6.25%）。20项核心指标中，百分得分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10（保证非药品类化学品与患者隔离，避免因误用导致患者受到伤害，96.25%）和指标7（采取制定临床路径、建立标准化给药时间、管理流程等措施，保证患者接受标准化的诊疗，57.50%），完全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20（在药物储存、配制、准备和给药过程中遵循院感控制措施，90.00%）和指标17（在医院内建立公平公正的用药安全文化，鼓励和倡导安全行为，而非采取惩罚性措施处理用药差错相关医务人员，25.00%）；部分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7（55.00%）和指标20（5.00%）；未实施比例最高和最低者分别为指标17（22.86%）和指标10（0）。　结论 10家参评儿科医疗机构在用药医嘱和其他药品信息沟通、药品储存和分发等环节的管理水平较高，在公正文化建设、用药风险主动防范、信息系统完善方面存在不足。

目的 探讨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对双氯芬酸诱导大鼠急性肾损伤（AKI）的防护作用及其机制。　方法 将33只8周龄无特定病原体级雄性SD大鼠按随机数字表法随机分成对照组、模型组和GSH组，每组11只。模型组和GSH组大鼠以双氯芬酸钠溶液（200-mg/kg）灌胃建立AKI模型。建模后30-min，GSH组大鼠用GSH溶液（500-mg/kg）灌胃，对照组和模型组大鼠用等容积0.9%氯化钠注射液灌胃。24-h后采血并分离肾脏，进行肾功能［血尿素氮（BUN）、血清肌酐（Scr）］、肾脏组织病理学以及血清和肾脏组织氧化应激指标丙二醛（MDA）、超氧化物歧化酶（SOD）和炎症细胞因子肿瘤坏死因子（TNF-α）、白细胞介素6（IL-6）检查。比较3组大鼠各项检查结果。　结果 模型组大鼠BUN和Scr明显高于对照组和GSH组［BUN：（14.34±8.47）mmol/L比（7.89±2.20）和（8.46±　3.58）mmol/L；Scr：（34.44±6.56）μmol/L比（24.77±9.50）和（29.28±4.33）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模型组和GSH组大鼠均可见肾小球和肾小管形态学改变，但GSH组改变程度轻于模型组。GSH组大鼠血清和肾脏组织MDA、TNF-α和IL-6水平明显低于模型组［MDA：（9.5±0.2）nmol/ml比（10.2±0.6）nmol/ml，（3.6±0.3）nmol/ml比（4.0±0.2）nmol/ml；TNF-α：（2.9±2.5）pg/ml比（5.4±3.0）pg/ml，（420.9±40.3）pg/ml比（470.4±31.3）pg/ml；IL-6：（92.1±34.4）pg/ml比（123.9±16.6）pg/ml，（7-547±604）pg/ml比（8-047±470）pg/ml］，而SOD活性明显高于模型组［（102.8±2.8）U/ml比（99.7±4.1）U/ml，（387.0±　12.7）U/ml比（375.9±11.7）U/m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GSH对双氯芬酸所致大鼠急性肾损伤有一定防护作用，其可能机制为抑制氧化应激和炎症反应。

普纳替尼（ponatinib）是一种多靶点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用于慢性髓性白血病和费城染色体阳性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的二线治疗。该药是针对ABL-T315I突变的BCR-ABL蛋白激酶抑制剂，对于接受多次治疗或对第一和第二代TKI耐药的患者，通常有效。然而普纳替尼心血管毒性常见且严重，可导致动脉闭塞事件、高血压、心肌梗死等心血管不良事件，发生机制可能与诱导血小板功能障碍、血管内皮功能障碍和心肌细胞损伤等有关。普纳替尼治疗中一旦发生心血管不良事件，临床通常采取减量或停药措施，但可能影响患者肿瘤治疗的效果。可考虑依据“ABCDE”法制定干预措施以降低普纳替尼心血管毒性的风险。

目的 分析二巯丙磺钠（DMPS）注射液致肝豆状核变性（HLD）患者过敏反应的危险因素及其对过敏反应风险的预测价值。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因HLD首次在安徽中医药大学第一附属医院住院且接受DMPS治疗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患者基本信息、应用DMPS前有关实验室指标检查结果、DMPS日剂量及过敏反应发生情况、治疗和转归。根据是否发生DMPS相关过敏反应将患者分为过敏组和对照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DMPS致过敏反应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将所有独立危险因素合并为联合预测因子，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单个危险因素和联合预测因子对过敏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77例。过敏组124例，男性80例，女性44例，年龄1~51岁，<18岁者55例；对照组353例，男性237例，女性116例，年龄2~66岁，<18岁者106例。过敏组124例患者共发生过敏反应191例次，主要表现为皮肤瘙痒（67例次、35.1%）和药物性皮炎（58例次、30.4%）；发生过敏反应的时间为用药第1~5个疗程，发生在第1、2个疗程者分别为74例（59.7%）和31例（25.0%）。发生过敏反应后所有患者均停用DMPS，5例因症状轻微未予其他干预，其余患者予抗过敏治疗后症状均消退。2组患者比较，年龄、入院前DMPS用药史、药物过敏史，以及应用DMPS前外周血淋巴细胞计数、铜蓝蛋白、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碱性磷酸酶（ALP）、γ-谷氨酰转移酶、乳酸脱氢酶和血尿素氮水平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二元logistic 回归分析显示，药物过敏史（OR=3.698，95%CI：2.233~6.124，P<0.001）、用药前ALT水平（OR=1.004，95%CI：1.000~1.007，P=0.044）和ALP水平（OR=1.003，95%CI：1.002~1.005，P<0.001）是DMPS致HLD患者过敏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用药前ALT水平曲线下面积（AUC）为0.613（95%CI：0.553~0.673），截断值50-U/L，敏感度0.419，特异度0.788；用药前ALP水平AUC为0.600（95%CI：0.537~0.663），截断值202-U/L，敏感度0.411，特异度0.816。将过敏史与用药前ALT、ALP水平经logistic回归模型转换生成联合预测因子，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联合预测因子AUC为0.703（95%CI：0.648~0.757），截断值0.465，敏感度0.685，特异度0. 657。　结论 药物过敏史、用药前ALP和ALT水平是DMPS致HLD患者过敏反应的独立危险因素，联合预测因子对DMPS致HLD患者过敏反应的发生有预测价值。

卟啉病是由于血红素生物合成过程中酶缺陷导致卟啉及卟啉前体物质蓄积而致病的一组代谢性疾病。卟啉病基因携带者使用卟啉原性药物是引起严重急性卟啉病发作（APA）的主要诱因。肝脏δ-氨基乙酰丙酸合成酶1（ALAS1）是血红素生物合成链的限速酶，受肝脏游离血红素池的负反馈调节。药物诱发APA的核心机制是药物在肝脏中通过多种途径诱导ALAS1的转录合成增多，卟啉病基因携带者的先天性酶缺陷则成为限速步骤，卟啉或前体物质不能够转化成血红蛋白而在体内大量蓄积，引起APA。通过临床经验、药物化学结构及作用机制、细胞及动物实验数据预测药物的卟啉原性能指导临床用药、降低APA风险，但预测准确性还有待临床实践用药数据来验证，而且卟啉病基因携带者对卟啉原性药物的反应也具有显著可变性。对卟啉病基因携带者开具处方时，需要高度警惕药物诱发卟啉病的潜在风险，慎重选择药物，同时也应避免用药过于谨慎延误其他疾病的治疗。

目的 探究胃癌TNM（肿瘤-淋巴结-远端转移）Ⅲ期患者术后替吉奥（S-1）治疗的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8年10月至2022年4月胃癌Ⅲ期术后口服S-1治疗的成人患者病历，根据其S-1治疗相关记录，对这些患者S-1治疗的依从性及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依从性好定义为患者在186 d内完成了8个周期（连续用药14 d、停药7 d为1个周期）的S-1治疗。将患者分为S-1治疗依从性好和差2组，对影响患者依从性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共有148例患者纳入研究，男性116例（78.4%），女性32例（21.6%）；中位年龄67（27~85）岁。69例（46.6%）患者依从性好，在设定时间内完成了≥8个周期的S-1治疗；79例（53.4%）依从性差。79例患者中断或未如期完成治疗的原因分别为严重不良反应30例（38.0%），患者拒绝治疗27例（34.2%）和疗效不佳22例（27.8%）。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的认知为“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比值比（OR）=5.368，95%置信区间（CI）：1.488~19.370，P=0.010；OR=3.393，95%CI：1.309~8.793，P=0.012］、胃癌病程为<1年（OR=10.214，95%CI：2.400~43.472，P=0.002）和TNMⅢa（OR=3.879，95%CI：1.522~9.886，P=0.005）是胃癌患者S-1治疗依从性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胃癌Ⅲ期患者术后S-1治疗依从性好的患者不足一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低、胃癌病程短和胃癌Ⅲa期是患者S-1治疗依从性低的独立影响因素。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加强患者教育可能是改善S-1治疗依从性的重要策略。

1例30岁女性急性髓系白血病患者接受阿糖胞苷（200-mg/m2静脉滴注、1次/d，共7 d）联合伊达比星（10-mg/m2静脉滴注、1次/d，共3 d）方案（IA方案）化疗。治疗第5天，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呼吸35次/min，指脉血氧饱和度92%。给予高流量吸氧等治疗，当日夜间患者呼吸困难加重，心率160次/min，呼吸50次/min，指脉血氧饱和度50%；次日胸部CT示双肺肺泡性肺水肿合并间质性肺水肿。考虑为阿糖胞苷所致非心源性肺水肿。停用化疗药物，给予糖皮质激素、利尿、肺保护性通气、俯卧位通气等治疗，但患者相关症状未改善，10 d后出现继发性气胸并因呼吸衰竭死亡。

50多年来，自发报告系统（SRS）是识别产品上市后非预期作用的唯一选择。SRS的高灵敏度使其特别适合于识别罕见的药物使用或疫苗接种相关的结局。SRS在识别安全信号方面的重要作用预计将继续存在,但自发报告的处理需要大量的资源。一项单个组织的研究报告了每份自发报告获取数据的中位时间为69-min,而GSK估计处理每份自发报告的平均花费为33美元。这些估计还不包括多个组织处理同一份报告或遵照法规与其他组织分享报告所产生的费用。而在全球范围内，数据库中数以百万计的自发报告中，有许多报告与旧的（甚至已停产的）产品或已知的不良反应有关。
作者根据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公众数据面板中截至2022年6月30日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美国99.8%（2076/2080）的罗非昔布相关急性心肌梗死的自发报告是在将增加心血管事件风险添加到说明书后提交的;93.2%(1938/2080）是在该药撤市后提交的。自2016年哨点系统（sentinel system）在美国全面投入使用以来，所有提交给FAERS的心肌梗死报告中，有40.3%(13277/32919）涉及说明书已标记的不良事件（AE）。
作者认为，药物警戒领域应该考虑停止或取代价值很小的活动，以更加聚焦于患者安全。AE一旦已知，收集、组织和共享自发AE报告的工作不会带来额外的公共卫生价值。考虑到世界各地药物警戒基于真实世界数据的策略，哨点计划（sentinel initiative）应该更适合监测已知的AE。
作者建议应该根据哨点系统和其他观测数据库网络系统的进展，重新考虑SRS对已知不良反应的作用，哨点系统的方式可能更适当，可以进行发生率估计。

1例64岁女性左肺腺癌并颈部淋巴结转移患者接受培美曲塞+卡铂方案化疗，首次化疗后查体颈部肿块大小约5.0-cm×4.0-cm。根据基因检测结果给予埃克替尼125-mg口服、3次/d。4 d 后颈部淋巴结转移灶迅速增大并伴红肿、疼痛，同时出现头晕、恶心等症状；患者自行增加剂量至250-mg口服、3次/d，2 d后，颈部CT示左侧锁骨上窝淋巴结大小约7.7-cm×6.4-cm。考虑患者颈部淋巴结转移灶的迅速增大为埃克替尼所致肿瘤超进展。停用埃克替尼，给予贝伐珠单抗+培美曲塞+卡铂联合化疗1个周期，同时给予阿美替尼。治疗3 d后患者疼痛明显减轻，9 d后颈部肿块缩小，7周后CT示左侧锁骨上窝淋巴结大小约4.6-cm× 5.3-cm，疗效评估为部分缓解。

1例41岁女性患者因三叉神经痛自服中药汤剂（含枸杞10 g、红参10 g、五加皮15 g）1次。约6 h后患者突然出现心慌，于睡眠中惊醒，伴头晕，血压95/63-mmHg（1-mmHg=0.133-kPa）。心电图示心房颤动、心室率45次/min。予升高血压、改善心肌代谢等对症治疗，症状无缓解。之后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心率下降至35次/min，血压下降至87/36-mmHg。再次行心电图检查示交界性逸搏心律、T波改变。给予心电监测，持续吸氧，多巴胺、多巴酚丁胺持续静脉泵入，以及极化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8 d后患者病情改善，心电图示窦性心律。患者将所服中药送至专业机构鉴定，发现其含香加皮成分，而原处方为五加皮，故考虑患者的心律失常为误服超剂量香加皮所致。

1例31岁女性患者无意中发现右侧臀部皮下有胡豆大小的包块，按压微痛。臀部超声检查示右侧臀部皮下脂肪层多个大小不等的囊性结节。患者行右侧臀部包块切除术，根据术后病理及病史，诊断为异物肉芽肿。5年前患者曾因先兆流产予以双侧臀部肌内注射黄体酮（10~15-mg、1次/d）3个月，之后臀部未再注射过其他药物。因此考虑臀部异物肉芽肿与该部位注射黄体酮有关。2个月后患者再次行左侧臀部臀大肌下软组织肿物扩大切除术，术后病理结果与第1次相同。

    他汀类药物是治疗血脂异常的主要药物，通过抑制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而减少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其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肝脏和肌肉。在肌肉不良反应中，横纹肌溶解是最严重的，有可能致命，但极少有研究对不同他汀类药物之间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进行比较。
    该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药物警戒数据库（VigiBase），比较了7种他汀类药物（阿托伐他汀、氟伐他汀、洛伐他汀、匹伐他汀、普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和辛伐他汀）横纹肌溶解的风险（不包括西立伐他汀，因其引起严重的横纹肌溶解而于2001年撤市）。该研究包括了在2022年12月31日前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成年人中出现横纹肌溶解的所有报告，结果以报告比值比（ROR）及其95%置信区间表示。结果显示，在VigiBase的3 300余万份报告所涉及的患者中，有10 657例服用他汀类药物者出现横纹肌溶解（ROR=59.33，P<0.001），第1份报告于1995年上报；其中由医师上报的占52.4%。报告所涉及的患者中男性占61.5%，73.7%的患者为“严重”横纹肌溶解（其中373例死亡，5 363例导致或延长住院治疗）。
    他汀类药物中致横纹肌溶解风险最大者为辛伐他汀（4 357例，ROR=71.80），随后为阿托伐他汀（3 346例，ROR=33.93）、瑞舒伐他汀（1 777例，ROR=33.01）、氟伐他汀（242例，ROR=31.21）、匹伐他汀（169例，ROR=27.85）、普伐他汀（472例，ROR=24.45）和洛伐他汀（295例，ROR=17.69）（均P<0.001）。当将每种他汀类药物与所有其他他汀类药物进行比较时，辛伐他汀也是风险最大者（ROR=2.20，P<0.001）。
    总之，该研究表明致横纹肌溶解风险较大的他汀类药物是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对于有横纹肌溶解风险的患者应优先考虑其他他汀类药物，如普伐他汀。除因其不被细胞色素P450系统代谢以外，普伐他汀也是该研究中致横纹肌溶解风险较低的他汀类药物之一。

目的 比较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抗血小板治疗中肺炎的发生风险。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BM、中国知网和万方医学数据库（截至2022年3月1日），收集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互为试验组和对照组）治疗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的随机对照临床试验（RCT）。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2组患者中肺炎的发生风险，效应值为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5项RCT，质量评价结果2项为低偏倚风险，3项为高偏倚风险。5项RCT共涉及患者36 401例，适应证为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者18 724例、外周动脉疾病13-842例、心肌梗死3-799例、心搏骤停昏迷3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氯吡格雷和替格瑞洛组肺炎发生率分别为1.5%（271/18-174）和1.2%（217/18-227），替格瑞洛治疗中发生肺炎的风险较氯吡格雷低，差异有统计学意义（RR=0.80，95%CI：0.67~0.95，P=0.01）。亚组分析显示，应用替格瑞洛与氯吡格雷短期治疗（数天），肺炎的发生风险相似（P=0.26）；治疗时间≥12个月时，替格瑞洛组患者肺炎发生风险较低（RR=0.80，95%CI：0.67~0.96，P=0.02）；与阿司匹林联用时，替格瑞洛组患者肺炎发生风险仍较氯吡格雷低（RR=0.74，95%CI：0.56~0.98，P=0.03）。　结论 与氯吡格雷比较，应用替格瑞洛治疗的患者肺炎发生风险较低。

目的 比较分站式杂交冠状动脉血运重建术（HCR）后应用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抗血小板聚集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采用前瞻性随机对照研究方法，根据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方案将在我院接受分站式HCR治疗的冠状动脉多支病变患者分为替格瑞洛组（术后予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口服、1次/d，替格瑞洛片90-mg口服、2次/d，连续服用1年）与氯吡格雷组（术后予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口服、1次/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mg、1次/d，连续服用1年）。分析比较2组患者一般情况、手术前后不同时点血小板聚集功能［血小板最大聚集率（MPAR）、P2Y12反应单位（PRU）］，术后血小板抑制率［阿司匹林抵抗（AA）、替格瑞洛或氯吡格雷抵抗（ADP）］，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MACE）、出血事件和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124例，替格瑞洛组和氯吡格雷组各62例，2组患者基线资料(性别、年龄、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功能分级、合并疾病等)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替格瑞洛组和氯吡格雷组术后24-h、7 d、1个月MPAR均低于术前［（50±9）%、（36±8）%、（29±6）%比（65±11）%，均P<0.001；（59±10）%、(47±9)%、(38±7）%比（65±12）%，均P<0.001］；替格瑞洛组术后24-h、7 d、1个月MPAR均低于同期氯吡格雷组［（50±9）%比（59±10）%、（36±8）%比（47±9）%、（29±6）%比（38±7）%，均P<0.001］。替格瑞洛组和氯吡格雷组术后24-h、7 d、1个月PRU均低于术前，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替格瑞洛组术后24-h、7 d、1个月PRU均低于同期氯吡格雷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2组患者术后24-h AA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替格瑞洛组ADP抑制率高于氯吡格雷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随访至第24个月，替格瑞洛组MACE发生率低于氯吡格雷组（11.3%比27.4%，P<0.05）。随访至第12个月，2组出血事件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3.2%比8.1%，P>0.05），2组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6.1%比11.3%，P>0.05）。　结论 分站式HCR术后应用替格瑞洛+阿司匹林较氯吡格雷+阿司匹林能更有效地抑制血小板聚集，减少术后MACE的发生；2种抗血小板聚集治疗方案均未增加出血风险，未出现严重不良反应，均具有较好的安全性。

生物制剂相关矛盾反应为生物制剂治疗期间出现与治疗目的相反的或使治疗疾病病情加重的矛盾现象。首次报道引发矛盾反应的生物制剂是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抑制剂，首先出现在风湿性疾病患者的治疗中，随后是银屑病和炎症性肠病；其他类型生物制剂（白细胞介素12/23抑制剂乌司奴单抗、白细胞介素17抑制剂司库奇尤单抗和依奇珠单抗）也可引起矛盾反应。本文综述了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相关矛盾反应的发生机制，常见矛盾反应（矛盾性银屑病、关节炎、炎症性肠病、化脓性汗腺炎等）的发生情况及临床表现，以及生物制剂治疗银屑病矛盾反应的处理原则。

目的 探讨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接受注射用伏立康唑后发生急性肾损伤（AKI）的危险因素并建立预测AKI发生风险的模型。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在河南省焦作市人民医院住院并接受注射用伏立康唑治疗的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基本信息、临床诊断、实验室检查指标、合并疾病和联合用药等。根据是否发生伏立康唑相关AKI将患者分为AKI组和无AKI组。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AKI危险因素，并依此建立预测模型。采用R 4.2.3软件绘制校准曲线，并用k折交叉验证法对模型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 共有146例患者纳入研究，年龄（72.4±13.8）岁，男性84例、女性62例，发生伏立康唑相关AKI者61例（41.8%）。与无AKI组比较，AKI组用药前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合并肾脏基础疾病者占比、合并心血管系统疾病者占比较高，注射用伏立康唑用药天数、合并血液系统疾病者占比、并用糖肽类药物者占比较低，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白蛋白［X1，比值比（OR）=0.946，95%置信区间（CI）：0.915~0.977，P=0.001］、中性粒细胞百分比（X2，OR=1.013，95%CI：1.000~1.026，P=0.001）、合并肾脏基础疾病（X3，OR=2.230，95%CI：1.110~4.483，P=0.046）是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静脉应用伏立康唑发生AKI的独立影响因素。建立预测模型，得到联合预测因子Y=14.32X1+0.23X2-X3。当Youden指数最大值为0.382，对应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切点最佳值为-11.33。内部交叉验证结果显示，该模型准确率为0.70、Kappa系数（一致性）为0.37。　结论 中重度肾功能不全患者接受注射用伏立康唑后AKI的发生率为41.8%，白蛋白、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合并肾脏疾病是其独立影响因素。基于上述指标计算联合预测因子有助于预测AKI的发生风险，对临床有一定的参考价值。

目的 调查门诊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4种老年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现状。　方法 对北京市医保中心数据库中2017年7月至9月就诊的老年（≥65岁）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门诊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至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4种慢病中的一种，首次就诊时用药品种数≥5种为多重用药，<5种为非多重用药。以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共病数目及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按照患者预后情况分为0、1、2和≥3分（4级），数值越大严重程度越重。以2015版Beers标准为判断依据，采用普华和诚处方点评系统识别潜在不适当用药（PIM）问题。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05-608例患者，中位年龄74（65~107）岁，204-219例（50.35%）为女性；按患者用药种数分为多重用药组(113-594例,28.01%）和非多重用药组（292-014例,71.99%）。多重用药组CCI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P<0.001），多重用药组评分为1、2及≥3分者占比均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共病方面，多重用药组4种慢病患者的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伴随疾病中，多重用药组高脂血症、认知功能障碍、心力衰竭及骨质疏松者占比均大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就诊行为方面，多重用药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非多重用药组［2（1,3）次比1(1,2）次，P<0.001］。在药品使用不适宜性评价方面，多重用药组存在PIM患者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包括重复用药［4.60%（5-227/113 594）比1.54%(4-486/292 014）］、存在禁忌证［2.97%（3-376/113 594）比1.13%(3-294/292 014)］、存在相互作用［6.51%（7-399/113 594）比1.94%(5-658/292 014）］和缺乏适应证［22.39%（25-432/113 594）比13.54%（39-543/292 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药品使用类别方面，多重用药组被处方最多的药品类别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68-318例，60.14%）、二氢吡啶类（60-951例，53.66%）、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5-050例，39.66%）、β受体阻滞剂（25-675例，22.60%）和磺酰脲类（16-023例，14.11%）。　结论 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4种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象普遍，多重用药老年患者所患疾病更严重，存在的PIM问题更多。

1例63岁女性食管癌患者，既往无慢性肝病和糖尿病史，手术后接受替雷利珠单抗200 mg静脉滴注、1次/21 d单药治疗。替雷利珠单抗第4个周期治疗后39 d发现肝功能异常，丙氨酸转氨酶494 U/L，天冬氨酸转氨酶442 U/L，碱性磷酸酶1 161 U/L，总胆红素21.4 μmol/L。停用替雷利珠单抗。经肝脏病理学检查及相关实验室检查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伤，考虑其与替雷利珠单抗有关。给予甲泼尼龙（32 mg/d口服）及保肝治疗后，患者肝功能逐渐好转。甲泼尼龙治疗2周后，减量至16 mg/d，减量2周后发现患者空腹血糖升高至19.4 mmol/L。甲泼尼龙减量至8 mg/d，2 d后血糖升至33.7 mmol/L，血乳酸3.66 mmol/L，尿酮（++++），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停用甲泼尼龙。实验室检查示空腹和餐后血胰岛素和C肽水平明显降低，提示胰岛功能损伤，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1型糖尿病。经补充胰岛素、纠正酸中毒等治疗后患者肝功能好转。8个月后随访，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但需长期依赖胰岛素控制血糖。

目的 对医院药物不良反应（ADR）自发报告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妊娠期妇女心脏和神经系统ADR可能相关的药物风险信号。　方法 从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数据库中下载福建省妇幼保健院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ADR报告，选取关于妊娠期妇女的报告，对其中系统器官分类为“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ADR的占比和临床表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对妊娠期妇女ADR报告中与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ADR可能有关的药物进行数据挖掘。ROR法中目标药物的目标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a）≥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BCPNN法中信息成分-2倍标准差（IC-2SD）>0定义为一个风险信号。当2种方法检测结果均符合上述条件时，则判断该信号为可疑药物信号。　结果 共有783例妊娠期ADR报告纳入分析，其中涉及心脏器官疾病的报告94例（12.0%），主要表现为心悸；涉及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报告121例（15.5%），主要表现为颤抖和头晕。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ADR多发生在孕晚期。ROR法及BCPNN法的结果均显示，利托君注射液（a=61，ROR=14.64，95%CI下限=9.08；IC-2SD=1.36）和利托君片（a=24，ROR=8.34，95%CI下限=4.64；IC-2SD=1.10）为导致妊娠期心脏器官疾病的风险药物，硫酸镁注射液（a=37，ROR=6.66，95%CI下限=4.10；IC-2SD=0.98）和利托君注射液（a=45，ROR=3.72，95%CI下限=2.44；IC-2SD=0.56）是导致妊娠期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药物。　结论 利托君和硫酸镁与妊娠期的心脏和神经系统ADR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应当引起临床警惕。

目的 分析接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治疗的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影响因素，构建能够预测患者生存预后的列线图。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19年1月至2021年12月就诊于青岛市市立医院且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通过医院诊疗系统，提取患者临床资料。采用Cox比例风险模型分析影响患者生存预后的因素。按照7∶3的比例将患者随机分为建模组和验证组。采用R4.2.1软件建立列线图，基于自举重复抽样法对其预测性能进行验证。根据列线图将患者分为低、高风险组，采用Kaplan-Meier曲线描述不同风险组患者的总生存期（OS），以log-rank检验法比较组间差异。　结果 共有161例晚期NSCLC患者纳入分析，年龄（65±8.7）岁。161例患者中男性127例，113例NSCLC病理分型为腺癌，86例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体力状况（ECOG PS）评分≥2分；113例为ICI联合其他治疗。至2022年12月，81例（50.3%）患者经历了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其中14例为3或4级irAEs，15例有多个系统irAEs；86例患者死亡。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晚期肺癌炎症指数（ALI）≥29.8［风险比（HR）=0.48，95%置信区间（CI）：0.28~0.85，P=0.011］、ECOG PS评分≥2分（HR=2.17，95%CI：1.21~3.90，P=0.009）、出现irAEs（HR=0.40，95%CI：0.21~0.76，P=0.005）是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纳入年龄、性别、ECOG PS评分、irAE和ALI建立列线图，计算每位患者的总评分，依据ROC最佳截断值（183.82），将患者分为死亡低风险组（126例）和高风险组（35例）。Kaplan-Meier生存曲线和log-rank法分析结果显示，2组患者OS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P<0.00-1）。　结论 ALI、出现irAE、ECOG PS评分是接受ICI治疗的晚期NSCLC患者生存预后的独立影响因素，综合各种生物预测指标建立列线图，可以有效地对患者生存预后进行预测。

1例29岁男性患者因溃疡性结肠炎接受左氧氟沙星等治疗，因疗效不佳，给予英夫利西单抗300-mg静脉滴注，用药3次后病情平稳。1个月后患者再次出现黏液脓血便，肠镜检查示溃疡性结肠炎（活动期），予以英夫利西单抗300-mg静脉滴注1次+硫唑嘌呤50-mg/d口服、1次/d。23 d后，患者出现上腹部持续性疼痛，血清淀粉酶411-U/L，血清脂肪酶1-415-U/L，血清胰淀粉酶374-U/L；腹部CT提示急性胰腺炎，考虑与硫唑嘌呤有关。停用硫唑嘌呤并予禁食、抑酸、抗感染、抑制胰液分泌等治疗，7 d后患者症状缓解，血淀粉酶及脂肪酶恢复正常。1个月后患者再次按原剂量自行口服硫唑嘌呤，6 h后急性胰腺炎症状复现，血清淀粉酶1-408-U/L。停用该药并给予上述治疗，5 d后患者症状缓解，复查血常规及血清淀粉酶恢复正常。

1例23岁男性进行性肌营养不良症患者接受静脉注射用左卡尼汀1 g 、2次/d。用药前血压120/70-mmHg（1-mmHg=0.133-kPa）。首次用药15-min后，患者血压升至156/90-mmHg，伴胸闷、头痛，4 h后升至196/138-mmHg，12-h后降至158/106-mmHg；当日第2次静脉注射左卡尼汀后，上述情况复现。考虑血压升高与左卡尼汀有关。次日停用该药，患者血压逐渐恢复至参考值范围。此后患者未再出现血压升高和胸闷、头痛等症状。

目的 探讨5种新疆香阿魏（准噶尔阿魏、多伞阿魏、山地阿魏、全裂叶阿魏、荒地阿魏）在体外试验中的毒性及其毒性部位。　方法 用95%乙醇回流法制备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将不同浓度的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分别加入人胚肾上皮细胞（HKC）、人正常肝细胞（L02细胞）和斑马鱼胚胎培养液中，同时设空白组和正常对照组，计算37.0-℃培养24-h的HKC和L02细胞增殖抑制率和培养24、48和72-h斑马鱼胚胎存活率。从5种香阿魏中选择毒性最强的1种，制备其不同极性部位（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和水）提取物进行上述细胞毒性和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以明确其不同部位的毒性。　结果 细胞毒性试验显示，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对HKC和L02细胞增殖的半数抑制率（IC50）均以准噶尔阿魏为最低（70.92-μg/ml和42.33-μg/ml），以多伞阿魏为最高（107.80-μg/ml和97.92-μg/ml）。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显示，1.0-μg/ml给药组培养48-h时准噶尔阿魏组即出现胚胎死亡，存活率为70%（14/20），其他4组胚胎存活率均为100%（20/20）；10.0-μg/ml给药组胚胎培养24-h时多伞阿魏组胚胎存活率为50%（10/20），其他4组胚胎存活率均为0（0/20）。采用准噶尔阿魏的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和水部位提取物进行细胞毒性试验，HKC和L02细胞增殖的IC50均以石油醚部位组为最低（77.35-μg/ml和67.73-μg/ml），以水部位组为最高（731.52-μg/ml和364.09-μg/ml）；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中，石油醚部位组的斑马鱼胚胎存活率最低，给药浓度为3.0-μg/ml在72-h时下降到50%，10.0-μg/ml在24-h时为50%，48-h和72-h以及在30.0-μg/ml给药浓度的所有观察时间胚胎存活率均为0。　结论 5种新疆香阿魏中准噶尔阿魏的毒性最大，多伞阿魏毒性最小。准噶尔阿魏毒性成分可能多聚集在石油醚部位。

目的 探讨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相关肺损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4年8月至2019年5月在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TKI治疗并发生肺损伤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病历中提取的数据包括患者性别、年龄、原发疾病、临床表现、TKI用药情况、出现肺损伤时间、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结果、治疗和转归等。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20例，男性10例，女性10例；年龄32~75岁，中位年龄60岁；原发疾病为肺腺癌者16例、慢性粒细胞白血病3例、小肠间质细胞瘤1例； 6例有吸烟史；临床表现为咳嗽者19例，活动后气促17例，咳痰12例，胸痛和发热各5例，乏力1例；13例出现低氧血症。应用表皮生长因子受体TKI者17例，应用伊马替尼者3例；出现肺损伤的时间为用药后2 d~2年，中位时间1个月。实验室检查示15例患者C反应蛋白水平升高，11例涎液化糖链抗原水平升高，11例降钙素原水平升高，10例红细胞沉降率升高，6例乳酸脱氢酶水平升高；13例氧分压降低，11例血氧饱和度降低，7例二氧化碳分压降低，5例二氧化碳分压升高；20例患者均行胸部CT检查，18例出现斑片状磨玻璃影，8例出现胸腔积液，6例出现结节，3例出现小叶间隔增厚，2例出现网格状模糊影，1例出现气胸。发生肺损伤后患者均停用TKI，18例接受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4例治愈，9例好转，4例疗效不佳，1例死亡；2例仅予抗感染及对症处理后好转。　结论 TKI相关肺损伤的临床表现呈非特异性，用药至出现不良反应的时间长短不等，停药、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处理后多数患者预后较好，但应警惕不良后果的发生。

1例70岁男性患者行电子结肠镜息肉冷切除术后4 h，给予5%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过程中突发全身瘙痒、剧烈胸痛、左上肢放射痛，伴荨麻疹；血压85/50-mmHg（1-mmHg=0.133-kPa），心率95~106次/分，心律绝对不齐；心电图示V2~V6导联ST段抬高。冠状动脉造影示左前降支中段闭塞，抽吸血栓后植入支架1枚，症状缓解。肠息肉冷切除术后第12天，给予磺达肝葵钠1.5-mg皮下注射，1-min后患者突然意识丧失、血压测不出，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给予抗过敏、升血压、增强心脏功能等治疗后意识、血压恢复。肠息肉冷切除术后第14天，患者第6次应用托拉塞米10-mg静脉注射5-min后出现皮肤瘙痒、皮疹，伴胸闷、憋气，血压下降，立即给予抗过敏治疗后症状缓解。结合病史和皮肤点刺试验结果，考虑患者为反复发作的Ⅱ型Kounis 综合征。

苯巴比妥是治疗癫痫持续状态的百年老药，具有癫痫发作终止率高和复发率低的治疗优势，但也存在呼吸抑制和血压下降等不良反应。中国2016年和2021年2项临床随机对照研究结果提示，对苯巴比妥用药方案进行科学、合理的改进，可在提高安全性的基础上，充分发挥药物的有效性。这些最新研究结果，不仅为专家共识和指南的制订提供了循证依据，更让不能上市新型抗癫痫药的国家或地区，以及不能接受新型抗癫痫药价格的家庭和个人最大程度获益。

目的 探讨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导致肝损伤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队列研究。通过电子病历系统提取201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在武汉市第一医院使用注射用醋酸卡泊芬净（卡泊芬净）治疗的成人患者出院病历，根据患者在卡泊芬净治疗期间的平均血清白蛋白水平将患者分为低白蛋白血症组和非低白蛋白血症组，选择性别、年龄、体重、基础疾病、住院时间等变量对低白蛋白血症组与非低白蛋白血症组患者按1∶1的比例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以发生药物性肝损伤为结局指标，比较2组PSM前后肝损伤的发生率。采用定群研究的方法计算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357例患者，男性202例（56.6%），女性155例（43.4%）；低白蛋白血症组72例（20.2%），非低白蛋白血症组285例（79.8%）。28例（7.8%）患者被评估为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21例在低白蛋白血症组，7例在非低白蛋白血症组。PSM前后2组肝损伤发生率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9.2%（21/72）比2.5%（7/285），P<0.001；29.2%（21/72）比2.8%（2/72），P<0.001］。PSM后定群研究的结果显示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有很强的正相关性（RR=10.500，95%CI：2.555~43.143），低白蛋白血症患者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发生率比非低白蛋白血症患者高26.39%。　结论 低白蛋白血症与卡泊芬净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有显著相关性。

目的 系统评价伊沙佐米在真实世界中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收集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真实世界研究文献。采用非随机研究方法学指标（MINORS）量表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提取接受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有效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数据。有效性指标包括总体缓解率（ORR）、≥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率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安全性指标包括不良事件（AE）发生率、因AE终止治疗率等。采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单组率meta分析，对主要AE的发生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12项研究，包括患者1-006例。12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ORR为65%［95%置信区间（CI）：58%~72%］，≥VGPR率为32%（95%CI：25%~38%），中位PFS为21.73（95%CI：14.37~29.08）个月，≥3级AE发生率为39%（95%CI：24%~55%），因AE终止治疗率为6%（95%CI：3%~10%）。发生率≥10%的AE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感染、贫血、腹泻、乏力、周围神经病变、皮疹和骨痛。　结论 在真实世界中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疗效低于临床试验，但安全性相似。

1例40岁女性患者因乳腺疼痛、结节自行口服乳块消颗粒10 g、3次/d。服药约1个半月后，患者出现间断性右上腹胀痛、小便色深黄，伴乏力、厌油、恶心、呕吐等症状；服药2个半月后上述症状加重，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98.8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51.5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962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213 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196 U/L、碱性磷酸酶（ALP）124 U/L。考虑为乳块消颗粒所致肝损伤，停用该药，给予谷胱甘肽、促肝细胞生长素、硫普罗宁、降酶灵、水飞蓟素、熊去氧胆酸等治疗，10 d后患者症状逐渐好转；13 d后患者消化道症状消失，TBil 20.5 μmol/L、DBil 6.2 μmol/L、ALT 43 U/L、AST 58 U/L、GGT 53 U/L、ALP 60 U/L。停用谷胱甘肽、促肝细胞生长素、硫普罗宁，继续服用降酶灵、水飞蓟素、熊去氧胆酸2周，6周后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患者的肝损伤可能与乳块消颗粒中的川楝子成分有关。

1例早产男婴出生20-h，持续无尿，全身水肿，血清肌酐238-μmol/L，肌酐清除率19.45-ml/min，胱抑素C 5.05-mg/L，血清白蛋白28.8-g/L，β2微球蛋白6.52-mg/L，尿微量白蛋白120.2-mg/L，诊断为急性肾衰竭和低蛋白血症。其母亲在婴儿出生前因误诊口服沙库巴曲缬沙坦钠片（50-mg、 2次/d）、布美他尼片（1-mg、1次/d）、硫酸氢氯吡格雷片（75-mg、1次/d）和匹伐他汀钙片（2-mg、 1次/d）治疗9 d。考虑患儿急性肾衰竭和低蛋白血症与孕晚期沙库巴曲缬沙坦宫内暴露有关。给予静脉补充白蛋白、呋塞米和多巴胺等对症治疗。出生56-h后尿量增加，5 d后尿量恢复正常，8 d后肾功能基本恢复正常。

1例68岁女性浸润性尿路上皮癌患者术后接受免疫治疗（维迪西妥单抗120-mg+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第1天，14 d为1个周期）。首次用药后19 d，患者诉腰部肌肉酸痛，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079-U/L，CK-MB 33-U/L。暂停第2个周期免疫治疗，并予泼尼松20 mg口服、1次/d。5 d后，患者出现胸闷，实验室检查示CK 3-366-U/L，CK-MB 91-U/L，乳酸脱氢酶518-U/L，肌红蛋白1-282-μg/L，高敏肌钙蛋白T 0.068-μg/L，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148-ng/L。结合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结果，考虑为维迪西妥单抗和特瑞普利单抗联用所致心肌炎，将泼尼松换为甲泼尼龙160-mg静脉滴注、1次/d。患者上述实验室检查指标逐渐下降，但心电图检查示异位心律，给予胺碘酮等治疗。甲泼尼龙静脉滴注11 d后，改为甲泼尼龙片20 mg口服、1次/d(逐渐减量并停用)。停用激素后4 d复查，患者实验室指标和心电图未见异常。

目的 分析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的一般规律及特点，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至2021年8月上报的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回顾性分析涉及患者的性别、年龄、原患疾病、用药原因、合并用药，用药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信息，参考《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系统器官分类（SOC）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 共纳入3-036例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其中严重不良反应710例（23.39%），涉及的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免疫系统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和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主要症状为过敏性休克、类速发严重过敏反应、寒战、发热等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3-036例患者中1-543例痊愈，1-480例好转，3例未好转，2例有后遗症，2例死亡，6例结果不详。说明书以外不良反应涉及的SOC包括眼器官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代谢及营养类疾病和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等。　结论 琥珀酰明胶注射液ADR多与过敏反应有关，严重不良反应符合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特征，但可能存在说明书中未涉及的相关风险。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收集的是医务人员、消费者和制造商的自发报告。观察到、听到或认定自己经历过药物不良反应的个人都可能会报告，同一事件可能会有多个来源的报告。因此，重复报告是FAERS数据发掘的重大局限性，彻底删除重复报告是所有分析（尤其是报告比数不相称分析）的先决条件。
Schilder等对Tian等2022年发表的1篇文章作了调查（Tian X, et-al. Adverse event profiles of PARP inhibitors: analysis of spontaneous reports submitted to FAERS［J］. Front Pharmacol, 2022, 13: 851246. DOI: 10.3389/fphar.2022.851246）。Tian等利用美国FAERS数据库2014年12月至2021年10月的数据集对4种多聚ADP核糖聚合酶（PARP）抑制剂（尼拉帕尼、奥拉帕尼、鲁卡帕尼和他拉唑帕尼）的安全性进行了不相称性分析。他们根据识别号删除重复报告，确定了24-141份涉及PARP抑制剂的报告，并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首选术语计算了多个不良事件的报告比值比（ROR)；发现了16例与尼拉帕尼相关的淋巴血管平滑肌增生症（LAM）的报告，ROR为471.20。
Schilder等检索FAERS后发现，尼拉帕尼关联LAM的报告是14份。2022年4月1日在Commonwealth警戒工作台系统自动删除FAERS数据集的重复数据（CVW数据发掘构建6.0.2.60）之后，仅剩6份尼拉帕尼关联LAM的报告。之后，作者获得了这6份报告的病例信息，发现：“所有6份报告的事件发生日期、年龄、体重、国家、尼拉帕尼使用开始/结束日期、尼拉帕尼批号、可疑药物和伴随药物的可用数据都是相同的”，“强烈表明这6份报告都是单一病例的重复。”作者还在GSK全球安全数据库中检索了截至2022年7月22日的报告，找到了1份尼拉帕尼关联LAM的报告，与现有FAERS中病例报告的详细信息完全匹配。作者调查的结论是，Tian等的研究由于未能删除重复数据，导致了错误的结果。
Schilder等认为，考虑到FAERS数据库和方法学方面的局限性，严格地去除重复报告和谨慎解释研究结果至关重要。

目的 挖掘血小板生成素受体激动剂（TPO-RA）的血栓栓塞和肝毒性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08年10月至2023年9月收到的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不良事件（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检测3种TPO-RA相关血栓栓塞和肝毒性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ROR值95% 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被定义为风险信号。　结果 以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分别为25-215、18-762和1-204例，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和阿伐曲泊帕相关血栓栓塞事件（TEE）PT 52、51和9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肾动脉栓塞、门静脉血栓、脾栓塞、脾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罗普司亭依次为动脉栓塞、脑血管闭塞、椎动脉闭塞、门静脉血栓、肠系膜血管血栓；阿伐曲泊帕依次为肾静脉血栓、门静脉血栓、脑静脉窦血栓、栓塞、深静脉血栓。分别挖掘出艾曲泊帕、罗普司亭、阿伐曲泊帕肝毒性风险信号（PT） 25、14和4个，艾曲泊帕信号强度前5位的PT为门静脉扩张、门静脉血栓、肝动脉血栓、间接胆红素升高、慢性肝衰竭；罗普司亭为门静脉血栓、慢性肝衰竭、酒精性肝病、肝血肿、肝硬化；阿伐曲泊帕为门静脉血栓、肝功能检查异常、肝功能异常、肝酶升高。共挖掘出3种TPO-RA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肝毒性相关PT 24个，信号强度居前5位者为门静脉扩张、慢性肝衰竭、肝功能检查异常、酒精性肝病、眼黄疸。　结论 TEE和肝毒性是3种TPO-RA共有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用TPO-RA前后应监测患者的凝血功能和肝功能，警惕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

目的 挖掘并分析依瑞奈尤单抗主要不良事件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从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提取2004年至第2023年第1季度关于依瑞奈尤单抗不良事件（AE）报告，分别对全数据和2018年以后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3.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进行AE风险信号的挖掘。　结果 共收集到以依瑞奈尤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38-348份，涉及PT为2-629个。基于全数据和2018年以后数据，挖掘到依瑞奈尤单抗AE风险信号分别为99和115个，均涉及19个SOC，其中上报例数最多的AE为注射部位反应和便秘，与说明书记载一致。信号强度居前30位的PT中，13个未被说明书收录，包括松果体囊肿、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组蛋白抗体阳性、痉挛性眼球运动、注射恐惧、脑震荡后综合征、雷诺现象、精神性癫痫发作、冠状动脉夹层、过早绝经、脆发症、胶原病、睑痉挛。　结论 临床应用依瑞奈尤单抗时，除说明书中记载的不良反应外，本研究中挖掘出的不良事件也应给予关注。

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是临床常用的抗人类免疫缺陷病毒和乙型肝炎病毒药物，其骨毒性一直是临床关注的重点问题。TDF的骨毒性与其肾小管毒性继发的低磷血症有关。目前，对TDF导致的骨代谢改变尚没有较系统的描述。本文从TDF对成骨细胞和破骨细胞的影响、对骨转换的影响和对骨结构和骨折的影响3个方面，对TDF对骨代谢的影响进行了综述。

1例65岁男性患者肺腺癌Ⅳa期患者既往有镜下血尿10余年，尿潜血波动在（+~++）。因肿瘤靶点基因检测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L858R突变（+），接受吉非替尼250-mg口服、1次/d治疗。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示血清白蛋白（ALB）37.2-g/L，血清肌酐（Scr）73-μmol/L，尿潜血（++）。治疗2 d后患者全身出现皮疹、大量泡沫尿、双下肢重度浮肿。2周后实验室检查示尿潜血（++++），尿蛋白（++++），ALB 28.3-g/L，Scr 111-μmol/L。Scr峰值达135-μmol/L，ALB最低21.5-g/L。考虑为吉非替尼所致的药疹和肾病综合征，停用吉非替尼，给予对症治疗。3 d后皮疹和水肿逐渐消退，抗肿瘤药物改用奥希替尼。肾脏病理学检查诊断为IgA肾病，考虑吉非替尼在原发性IgA肾病的基础上导致肾病综合征。17 d后患者皮疹完全消退，水肿明显好转。8个月后随访，ALB 37.9-g/L，Scr 130-μmol/L，尿蛋白（++），肾损伤仍未完全恢复。

目的 观察择期喉科全麻手术患者在麻醉后恢复室（PACU）肌松药残余神经肌肉阻滞作用（RNMB）的发生情况，为提高喉科围手术期患者安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接受喉科手术的成年患者，根据使用肌松药种类将患者分为罗库溴铵组、米库氯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记录并分析不同组别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等］，手术时长、麻醉时长和在PACU停留时间，神经肌肉功能恢复情况（用TOFr表示），并记录患者在PACU言语和抬头能力，以及胃食管反流、误吸、呼吸困难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320例，男性188例（58.8%），女性132例（41.2%）；年龄（50±13）岁；手术时间（38.6±30.1）min；麻醉时间（57.2±32.8）min；PACU停留时间（34.6±11.4）min。罗库溴铵组、米库氯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患者分别为115、141和64例，3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ASA分级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米库氯铵组麻醉时长和手术时长均短于罗库溴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43.53±23.90）min 比（67.54±37.72）min和（68.84±29.34）min；（26.87±22.18）min比（47.16±34.83）min和（48.84±27.57）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3组患者在PACU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PACU即刻，320例患者中TOFr<0.9者272例（88.6%），其中TOFr<0.7者105例（32.8%）；离开PACU时，所有患者的TOFr均>0.9。除出PACU时点外，罗库溴铵组各时点TOFr均高于顺阿曲库铵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除入PACU即刻和出PACU 2个时点外，米库氯铵组TOFr均高于顺阿曲库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米库氯铵组入PACU即刻和入PACU 5-min时TOFr均低于罗库溴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入PACU时，320例患者中有79例（24.7%）血氧饱和度（SpO2）<0.95， 3组患者SpO2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其中顺阿曲库铵组SpO2<0.90者4例（6.25%），低氧血症发生率高于另外2组。3组患者入PACU时言语和抬头能力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6，P<0.001）。所有患者在PACU内均未发生反流、误吸、呼吸困难等不良事件。　结论 喉科手术患者术后进入PACU即刻RNMB发生率较高且严重，随时间延长TOFr逐渐升高，RNMB逐渐减退；使用顺阿曲库铵的患者术后RNMB发生率较高且程度较重。PACU内常规监测和神经肌肉监测有益于患者围手术期安全。

目的 了解比伐芦定在老年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STEMI）患者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围手术期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根据导管室记录收集2018年5月至2020年6月沧州市中心医院PCI围手术期使用比伐芦定的老年STEMI患者（观察组）和同样例数使用肝素连续病例（对照组）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的人口学信息、既往疾病史、术前检查和术中所见、手术前后心肌梗死溶栓治疗（TIMI）血流分级以及术后30 d内的全因死亡、主要心脑血管不良事件（MACCE）、出血事件和支架血栓事件等。比较2组患者PCI术后TIMI血流分级的改善情况以及PCI术后30 d内的全因死亡、MACCE、出血事件和支架血栓事件的发生率。　结果 共85例PCI围手术期使用比伐芦定的患者纳入观察组（男性51例，女性34例），选择同期85例PCI围手术期使用肝素的患者为对照组（男性50例，女性35例）。2组患者的年龄、性别、既往心脑血管相关疾病史、吸烟史、PCI术前心率、估算肾小球滤过率、左心室射血分数、Killip分级、治疗前TIMI血流分级、梗死相关动脉、术中使用主动脉内球囊泵、PCI手术路径、血管病变情况和植入支架情况比较均无统计学差异（均P>0.05）。观察组和对照组PCI治疗后TIMI血流分级比治疗前均有明显改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2组患者治疗后TIMI血流分级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278）。观察组患者PCI术后30 d内MACCE的总发生率低于对照组（P=0.026），但术后30 d内全因死亡、心源性死亡、心肌梗死、脑卒中、靶血管血运重建事件和支架血栓事件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老年STEMI患者PCI治疗期间采用比伐芦定进行抗凝治疗的疗效与肝素相似，但与肝素相比，比伐芦定可降低PCI术后30 d内MACCE的总发生率，且未增加支架内血栓的发生风险。

目的 观察穴位按摩联合耳穴压豆治疗对结肠镜检查患者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的缓解效果，分析该治疗对患者服药依从性和肠道清洁度的影响。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临床试验。研究对象选自拟在杭州师范大学附属医院内镜中心行结肠镜检查的患者。纳入患者按随机数字表法分为试验组（50例）和对照组（50例）。对照组患者给予结肠镜检查常规护理，试验组在常规护理基础上加用穴位按摩联合耳穴压豆治疗。比较2组患者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发生率、服药依从性（8条目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评分）及肠道清洁度（波士顿肠道准备量表评分）的差异。 结果 研究初期纳入100例患者，其中8例脱落，最终92例纳入分析（试验组和对照组各46例）。试验组男性26例，女性20例；年龄（47±6）岁，范围35～56岁；对照组男性25例，女性21例；年龄（46±6）岁，范围33～57岁。2组患者年龄、性别、文化程度和婚姻状态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30.4%（14/46）比65.2%（30/46），χ²=11.152，P=0.001]。试验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11例、饱胀2例、腹痛1例；对照组不良反应包括恶心17例、呕吐2例、饱胀5例、腹痛4例、肛门不适及皮疹各1例。试验组患者8条目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评分和波士顿肠道准备量表评分均高于对照组[8（7，8）分比6（6，6）分，χ²=-7.711，P<0.001；9（8，9）分比7（7，7）分，χ²=-6.721，P<0.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结肠镜检查常规护理过程中加用穴位按摩联合耳穴压豆法进行干预，能够有效缓解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不良反应，提高患者服药依从性和肠道清洁度。

药品附条件批准是指具有突出治疗价值的临床急需药品在未完成完整临床试验的情况下，通过“先批准后验证”的形式加快批准上市。从20世纪90年代起，美国、加拿大、欧盟、日本、澳大利亚和英国等先后实施药品附条件上市审批。2017年10月，我国开始批准药品附条件上市申请。本文对我国与其他国家/地区的药品附条件上市前条件和要求、上市后监测和监管的情况进行了比较，根据对比结果归纳并探讨了我国药品附条件审批制度可能的优化方向。

目的 了解我国皮肤科医师对梅毒患者接受苄星青霉素治疗前进行皮肤试验（皮试）的实施现状。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基本信息（问题1）、梅毒患者拟接受苄星青霉素治疗时皮试时间（问题2）、认为目前青霉素皮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问题3）等3个方面。依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心身皮肤病协作学组，以网络问卷方式展开调查，国内皮肤科医师自愿参与。调查时间为2021年7月2日至8月16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电子问卷366份，确认有效的为358份（回收率97.8%）。358位皮肤科医师来自全国20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的247个单位，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29家；人数居前3位的为北京市（148位，41.3%），云南省（42位，11.7%），河南省（25位，7.0%)。358位医师中，222位（62.0%）选择“每周注射苄星青霉素前均需皮试”，102位（28.5%）选择“连续注射者，7 d内再次注射时无需再次皮试”，33位（9.2%）选择“连续注射者，72-h内无需再次皮试”，1位（0.3%）选择“其他”并补充说明“在停药48-h后需再次皮试”。三级甲等医院有更高比例的医师（32.5%，64/197）选择“连续注射者，7 d内再次注射时无需再次皮试”。91位（25.4%）医师对问题3进行了回答，均认为目前的苄星青霉素皮试现状给临床治疗带来了困惑，部分医师给出了制定苄星青霉素皮试规范、增加对照试验等建议。　结论 国内对苄星青霉素治疗梅毒的皮试时间窗和操作无统一标准，阻碍了梅毒的规范化治疗，亟需制定苄星青霉素皮试的指导性文件。

目的 探索脉搏波记录在镇静催眠药临床试验药效学和安全性评价中应用的可行性。　方法 研究对象为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研究型病房于2022年4月11日至6月11日公开招募的男性健康受试者。基于药代动力学参数分析装置，计算单用药和联合用药后咪达唑仑的药代动力学参数。记录试验期间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健康受试者在未用药、单用咪达唑仑、咪达唑仑联用伊曲康唑3种状态下，分别佩戴脉搏波记录手表24-h，记录受试者心率和体动数据，对睡眠时间、睡眠深度和多梦易醒等药效学评价指标和精神状态、昼夜节律和生命活力等安全性评价指标进行比较。　结果 共纳入男性健康受试者12名，年龄（34±6）岁。单用咪达唑仑时受试者中位Tmax为0.5-h，Cmax为（19.10±5.35）μg/L，AUC0-t为（45.41±13.88）min·μg/L，AUC0-∞为（46.99±14.74）min·μg/L。联用伊曲康唑后，咪达唑仑的中位Tmax仍为0.5-h；Cmax为（61.05±19.0）μg/L，AUC0-t为（394.36±60.26）min·μg/L，AUC0-∞为（553.10±178.87）min·μg/L。咪达唑仑联用伊曲康唑与单用咪达唑仑AUC0-t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为735.24%~1 061.57%。12名受试者中有9名共发生26例次不良事件，均为轻度。脉搏波记录结果显示，未用药、单用咪达唑仑和咪达唑仑联合伊曲康唑受试者的睡眠时间［(5.40±1.35)、(6.50±1.85）和（8.05±0.8) h，P=0.001］、睡眠深度评分［(14.13±5.15)、(19.00±4.62）和（24.32±3.66）分，P=0.005］及生命活力评分［40.00(38.00, 41.00)、36.50(35.25, 38.75）和32.50(30.00, 36.00）分，P<0.001］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脉搏波记录针对镇静催眠药临床试验的药效学和安全性可进行实时、客观、定量评估。

1例55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口服他克莫司（早2.5-mg、晚2-mg）6个月用以抗排斥反应，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维持在8.0~10.0-μg/L。因感染新型冠状病毒接受抗病毒治疗（奈玛特韦/利托那韦300 mg/100 mg口服、2次/d，共用药5 d），此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接受抗病毒治疗第2天，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升高至>40.0-μg/L，考虑为奈玛特韦/利托那韦与他克莫司相互作用所致，停用他克莫司，继续抗病毒治疗。停用他克莫司8 d且停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3 d后，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降至25.7-μg/L；减量服用他克莫司3 d，该药血药谷浓度为8.3-μg/L；按原剂量和频次恢复服用他克莫司13 d，该药血药谷浓度为9.2-μg/L。此后患者的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未再出现异常。

目的 探讨纳布啡对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后瘙痒/感觉异常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研究对象选自2022年4至5月在将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手术的患者，采用随机序列表法被随机分为纳布啡组和对照组。2组患者均采用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纳布啡组患者在手术结束前30-min给予静脉注射纳布啡0.2-mg/kg（0.1-ml/kg），对照组注射等容积的0.9%氯化钠注射液。分别于麻醉诱导前5-min和苏醒后5-min采集2组患者静脉血样本，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S-100钙结合蛋白β（S-100β）。主要研究指标为拔管后30-min瘙痒/感觉异常的发生率，次要研究指标包括呼之睁眼时间，拔管后30-min内最高瘙痒/感觉异常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及疼痛评分，术后24-h瘙痒/感觉异常发生率和患者对麻醉的满意度评分，以及术后血清炎性标志物水平。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98例，每组49例。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手术类型、手术时长、麻醉时长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纳布啡组患者拔管后30-min瘙痒/感觉异常发生率和瘙痒/感觉异常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4.5%（12/49）比61.2%（30/49），P<0.001；4（2，5）分比6（5，7）分，P=0.031］。术后24-h，纳布啡组患者麻醉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7，9）分比  6（3，7）分，P=0.042］。与对照组相比，术后纳布啡组患者血清IL-6较低［（329.5±105.5）ng/L比（398.5±102.6）ng/L，P=0.033）］，而TNF-α和S-100β水平2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纳布啡可显著降低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后瘙痒/感觉异常的发生率，提高患者麻醉满意度，其机制可能与纳布啡抑制炎症反应有关。

目的 探讨依非韦伦（EFV）在药物临床试验中致健康受试者皮疹的发生情况。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Ⅰ期临床研究中心2020年11月及2021年10月开展的2项以EFV为酶诱导剂的临床试验中，健康受试者EFV相关皮疹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研究文献，回顾文献中报道的EFV相关皮疹病例资料，并与本院2项临床试验中的数据汇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2项临床试验共纳入40例健康受试者，5例（12.5%）发生EFV相关皮疹。从服药至出现皮疹的时间平均为8 d；皮疹首发症状均为皮肤瘙痒，出现部位主要为四肢和背部，主要形态为斑丘疹，无伴随其他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异常。4例受试者退出试验，给予抗过敏及对症治疗5~7 d后皮疹消退；1例因皮疹较轻，给予炉甘石洗剂外用，继续参加试验，皮疹于17 d后（停用EFV 5 d）消退。检索到18篇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文献。汇总后，18篇文献及本院研究共包括健康受试者403例，19例发生皮疹，皮疹发生率为4.7%。按EFV日剂量，600-mg/d组皮疹的发生率高于<600-mg/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18/329）比1.4%（1/74），P=0.131］；按服药时间，单次给药组和连续给药组皮疹的发生率相近［4.1%（4/97）比4.9%（15/306），P=0.753］。　结论 皮疹是健康受试者服用依非韦伦后常见的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一般较轻，及时发现和处理均可恢复。

1例51岁女性患者行左足拇趾恶性黑色素瘤切除术后接受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1次/3周治疗。第6个周期用药后第18~21天，患者先后出现腿部、脸部肿胀；第6个周期用药第28天，实验室检查中示血清肌酐（Scr）186-μmol/L、肌酸激酶（CK）4-038-U/L、CK-MB 52-U/L、乳酸脱氢酶（LDH）1-034-U/L、丙氨酸转氨酶（ALT）20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69-U/L，尿常规提示尿潜血（++）。考虑为特瑞普利单抗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给予甲泼尼龙、人免疫球蛋白、补液及碱化尿液等治疗。15 d后，患者腿部、脸部肿胀缓解，实验室检查示CK 2-132-U/L、CK-MB 32-U/L、ALT 73-U/L、AST 47-U/L、Scr 70-μmol/L；22 d后，患者腿部及脸部肿胀基本消失，实验室检查示CK 1 804-U/L、CK-MB 33-U/L、ALT 66-U/L、AST 41-U/L。

目的 了解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使用肾上腺素的情况。　方法 对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2016年8月12日至2022年11月30日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严重过敏反应病例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有休克表现，将过敏反应患者分为休克组与无休克组。比较2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过敏反应累及器官系统和严重程度、肾上腺素使用情况和患者转归。对不同过敏反应表现时肾上腺素的应用情况，以及肾上腺素使用剂量和途径的合理性进行描述性分析及评价。　结果 共有132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62例（47.0%），女性70例（53.0%）；中位年龄53（1，87）岁；休克组20例（15.2%），无休克组112例（84.8%）。与无休克组患者相比，休克组累及心血管系统［100%（20/20）比17.9%（20/112）］、神经系统［60.0%（12/20）比28.6%（32/112）］、消化系统［40.0%（8/20）比15.2%（17/112）］和泌尿系统［15.0%（3/20）比1.8%（2/112）］者更多，而无休克组累及皮肤黏膜者较休克组更多［88.4%（99/112）比60.0%（12/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132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中仅有21例（15.9%）在救治中使用了肾上腺素。休克组肾上腺素使用率明显高于无休克组［50.0%（10/20）比9.8%（11/112），P<0.001］。21例使用肾上腺素的病例中，10例（47.6%）肾上腺素剂量过大，11例（52.4%）给药途径为指南不推荐的皮下注射。　结论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严重过敏反应紧急处理中肾上腺素应用比例较低，也存在剂量与给药途径不合理的情况。应提高医护人员对肾上腺素合理使用重要性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培训。

1例61岁男性前列腺癌、骨髓转移癌患者，经多种抗肿瘤方案效果不佳，予奥拉帕利治疗，病情稳定且耐受性良好。5个月后，患者出现低热、咳嗽、胸闷、气促症状，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计数0.85×109/L、嗜酸粒细胞0.08；胸部CT检查示双肺支气管炎伴左肺上叶舌段炎性改变。给予抗感染及扩张气管等药物治疗，症状缓解不明显；胸部CT复查示左肺炎性改变范围稍扩大、增多，双肺间质性炎性改变及机化性改变；肺泡灌洗液细胞学检测提示嗜酸粒细胞增多。考虑可能为奥拉帕利引起的嗜酸粒细胞增多性肺炎，停用奥拉帕利并予甲泼尼龙40-mg静脉滴注、1次/d和抗感染治疗。患者未再发热，咳嗽减轻，胸闷、气促症状明显好转。1周后停用甲泼尼龙，但次日患者发热及呼吸道症状加重。再次给予甲泼尼龙，患者未再发热，咳嗽、胸闷、气促症状均明显好转。7 d后胸部CT复查示肺部间质性炎性改变明显好转。

目的 评价海博麦布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与临床试验注册网站（截至2023年3月27日），收集海博麦布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为海博麦布单药或联合其他降血脂药，对照组为安慰剂或与试验组相同的其他降血脂药。有效性主要结局指标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变化率，安全性主要结局指标为总体不良事件（AE）、严重AE（SAE）、因AE终止试验、与研究药物相关AE的发生率，安全性次要结局指标为≥2项研究中报道的主要AE发生率。使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指标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指标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共4项，涉及1-488例患者，其中试验组952例，对照组53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治疗8~12周时试验组（海博麦布20-mg/d和10-mg/d联合或不联合阿托伐他汀10-mg/d）LDL-C降幅显著大于对照组（海博麦布20-mg/d：MD=-13.36%，95%CI：-15.28%~-11.44%，P<0.001；海博麦布10-mg/d：MD=-10.80%，95%CI：-14.90%~-6.71%，P<0.001）；治疗52周时海博麦布20-mg/d或10-mg/d联合阿托伐他汀10-mg/d组患者LDL-C较基线平均下降幅度均明显大于阿托伐他汀10-mg/d 单药治疗组的患者（-41.92%和-39.34%比-31.56%，均P<0.001）。试验组与对照组8~12周时的总体AE发生率［47.94%（338/705）比49.75%（202/406），RR=0.99，95%CI：0.87~1.12］、SAE发生率［2.64%（16/606）比2.79%（10/358），RR=1.19，95%CI：0.53~2.66］、因AE终止试验率［4.11%（29/705）比4.68%（19/406），RR=0.67，95%CI：0.17~2.65］和与研究药物相关AE发生率［12.38%（75/606）比11.45%（41/358），RR=0.87，95%CI：0.37~2.06］均相似（均P>0.05）。　结论 海博麦布可以有效降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LDL-C水平，且安全性良好。

1例58岁女性患者因卵巢高级别浆液性癌ⅣB期行卵巢癌肿瘤细胞减灭术后3年余，先后给予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6个疗程、多柔比星脂质体+卡铂方案化疗6个疗程治疗。后续给予奥拉帕利300-mg口服、2次/d维持治疗，25 d后患者因出现Ⅱ度骨髓抑制，奥拉帕利减量至早150-mg、晚300-mg口服。13个月后患者出现全血细胞减少，血小板最低至2×109/L。立即停用奥拉帕利，给予输注悬浮红细胞、新鲜单采血小板，升白细胞、补铁及升血小板等治疗后效果不明显，骨髓流式细胞检测结果提示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可能性大。停用奥拉帕利47 d后患者因腹盆腔大出血、失血性休克致循环衰竭死亡。

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影响因素及其预测生物标志物。　方法 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至少1个周期恶性肿瘤成年患者的电子病历，对irAE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非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患者发生irAE的危险因素。对有预测意义的生物标志物，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irAE发生风险的折点。　结果 共纳入患者107例，男性81例（75.7%），女性26例（24.3%），年龄（61±15）岁，其中25例（23.4%）判定为替雷利珠单抗相关irAE，6例（5.6%）严重程度≥3级。25例患者共发生28例次irAE，包括甲状腺功能异常9例次、免疫相关性肠炎4例次、皮疹4例次、免疫相关性肺炎3例次、肾损伤3例次、肝损伤3例次、免疫相关性肌炎1例次、高血压1例次。替雷利珠单抗开始治疗至irAE发生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1，5）个。25例患者irAE经停药和/或糖皮质激素及对症治疗后均好转，无因irAE死亡病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高是保护因素[比值比（OR）=0.453，95%置信区间（CI）：0.279~0.735，P=0.001]，而基线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高是危险因素（OR=1.006，95%CI：1.002~1.011，P=0.008）。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NLR和PLR预测irAE发生的折点分别为1.58（敏感度为0.988，特异度为0.644）和159.40（敏感度为0.800，特异度为0.524）。　结论 替雷利珠单抗治疗成人恶性肿瘤的irAE发生率为23.4%，以甲状腺功能异常最为常见，免疫相关性肠炎、皮疹、肺炎、肾损伤和肝损伤也值得关注。基线NLR和PLR可能作为预测irAE发生的生物标志物。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自主研发新药和附条件批准药物逐年增多。因我国新药上市前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尤其是附条件批准制度）和上市后监测管理等方面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自主研发新药的安全性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好其上市后的安全性监测和研究。其中包括加强药物安全性监测工作，做好文献数据的系统性评价，通过高质量真实世界研究广泛收集药品安全性数据，对药物安全性报告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等，为患者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1例66岁男性患者为缓解疥疮导致的皮肤瘙痒，自行以狗舌草泡水间断饮用。近2年后出现腹胀、腹痛、纳差、尿黄症状。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158.2 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73.5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96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31 U/L，胆碱酯酶1.40 kU/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7。上腹部磁共振检查显示符合肝窦阻塞综合征表现。排除其他病因后考虑其为狗舌草导致。予以保肝、利尿、营养支持、抗凝、降低门静脉压力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症状持续加重，间断出现肝性脑病及消化道出血等并发症。治疗67 d后，患者TBil 192.0 μmol/L，DBil 96.7 μmol/L，ALT 118 U/L，AST 193 U/L，胆碱酯酶0.72 kU/L。患者及家属要求出院，出院5 d后患者死亡。

靶向治疗是目前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重要手段之一，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具有疗效高、毒性低的特点，用于基因突变NSCLC患者的精准治疗。常见的基因突变包括编码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和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的基因。不同患者对TKI的反应存在差异，监测TKI血药浓度可以更好地预测临床结局（疗效/毒性），优化治疗策略。本文检索近10年国内外相关文献，对临床常用的EGFR-TKI和ALK-TKI血药谷浓度与疗效/毒性关系进行了综述。

目的 探讨全身麻醉（全麻）下儿童腹部手术右美托咪定的最佳给药剂量。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象为2019年11月到2020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全麻腹部手术的患儿。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儿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0.4-μg、0.7-μg和1.0-μg 3个剂量组，在麻醉诱导前15-min分别按右美托咪定0.4-μg/kg、0.7-μg/kg和1.0-μg/kg剂量静脉泵注，其他麻醉方法相同。比较3组患儿手术期间心率和平均血压（MBP），麻醉苏醒后Ramsay镇静评分、镇静-躁动评分（SAS）、儿童疼痛行为量表评分（FLACC）和术后24-h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共有150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性77例（51.3%），女性73例（48.7%）；年龄（7±1）岁，体重（22.4±4.6）kg。手术治疗的疾病包括腹股沟疝81例（54.0%），鞘膜积液36例（24.0%），隐睾19例（12.7%），阑尾炎14例（9.3%）。150例患儿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0.4-μg组、0.7-μg组和1.0-μg组，每组50例患儿。3组患儿的性别、年龄、体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和分离焦虑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1.0-μg组较0.4-μg组术后苏醒时间［（12±3）min比（9±3）min］和拔管时间［（12±3）min比（9±3）min］均明显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0 μg组与0.7-μg组、0.7-μg组与0.4-μg组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手术期间0.7-μg组和1.0-μg组患儿的心率和MBP均明显低于0.4-μg组（均P<0.001）。0.7-μg组和1.0-μg组患儿麻醉苏醒即刻、离开复苏室即刻和术后1 h的Ramsay镇静评分均明显高于0.4-μg组，而SAS评分和FLACC评分均明显低于0.4-μg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0.7-μg组和1.0-μg组与0.4-μg组相比，术后躁动［12.0%（6/50）和8.0%（4/50）比30.0%（15/50）］及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22.0%（11/50）和16.0%（8/50）比44.0%（22/50）］均明显降低（均P<0.05）。　结论 儿童全麻下腹部手术麻醉诱导前给予右美托咪定0.7-μg/kg对麻醉苏醒影响较小，且镇静效果良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为最佳的给药剂量。

局部麻醉（局麻）药是一类能在用药局部可逆性地阻断感觉神经冲动发生与传导的药品，临床上广泛用于皮肤黏膜麻醉、周围神经阻滞麻醉、脊髓神经麻醉和治疗慢性疼痛等。局麻药的不良反应主要包括过敏反应、心脏毒性和神经毒性。局麻药的新剂型包括经皮给药剂型和缓控释剂型。经皮给药剂型的优点是实现表面局麻，避免肝脏首过效应，减少注射麻醉对患者局部的损伤和刺激，提高患者的耐受性；缓控释剂型可维持较长效的麻醉效果，避免因局麻药吸收过快产生血药浓度过高，从而减轻药物不良反应。

目的 观察甲泼尼龙（MP）联合环磷酰胺（CTX）对博来霉素（BLM）诱导的肺纤维化大鼠模型炎症和免疫细胞活性的影响。　方法 将健康6~8周龄SD大鼠40只以随机数字表法分为空白对照、BLM模型、BLM+MP和BLM+MP+CTX组，每组10只。采用气管内灌注BLM（一次性给予5-mg/kg）的方法制备肺纤维化大鼠模型，造模第7天开始每天予BLM+MP组尾静脉注射MP（3-mg/kg），BLM+MP+CTX组注射MP（3-mg/kg）+CTX（8-mg/kg），持续给药21 d。采用苏木精-伊红（HE）和Masson染色检测大鼠肺部炎症及纤维化程度；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大鼠支气管肺泡灌洗液（BALF）中粒细胞、中性粒细胞数量及血液T细胞亚群。　结果 造模第7天，大鼠肺组织外部形态、HE及Masson染色结果显示BLM诱导肺纤维化模型制备成功。造模第28天，BLM组大鼠肺组织结构紊乱且有明显胶原沉积，BALF中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显著增多，血液T细胞、CD4+ T细胞和调节性T细胞（Tregs）占比下降，CD8+ T细胞占比增高，CD4+/CD8+ T细胞（CD4/CD8）比值降低（均P<0.05）。与BLM组相比，BLM+MP+CTX组大鼠肺纤维化程度得到明显改善，BALF中粒细胞和中性粒细胞数量显著减少，血液T细胞、CD4+ T细胞和Tregs细胞占比升高，CD8+ T细胞占比降低，CD4+/CD8+ T细胞（CD4/CD8）比值增高（均P<0.05）。BLM+MP+CTX组的改善情况优于BLM+MP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MP联合CTX可减轻肺纤维化大鼠的炎症反应程度，提高T细胞免疫活性。

奥希替尼（osimertinib）、阿美替尼（almonertinib）和伏美替尼（furmonertinib）等第三代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是EGFR基因突变晚期非小细胞肺癌的重要治疗手段，其心脏毒性不容忽视。目前发现的该类药物的心脏毒性以校正的QT间期延长为主，其次可见左心室射血分数下降和心力衰竭。这些心脏毒性症状可单独出现，也可同时发生。第三代EGFR-TKI心脏毒性的相关机制尚不明确，可能与抑制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信号通路、磷脂酰肌醇3-激酶（PI3K）/Akt通路、hERG钾通道（即由hERG基因编码的钾离子通道）、电压门控钠离子通道（Nav1.5）和L型钙离子通道等相关。临床需谨慎应用第三代EGFR-TKI，提前识别心脏毒性高风险人群并做好治疗药物监测。

目的 基于《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病例报告数据集，探索语义信息检索（语义检索）的应用价值。　方法 本研究所用数据集由《药物不良反应杂志》1999至2022年发表的共计2-597篇病例报告的PDF文件构成。语义检索系统基于百度飞浆（PaddlePaddle）的深度学习框架搭建，代码用Python语言书写，文本编码模型为百度RocketQA模型。采用排名前k位文档的精确率（P@k）、召回率（R@k）、平均排序倒数（MRR）、平均精度均值（MAP）及精确率-召回率（P-R）曲线对语义检索的效果进行评价。本研究通过计算语义检索和关键词匹配检索的召回率，对2种方式的检索效果进行比较。　结果 预处理后题目字段作为待检索对象（item）的集合包含2-597个文档；去重整理后检索词（query）的集合包含药品名称1-388条，不良反应/事件1-118条。以药品名称和不良反应/事件为检索词进行语义检索的精确率分别为0.667~1和0.566~1，召回率分别为0.667~0.871和0.566~0.863；采用药品名称和不良反应/事件检索词进行语义检索结果中排名前1、3、5和10文档的P-R曲线显示，随着召回率的升高，排名前1、3的精确率下降趋势较缓，排名前5、10的精确率下降趋势明显。2类检索词的MRR分别为0.854和0.871，MAP分别为0.778和0.773。以不良反应/事件为检索词，语义检索的召回率高于关键词匹配检索；以药品名称为检索词，关键词匹配检索的召回率总体高于语义检索。　结论 基于百度飞浆深度学习框架搭建的语义检索系统对于《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病例报告数据集的检索性能良好。语义检索与关键词匹配检索相比，以不良反应/事件为检索词时语义检索的检索效果较好，以药品名称为检索词时关键词匹配检索效果较好。

目的 系统评价卡非佐米在真实世界中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4月），收集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真实世界研究文献。采用非随机研究方法学指标（MINORS）量表对文献质量进行评价。提取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有效性指标包括总体缓解率（ORR）、中位无进展生存期（PFS）和中位总生存期（OS），安全性指标包括不良事件（AE）发生率、因AE终止治疗率等。采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单组率meta分析，对主要AE的发生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12项研究，包括2-615例患者。12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ORR为75%［95%置信区间（CI）：68%~82%］，≥3级AE发生率为46%（95%CI：44%~49%），因AE终止治疗率为14%（95%CI：10%~19%），主要AE（发生率>5%）包括血小板减少、贫血、中性粒细胞减少、感染、高血压、肝损伤和肾损伤等。　结论 真实世界中卡非佐米治疗RRMM的疗效低于临床试验。治疗期间需关注感染、血液系统、心血管系统、肝脏和肾脏毒性的发生。

目的 了解重症监护病房（ICU）局部枸橼酸抗凝（RCA）在肾脏替代治疗中的开展现状及ICU医师对RCA的认知情况。　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现况调查。研究者自行设计问卷（包括3个部分，共20个问题），主要了解接受调查者一般信息，对RCA的认知情况和所在ICU目前RCA实施的具体流程。问卷通过线上平台发放及回收，国内ICU临床医师自愿参与。调查时间为2022年4月15日至2022年4月30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630份电子问卷，确认有效的为616份（问卷有效率为97.8%）。616位医师来自全国21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和1个特别行政区的587个ICU，其中来自三级医院者530位，具有高级职称者302位。488个（83.1%，488/587）ICU开展了RCA（503位医师），ICU性质（综合、内科、外科、专科ICU）与是否开展RCA无明显相关性。ICU开展RCA的主要原因为出血风险小（96.4%，485/503），监测方便（62.2%，313/503）和指南推荐（62.0%，312/503）。99个（16.9%，99/587）ICU未开展RCA（113位医师），不开展的原因主要为医院无枸橼酸钠抗凝剂（58.4%，66/113），其次为无使用经验或方案、价格贵（各14.2%，16/113）等。所在ICU开展RCA的503位医师中，443位（88.1%）医师认为严重肝功能不全（Child分级B以上）是RCA禁忌证；分别有388位（77.1%）和377位（75.0%）医师认为代谢性碱中毒和低钙血症是RCA并发症； 273位医师执行每日规律监测总钙/离子钙比值；分别有276位（54.9%）和181位（36.1%）医师将血流速度设置在120~150-ml/min和151~180-ml/min；377位（74.9%）医师选择成品血液滤过基础液，252位（50.1%）医师稀释方式选择前稀释+后稀释；239位（47.6%）医师通过单独静脉通路补充碳酸氢钠注射液；400位（79.5%）医师选择枸橼酸钠剂量方案为每小时输注速度是每分钟血流速度的1.2~1.5倍。　结论 目前国内综合性ICU在肾脏替代治疗中普遍开展RCA，且相关临床医师对RCA的禁忌证和潜在并发症等已有一定的认识，但不同医院在实施RCA时所采用的方案各异，监测手段也尚未形成统一标准。

目的 利用高效液相色谱-二极管阵列检测器（HPLC-DAD）技术，建立助眠保健品中可能添加的舒必利、乙琥胺、拉莫三嗪、酒石酸唑吡坦、褪黑素、盐酸丁螺环酮、苯巴比妥、马来酸咪达唑仑、氟哌啶醇、卡马西平、苯妥英钠、奥沙西泮、硝西泮、阿普唑仑、氯硝西泮、艾司唑仑、盐酸氟哌噻吨、硫喷妥、盐酸硫利达嗪和地西泮等20种化学药物的检查方法。　方法 采用Agilent Zorbax C18色谱柱（250-mm×4.6-mm，5-μm），以乙腈-0.01 mol/L磷酸二氢铵水溶液（用磷酸调pH值至3.0）为流动相，梯度洗脱，流速0.8-ml/min，柱温25-℃，检测波长为220和280-nm。从专属性、系统适应性、线性关系、检测限、定量限、回收率、精密度、稳定性和重复性等方面对HPLC-DAD技术在检测20种非法添加化学药物中的作用进行评估。　结果 HPLC-DAD技术在20种化学药物成分的检测专属性好，在一定质量浓度范围内与峰面积的线性关系良好（相关系数r ≥0.999-8）；20种化学药物低、中、高3个浓度9次进样的平均回收率为98.68%~99.85%，峰面积变异度的相对标准偏差（RSD）为0.57%~1.16%；检测20种化学药物的精密度、重复性和稳定性良好，检测限为0.05~1.59-μg/ml，定量限为0.16~5.09-μg/ml。应用该方法对6种助眠保健品样品进行检测，其中1种检出硝西泮。　结论 该方法准确、简便、易于推广，可用于助眠类保健品中20种可能非法添加化学药物的检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