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25岁男性患者自行服用苯巴比妥东莨菪碱约60片（每片含苯巴比妥30mg和氢溴酸东莨菪碱0.2mg），约1 h后出现昏迷伴四肢阵发性抽搐。诊断为药物中毒，予洗胃、导泻，以及咪达唑仑10mg静脉注射抗癫痫等治疗。6 h后患者心率53次/min，呼吸11次/min，偶发抽搐，并出现血尿。实验室检查示间接胆红素16.97μmol/L、总蛋白54g/L，白蛋白27.6g/L、凝血酶时间25.0s，考虑多脏器损伤。给予血液净化治疗。1 d后患者神志转清，心率68次/min，呼吸16次/min，未再出现抽搐；2 d后，实验室检查示间接胆红素8.69μmol/L，总蛋白54.7g/L，白蛋白34.0g/L，凝血酶时间16.7s。

《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品管理法》第十二条规定，“国家建立药物警戒制度，对药品不良反应及其他与用药有关的有害反应进行监测、识别、评估和控制。”药物警戒贯穿从药物研发到使用的全生命周期，其核心思想是防控用药风险，保障患者与公众安全。医疗机构是药品使用的主要场所，是药物警戒活动的关键参与方，其药物警戒体系构建是国家药物警戒制度建设的重要一环。当前，正值我国药物警戒制度实施的起步阶段，为推动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国内药物警戒监测机构、相关学术团体、高等医药院校、杂志社和社会公益组织共同发起，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们共同研讨，集思广益，辨析药物不良反应/事件、用药安全和药物警戒等的重要理念以及前沿发展，编写了《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专家共识》，提出了较为系统的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的原则与方法，以期对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建设有所帮助。

1例77岁男性类风湿性关节炎患者医嘱予甲氨蝶呤10-mg口服、1次/周，雷公藤多苷20-mg口服、2次/d，甲泼尼龙8-mg口服、1次/d，但患者将甲氨蝶呤的用药频次与雷公藤多苷混淆，误服为甲氨蝶呤5-mg、2次/d。服药4 d后（服用7次，共35-mg）出现严重口腔溃疡、全身皮疹、发热、咳嗽、咳痰。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21×109/L，血清肌酐288-μmol/L，γ-谷氨酰转移酶163-U/L，丙氨酸转氨酶82-U/L，碱性磷酸酶235-U/L。6 d后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0.13×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0.01×109/L，血清肌酐317-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18-ml/（min·1.73 m2），C反应蛋白233.8-mg/L，降钙素原14.31-μg/L。诊断为甲氨蝶呤中毒，骨髓抑制，肾功能不全，肺部感染。立即停用所有药物，给予血液灌流，亚叶酸钙静脉注射，以及抗感染、升白细胞、输血、补液和口腔护理等对症治疗。但患者感染和骨髓抑制持续加重，12 d后因多器官衰竭死亡。

目的 探讨发生在肾移植受者的他克莫司相关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PRES）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8月），收集肾移植后他克莫司相关PRES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他克莫司应用情况（用药途径、剂量、血药浓度、联合用药方案等）以及PRES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干预措施及转归等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6例，男性7例，女性9例;年龄7~54岁，中位年龄26岁，<18岁者6例，
≥18岁10例；静脉和口服用药各8例；13例有联合用药方案记录，联用1、2、3种免疫抑制剂者分别为3、8和2例；PRES的发生时间为肾移植术后3 d~3个月，10例（62.5%）发生在术后1个月内。发生PRES时，13例行他克莫司血药浓度检测的患者中11例血药浓度未超过治疗窗范围上限。PRES的主要症状包括抽搐/癫痫样发作（11例）、视觉异常（7例）、持续性头痛（6例）以及昏迷或意识障碍（6例）。16例患者均行头部CT和/或磁共振成像检查，15例可见脑水肿或血管源性脑水肿的影像学特征，病变部位主要在枕叶（13例）、顶叶（12例）和额叶（8例）。停用或减少他克莫司剂量和/或给予对症及支持治疗2~44 d（中位时间为9 d），16例患者症状均消失，15例患者影像学复查脑水肿或血管源性脑水肿等病变消退。　结论 肾移植受者他克莫司相关PRES多发生在肾移植术后3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原因所致PRES相似。停用他克莫司、减少药物剂量和/或给予对症治疗，症状多很快消失，影像学改变恢复正常。

1例54岁女性患者因肝血管瘤拟行腹腔镜下肝段切除术。术前30-min，给予硫酸依替米星氯化钠注射液100-mg静脉滴注预防感染。用药2-min后，患者出现全身麻木，神情淡漠，皮肤发红，冷汗和呼吸困难。呼吸22次/min，心率110次/min，血压45/32-mmHg（1-mmHg=0.133-kPa)，脉搏血氧饱和度（SPO2）测不出，考虑为依替米星导致的过敏性休克。立即停用依替米星，给予吸氧、肾上腺素、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去甲肾上腺素和静脉扩充血容量等治疗。20-min后，患者症状基本缓解，呼吸18次/min，心率88次/min，血压108/60-mmHg，SPO2-0.99。13-h后，所有症状消失。

1例67岁男性患者因肝癌术后复发给予信迪利单抗（200-mg静脉滴注、1次/3周）免疫治疗，疗效及耐受性良好。用药12次后患者胸腹部及四肢散发皮疹，色鲜红，伴瘙痒。口服氯雷他定及外用卤米松乳膏后，患者皮疹稍好转。继续应用信迪利单抗2次，患者皮疹未见明显扩散。继续使用信迪利单抗第3次后，患者突发全身大面积皮疹，迅速发展为水疱、溃疡，皮肤有渗血及渗液，伴瘙痒和疼痛。诊断为药疹，考虑可能为信迪利单抗诱发。停用该药，给予甲泼尼龙60-mg静脉滴注、1次/d，并予抗过敏、抗感染、保护黏膜、皮肤护理等治疗1周，患者皮疹病情反复；增加甲泼尼龙剂量治疗1周，患者病情未缓解且出现消化道出血。患者肝癌术后，伴低蛋白血症、肝功能不全，且长期大剂量使用糖皮质激素，虽给予积极治疗措施，仍抢救无效死亡。

1例49岁男性2型糖尿病、糖尿病肾病患者长期口服瑞格列奈3次/d，早1-mg、午2-mg、晚1-mg。因突发急性脑梗死加用氯吡格雷，用药第4天患者空腹血糖降至2.6-mmol/L。考虑为氯吡格雷与瑞格列奈相互作用致瑞格列奈血药浓度升高，从而造成患者出现严重低血糖，临床药师建议停用瑞格列奈，采用胰岛素治疗。医师将瑞格列奈减量为2次/d，早1-mg、午0.5-mg，3 d后患者空腹血糖波动在4.0~4.5-mmol/L。因患者有糖尿病肾病，肾功能不全可能增加低血糖风险，停用瑞格列奈，选用谷赖胰岛素3 U餐前皮下注射，并严密监测血糖。换用胰岛素治疗后患者空腹血糖波动在4.9~5.4-mmol/L。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1年收到全国28个省级行政区27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19-585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20年（255家）增长了7.84%，报告ME例数较2020年（15-849例）增长了23.57%。19-585例ME报告中A级错误278例（1.42%），B级16-221例（82.82%），C级2-442例（12.47%），D级410例（2.09%），E级95例（0.49%），F级133例（0.68%），G级1例（<0.01%），H级  4例（0.02%），I级1例（<0.01%）。B~I级ME涉及的19-307例患者中男性10-528例（54.53%），女性8-779例（45.47%）；年龄1 d~102岁，其中儿童（<18岁）2-236例（11.58%），青中年人（≥18~<60岁）9-794例（50.73%），老年人（≥60岁）7-277例（37.69%）。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患者234例，男性129例（55.13%），女性105例（44.87%）；年龄3个月~99岁，其中儿童45例（19.23%），青中年人88例（37.61%），老年人101例（43.16%）。因误服药物导致严重ME的16例患者中14例为儿童，与2020年相比，误服药物儿童例数增加了1倍（2020年为7例），而2012至2019年儿童误服药物的报告仅为3例。278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19-307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3-932例（72.16%），药师3-961例（20.52%），护士541例（2.8%），患者/家属412例（2.13%），其他人员461例（2.39%），医师和患者/家属引发ME占比已经连续4年逐渐升高（2018、2019和2020年医师分别为60.89%、65.46%和68.05%，患者/家属分别为1.06%、2.04%和2.08%）；发生场所在门诊者8-662例（44.87%），病房5-256例（27.22%），药房3-856例（19.97%），静脉用药调配中心977例（5.06%），护士站289例（1.50%），患者家中239例（1.24%），社区卫生站6例（0.03%），其他场所22例（0.11%），发生在门诊和患者家中的ME占比已经连续4年逐年升高（2018、2019和2020年发生在门诊者分别为37.32%、37.74%和43.24%，发生在患者家中者分别为0.41%、0.89%和1.02%）。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用量、品种和给药频次。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患者/家属和医师。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疲劳和培训不足。

1例38岁女性乳腺癌复发伴肝转移患者接受信迪利单抗 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免疫治疗前患者肝、肾和甲状腺功能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用药后第3天，患者腰部皮肤出现皮疹伴瘙痒，此后全身皮肤出现弥漫性红斑伴脱屑，双上肢及腰背部出现水疱；双眼视物模糊，分泌物增多，有异物感。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23-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342-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907-U/L，碱性磷酸酶（ALP）424-U/L；血肌酐（Scr）95.6-μmol/L，尿酸 691.0-μ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20.87 mU/L。诊断：皮疹，甲状腺功能减退，肾损伤，结膜炎，肝损伤。考虑与信迪利单抗有关。给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异甘草酸镁注射液静脉滴注，左甲状腺素钠、海昆肾喜胶囊口服，左氧氟沙星滴眼液滴眼及皮肤护理。16 d后，患者皮疹明显消退、水疱吸收，眼部不适感消失。实验室检查示ALT 111-U/L，AST 122-U/L，γ-GT 1-430-U/L，ALP 321-U/L；Scr 56.0-μmol/L，尿酸 243.0-μmol/L；TSH 13.60 mU/L。

完善的药物警戒数据库是开展药物警戒活动的核心支柱。目前美国、日本、欧洲、世界卫生组织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药物警戒数据库，在药物不良反应（ADR）监测、ADR信号挖掘和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上述4大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权限、可获取元素、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利用现状等方面进行概述，为临床开展药物警戒活动、完善我国药物警戒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1例出生3 d+16-h男性新生儿因重症感染接受美罗培南（0.136 g、1次/12-h）联合万古霉素（0.05 g、1次/12-h）静脉滴注。治疗前患儿血小板（PLT）116×109/L；治疗11-h后，PLT降至7×109/L；加用单采血小板静脉输注，3 d后PLT为32×109/L。临床药师参与查房时提醒关注万古霉素不良反应，及时监测万古霉素血药浓度。医师考虑血小板减少可能与重症感染有关，加用甲泼尼龙、人免疫球蛋白、冷沉淀凝血因子、单采血小板等。患儿PLT一过性升至121×109/L，此后患儿PLT持续降低。抗感染治疗8 d后，PLT降至30×109/L，万古霉素血药谷浓度为27.0-mg/L。考虑血小板减少可能与万古霉素有关，药师建议暂时停用该药。停药5 d后，PLT为174×109/L。

1例45岁男性患者因2型糖尿病血糖控制不佳应用卡格列净100-mg口服、1次/d。用药第4天出现轻微腹胀、乏力；第5天，患者恶心、浑身乏力，尿液呈深棕色，实验室检查：血清肌酐（Scr）136-μmol/L，血尿素氮（BUN）9.7-mmol/L，尿蛋白（+），尿潜血（++）。考虑为卡格列净引起的急性肾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阿卡波糖50-mg餐前口服、3次/d，海昆肾喜胶囊2粒口服、3次/d，金水宝胶囊3粒口服、3次/d。停用卡格列净2 d后患者恶心、乏力症状消失，尿液颜色正常。停药5 d后患者实验室检查：空腹血糖5.6-mmol/L，Scr 112-μmol/L，BUN 8.5-mmol/L，尿蛋白（-），尿潜血（-）。19 d后复查肾功能指标均在正常值范围，患者未再出现不适症状。

紫杉醇类药物的眼部不良反应可累及眼表、眼附属器及眼内各组织结构，临床表现多样，如干眼、泪道阻塞、结膜炎、角膜炎、黄斑水肿、视网膜损伤、视神经损伤等，可导致不可逆的视功能损害。眼部不良反应发生机制尚不清楚，紫杉醇导致黄斑水肿可能与其导致视网膜色素上皮细胞和Müller细胞功能障碍有关，其他不良反应可能与紫杉醇的细胞毒性有关。应用紫杉醇类药物前应进行眼科基线检查，用药过程中应密切观察有无眼部新发症状。眼部不良反应可以通过眼科常规检查明确诊断，治疗措施主要是及时调整药物和对症治疗。v

病情稳定的自身免疫疾病（AID）患者接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苗的获益大于风险。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对AID患者是安全的，而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的安全性尚不确定。部分AID治疗药物可能降低机体对COVID-19疫苗的免疫应答，影响疫苗的免疫效力,这种影响可能与疫苗接种时机有关。本文根据已发布的多个AID患者接种COVID-19疫苗的相关指南和建议，对应用不同药物治疗的AID患者疫苗接种应注意的问题做了详细阐述。

1例72岁男性患者因肺移植术后肺部感染给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莫西沙星、泊沙康唑抗感染，乙酰半胱氨酸化痰，并继续原抗排斥治疗方案（他克莫司和吗替麦考酚酯）。治疗前血清肌酐98-μmol/L，血尿素氮3.4-μmol/L。治疗第5天，患者他克莫司血药浓度22.9-μg/L，血清肌酐497-μmol/L，血尿素氮17.9-mmol/L。临床药师会诊后了解到患者联用了泊沙康唑和他克莫司，提出泊沙康唑可抑制肝脏细胞色素P450（CYP）3A4的活性，而他克莫司主要经CYP3A4代谢，因此考虑为两药联用致他克莫司血药浓度升高引起急性肾损伤，建议停用泊沙康唑，改用卡泊芬净，他克莫司减量。该建议被临床医师采纳。同时给予连续性静脉-静脉血液滤过治疗，8 d后，患者血清肌酐334-μmol/L，血尿素氮7.6-mmol/L，尿量200-ml；后续行血液透析、3次/周，1个月后，患者血清肌酐115-μmol/L，血尿素氮7.2-mmol/L。

化疗所致周围神经病变（CIPN）通常表现为持续的疼痛及感觉异常，严重时可能出现振动感和关节位置感丧失、自主神经和运动功能障碍，严重影响患者的生活质量。线粒体功能障碍可能是化疗药物诱发周围神经病变的机制之一。本文从5个方面综述了不同化疗药物导致的不同的线粒体功能障碍，包括如神经元线粒体形态异常、线粒体通透性转换孔激活及其相关钙失衡、线粒体生物能量学功能失调、氧化应激及轴突线粒体转运异常等。避免或改善线粒体功能障碍是预防或减轻CIPN的主要策略。

目的 挖掘艾多沙班相关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1年第2季度至2022年第1季度以艾多沙班为怀疑药物的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艾多沙班不良反应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ROR的95%CI下限>1和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对AE进行分类统计，选取AE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艾多沙班为怀疑药物的AE报告4-113例，涉及PT 996个。采用ROR法和PRR法进行计算，获得158个阳性PT信号，涉及AE报告1-898例。以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合并筛重后获得PT 89个，涉及AE报告1-468例。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依次为呼吸困难、贫血、房颤、黑便、心力衰竭；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血管发育异常、泌尿生殖道出血、心脏淀粉样变性、舞蹈病、缺血性脑梗死/强心药水平升高。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的PT有45个，其中急性肾损伤、肾功能损害、间质性肺疾病等报告数较多、信号较强。　结论 出血相关事件仍为使用艾多沙班期间需重点监测的药物AE；艾多沙班还可能导致肾损伤和间质性肺疾病，需重点关注。

1例75岁男性患者因肺部感染接受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4.5 g 静脉滴注、2次/d。首次用药15-min后，患者双侧上肢皮肤出现红色斑块伴瘙痒，同时出现胸闷、憋气，查体示心率110次/min，呼吸26次/min，血压196/118-mmHg（1mmHg=0.133kPa），血氧饱和度0.85。考虑为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所致速发型过敏反应。停用该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平喘等对症治疗；2 h后患者皮肤瘙痒程度减轻，红斑颜色变浅，胸闷、憋气症状缓解，查体示心率100次/min，血压150/90-mmHg，血氧饱和度0.90。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银屑病应用阿达木单抗，第1次80-mg皮下注射，2 d后患者出现全身弥漫性红斑伴瘙痒，因不除外银屑病活动期，继续给予阿达木单抗40-mg皮下注射、1次/周，共4次。患者皮肤红斑、瘙痒持续加重，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40-mg/d静脉滴注治疗1周，全身红斑、瘙痒较前略缓解，但停用糖皮质激素病情出现反复。尿常规+沉渣分析示尿潜血（+++），红细胞190/μl，尿蛋白（+）；血清肌酐80-μmol/L。肾脏和皮肤组织病理学检查结果分别提示IgA肾病和银屑病样皮炎。皮肤科医师会诊后考虑银屑病恶化所致红皮病。排除其他因素考虑阿达木单抗诱发IgA肾病及红皮病可能性大。给予甲氨蝶呤每周10-mg口服，卤米松软膏外用治疗，患者皮肤损伤逐渐改善。血尿、蛋白尿缓慢自行缓解。随诊1年，患者肾功能和尿常规持续正常，肾病和皮疹均未复发。

目的 了解围手术期患者利伐沙班相关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20日），收集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致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基本信息（国籍、性别、年龄、病史、利伐沙班使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干预和预后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致AE的病例报告42篇，涉及11个国家46例患者，男性25例（54.3%），女性21例（45.7%），年龄16~96岁；为预防术后静脉血栓形成，术前使用利伐沙班者34例；为预防术后发生心房纤颤、脑卒中或全身血栓形成，术后使用利伐沙班者7例；围手术期停用利伐沙班者4例；未说明使用利伐沙班原因者1例；21例患者有既往病史记录，主要为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等；22例患者有围手术期合并用药记录，主要为抗生素、非甾体抗炎药、镇痛药、心脑血管用药等；31例患者有AE发生时间记录，最早为用药后2 h，最晚为用药后2个月，多数在用药后1个月内；AE类型包括出血29例，肝损伤7例，过敏反应6例，肾损伤3例，血栓3例、血小板增高2例，血小板减少、肺栓塞、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急性发作、视力丧失各1例。发生AE后，31例患者停用利伐沙班，换用其他抗凝药和对症治疗后好转，1例更换合并药物以及减少利伐沙班剂量后好转，2例未及时停药者发生新的过敏反应，2例恢复使用利伐沙班后好转，1例因消化道出血导致失血性休克死亡，9例患者预后情况不详。46例患者中18例存在用药错误，其中16例为用量错误，2例为配伍错误。　结论 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所致AE以出血最为常见，主要发生在用药后1个月内，停药并换用其他抗凝药及对症治疗后总体预后较好；用药错误是导致围手术期使用利伐沙班相关AE的原因之一。

1例17岁男性患者因肾病综合征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第1次治疗（500-mg静脉滴注）时未出现明显不适，半年后给予第2次治疗（300-mg静脉滴注）时患者出现四肢乏力、双下肢不能抬起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血钾2.37-mmol/L。治疗前患者血钾4.16-mmol/L，其他实验室检查指标基本正常。考虑为利妥昔单抗导致的急性低钾血症。给予氯化钾口服治疗，第2天患者诉症状有所缓解，无力感消失，血钾3.06-mmol/L；第3天血钾4.34-mmol/L，共补钾3 d。停止补钾次日血钾4.70-mmol/L，患者四肢无力及不适症状消失。之后患者未再应用利妥昔单抗，亦未再出现低钾血症。

1例56岁男性鼻咽癌患者因行放疗、化疗、靶向治疗后疾病进展，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卡培他滨+信迪利单抗）。第3次接受免疫治疗前，患者相关检查均未见异常；治疗第3天，患者出现咳嗽、气促等症状，胸部CT提示两肺炎性病变。痰培养、痰涂片、G试验、GM试验及自身抗体检查结果均为阴性，排除感染性肺炎和自身免疫性肺炎。卡培他滨呼吸系统常见不良反应为咽部不适，未见引起大面积肺炎的报道，因此考虑患者为信迪利单抗引起免疫相关性肺炎的可能性大。予甲泼尼龙静脉注射及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莫西沙星静脉滴注等治疗，病情稳定后甲泼尼龙逐渐减量，之后换为泼尼松口服治疗。服用泼尼松第10天，患者气促加重，胸部CT复查结果提示两肺炎性病变较前加重。再次给予甲泼尼龙静脉注射，病情未能好转。

围手术期镇痛药的使用及管理全过程均存在风险，可由镇痛方式、患者个性化因素或用药错误等引起。为了减少围手术期镇痛药的使用风险，提高安全用药水平，合理用药国际网络中国中心组临床安全用药组、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药物不良反应杂志社和北京市卫生健康委员会临床安全用药工作组组织国内药学专家和麻醉学专家制定了本指导原则，从管理、药品和特殊人群3个方面阐述围手术期镇痛药的风险防范与管理措施。管理相关风险包括镇痛方案制定过程中的风险、信息/物品/药品传递风险、术中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的相关风险，可通过制定规章制度、加强培训和完善信息化等途径进行防范。药品相关风险是药品的固有属性，镇痛药分为麻醉性镇痛药、解热镇痛药和镇痛辅助药等，可根据具体药物的风险点制定相应的防范策略。特殊人群包括老年人、妊娠期和哺乳期女性以及儿童等有各自的生理学和药代动力学特点，可根据具体情况制定应对措施。通过对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全方位监测，可进行风险预测和制定规避方案，实施药学监护，从而保障患者围手术期用药安全。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监测的所有医务人员。

1例78岁女性患者因淋巴瘤复发给予奥布替尼100-mg口服、1次/d，用药第2天患者粪潜血呈弱阳性，3 d后纤维蛋白原0.61-g/L，经冷沉淀凝血因子和冰冻血浆静脉滴注治疗后，纤维蛋白原略有恢复，患者未按医嘱规律服用奥布替尼，纤维蛋白原恢复至1.71-g/L。再次给予规律奥布替尼治疗，纤维蛋白原降至0.74-g/L，并出现双下肢内侧皮肤多处不规则瘀斑及出血点。停用奥布替尼，给予2次冷沉淀凝血因子10 U静脉滴注后，患者纤维蛋白原恢复至2.17-g/L。再次给予奥布替尼治疗后，纤维蛋白原降至0.94-g/L，再次间断输注冷沉淀凝血因子治疗3次，患者纤维蛋白原恢复至3.82-g/L。考虑患者纤维蛋白原降低为奥布替尼所致。

手术室在药品的使用及管理全过程中存在用药错误风险。手术室用药错误类型包括处方/医嘱开具错误、处方/医嘱传递错误、调剂错误、标签错误、配制错误、给药技术错误、监测错误、药品储存错误和基数药品设置错误等。用药错误的风险因素主要存在于手术室处方开具与传递、药品调剂和分发、给药与监测及药品管理等环节中。手术室用药错误的防范策略包括技术策略（强制和约束策略，实施自动化和计算机化、制定标准化标识和流程、建立审核项目清单）和管理策略（推荐手术药房管理模式、加大临床药学支持力度、手术室内药品分区存放、合理配置人力资源、规范药品养护管理、倡导安全用药文化、加强基于岗位胜任力的专业技能培训等）。本指导原则适用于参与手术室药品使用和管理的所有人员。

1例73岁男性淋巴结转移性肉瘤样癌患者接受替雷利珠单抗注射液 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治疗周期。第10个周期治疗后患者出现头晕、胸闷、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随机血糖99.1-mmol/L，血清肌酐（Scr）260-μmo/L，血钾5.8 mmo/L，血钠129-mmol/L，血渗透压368 mOsm/（kg·H2O），血气分析示pH 7.1，乳酸2.8-mmol/L。考虑为酮症酸中毒。给予补液、胰岛素降糖和补充电解质等治疗。5 d后患者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血钾4.4-mmol/L，血钠134-mmol/L，二氧化碳结合力17.0-mmol/L，空腹C肽 0.02-nmmol/L。7 d后实验室检查示空腹C肽0，餐后2 h C肽0，诊断为暴发性 1型糖尿病，考虑与替雷利珠单抗有关。19 d后患者空腹血糖5.8-mmol/L，餐后2 h血糖 19-mmol/L，Scr 102-μmol/L，血钠139-mmol/L，血氯108-mmol/L，血钾3.9-mmol/L。

1例52岁男性原发性支气管肺癌患者接受信迪利单抗200-mg静脉滴注、第1天，安罗替尼胶囊12-mg口服、1次/d，服用14 d；21 d为1个周期。治疗第3个周期实验室检查示患者促甲状腺激素（TSH）0.08 mU/L，未予干预；治疗第5个周期，游离甲状腺素（FT4）11.45-pmol/L，TSH 8.19 mU/L，提示甲状腺功能减退，予左甲状腺素钠片50-μg口服、1次/d，56 d后复查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第8个周期治疗第3天，患者出现口干、多饮、多尿、恶心、呕吐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血pH 7.02、β-羟丁酸6.740-mmol/L，随机血糖66.0-mmol/L，提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停用信迪利单抗及安罗替尼并予补液、胰岛素等治疗，11 d 后酮体转阴，空腹血糖5.8-mmol/L。约2周后实验室检查示糖化血红蛋白7.8%，空腹及早餐后 2 h血清C肽均<0.01-nmol/L，胰岛细胞抗体、胰岛素自身抗体、谷氨酸脱羧酶抗体及蛋白酪氨酸磷酸酶自身抗体均阴性，符合暴发性1型糖尿病（T1DM）特征。停用信迪利单抗及安罗替尼第32天晨，实验室检查示皮质醇50.7-n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 2.73-pmol/L，提示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予糖皮质激素治疗。考虑患者为信迪利单抗致自身免疫性多内分泌腺病综合征（APS）Ⅱ型（甲状腺功能减退症，暴发性T1DM，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糖皮质激素治疗9个月后复查，皮质醇8：00、16：00和24：00分别为16.6、79.4和17.2-nmol/L，ACTH 1.12-pmol/L。患者仍需接受替代性激素维持治疗。

目的 了解美罗培南相关中枢神经系统（CNS）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6年1月至2021年12月在解放军第三〇五医院呼吸内科住院且应用过美罗培南患者的电子病历，从中筛选出用药后出现CNS症状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病历中提取的数据主要包括患者性别、年龄、感染性疾病、基础疾病、入院时肾功能［血清肌酐、内生肌酐清除率（Ccr）］、美罗培南应用情况（给药剂量、是否按Ccr调整剂量）、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主要临床表现等）以及不良反应的治疗和转归。计算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发生率，对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设定时段内使用过美罗培南的患者共636例，其中17例发生美罗培南相关CNS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7%。17例患者中，男性10例，女性7例；年龄74~94岁，中位年龄86岁；肺部感染13例（其中1例合并泌尿系感染），慢性阻塞性肺疾病急性加重4例（其中2例合并Ⅱ型呼吸衰竭）；合并肾功能不全者14例（其中10例Ccr<50-ml/min），脑梗死后遗症5例。Ccr<50-ml/min的10例患者中有3例未按Ccr调整美罗培南剂量致剂量过大。17例患者出现CNS症状的时间为开始应用美罗培南后1~7 d，中位时间为3 d；12例主要表现为精神障碍（包括谵妄、躁动、亢奋、幻觉、精神错乱和睡眠颠倒等），5例表现为肢体或口舌抽搐。出现CNS症状后17例患者均停用美罗培南，其中5例给予对症治疗，1~7 d后CNS症状均缓解，中位缓解时间为3 d。　结论 美罗培南的CNS不良反应在高龄、肾功能不全、呼吸衰竭以及有CNS疾病史的患者中较常见，主要表现为精神障碍和抽搐，多发生在用药1周内，及时停用美罗培南，酌情给予对症治疗，预后较好。

1例53岁男性患者因腹痛给予双氯芬酸钠利多卡因注射液2-ml肌内注射。用药1 h后患者出现上腹部不适，胸闷气急，大汗，口唇微绀。立即给予吸氧。心电监护示血压105/60-mmHg (1-mmHg=0.133-kPa)，心率125次/min，血氧饱和度0.75，末梢血糖测不出。立即予补充葡萄糖及激素治疗。约30-min后患者出现意识不清，大动脉无搏动，心搏与呼吸停止，立即予心肺复苏及其他救治措施。但患者一直未恢复自主心律与呼吸，宣布死亡。考虑患者的严重低血糖与双氯芬酸钠利多卡因有关。

目的 探讨富马酸丙酚替诺福韦（TAF）与富马酸替诺福韦二吡呋酯（TDF）对血脂的影响。　方法 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8月31日），收集采用TAF（试验组）和TDF（对照组）治疗乙型肝炎病毒（HBV）或人类免疫缺陷病毒（HIV）感染的随机对照试验（RCT）中血脂异常的数据。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 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 分析，效应值为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11项RCT，治疗乙型肝炎的研究4项（HBV亚组），治疗艾滋病的研究7项（HIV亚组），质量评价结果均为低偏倚风险。11项RCT共涉及患者11-888例，试验组6-273例，对照组5-61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3级的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总胆固醇（TC）和三酰甘油（TG）升高发生率均高于对照组，其中LDL-C和TC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LDL-C：2.9%（157/5-347）比0.8%（37/4-727），RR=3.39，95%CI：2.35~4.89，P<0.001；TC：0.7%（36/4-880）比0.1%（6/4-397），RR=4.25，95%CI：1.91~9.45，P<0.001；TG：0.5%（16/3-157）比0.3%（8/3-102），RR=1.83，95%CI：0.81~4.15，P=0.140］。对2组患者治疗后血脂变化情况进行比较，结果显示试验组LDL-C升高值（14.00-mg/dl）明显高于对照组（4.00-mg/dl），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4）。　结论 TAF可明显升高LDL-C和TC水平。

1例7个月29 d女性患儿因急性腹泻、中度脱水和心肌损伤接受注射用头孢曲松钠（头孢曲松钠）0.5 g入0.9%氯化钠注射液100-ml 静脉滴注、1次/d以及维持水、电解质平衡，营养心肌等对症治疗。治疗前患儿血小板计数（PLT）为269×109/L。治疗第4天，实验室检查示PLT 893×109/L，考虑血小板增多可能与感染有关，继续按原剂量使用头孢曲松钠；治疗第6天，PLT 931×109/L，第8天PLT 1-018×109/L，考虑血小板升高可能与头孢曲松钠有关。停用头孢曲松钠并给予抗凝治疗，第6天，PLT降至359×109/L，第19天，PLT降至224×109/L。

目的 了解地舒单抗的主要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10年第2季度至2021年第1季度收录的地舒单抗AE报告，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AE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v24.0的首选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选取AE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50位的PT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地舒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132-764例，涉及PT 5-571个，筛选出阳性风险信号641个。经第2次筛选，获得AE报告数排名前50位和PRR值排名前50位的PT，筛重后纳入分析的PT为93个，涉及AE报告114-617例。AE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为未依说明书用药（28.7%，32-863/114-617）、死亡（14.2%，16-230/114-617）、颌骨骨坏死（6.0%，6-861/114-617）、关节痛（4.7%，5-420/114-617）和四肢疼痛（4.1%，4-727/114-617）；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骨巨细胞瘤（PRR=402.7）、恶性骨巨细胞瘤（PRR=325.2）、C-端肽增加（PRR=169.4）、颌骨外生骨疣（PRR=163.2）、钙离子异常（PRR=158.1）。涉及AE报告数居前5位的SOC依次为各类损伤、中毒及操作并发症（35.9%，41-757/114-617），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32.7%，37-455/114-617)，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18.2%，20-814/114-617)，各种手术及医疗操作（4.1%，4-744/114-617），以及各类检查（2.9%，3-290/114-617）。44个PT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其中23个与口腔有关。　结论 地舒单抗报告数较多的AE为未依说明书用药和颌骨骨坏死，颌骨骨坏死、骨巨细胞瘤复发或恶化风险信号较强；挖掘出说明书中未收录的AE风险信号多数为口腔问题。

目的 探讨克立硼罗软膏（克立硼罗）治疗儿童特应性皮炎（AD）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Medline、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维普网及中华医学期刊数据库（截至2022年3月），收集克立硼罗治疗儿童AD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队列研究。应用改良Jadad量表和NOS量表分别对RCT和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提取接受克立硼罗治疗患儿有效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数据，采用Stata 15软件进行单组率的meta分析。　结果 共8项研究（RCT和前瞻性队列研究各4项）纳入分析，接受克立硼罗治疗的患儿共1-855例（年龄3个月~17岁）。8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AD患儿应用克立硼罗治疗14~28 d的有效率为46%[95%置信区间(CI)：32%~61%]；治疗期间不良事件发生率为28%（95%CI：19%~38%）；因不良事件终止治疗的发生率为1%（95%CI：0~2%）。克立硼罗引发的不良事件多为局部皮肤反应，主要表现为用药局部疼痛、瘙痒、皮炎、感觉异常、局部感染等。报道用药部位疼痛的研究占7/8，用药部位疼痛发生率为17%（95%CI：11%~24%）。不良事件多为轻中度，大多可自行缓解。发生严重不良事件8例（0.4%），其中7例与治疗药物无关。　结论 克立硼罗治疗儿童轻中度AD具有良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1例31岁妊娠女性停经23+1周时因先兆流产给予黄体酮软胶囊0.2 g阴道用、2次/d，那屈肝素钙注射液4-100 U皮下注射、1次/d。用药第16天，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76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411-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98-U/L，碱性磷酸酶（ALP）180-U/L，总胆汁酸（TBA）40.1-μmol/L。考虑为那屈肝素钙引起的肝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治疗。停用那屈肝素钙第21天，患者出现难免流产，经阴道分娩一死婴，实验室检查示ALT 83-U/L，AST 103-U/L，γ-GT 37-U/L，ALP 157-U/L，TBA 42.0-μmol/L。继续给予保肝治疗，停用那屈肝素钙35 d后，实验室检查示ALT 18-U/L，AST 15-U/L，γ-GT 33-U/L，ALP 156-U/L，TBA 6.2-μmol/L。

 疫苗的研发和接种是防控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最有效的手段。目前世界卫生组织批准紧急使用和我国附条件批准上市及紧急使用的COVID-19疫苗有4类，包括灭活疫苗、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信使核糖核酸疫苗和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上市前的临床研究结果显示，这些疫苗均能有效刺激机体免疫系统产生针对新冠病毒的抗体，总体安全性较好，疫苗接种后的不良事件多为轻、中度。因COVID-19疫苗接种涉及的人群数量大，范围广，其安全问题不容忽视。医务工作者和研发人员应该保持高度警惕并进行长期监测，确保疫苗安全。

疫苗对人类预防传染病做出过巨大贡献，但是疫苗犹豫在世界各国广泛存在。疫苗犹豫的原因很复杂，但缺乏对疫苗可预防疾病的认识以及对疫苗有效性和安全性信心不足是其主要原因。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疫情持续蔓延的大背景下，提振公众信心，保证COVID-19疫苗以及常规疫苗的预防接种工作有序开展，是遏制我国COVID-19疫情复燃和防止各类传染病暴发的必要措施。发挥医疗保健机构的作用、提高公众的健康素养、规范媒体平台的舆论导向、加强疫苗研发和生产的监管以及做好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的监测和补偿是目前形势下应对疫苗犹豫的主要措施。

1例53岁女性患者因泌尿系感染给予注射用美罗培南1 g静脉滴注、1次/8 h。用药前血小板计数（PLT）151×109/L；使用美罗培南第9天，实验室检查示PLT 577×109/L；使用该药第12天，患者感染得到控制，但PLT升高至829×109/L。考虑血小板增多可能与美罗培南有关，停用该药，换为注射用哌拉西林钠舒巴坦钠5 g入0.9%氯化钠注射液100-ml静脉滴注、1次/8 h。3 d后PLT降至782×109/L，23 d后PLT降至272×109/L。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0年收到全国24个省级行政区25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15-849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19年（234家）增长了8.97%，报告ME例数较2019年（15-056例）增长了5.27%。15-849例ME报告中A级错误54例（0.34%），B级12-297例（77.59%），C级3-010例（18.99%），D级358例（2.26%），E级72例（0.45%），F级52例（0.33%），G级0例，H级5例（0.03%），I级1例（0.01%）。B~I级ME涉及的15-795例患者中男性9-347例（59.18%），女性6-448例（40.82%）；年龄1 d~101岁，其中儿童（<18岁）1-714例（10.85%），中青年人（≥18~<60岁）8-355例（52.90%），老年人（≥60岁）5-726例（36.25%）。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130例患者，男性77例（59.23%），女性53例（40.77%）；年龄4个月14 d~94岁，其中儿童16例（12.31%），中青年人46例（35.38%），老年人68例（52.31%），老年人占比高于2019年（50.78%）。因误服药物导致严重ME的  9例患者中7例为儿童，占儿童严重ME的43.75%（7/16）。54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15-795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0-748例（68.05%），药师3-797例（24.04%），护士578例（3.66%），患者及家属329例（2.08%），其他343例（2.17%），由患者及家属引发ME的占比已连续3年逐年增高（2018和2019年分别为1.06%和2.04%），且49.23%（64/130）的严重ME为患者及家属引发；发生场所在门诊者6-830例（43.24%）、病房3-808例（24.11%）、药房3-776例（23.91%）、静脉调配中心985例（6.24%）、护士站220例（1.39%）、患者家中161例（1.02%）、社区卫生站2例（0.01%）、其他13例（0.08%），门诊和患者家中占比已连续3年逐年升高（2018年分别为37.32%和0.41%，2019年分别为37.74%和0.89%）。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品种、用量和数量。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医师和护士。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疲劳和培训不足。

过敏性疾病严重影响着人类生命健康和生活质量，2型辅助性T细胞（Th2）分泌的细胞因子如白细胞介素（IL）-4和IL-13在其发病中起关键作用。度普利尤单抗通过识别IL-4和IL-13受体并与之结合，阻断IL-4和IL-13信号转导通路，抑制Th2型炎症反应，治疗过敏性疾病。目前该药已在全球多个国家和地区上市，但批准的适应证不尽相同，主要包括特应性皮炎、中重度嗜酸粒细胞性哮喘、慢性鼻窦炎伴鼻息肉和嗜酸粒细胞性食管炎等。此外，该药还可能对IgE介导的过敏反应和其他皮肤疾病有较好疗效。度普利尤单抗安全性良好，常见不良反应包括注射部位反应（注射部位疼痛、瘀斑及肿胀）、眼部疾病（结膜炎、角膜炎、眼部瘙痒和干眼）、口腔疱疹、头痛、其他单纯疱疹病毒感染等。在我国，度普利尤单抗被批准用于6岁及以上患者中重度特应性皮炎的治疗，临床应用效果良好，未见明显安全性问题。

1例68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应用沙格列汀、二甲双胍和伏格列波糖治疗10个月，因血糖抑制不佳，将伏格列波糖换为阿卡波糖，2 d后又换为恩格列净（10-mg口服、1次/d）。次日应用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散瞳，3 h后（第2次服用恩格列净4 h后），患者胸腹部出现散在红色风团样皮疹伴瘙痒，继之眼睑水肿。考虑复方托吡卡胺滴眼液过敏，予氯雷他定和西替利嗪，皮疹逐渐消退，但皮肤瘙痒加重，且躯干、上肢逐渐出现弥漫性红色斑丘疹，压之褪色。皮肤科医师会诊后考虑为恩格列净引起的过敏性皮炎，停用恩格列净，加用非索非那定和炉甘石洗剂，皮疹消退。因患者病情需要，3 d后再次使用恩格列净，用药9 d后患者再次出现皮肤过敏反应，停用恩格列净，经抗过敏治疗后皮疹未再出现。考虑患者的皮肤过敏反应与恩格列净相关可能性大。

目的 分析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致糖尿病的风险。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2004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2季度收录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致糖尿病 ［包括暴发性1型糖尿病（FT1DM)、1型糖尿病（T1DM)、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评价4种药物与FT1DM、T1DM、DKA间的相关性。AE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被判定为与药物有统计学相关性，PRR越大，AE与药物的相关性越强，风险信号越强。　结果 收集到的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相关糖尿病AE报告分别为53、386、957和72例，共1-468例。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与FT1DM相关性的PRR分别为21.97（χ2=40.71)、71.50（χ2=3-531.21)、294.30（χ2=43 915.75）和33.58（χ2=279.70）；与T1DM相关性的PRR分别为12.12（χ2=162.08)、21.04（χ2=3 391.17）、20.99（χ2=5 816.11）和9.71（χ2=224.81）；与DKA相关性的PRR分别为6.93（χ2=161.26)、4.78（χ2=426.52）、6.82（χ2=1 797.15）和3.04（χ2=41.84）。4种药物与目标AE均有统计学相关性，致目标AE的风险信号强度均为FT1DM>T1DM>DKA；致F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致T1DM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致DKA的风险信号强度为度伐利尤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　结论 度伐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均可导致糖尿病，以致FT1DM的风险信号最强，T1DM次之，DKA较弱。

目的 探讨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在生物药临床研究中的应用价值。　方法 对3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滴注131I标记的国际一类新药美珀珠单抗，通过测定14 d内不同时间点血样与尿样 的放射性浓度，评价美珀珠单抗在健康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试验1）。对6名健康志愿者静脉注射68Ga 标记的核酸适配体 Sgc8，分别于不同时间点行正电子发射型计算机断层显像（PET/CT），通过测定不同器官对68Ga Sgc8的标准摄取值，评价68Ga-Sgc8在健康人体内的生物学分布（试验2）。对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静脉注射99mTc奥曲肽，4 h后行单光子发射和X线计算机断层扫描（SPECT/CT），测定感兴趣区放射性摄取水平；结合患者活检组织生长抑素受体亚型2（SSTR2）免疫组化染色结果，评价99mTc-奥曲肽对SSTR2的亲和性和靶向性（试验3）。　结果 纳入试验1的3名健康志愿者均为男性，年龄分别为28、45和25岁；131I-美珀珠单抗注射剂量分别为21.0、25.9和17.6-mg，放射性活度分别为364、420和304 MBq。纳入试验2的6名健康志愿者中男性和女性各3名，年龄（46±11）岁，范围35~63岁；放射性活度为（80±7）MBq，范围69~87 MBq。纳入试验3的9例疑似神经内分泌瘤患者中男性5例、女性4例，年龄（54±10）岁，范围39~69岁；放射性活度为（777±74）MBq，范围740~ 925 MBq。静脉滴注131I-美珀珠单抗后，受试者血液放射性浓度在1.5-h达峰值，131I-美珀珠单抗主要与血细胞结合，其全血清除半衰期为420-h；尿液放射性浓度在 16~24-h达峰值，24-h后逐渐降低。静脉注射68Ga-Sgc8后即刻放射性信号由强至弱的器官依次为膀胱、肾脏、心脏、子宫、肝脏、脾脏、胆囊、大肠和肺；注射药物后3 h内心脏的清除速率最快，子宫、肾脏和肝脏次之，脾脏和胆囊的清除速率较慢，大肠和肺的清除速率最慢。9例患者静脉注射99mTc-奥曲肽后4 h体内均有放射性异常浓聚，免疫组化染色结果示SSTR2呈强阳性表达，表明99mTc-奥曲肽对SSTR2有良好的亲和性和靶向性。安全性测试结果显示，试验1中1名受试者静脉滴注131I-美珀珠单抗后1个月出现碘相关甲状腺功能亢进，无干预持续监测8个月后恢复正常；其余受试者均未发生不良反应。　结论 放射性同位素示踪技术可无创、动态、可视化地评价生物药在人体内的药代动力学性质、生物学分布及靶向性，安全性良好，在生物药的临床评价中具有重要的应用价值。

目的 探讨极重度替罗非班相关血小板减少症（TIT）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统计2015年3月至2021年9月在临沂市人民医院住院期间使用替罗非班患者例数，收集用药后发生极重度TIT患者的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从病历中提取的数据包括患者性别、年龄、用药指征、合并症、替罗非班用药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使用替罗非班前后血小板计数（PLT）、出现血小板减少时间、PLT最低值出现时间、TIT临床表现、干预和转归等。　结果 设定时段内使用过替罗非班的住院患者共10-354例，其中20例（0.19%）发生极重度TIT。20例患者中男性16例，女性4例；年龄39~84岁，平均66岁，≥65岁者12例；用药指征为急性心肌梗死者8例，脑梗死5例，不稳定型心绞痛4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后、短暂性脑缺血发作和支架植入术后各1例；合并高血压病者13例，糖尿病4例，脑梗死3例，美国纽约心脏病协会心力衰竭分级（NYHA）≥Ⅲ 级者3例；替罗非班用药途径为静脉持续泵入，用药时间1~48-h；联用药物包括阿司匹林肠溶片、氯吡格雷片、替格瑞洛片、肝素、低分子肝素、阿替普酶和纤溶酶；5例在用药1~6 h出现畏寒、寒战等症状，7例在用药1~7 d出现口腔黏膜出血、鼻出血、牙龈出血、皮肤瘀斑、静脉穿刺处瘀斑、柏油样便或便血等症状，10例无临床症状。使用替罗非班至出现血小板减少和PLT最低值［（1~18）×109/L）］的中位时间分别为12（6，20）h和18（12，22）h，13例患者出现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与出现PLT最低值的时间一致。诊断极重度TIT后20例患者均停用替罗非班，给予糖皮质激素、人免疫球蛋白和/或输注血小板等治疗，18例在3~17 d（中位时间4 d）后PLT恢复至（100~258）×109/L；2例诊断后2、1 d分别出现柏油样便和便血，随后发生呼吸和心脏骤停并死亡。　结论 极重度TIT发生率低，起病急，可导致致命性出血事件，部分患者可无临床症状。停用替罗非班并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后预后一般较好，但应警惕继发出血事件导致的不良后果。

1例41岁女性2型糖尿病患者长期应用二甲双胍、格列美脲、西格列汀和阿卡波糖，因血糖升高调整降糖方案为口服二甲双胍和阿卡波糖，并予度拉糖肽1.5-mg皮下注射、1次/周。每次应用度拉糖肽后患者均出现严重厌食，但可耐受，未干预。第1次注射度拉糖肽3 d后加用恩格列净5-mg、1次/d，次日调整为10-mg、1次/d。第4次注射度拉糖肽次日，患者出现头晕、恶心、呕吐、全身乏力等，实验室检查示血糖20.0-mmol/L、动脉血pH 7.22、尿酮体（+++）、尿糖（++++）。诊断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考虑应用度拉糖肽后严重厌食导致碳水化合物摄入严重不足，与恩格列净并用导致DKA。停用2药，并予对症治疗5 d，实验室检查：午餐后血糖10.1-mmol/L，尿酮体（+），尿葡萄糖阴性，尿pH 5.5。加用恩格列净（5-mg、1次/d），4 d后血二氧化碳结合力23.2-mmol/L、尿酮体（+++）、尿葡萄糖（++++），尿pH 5.0。患者坚持出院，出院后应用重组甘精胰岛素、阿卡波糖、恩格列净降糖。1个月后随访，患者未再出现DKA相关症状。

1例73岁男性患者因痛风性关节炎给予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60-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1次/d。第3次给药约一半时患者出现腹部隐痛，但未予重视。之后又出现呕吐（呕吐物带血）、黑便，伴上腹不适。考虑与使用酮咯酸氨丁三醇注射液有关，停药观察。患者症状持续并加重，出现心慌、头晕、乏力、呕血、解鲜血便、晕厥等。血压58/33-mmHg（1-mmHg=0.133-kPa），血红蛋白92-g/L。胃镜及病理检查提示胃窦、胃角多发溃疡，慢性浅表性-糜烂性胃炎，十二指肠球炎，幽门螺杆菌（+）。诊断为消化性溃疡、出血性休克，给予去甲肾上腺素、生长抑素、艾司奥美拉唑及营养支持治疗，2周后患者逐渐痊愈，粪潜血阴性。

1例60岁男性患者因支气管哮喘急性发作和肺炎住院，给予止咳、平喘及抗炎等治疗后好转，出院带药包括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和孟鲁司特钠。出院后用药第4天，患者出现双足跖趾关节疼痛伴红肿，腹胀，浑身乏力，尿色加深。实验室检查：血清肌酐（Scr）112-μmol/L，血尿酸228-μmoL/L，尿蛋白（+），尿潜血（++）。排除痛风、类风湿性关节炎及其他自身免疫性疾病后，考虑急性肾损伤和跖趾关节疼痛很可能与孟鲁司特钠有关。停用孟鲁司特钠，布地奈德福莫特罗粉吸入剂继续应用，同时给予对症治疗。7 d后患者跖趾关节疼痛好转，尿色恢复正常； 2周后，Scr恢复正常（75-μmol/L）。

目的  探讨应用法维拉韦治疗的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患者血尿酸升高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20年6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在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并应用法维拉韦5日或10日方案治疗的COVID-19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以法维拉韦用药结束后血尿酸变化率≥30%为血尿酸升高，据此将患者分为血尿酸升高组与无血尿酸升高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合并疾病情况、吸烟饮酒情况、COVID-19分型、法维拉韦用药方案、用药前血尿酸和肾功能等），采用logistic多因素回归方法分析法维拉韦相关血尿酸升高的影响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179例，男性104例（58.1%），女性75例（41.9%）；年龄19~70岁，中位年龄43岁。179例患者法维拉韦治疗后血尿酸水平比治疗前明显升高［（451±119）μmol/L比（332±94）μmol/L，P<0.001］；血尿酸变化率为-57.1%~157.8%，中位血尿酸变化率为38.6%；108例（60.3%）患者血尿酸变化率≥30%。接受法维拉韦5日和10日方案治疗患者血尿酸升高发生率分别为46.8%（36/77）和70.6%（72/10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体重指数24.0~<28.0-kg/m2（OR=3.109，95%CI：1.209~7.994，P=0.019）和法维拉韦10日方案（OR=3.017，95%CI：1.526~5.964，P=0.001）是法维拉韦相关血尿酸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应用法维拉韦治疗的COVID-19患者超过半数可发生血尿酸升高，超重和法维拉韦10日方案是血尿酸升高的独立危险因素。

1例49岁男性患者因肝癌伴肝内转移、肝硬化、脾肿大和腹水接受经皮导管肝动脉化疗栓塞术和卡瑞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第1天，14 d为1个周期）治疗。第3次静脉滴注卡瑞利珠单抗后12 d，患者出现发热、咳嗽、胸闷，第34天胸部CT示双肺磨玻璃渗出影。考虑为卡瑞利珠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肺炎合并感染。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抑制免疫反应，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抗感染，辅予吸氧、祛痰等对症支持治疗。18 d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胸闷消失，偶有咳嗽，胸部CT示双肺磨玻璃渗出影范围较前缩小。

1例62岁女性胃癌患者在根治术后接受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第1天）+替吉奥（第1~14天）治疗，21 d为1个周期。每次应用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前3 h予地塞米松等药物预处理以减轻化疗不良反应。第1周期化疗期间，患者除恶心、乏力外未出现其他不良反应，未予干预。第2周期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滴注结束后约2 h，患者四肢肿胀、潮红，皮肤出现红色斑片，之后红斑增多并融合成片，足部皮肤脱屑，经抗过敏治疗后上述症状好转。第3周期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滴注结束后约3 h，患者出现呼吸困难，全身皮肤潮红、肿胀，伴抓痕；之后，部分皮肤可见大水疱，关节屈曲处水疱裂开，有渗出液浸渍。给予甲泼尼龙等抗过敏治疗，4 d后患者全身皮肤呈鳞片状脱屑，手足皮肤呈手套状脱落，诊断为剥脱性皮炎；9 d后患者皮肤颜色变浅，无新发皮疹。考虑剥脱性皮炎由奥沙利铂甘露醇注射液所致，将化疗方案更改为多西他赛（第1天）+替吉奥（第1~14天），患者未再出现皮肤过敏反应。

1例47岁男性患者因肾病综合征给予厄贝沙坦225-mg口服、1次/d，3 d后遵医嘱改为 300-mg、1次/d。服用厄贝沙坦前患者血红蛋白（Hb）为153-g/L。用药6 d 后，患者出现疲乏、无力，实验室检查示Hb 89-g/L，血清肌酐、便常规、骨髓穿刺等检查均未见异常。用药13 d后，Hb 为87-g/L。诊断为中度贫血，考虑与厄贝沙坦有关。停用该药，给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 60-mg 静脉滴注、 1次/d，促红细胞生成素3-000 U 皮下注射、3次/周。7 d后，患者疲乏、无力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Hb 102-g/L。27 d后，患者Hb 恢复至131-g/L。

目的-探讨卡瑞利珠单抗相关甲状腺功能异常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6月至2021年9月在长治医学院附属和平医院住院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恶性肿瘤患者。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其一般情况、卡瑞利珠单抗用药情况、联合用药情况和应用卡瑞利珠单抗前后甲状腺功能（甲功）检查结果；对发生甲功异常的患者，应用Naranjo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估量表进行药物与损伤的因果关系评价，根据评价结果为“肯定”和“很可能”者的病历资料进行甲功异常的临床特征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71例，22例（31.0%）发生卡瑞利珠单抗相关甲功异常（因果关系评估结果均为“很可能”），首次发现甲功异常时诊断为甲功减退（甲减）和甲功亢进（甲亢）者各11例，甲亢患者中有3例后期演变为甲减，甲减和甲亢发生率分别为19.7%和11.3%。22例患者中，男性15例，女性7例；年龄47~78岁；肺癌10例，胃癌4例，食管癌3例，肝癌和乳腺癌各2例，腹膜大网膜间皮瘤1例；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治疗者3例，联合化疗和/或靶向药物治疗者19例；甲功异常发生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的第1~6个周期，15例（68.2%）发生在第1~3个周期。最初诊断甲减的11例患者中6例无明显症状，5例有乏力症状（1例合并淡漠），4例为亚临床甲减；严重程度4例为1级，7例为2级。最初诊断甲亢的11例患者均无明显症状，其中5例为亚临床甲亢；严重程度均为1级；有3例患者在继续卡瑞利珠单抗治疗3、6和7个周期后演变为甲减，严重程度均为2级。22例患者均未停用卡瑞利珠单抗。1级甲减和甲亢患者未给予干预，3例甲亢患者甲功自行恢复正常，其余患者甲功无明显变化；10例2级甲减患者接受了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2例甲功恢复正常，5例好转，3例无明显变化。　结论 甲功异常是卡瑞利珠单抗十分常见的不良反应，既可表现为甲减，也可表现为甲亢，并可由甲亢演变为甲减，严重程度多为1~2级，一般不需要停药。对发生2级甲减患者应给予甲状腺激素替代治疗。

目的 探讨依洛尤单抗对急性前循环脑梗死患者早期颅内出血风险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9月在发病48-h内收住天津市环湖医院的急性前循环缺血性脑梗死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患者入院当日均开始他汀类药物降脂治疗，空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3.37-mmol/L者联用依洛尤单抗。单独应用他汀类药物者纳入他汀组，联合应用依洛尤单抗者纳入联合组，比较 2 组患者入院第2周降脂治疗达标（LDL-c<1.70-mmol/L）情况和入院后 2 周内颅内出血事件发生情况。根据是否发生颅内出血将患者分为出血组和未出血组，比较2组患者基本情况，合并疾病情况，脑梗死病因分型，降脂方案，入院时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卒中量表（NIHSS）评分，血压、血脂水平以及降脂治疗第2周血脂水平等临床特征，将组间比较P<0.05的因素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分析颅内出血的危险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37例，他汀组358例（81.9%），联合组79例（18.1%）；2组患者基本情况、合并疾病情况、脑梗死病因分型、降脂方案、入院时NIHSS评分、血压等临床特征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他汀组基线总胆固醇（TC）、三酰甘油（TG）、LDL-c、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HDL-c）水平均低于联合组（TC：P<0.001，TG：P<0.001，LDL-c：P=0.004，HDL-c：P=0.024）。降脂治疗第2周，他汀组和联合组患者LDL-c、TC水平均较治疗前下降，但他汀组治疗前、后LDL-c和TC水平的差值均明显低于联合组 ［ LDL-c：（0.66±0.91）mmol/L 比（2.58±0.38）mmol/L，P<0.001；TC：（0.37±0.18）mmol/L比（1.94±0.44）mmol/L，P<0.001］。联合组降脂治疗达标率明显高于他汀组［87.3%（69/79）比9.7%（37/358），P<0.001］。入院后2周内他汀组和联合组患者颅内出血发生率分别为12.0%（43/358）和13.9%（11/79）。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合并心房颤动（OR=3.054，95%CI：1.402～6.651，P=0.005）、入院时NIHSS评分较高（OR=3.431，95%CI：1.554～7.573，P=0.002）和脑梗死病因分型为心源性栓塞（OR=1.544，95%CI：1.047～2.278，P=0.028）为早期颅内出血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急性前循环脑梗死患者联合应用他汀类药物和依洛尤单抗降脂疗效更佳，未发现依洛尤单抗与早期颅内出血有关。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2年收到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31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22-868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21年（275家）增长了14.55%，报告ME例数较2021年（19-585例）增长了16.76%。22-868例ME报告中A级错误155例（0.68%），B级18-981例（83.00%），C级3-076例（13.45%），D级422例（1.85%），E级75例（0.33%），F级156例（0.68%），G级1例（<0.01%）， H级2例（0.01%），I级0例。B~I级ME涉及的22-713例患者中男性12-668例（55.77%），女性10-045例（44.23%）；年龄1 d~102岁，其中儿童（<18岁）2-453例（10.80%），青中年人（≥18~<60岁）11-374例（50.08%），老年人（≥60岁）8-886例（39.12%）。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234例患者，男性134例（57.27%），女性100例（42.73%）；年龄4 d~94岁，其中儿童37例（15.81%），青中年人83例（35.47%），老年人114例（48.72%），主要发生在给药环节［74.36%（174/234）］。155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22-713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7-102例（75.30%），药师4-072例（17.93%），护士764例（3.36%），患者/家属461例（2.03%），其他人员314例（1.38%）；医师引发ME占比已连续4年逐渐升高，但严重ME的引发人员主要为患者/家属［61.97%（145/234）］。发生场所在门诊者9-238例（40.67%）、病房7-183例（31.63%）、药房4-620例（20.34%）、静脉配置中心1-063例（4.68%）、护士站213例（0.94%）、患者家中321例（1.41%）、社区卫生站6例（0.03%）、其他69例（0.30%）；234例严重ME中129例（55.13%）发生场所是患者家中，发生在患者家中的ME和严重ME占比均已连续4年升高。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品种（4-285例次，18.40%）、用量（4-115例次，17.67%）和给药频次（2-808例次，12.06%）。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17-575例次，74.74%）、患者/家属（2-654 例次，11.29%）和医师（1-752 例次 7.45%）。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8-665例次，31.94%）、疲劳（4-249例次，15.66%）和培训不足（3-502例次，12.91%）。

了解和分析胰岛素用药错误（ME）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为规范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2015年5月6日至2022年6月30日收到的胰岛素ME报告，对ME分级及涉及的药品、错误内容、引发和发现错误人员及引发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设定时间段内监测网收到我国26个省级行政区193家医院上报的胰岛素制剂ME报告2-215例，涉及患者2-215例；男性1-345例（60.72%），女性870例（39.28%）；年龄（52±4）岁，范围1~95岁；轻型ME 2-182例（98.51%），严重ME 33例（1.49%）；2-215例ME涉及8类29个品种的胰岛素和2-263例次错误内容，ME内容居前3位者依次为品种错误（40.70%，921例次）、相互作用/配伍错误（18.29%，414例次）和用量错误（9.06%，205例次）。2-215例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药师、患者/家属、护士和其他者分别占58.24%（1-290例）、28.26%（626例）、6.5%（144例）、5.60%（124例）和1.40%（31例）；2-215例ME中1-741例（78.60%）被发现并被拦截，发现人员中药师占75.70%（1-318例），患者及家属占14.01%（244例），护士占7.76%（135例），医师占2.53%（44例）。引发错误的因素共3-011例次，主要为知识欠缺（23.28%，701例次）、药名相似（19.36%，583例次）和疲劳（14.51%，437例次）等。　结论 胰岛素制剂相关ME的错误内容以品种、配伍和用量错误为主，主要引发人员为医师，发现并拦截错误者多为药师，引发错误的主要因素为知识欠缺、药名相似和疲劳。

1例81岁男性双足蓝趾综合征患者因左足趾剧烈疼痛，予右美托咪定0.2-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48-ml，以4-ml/h速度静脉泵入、1次/d。第3次静脉泵入右美托咪定约6 h时患者出现烦躁、谵妄；第5天因疼痛减轻，停用右美托咪定，停药后患者偶有谵妄。因入睡困难，停药第3天再次给予相同剂量右美托咪定。次日给予相同剂量右美托咪定2次，每次都在给药2~3 h出现明显的谵妄和烦躁。怀疑谵妄与右美托咪定有关，再次停用右美托咪定，换用曲马多和咪达唑仑治疗。停药第6天，患者意识转清，此后未再出现谵妄。

目的 探讨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不良事件（AE）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PubMed、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0月31日），收集报道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国籍，性别，年龄，体重，达比加群酯应用情况，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情况，AE的发生、处置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病例报告类文献77篇，涉及来自20个国家的101例患者，男性64例（63.4%），女性37例（36.6%）；年龄56~94岁；体重38~193-kg；用药原因87例为心房颤动预防卒中，12例为治疗静脉血栓栓塞症或预防可能发生的静脉血栓栓塞症，2例未描述；88例有合并疾病/既往史的描述，包括高血压病、肾功能不全、2型糖尿病等；67例有合并用药的描述，其中35例同时使用了增加出血风险的药物（包括非甾体抗炎药、氯吡格雷、P-糖蛋白抑制剂等），其他合并用药包括降压药、降糖药等。严重AE发生时间为用药后2-min~5年，33例为患者开始服药1个月内。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中出血81例（包括胃肠道出血、脑出血和凝血障碍等），肾损伤/肾衰竭11例，食管溃疡4例，肝损伤2例，血小板减少症、白细胞碎裂性血管炎和剧烈咳嗽并呼吸困难各1例。发生AE后采取的措施主要为停药，停药未好转者给予对症治疗，治疗无效者行血液透析。29例患者死亡，均为发生出血事件者。101例患者中43例存在达比加群酯用药错误，其中33例剂量过大，6例存在用药禁忌证，4例给药方式错误。　结论 达比加群酯相关严重AE以出血最为常见，用药后2-min~5年均可发生，严重者可导致患者死亡。用药错误是导致达比加群酯严重AE的重要原因之一，临床应用该药应严格遵循药品说明书，指导患者正确服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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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例41岁女性患者因乳腺增生口服乳癖消胶囊1.6 g（5粒）、3次/d。约30 d后，患者出现恶心、尿黄和皮肤、巩膜黄染。继续服药约20 d，症状加重，自行停用乳癖消胶囊。停药10 d后，症状无改善。实验室检查：丙氨酸转氨酶（ALT）1-234-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778-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74-U/L，碱性磷酸酶（ALP）156-U/L，总胆红素（TBil）78.7-μmol/L，总胆汁酸（TBA）45.4-μmol/L。经实验室与辅助检查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伤，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考虑与乳癖消胶囊有关。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多烯磷脂酰胆碱、复方甘草酸苷、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及双环醇等治疗。患者恶心、尿黄、黄疸症状逐渐消退。治疗35 d后复查：ALT 39-U/L，AST 43-U/L，γ-GT 57-U/L，ALP 85-U/L，TBil 17.3-μmol/L，TBA 14.3-μmol/L。

1例40岁女性患者因发热自行口服布洛芬分散片2次（0.4 g，间隔3~4 h）。第2次服药1 h后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和皮肤散在出血点，1 d后出现全身皮肤、巩膜黄染，3 d后出现少尿（300~400-ml/d），5 d后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531-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11-U/L，总胆红素（TBil）149.7-μmol/，肌酐（Scr) 753-μmol/L，尿酸（UA）800-μmol/L。诊断：重度肝损伤，急性肾衰竭，考虑与布洛芬有关。给予保肝、连续肾脏替代疗法（CRRT）和输注新鲜冰冻血浆等治疗6 d后，患者全身皮肤和巩膜黄染减轻，散在出血点减少。实验室检查示ALT 513-U/L，AST 36-U/L，TBil 31.5-μmol/L，Scr 281-μmol/L，UA 241-μmol/L；其尿量为2-500-ml/d。停止CRRT，继续予保肝治疗14 d后，患者皮肤黄染消退，出血点消失，实验室检查示ALT 55-U/L，AST 39-U/L，TBil 15.6-μmol/L，Scr 101-μmol/L，UA 237-μmol/L；其尿量为4-000-ml/d。

1例32岁男性乳腺增生患者自行口服乳癖舒片（5片、3次/d）约2年，因治疗效果不佳，医嘱加用小金胶囊7粒口服、2次/d。单用乳癖舒片期间患者肝功能正常。2药并用50 d后，患者出现尿黄、皮肤黄染伴瘙痒。12 d后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068-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562-U/L，总胆红素（TBil）106.9-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84.6-μmol/L及碱性磷酸酶（ALP）175-U/L。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重度），考虑与小金胶囊有关。停用上述两种药物，给予异甘草酸镁注射液和注射用腺苷蛋氨酸保肝治疗。12 d后实验室检查示ALT 163-U/L，AST 52-U/L，ALP 142-U/L，TBil 36.1-μmol/L，DBil 21.7-μmol/L。此后患者再次自行服用上述药物，20 d后上述症状与肝功能异常复现。停用小金胶囊，予抗炎保肝治疗，23 d后，肝功能检测结果示ALT 25-U/L，AST 19-U/L，ALP 76-U/L，TBil 14.3-μmol/L，DBil 3.6-μmol/L。

1例37岁女性银屑病患者应用司库奇尤单抗注射液300-mg皮下注射、1次/周，连续4周后改为300-mg皮下注射、1次/4周。75 d后出现腹痛、腹泻、发热。患者既往无肠道疾病，无炎症性肠病家族史，经肠镜检查确诊为溃疡性结肠炎（初发型、全结肠型、重度），考虑与司库奇尤单抗有关。给予糖皮质激素抗炎治疗，2 d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腹痛减轻；9 d后，患者仅夜间有腹部隐痛，无其他不适。

接种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mRNA疫苗（辉瑞公司/BioNTech公司的BNT162b2疫苗和Moderna公司的mRNA-1273疫苗）后，部分接种者发生疫苗相关淋巴结病（VAL）。VAL一般发生在疫苗接种后2~4 d，也可发生在2周后。接种第2剂疫苗后VAL发生率高于接种第1剂疫苗后，部分接种者2次接种后均发生VAL。VAL的临床表现为接种部位同侧腋窝、锁骨上、颈、腹股沟淋巴结肿大伴疼痛。影像学检查示淋巴结肿大伴弥漫性或局灶性皮质增厚等。病理诊断为良性反应性淋巴结病。VAL无须治疗，一般发病后5~16 d可自行消退。接种COVID-19 mRNA疫苗后发生VAL的机制尚不明确。

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是药物上市后药物警戒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该类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如对ADR信号的概念认识不清、信号检测研究的目的不明、信号来源局限、对检测数据未进行很好的处理、数据挖掘算法单一、数据选择的时间范围过短、未对信号检测中的偏倚进行处理和分析等。本文对这些常见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提升有所帮助。

1例63岁女性患者因腱鞘炎口服木瓜丸30丸、2次/d，追风透骨丸6 g、2次/d。服药10 d后，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并进行性加重；服药22 d后，患者发热、恶心、干呕、上腹轻度疼痛、全身浮肿、皮肤瘙痒，精神、食欲、睡眠状况不佳。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454-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946-U/L，碱性磷酸酶（ALP）133-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70-U/L，直接胆红素（DBil）12.8-μmol/L，谷氨酸脱氢酶17.3-U/L。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排除病毒性肝炎和胆道梗阻性疾病，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停用木瓜丸、追风透骨丸，给予复方二氯醋酸二异丙胺注射液、复方甘草酸苷片等治疗。患者肝功能逐步好转。12 d后，患者ALT 62-U/L、AST 49-U/L、γ-GT 38-U/L、DBil 7.2-μmol/L。调整用药为复方甘草酸苷3片、3次/d（服药2周）。4周后复查，患者ALT 31-U/L，AST 26-U/L，γ-GT 30-U/L，DBil 5.0-μmol/L。

单克隆抗体（单抗）药物属于蛋白质类药物，具有相对分子质量大、极性强和跨膜受限等特点，药物代谢动力学有一定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临床应用中存在治疗效果个体差异大、生物效应多样和治疗响应丢失等问题。影响单抗药物血药浓度的因素包括靶部位受体数量、抗药物抗体水平、药物间相互作用等。早期开展治疗药物监测有助于及时调整单抗药物给药剂量，提高疗效，避免或减少不良反应的发生。应积极开展药物临床监测，提高单抗药物合理用药水平和不良反应预警能力，减少对患者的伤害。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胃腺癌伴肝脏、胰腺及腹腔淋巴结转移，在完成奥沙利铂联合雷替曲赛化疗4个周期后，改用纳武利尤单抗联合替吉奥治疗。10 d后患者全身出现严重皮疹，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和替吉奥所致皮肤不良反应，停用2药，给予甲泼尼龙和抗过敏药物治疗。皮疹逐渐好转，糖皮质激素逐步减量至停药。但停药当日患者出现发热、寒战、严重呼吸衰竭，结合临床治疗情况、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影像学改变，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肺炎。给予甲泼尼龙、抗感染、经鼻高流量氧疗等治疗，4 d后患者喘憋症状较前明显好转，28 d后复查CT肺部炎症较前明显好转。

 1例46岁女性原发性胆汁性胆管炎患者因受凉后咽部疼痛给予蓝芩口服液10 ml口服、3次/d。首次服药后约20 min，患者突然感觉全身不适、口舌发麻，继之出现呕吐、大汗、面色发白、呼吸困难（27次/min）、血压偏低（104/56 mmHg，1 mmHg=0.133 kPa）。考虑为蓝芩口服液所致过敏反应，停用该药，给予补液扩充血容量和马来酸氯苯那敏抗过敏治疗。1 h后患者症状消失，血压124/76 mmHg。次日，患者未遵医嘱自行再次服用蓝芩口服液10 ml，数分钟后，患者再次出现恶心、腹痛。立即给予补液及对症治疗，约20 min后症状消失。

目的 对病例报告文献报道的草药和膳食补充剂（HDS）增强华法林的抗凝作用进行分析和评价。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10日），选择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致抗凝作用增强的病例报告文献。根据病例报告中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程度和出血事件发生情况评价HDS增强华法林抗凝作用的程度。根据HDS与华法林抗凝作用增强的因果关系评价结果、病例报告数量和其他证据（国家相关机构发布警告、临床研究、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研究、动物实验研究等），建立HDS与华法林相互作用可靠性评分标准，评价HDS增强华法林抗凝作用的可靠性。总得分≥9分为高度可靠，6~8分为较可靠，3~5分为可能可靠，≤2分为可疑可靠。　结果 共收集到41篇文献，涉及56例患者、26种HDS。轻度增加华法林抗凝作用的HDS有5种，包括当归、草木犀流浸液片、南瓜籽、鱼油和水飞蓟；中度者6种，包括生姜、芒果、蜂花粉、斯卡珀农葡萄、核桃和灰树花；重度者15种，包括蔓越莓、丹参、甘草、红花、蒲公英、枸杞、葡萄柚、洋甘菊、石榴汁、虾青素胶囊、苦艾、蜂王浆、越橘、红枣和贯叶连翘。增强华法林抗凝作用可靠性评价为高度可靠的HDS有 1种，为蔓越莓（评分为11分）；较可靠者8种，包括丹参、甘草、红花、蒲公英、枸杞、葡萄柚、洋甘菊和石榴汁（评分分别为8、7、7、7、7、6、6、6分）；可能可靠者12种，包括当归、生姜、草木犀流浸液片、芒果、虾青素胶囊、蜂花粉、苦艾、蜂王浆、斯卡珀农葡萄、核桃、越橘和灰树花（评分分别为5、5、5、5、4、4、4、3、3、3、3、3分）；可疑可靠者5种，包括南瓜籽、红枣、鱼油、水飞蓟和贯叶连翘（评分分别为2、2、2、0、-1分）。　结论 蔓越莓、丹参、甘草、红花、蒲公英、枸杞、葡萄柚、洋甘菊和石榴汁等HDS增强华法林抗凝作用的程度和可靠性均较高，应避免在华法林治疗期间使用。

药物反应性代谢产物是导致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主要原因之一。某些药物进入体内后，可经肝脏代谢生成反应性代谢产物，耗竭谷胱甘肽，进而与体内蛋白或核酸等大分子结合，改变生物大分子功能，诱导细胞氧化应激和机体免疫反应，干扰机体正常生理功能并产生肝毒性。反应性代谢产物介导的DILI可能不是某一种机制单独作用的结果，而是多种机制共同作用的结果。本文综述了药物反应性代谢产物的产生过程、致肝损伤的机制和防治手段，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重要参考。

目的 了解国际上治疗药物监测（TDM）的研究热点和发展趋势。　方法 以“therapeutic drug monitoring”or“drug monitoring”为检索词检索WOS数据库（截至2022年2月16日），收集并分析TDM研究类文献的年收录量、发文国家、作者、机构，用CiteSpace软件进行爆发引文检测，使用VOSviewer作关键词共现，分析关键词和研究热点。　结果 共纳入2-318篇文献，第1篇发表于1975年；美国是发文量第一的国家，与其他国家的合作关系最为密切；发文量最多的机构是澳大利亚的昆士兰大学；发文量最多的作者是澳大利亚学者Roberts JA；共检测到10篇爆发引文；关键词共现分析发现 6个TDM相关聚类，近期国际研究热点包括炎症性肠病患者生物制剂TDM、危重症患者抗感染药物TDM、抗肿瘤药物TDM。　结论 可参照国际研究热点，开展更多药物的TDM（如英夫利昔单抗、阿达木单抗和伊马替尼等），为患者提供个体化精准用药监护，提高药物治疗安全性。

目的 挖掘吡仑帕奈精神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的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FAERS），收集2012年第3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以吡仑帕奈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精神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标准化。从AE报告中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和精神AE结局等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吡仑帕奈精神不良反应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且ROR值的95%置信区间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以吡仑帕奈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精神AE报告922例，所涉922例患者中男性439例（47.6%），女性441例（47.8%），性别不详42例（4.6%）；有年龄记载者676例，为（38±19）岁；有AE结局记载者807例，因AE导致住院/住院时间延长、需要紧急治疗、危及生命和死亡者分别为409例（44.4%）、316例（34.3%）、60例（6.5%）和22例（2.4%）。922例AE报告涉及1-580个PT，ROR法检测出阳性信号的PT为46个，其中AE报告数排在前5位的PT为攻击（286例）、易激惹（128例）、自杀意念（110例）、实施自杀行为（100例）和愤怒（77例），信号强度（ROR值）排在前5位的PT为抽搐后精神病（383.13）、精神分裂症样障碍（355.27）、杀人意念 （203.56）、分离性障碍（119.64）和妄想知觉（108.34），其中分离性障碍、抽搐后精神病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46个阳性信号PT中共14个（30.4%）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其他12个PT按信号强度（ROR值）由高至低依次为不当性行为（81.43）、多疑（65.20）、去抑制状态（32.72）、行为冲动（31.18）、人格改变（22.56）、行为异常（16.31）、社交回避行为（12.95）、躁动（6.15）、双相情感障碍（5.23）、情感易变（5.09）、梦魇（2.86）和恐惧（2.79）。　结论 精神不良反应是吡仑帕奈较常见且较严重的不良反应，应引起临床重视。

1例16岁女性患者因月经不调给予炔雌醇环丙孕酮片（1片/d口服，连服21 d）行月经人工周期治疗。用药第7天患者出现右下肢远端肿胀，伴疼痛，活动轻度受限，未引起注意。21 d后停药。停药第2天患者出现阴道撤退性出血，同日出现咳痰带血1次。停药16 d后患者右下肢肿胀和疼痛加重，超声检查示右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肺动脉CT血管成像示右下肺动脉栓塞。诊断为右下肢深静脉血栓，亚急性肺栓塞，给予依诺肝素钠抗凝及对症治疗，17 d后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血小板计数90×109/L，抗心磷脂抗体IgG 209 GPL/ml，血小板相关抗体阳性，诊断为抗磷脂综合征。考虑患者的血栓形成与炔雌醇环丙孕酮片有关。

胰岛素转换在糖尿病治疗过程中非常常见，是影响胰岛素用药安全的重要环节。目前，美国、英国、加拿大及我国已发布的指南中均对胰岛素转换进行了说明，包括不同胰岛素产品的选择、剂量调整及患者教育等方面。各国指南中胰岛素转换相关信息较多，但比较分散，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建议借鉴其他国家的指南，在充分分析我国糖尿病患者临床特点的情况下，结合真实世界研究数据，制定符合我国国情的胰岛素转换指南，对胰岛素产品的选择、剂量调整、患者教育、饮食指导、血糖监测等信息予以详细说明。另外，加强患者追踪和用药监测也是确保患者胰岛素转换安全性的必要手段。

药物性肝损伤是指由药物本身和/或其代谢产物或由于机体对药物的特异质性反应所导致的肝损伤。2019年以来，欧洲肝病学会、美国胃肠病学会及亚太肝脏研究学会陆续对以往发布的DILI相关指南进行了更新。本文以3个更新版指南为基础，结合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药物性肝损伤基层诊疗指南（2019年）》和近年来国内外相关文献报道，就DILI的诊断和治疗研究进展进行综述，旨在为临床DILI的诊治提供帮助。

目的 了解我国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和管理现状。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受调者）的基本信息、围手术期镇痛药管理、围手术期镇痛医疗行为和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等4个维度共55个问题（4个维度分别为8、10、22和15个问题）。通过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专业委员会和中华医学会麻醉学分会的委员以微信发送问卷星链接形式发放调查问卷，麻醉医师、外科医师/护士和临床药师自愿参与调研，以无记名形式直接提交问卷。调查时间为2020年8月1—31日。　结果 收到有效问卷204份，来自全国19个省市的45家医院，其中三级医院43家（95.6%），二级医院2家（4.4%）。204位受调者中外科医师46人（22.5%），麻醉医师80人（39.2%），临床药师32人（15.7%），外科护士46人（22.5%）。受调者所在的45家医院中，35家（77.8%）建立了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定期沟通机制，22家（48.9%）有临床药师辅助临床科室医师的工作。204位受调者中每年接受1~2次镇痛药相关知识培训者占76.5%（156人）。60.3%的受调者（123/204）在日常工作中发现过围手术期镇痛药使用的不合理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药物选择［74.0%（91/123）］、用法用量［69.1%（85/123）］和药物相互作用［46.3%（57/123）］。37.3%的受调者（76/204）发现过镇痛泵不合理使用的问题，排在前3位的问题为用法用量［69.7%（53/76）］、药物选择［67.1%（51/76）］和禁忌证［36.8%（28/76）］。受调者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情况调查的成绩≥120分（满分为150分）者仅占13.7%（28/204），53.9%（110/204）的受调者成绩<90分［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外科护士中<90分者占比分别为50.0%（23/46）、43.8%（35/80）、46.9%（15/32）和80.4%（37/46）］；15个问题中仅有4个问题的回答正确率>50%。　结论 接受调查的医院多数已建立围手术期疼痛管理的相关机制，但仍存在围手术期镇痛药和镇痛泵使用不合理的问题；约半数外科医师、麻醉医师、临床药师和大多数外科护士对镇痛药相关知识知晓程度较低。

目的 探讨肾移植术后患者应用含他克莫司（TAC）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早期发生泌尿系感染的危险因素及其预警价值。　方法 收集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0月30日在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行同种异体肾移植术且术后应用TAC+吗替麦考酚酯+甲泼尼龙三联免疫抑制方案治疗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提取患者相关临床资料，根据服用TAC 1个月内是否发生泌尿系感染将患者分为感染组和无感染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泌尿系感染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危险因素对泌尿系感染发生风险的预警价值。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56例，男性208例，女性48例；年龄34（29，42）岁，范围18~66岁；体重指数22.9（20.4，25.4）kg/m2，范围13.9~34.4-kg/m2；肾供体来源于亲属者163例，心脏死亡器官捐献（DCD）者93例。256例患者中发生泌尿系感染者56例（无症状菌尿32例，有症状的泌尿系感染24例），发生率为21.9%。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原发疾病、合并疾病、肾供体来源、术后住院时间、留置导尿管及输尿管支架时间、术后并发症、术后合并其他感染、实验室检查等方面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感染组患者服用TAC第7、14、21天血药谷浓度均高于无感染组［9.7（8.4，13.5）μg/L比8.0（6.3，9.8）μg/L，P<0.001；9.4（7.6，11.0）μg/L比8.0（6.3，9.8）μg/L，P=0.002；9.2（7.6，11.1）μg/L比8.2（6.3，9.8）μg/L，P=0.002］。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服用TAC第7天血药谷浓度高（OR=1.815，95%CI：1.332~2.474，P<0.001）是肾移植术后患者早期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服药第7天TAC 血药谷浓度ROC曲线下面积为0.704（95%CI：0.626~0.782），截断值为8.35-μg/L（敏感度76.8%，特异度53.5%）。按截断值将患者分为2组，>8.35-μg/L组和≤8.35-μg/L组泌尿系感染发生率分别为31.4%（43/137）和20.6%（13/11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5.603，P<0.001）。　结论 服药第7天TAC血药谷浓度高是肾移植术后患者发生泌尿系感染的独立危险因素，其警戒值为8.35-μg/L，对肾移植术后早期泌尿系感染的发生有一定预警价值。

1例69岁男性抑郁症患者长期服用安非他酮联合米氮平治疗，因症状控制不佳，将治疗方案调整为度洛西汀（60-mg晨服）和米氮平（15-mg口服、1次/每晚）。治疗13 d后患者出现高热（41.0-℃）伴意识障碍，随后出现肌强直，呼吸困难，心率180次/min；血氧饱和度0.84；实验室检查示血清肌酐（Scr）609-μmol/L，肌酸激酶（CK）7-102-U/L，肌红蛋白（MYO）>3-000-μg/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8-U/L，总胆红素（TBil）33.7-μmol/L；心电监护示快速型心房颤动。排除感染等情况后考虑患者为度洛西汀引起的神经阻滞剂恶性综合征。立即停用度洛西汀和米氮平，给予气管插管、血液净化、改善水电解质平衡、保肝等支持治疗。停药第6天，患者体温38.2-℃，血氧饱和度0.96，肌张力改善，肌肉震颤消失。停药第16天，患者病情明显好转，体温正常，神志清楚，呼之可应，无肢体抽搐和肌肉震颤，肌张力正常，Scr 116-μmol/L，CK 250-U/L，MYO 148-μg/L，AST 38-U/L，TBil 21.4-μmol/L。

目的 比较盐酸羟考酮缓释片与芬太尼透皮贴剂治疗中重度癌症疼痛（癌痛）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19年12月在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附属协和医院住院期间使用盐酸羟考酮缓释片（羟考酮组）或芬太尼透皮贴剂（芬太尼组）且用药时间≥1周的中重度癌痛患者的病历资料，对镇痛治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698例，羟考酮组535例，芬太尼组163例。羟考酮组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芬太尼组［72.5%（388/535）比51.5%（84/163），χ2=25.139，P<0.001）。羟考酮组常见不良反应（发生率≥5%）为便秘、恶心呕吐、口干、嗜睡和头晕，芬太尼组为便秘、恶心呕吐和头晕。羟考酮组便秘发生率明显高于芬太尼组［60.9%（326/535）比40.5%（66/163），χ2=21.209，P<0.001］，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与芬太尼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不良反应的分级均≤2级，经对症治疗后好转，无≥3级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盐酸羟考酮缓释片和芬太尼透皮贴剂治疗中重度癌痛均较安全，不良反应较轻，经对症治疗可缓解。盐酸羟考酮缓释片比芬太尼透皮贴剂更易导致便秘。

1例69岁女性患者因左肺腺癌术后复发采用免疫治疗，予信迪利单抗200-mg静脉滴注，1次/21 d。患者无糖尿病史，治疗前血糖正常。首次静脉滴注信迪利单抗3 d后，患者感口干和乏力，10 d后症状加重，伴恶心，实验室检查示随机血糖27.0-mmol/L，给予降糖治疗。静脉滴注信迪利单抗第29天，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示空腹、餐后1、2和3 h血糖水平均高于参考值上限，C肽和胰岛素均低于参考值下限，尿常规示酮体（±），葡萄糖（++++），考虑为信迪利单抗导致的自身免疫性糖尿病。降糖方案经多次调整，最终确定为重组人胰岛素注射液12 U皮下注射、早晚餐前，14 U午餐前；精蛋白生物合成人胰岛素注射液12 U皮下注射、睡前；5 d后患者口干、乏力、恶心等症状消失，空腹血糖4.8~5.8-mmol/L，餐后血糖7.8~8.7-mmol/L；尿常规检查示酮体及葡萄糖均为阴性。

中药在我国医疗机构中使用广泛，由于中药常被认为“天然无毒”，不合理应用现象较为常见，如重复用药、配伍禁忌、长处方用药、用法用量不适宜、药物联用不适宜等。中药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的开发和应用对中药用药安全管理有重要的作用，但现有的中药饮片处方审核系统仍存在一些缺陷，需要进一步完善。在医院设置中药临床药师岗位，加强中药不良反应监测和中药与西药相互作用研究，可进一步提高中药用药的安全性。医疗机构应不断探索中药用药安全的管理经验，提高中医药学服务水平，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住院患者恩格列净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　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20年5月1日至12月31日在中日友好医院住院期间使用恩格列净的所有患者的病历资料，根据药品说明书指出的主要不良反应，就应用恩格列净后尿路感染、低血糖和低血压等事件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进行药物与不良反应的因果关系评价，将评价结果为肯定、很可能和可能者判定为恩格列净不良反应。　结果 设定时段内应用恩格列净治疗的住院患者共718例，男性517例，女性201例；年龄（59±12）岁；恩格列净剂量均为10-mg口服、1次/d，用药时间为（7±3）d；住院时间为（8±4）d。718例患者中有17例（2.4%）发生恩格列净相关不良反应（因果关系评价结果均为可能），其中发生尿路感染（均表现为无症状细菌尿）者11例（1.5%），低血糖4例（0.6%），低血压2例（0.3%）。发生不良反应的17例患者中男性8例，女性9例，女性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4.5%（9/201）比1.5%（8/517），χ2=5.376，P=0.020］；发生尿路感染的11例患者中男性4例，女性7例，女性尿路感染发生率明显高于男性［3.5%（7/201）比0.8%（4/517），χ2=7.040，P=0.008］。17例患者的病历中均未记载上述不良反应与恩格列净相关，也均未作为药物不良反应上报。　结论 2型糖尿病住院患者恩格列净相关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尿路感染、低血糖和低血压，对女性患者尤应加强尿路感染的防范。临床医务人员对恩格列净不良反应的认识有待提高。

比较仿制贝伐珠单抗注射液WBP264与原研贝伐珠单抗注射液Avastin-在健康男性志愿者单次静脉给药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随机、双盲、单剂量、平行、对照的Ⅰ期临床试验。将公开招募的健康男性受试者随机分入试验组（静脉输注WBP264）与对照组（静脉输注Avastin-），给药剂量为3-mg/kg。给药前30-min内、给药开始后45-min、给药结束即刻、给药后2.5、3.5、5.5、9.5、13.5、24、48-h和第5、8、15、22、29、36、43、57、71、85和99天采集受试者外周静脉血，采用酶联免疫吸附法测定血药浓度，绘制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及其半对数图，计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包括从0时至最后一个浓度可准确测定的样品采集时间t的AUC（AUC0-t）和从0时至无限时间（∞）的AUC（AUC0-∞）］、血药峰浓度（Cmax）、达峰时间（Tmax）、血浆消除半衰期、清除率和表观分布容积等药代动力学参数。试验组与对照组AUC0-t、AUC0-∞和Cmax几何均值比值的90%置信区间（CI）介于0.80~1.25，表明 WBP264与Avastin-药代动力学相似。在给药观察期间及每次采血随访时，对受试者进行体格、生命体征、心电图、实验室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以及AE与试验药物相关性评价。给药前和给药后第8、15、29、43、71和99天进行抗药抗体及其中和抗体检测，评估药物的免疫原性。　结果 纳入试验的受试者为78例，试验组和对照组各39例。试验组有2例退出试验（未给药和给药后因个人原因退出各1例），安全性分析集77例，药代动力学分析集76例。2组受试者年龄、身高、体重和体重指数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试验组与对照组贝伐珠单抗血药浓度-时间曲线变化趋势相似，AUC0-t、AUC0-∞、Cmax的几何均值比值（90%CI）分别为1.04（0.98~1.10）、1.03（0.98~1.10）、1.09（1.03~1.14）。试验组与对照组受试者总体AE发生率［89.5%（34/38）比87.2%（34/39）］、与试验药物可能相关AE发生率［86.8%（33/38）比79.5%（31/39）］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AE严重程度仅试验组有1例为3级且经评估与药物无关，余为1~2级，以1级占绝大多数。试验组和对照组抗药抗体阳性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0.5%（4/38）比10.3%（4/39），P>0.05）。抗药抗体阳性者中和抗体检测均为阴性。　结论 WBP264与Avastin-的药代动力学和安全性相似。

目的 采用快速卫生技术评估的方法评价美罗培南治疗感染性疾病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　方法 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6日），收集美罗培南和其他抗生素治疗感染性疾病有效性与安全性比较的meta分析和经济学研究，分别采用系统评价质量评估量表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报告标准对纳入的meta分析和经济学研究进行质量评价；meta分析的结局指标为疗效（临床治愈率、细菌清除率）和药物不良反应（ADR）发生率，效应指标为相对危险度（RR），比值比（OR）或风险差（RD）及其95%置信区间（CI）；经济学研究指标为增量成本-效果比和最小成本。对纳入本评估的研究结果进行定性描述。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meta分析共6篇，经济学研究共5篇，均为高质量研究。疗效：美罗培南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的临床治愈率高于β-内酰胺类抗生素单药和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55.6%（956/1-720）比49.3%（888/1-798），OR=1.36，95%CI：1.18~1.56，P<0.01；58.3%（429/735）比54.1%（415/767），OR=1.24，95%CI：1.01~1.53，P=0.04］；美罗培南治疗腹腔感染的临床治愈率高于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甲硝唑、ceftolozane-tazobactam+甲硝唑和亚胺培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6.6%（581/671）比82.6%（571/691），RD=-0.04，95%CI：-0.08~0，P=0.03；87.8%（388/442）比 83.1%（374/450），RD=-0.05，95%CI： -0.10~0，P=0.04；90.8%（1-791/1-972）比87.6%（1-884/2-151），OR=1.52，95%CI：1. 23~1. 86，P<0.05］。美罗培南治疗腹腔感染的细菌清除率高于头孢他啶阿维巴坦+甲硝唑和亚胺培南，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89.8%（491/547）比85.5%（430/503），RD=-0.04，95%CI：-0.08~0，P=0.04；87.0%（1-109/1-274）比82.3%（1-054/1-278），OR=1.45，95%CI：1.15~1.80，P<0.05］；美罗培南与ceftolozane-tazobactam+甲硝唑和β-内酰胺类抗生素治疗腹腔感染的细菌清除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安全性：美罗培南与β-内酰胺类抗生素单药、β-内酰胺类抗生素+氨基糖苷类抗生素和非碳青霉烯类抗生素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肺炎不良反应发生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济性评价：头孢他啶阿维巴坦、ceftolozane-tazobactam和亚胺培南治疗腹腔感染、肺炎和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均较美罗培南有更好的成本-效果优势。　结论 美罗培南治疗发热性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和腹腔感染有良好的疗效，安全性与其他抗生素无明显差异，但无经济性优势。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广泛使用，其不良反应也越来越引起人们的重视。由于上市时间短，中国人群的ICI不良反应数据不够充分，因此应重视和加强国内ICI不良反应监测。目前ICI不良反应监测存在的问题包括院内监测不足、院外监测不足、缺少特殊人群监测研究以及缺少对不良反应相关机制和预测指标的深入研究等。针对目前存在的问题，医疗机构应加强院内ICI不良反应的监测和管理工作，对社会药店应加强ICI等特殊药品的管理。可通过文献分析、不良反应信号挖掘分析、真实世界研究等形式进一步补充和完善ICI不良反应的监测数据。

目的 探讨应用奈玛特韦/利托那韦（Paxlovid）治疗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安全性。　方法 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2022年3月23日至5月31日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住院并应用Paxlovid治疗的COVID-19成年患者病历资料，对Paxlovid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等）及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比较有不良反应组和无不良反应组患者的临床特征。Paxlovid用法为奈玛特韦300-mg+利托那韦100-mg口服、1次/12-h，连续5 d。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364例，男性200例（54.9%），女性164例（45.1%），中位年龄60（19，92）岁。Paxlovid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3.2%（48/364），不良反应发生在开始服用Paxlovid后1~7 d。48例患者中，出现消化系统症状者37例（主要表现为腹泻17例、口苦14例等），神经系统症状7例（头晕5例，头痛2例），呼吸系统症状4例（咽痛3例，咽痒1例），肾损伤2例，血尿酸升高、肌痛和皮疹各1例，其中2例同时出现消化系统和神经系统症状，1例同时出现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1例同时出现消化系统、神经系统和呼吸系统症状；33例（68.8%）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为1级，15例（31.2%）为2级，无≥3级的严重不良反应发生。除1例因不能耐受2级消化系统症状（恶心+口苦）而停药外，其他患者均完成了5 d的治疗。有不良反应组和无不良反应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吸烟状况、基础疾病和COVID-19临床分型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Paxlovid治疗COVID-19的安全性较好，主要不良反应为消化系统症状，以腹泻、口苦较为多见，症状多较轻微，患者耐受性较好。

1例69岁男性患者因腹膜后肉瘤接受安罗替尼胶囊（12-mg口服、1次/d，服用14 d，停药7 d）和信迪利单抗注射液（200-mg静脉滴注、第1天）方案治疗，21 d为1个周期。患者既往无腹泻病史，肠镜检查未见明显异常。治疗18 d后患者出现腹泻，考虑与安罗替尼胶囊联合信迪利单抗注射液有关，停止使用上述2药，予激素和对症治疗。6 d后患者腹泻好转，肠镜检查提示结肠炎。考虑患者原发疾病，按原剂量口服安罗替尼胶囊单药治疗。2 d后患者再次出现腹泻且较前加重，再次停用安罗替尼胶囊。予激素冲击、抗感染及对症治疗，14 d后患者腹泻好转。

1例64岁男性患者因2型糖尿病口服二甲双胍0.5 g、3次/d，阿卡波糖100-mg、3次/d，沙格列汀5-mg、1次/d。用药期间出现皮肤瘙痒、红斑等症状。患者查看二甲双胍药品说明书得知该药可致瘙痒、皮疹等不良反应，故自行停用该药，皮肤症状在数天内缓解。因血糖升高患者再次服用二甲双胍，2 d后出现全身皮肤红斑、丘疹，未停用该药，此后逐渐出现双下肢肿胀伴皮肤糜烂和渗出。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计数0.66×109/L。考虑为二甲双胍引起的药物性皮炎。停用所有口服降糖药，给予抗组胺药、糖皮质激素等对症治疗。5 d后，患者红斑、丘疹逐渐消退，双下肢糜烂面结痂，无渗出，嗜酸粒细胞计数0.06×109/L。患者改用胰岛素控制血糖后未再出现皮炎。

美托洛尔和普罗帕酮是心血管疾病常用药物。2药均通过肝脏细胞色素P450（CYP）2D6代谢，但普罗帕酮不仅是CYP2D6底物，也是CYP2D6抑制剂，与美托洛尔联用可能发生相互作用，导致不良反应发生。这种相互作用也取决于CYP2D6基因型。对于CYP2D6基因表型为慢代谢型（PM）和中间代谢型（IM）的患者，美托洛尔和普罗帕酮联用时可因普罗帕酮对CYP2D6的抑制而导致美托洛尔血药浓度升高。因此，应尽量避免美托洛尔与普罗帕酮联用。对于需要2药联合治疗的患者，用药期间应注意监测患者血压、心率、心电图变化，有条件者应检测CYP2D6基因型并根据检测结果调整药物剂量。

用药合理性指数（MAI）量表设置了适应证、疗效、药物剂量、给药方法的正确性、给药方法的切实性、药物-药物相互作用、药物-疾病/异常状态相互作用、重复用药、药物疗程以及药物价格等10个条目评价处方用药合理性，具有较好信度，可用于评价老年患者用药合理性、非必需用药情况、潜在不适当用药情况，验证不合理用药检测软件的可靠性和效果，量化临床干预措施，以及预测不良事件及生活质量的作用。因MAI量表涉及主观判断，使用前应对评价者进行培训。

目的 了解和分析华法林用药错误（ME）发生情况及其相关因素以避免或减少不良事件的发生。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2016年1月1日至2020年12月31日收到的来自全国各地的所有ME报告，从中筛选出华法林ME报告，对ME的分级、错误内容、引发错误人员、发现错误人员和引发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设定时段内监测网共收到我国13个省市30家医院上报的ME报告59-987例，其中华法林ME报告149例（0.3%），涉及患者149例。149例患者中男性94例（63.1%），女性55例（36.9%）；年龄2~87岁；华法林用药指征为心房颤动者78例，心脏机械瓣膜置换术后47例，深静脉血栓10例，肺栓塞10例，先天性心脏病4例；轻型ME 132例（88.6%），严重型17例（11.4%），其中1例死亡。华法林ME内容以用量错误居首位，占29.5%（44/149）；其次为给药频次错误，占26.2%（39/149）；再次为品种错误，占22.2%（33/149）。149例ME中，引发错误的人员为医师者102例（68.5%），药师25例（16.8%），患者/家属22例（14.8%）。医师引发的102例ME中，94例被药师或护士拦截，未被拦截的8例均为严重型ME［药物选择错误（未基于药物相互作用选择药物）7例，用量错误1例］；药师引发的25例ME中，24例被护士、医师或患者/家属拦截，未被拦截的1例为用量错误（严重型ME），经临床联合抗凝治疗，无血栓栓塞事件发生；患者/家属引发的22例ME中，14例被医师、护士或药师拦截，未被拦截的8例均为严重型ME（用量错误1例、给药频次错误2例、品种错误5例），其中用量错误1例死亡。共132例ME被及时发现而成功拦截，发现错误的人员中药师61例，占46.2%；护士53例，占40.1%；医师10例，占7.6%；患者/家属8例，占6.1%。引发错误的主要因素是知识欠缺，占57.1%（85/149）；其次是疲劳、看错、机器故障等占22.8%（34/149）；再次是技术不熟练，占 13.4%（20/149）。　结论 华法林ME内容以用量错误居首位，品种错误和药物选择错误引发的严重型ME较多。药师在发现和拦截华法林ME中起着重要作用。知识欠缺是引发错误的首要因素。

以往临床药师对外科患者围术期的药学管理介入较少，主要涉及术后镇痛药管理。近2年来，临床药师发现围术期患者常患有某些基础疾病，需要长期服药治疗。因缺乏围术期药学管理和评估，可能增加患者术中出现意外或术后发生并发症的风险。2020年5月，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1例类风湿性关节炎女性患者，因对长期服用泼尼松龙片可能导致困难气道未能在术前被充分评估，麻醉后出现了面罩通气困难及插管困难，手术被迫终止。这起事件引起药师的高度重视，由此开始对围术期患者实施全面的药学管理，包括制定了多项围术期常用药管理规范，开设了对日间手术患者的围术期药学服务门诊，对住院手术患者实施了全面的围术期药学管理。半年后，对临床药师加强围术期药学管理工作进行的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医师、护士和患者的满意度分别为98.2%、99.1%和93.9%。

目的 探讨发生药物性肝损伤（DILI）相关医疗纠纷的原因。　方法 检索北京市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结案的用药相关医疗纠纷案例Excel数据表，收集2013—2019年结案的DILI相关医疗纠纷案例资料，对案例的分布特点、相关药品、发生纠纷原因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30件DILI相关医疗纠纷案例。30例患者中女性23例（76.7%），男性7例（23.3%）；年龄3个月~66岁，中位年龄37岁；门诊患者25例（83.3%），住院患者5例（16.7%）；致肝损伤药物为中药（汤剂和/或中成药）者20例（66.7%），西药者6例（20.0%），中药+西药者4例（13.3%）。涉案医院中三级医院占80.0%（24/30），中医专科医院占60.0%（18/30）。30件案例中19件（63.3%）被判定医方有责，发生肝损伤的原因为用药缺陷/错误；其中责任人为医师者17件（89.5%），护士者2件（10.5%）；主要问题为用药前查问缺失、治疗期间缺乏监测、违规处方和过失致药物超量。　结论 DILI相关医疗纠纷多发生在门诊，涉案药物多为中药，可能与医师（尤其是中医专科医院的医师）对中药的肝毒性缺乏认识，对中药处方疏于管理有关。

1例55岁男性直肠腺癌患者术后接受奥沙利铂（200-mg静脉滴注、第1天）+卡培他滨（1-500-mg 口服、2次/d，第2~15天，21 d为1个周期）治疗。首次静脉滴注奥沙利铂次日，卡培他滨尚未使用时，患者出现乏力、恶心、下肢肌肉酸痛、肌无力和浓茶色尿。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1-453-U/L，肌红蛋白>1-000-μg/L，尿素氮50.0-mmol/L，肌酐192-μmol/L，尿酸1-071-μmol/L，血钠123 mmol/L，血磷4.36 mmol/L，碳酸氢根5.0-mmol/L；血气分析示pH 7.3，二氧化碳分压19-mmHg（1-mmHg=0.133 kPa），氧分压110-mmHg，乳酸1.5-mmol/L，剩余碱-15.5-mmol/L。诊断：横纹肌溶解症，急性肾损伤，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合并呼吸性碱中毒。考虑与奥沙利铂有关，给予营养支持、补液、碱化尿液、纠正电解质紊乱、纠正酸中毒等治疗，第2天患者下肢肌肉酸痛症状缓解；第3天肌肉酸痛症状消失，肌力恢复正常；第4天，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73-U/L，肌酸激酶同工酶1.0-μg/L，肌红蛋白51-μg/L，尿素氮4.8-mmol/L，肌酐66-μmol/L，尿酸 179-μmol/L，血钠134-mmol/L，血磷0.43-mmol/L；血气分析示pH 7.4，二氧化碳分压35-mmHg，氧分压100-mmHg，乳酸1.2-mmol/L，剩余碱-1.3-mmol/L。

1例64岁男性患者因下肢深静脉血栓形成接受下肢静脉+下腔静脉造影以进行影像学诊断。造影前后分别予那屈肝素钙（3 d）和肝素钠抗凝。手术第3天，凝血功能检查示纤维蛋白原（FIB）2.78-g/L，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26.4-s，加用阿加曲班1.5-μg/（kg·min）持续静脉泵入（22-h/d）和尿激酶60万U鞘管静脉泵入（时长2 h）。手术第4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0.1-g/L，APTT 94.7-s。考虑药物所致，停用尿激酶，将阿加曲班减量至1.0-μg/（kg·min），加用人纤维蛋白原。手术第5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0.49-g/L、APTT 51.2-s，停用阿加曲班。手术第8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1.30-g/L、APTT 31.8-s，给予新鲜冰冻血浆750-ml静脉滴注、2次/d。手术第11天，凝血功能检查示FIB 2.40-g/L，APTT 28.3-s。

1例73岁女性患者因肺癌伴骨转移接受帕博利珠单抗单药治疗（200-mg静脉滴注， 1次/21 d）。第6次治疗后第12天，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随机血糖53.6-mmol/L，血钾6.8-mmol/L；血气分析结果示pH 7.3，二氧化碳分压19.5-mmHg(1 mmHg=0.133 kPa)，氧分压15.6-mmHg，剩余碱-8.9-mmol/L，碳酸氢根9.5-mmol/L，乳酸2.5-mmol/L，阴离子间隙23.5-mmol/L；血酮体阳性。患者既往无糖尿病史，考虑为帕博利珠单抗所致暴发性1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停用帕博利珠单抗，给予补液、降糖、纠正酸中毒及对症治疗。7 d后患者症状部分好转。实验室检查示空腹血糖12.9-mmol/L，血钾4.5-mmol/L；血气分析结果示pH 7.5，碳酸氢根28.3-mmol/L，剩余碱+5.7-mmol/L；血酮体阴性。

目的 探讨度洛西汀相关抗利尿激素分泌不当综合征（SIADH）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收治的1例度洛西汀相关SIADH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PubMed和Embase数据库（截至2021年12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罹患疾病情况、度洛西汀应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SIADH发生情况及干预与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7例，男性6例，女性21例；年龄38~92岁，中位年龄74岁；度洛西汀日剂量为20、30、40、60-mg和不详者者分别为5、9、1、10和2例，日剂量30-mg者中1例在一次性过量服用450-mg后发生SIADH。16例患者联用了有导致低钠血症风险或与度洛西汀有相互作用的药物，其中联用1、2、3、4种药物者分别为6、2、6、2例。开始服用度洛西汀至发生SIADH的时间除1例过量服用者为服药后1 h外，余26例为用药2 d~36个月，中位时间3 d，其中21例发生在7 d内。SIADH的主要临床表现包括神经系统症状（头痛、头晕、嗜睡等，20例）、消化系统症状（恶心、呕吐、食欲不振等，15例）和全身症状（疲劳、肢体无力等，6例）等。诊断SIADH时27例患者血钠水平为98~132-mmol/L，中位数117-mmol/L。SIADH严重程度为1、3、4级者分别为1例（3.7%）、7例（25.9%）和19例（70.4%）。在诊断或怀疑为度洛西汀相关SIADH后，所有患者均停用度洛西汀、限制液体入量并给予补钠治疗，5例患者应用了呋塞米，血钠水平在2~15 d内恢复正常，中位恢复时间为5 d。　结论 度洛西汀相关SIADH多发生于开始用药后7 d内，程度多较严重。停用度洛西汀并限制液体入量、给予补钠治疗，视病情给予利尿剂，患者预后良好。

免疫效应细胞相关神经毒性综合征（ICANS）是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免疫疗法常见的不良反应，其发生机制主要与大脑壁细胞破坏、细胞因子水平升高、自然杀伤细胞介导的炎症作用以及内皮细胞激活有关。ICANS的临床表现主要为失语、震颤、书写困难、嗜睡、癫痫，严重者可出现窒息、昏迷或脑水肿，甚至危及生命。影响ICANS的因素包括年龄、CAR-T的扩增峰值、产品种类和疾病类型等。美国血液与骨髓移植学会推荐对轻度ICANS患者给予对症支持治疗，严重者可以采用激素冲击治疗。

目的 挖掘布格替尼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使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7年4月1日至2022年3月31日以布格替尼为主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4.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布格替尼AE风险信号挖掘，报告数≥3、ROR≥2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或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对得到的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为1-564例，涉及672个PT，采用ROR法和PRR法分析，获得52个阳性PT，涉及16个SOC。报告数排在前10位的PT为疲劳、腹泻、恶心、咳嗽、血肌酸磷酸激酶异常、呼吸困难、头痛、皮疹、呕吐和高血压，均为说明书中常见AE；信号强度排在前10位的PT是垂体梗死、放射性坏死、淀粉酶升高、食管静脉曲张、早饱、脂肪酶升高、血肌酸磷酸激酶异常、肺毒性、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延长和光敏反应，其中排在第1、2、4、5、8、10位的PT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见记载。肺炎和间质性肺疾病为布格替尼严重AE，报告数分别为31和8例。52个PT中共有28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涉及12个SOC。　结论 布格替尼的主要不良事件为腹泻、恶心、咳嗽、血肌酸磷酸激酶异常等，其严重AE如肺炎、间质性肺疾病均有报告，与药品说明书记载的常见不良反应一致。此外，布格替尼还可能导致垂体梗死、放射性坏死、肺毒性、光敏反应等，临床应予警惕。

1例44岁女性患者因宫颈癌使用多西他赛+卡铂化疗（化疗前1天、化疗第1和2天均给予地塞米松7.5-mg、2次/d），患者前3个疗程均未出现不良反应。第4次化疗前实验室检查、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和胸腹部CT检查均未见异常；第3和4天，患者轻微恶心，予甲氧氯普胺静脉注射后缓解；第5天，患者突发上腹部胀痛不适，伴恶心、呕吐，胸腹部CT检查提示腹腔大量积液，肾功能检查示血尿素10.29-mmol/L、血肌酐215-μmol/L。排除腹膜转移、急腹症、心功能不全、低蛋白血症、肿瘤腹膜转移等原因后，考虑为多西他赛导致的腹腔积液，进而诱发肾前性急性肾损伤。行腹腔穿刺术抽取腹腔积液并予糖皮质激素和利尿治疗。化疗第8天，患者肾功能恢复正常；第9天，患者腹胀、腹痛明显缓解；第11天，腹部超声检查未探及明显包块及液性暗区。之后患者接受中药治疗宫颈癌，每3~6个月门诊随诊。多次复查胸腹部CT、血常规及肝肾功能，均未见异常。

碘对比剂脑病（CIE）是使用碘对比剂（ICM）造影或介入治疗后的罕见并发症，发生率0.13%~2.92%。CIE一般发生在使用ICM数分钟至数小时后，其临床表现多样，以短暂的皮质盲最为常见。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一般在48~72-h内可完全恢复，少数患者遗留不可逆的神经系统损害。CIE的发病机制尚未明确，可能与血脑屏障受损导致较大剂量的ICM暴露和ICM的直接细胞毒性有关。既往有慢性肾病和脑卒中病史是CIE发生的危险因素，ICM的类型和造影或介入术的部位可能对CIE的发生有一定影响。使用ICM造影或介入术后应注意观察患者是否出现神志障碍、视野缺损、癫痫等症状，一旦出现可疑症状应及时完善CT或磁共振检查，避免延误治疗。

1例68岁男性溃疡性结肠炎重度活动期患者使用激素冲击治疗后出现睡眠障碍，给予右佐匹克隆3-mg口服、1次/每晚以改善睡眠。用药次日，患者出现头晕、行走时头部下垂、身体歪斜等共济失调症状。患者既往有帕金森综合征病史，服用多巴丝肼疗效明显。怀疑为多巴丝肼引起的运动障碍，停用该药并予对症治疗3 d，患者症状未改善。请神经内科医师会诊，诊断为共济失调，怀疑与右佐匹克隆有关。停用右佐匹克隆4 d后，患者症状明显好转。出院前患者恢复应用多巴丝肼，上述共济失调症状未再出现。

1例31岁女性患者因月经期双侧腰部持续性钝痛，自行口服布洛芬缓释胶囊（布洛芬）0.3 g，3 h后出现恶心呕吐，乏力，纳差等，实验室检查示血清肌酐173-μmol/L，肾小球滤过率33.0-ml/（min·1.73 m2），血尿素10.7-mmol/L，血尿酸428-μmol/L。考虑为布洛芬相关急性肾损伤。予微量注射泵静脉注射甲泼尼龙琥珀酸钠20-mg、1次/d和对症治疗。14 d后复查，血清肌酐89-μmol/L，肾小球滤过率84.1ml/（min·1.73 m2），血尿素8.0-mmol/L；21 d后，血清肌酐78-μmol/L，血尿素3.9-mmol/L，血尿酸313-μmol/L。

1例75岁女性患者因甲状腺恶性肿瘤行甲状腺全切除术+颈部淋巴结清扫术，术后为补充甲状腺激素，给予左甲状腺素钠片100-μg鼻饲、1次/d。用药第5天患者出现发热，体温最高39.0-℃；停用左甲状腺素钠片，次日体温下降至36.2-℃；再次鼻饲左甲状腺素钠片或口服其他厂家生产的左甲状腺素钠片，用药后均出现发热，停药后体温均恢复正常。考虑患者的发热为左甲状腺素钠片所致药物热。

目的 建立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的主动监测规则。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6至2020年收录的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病例报道，并收集相关指南/共识及北京医院现有5种PD-1/PD-L1抑制剂（信迪利单抗、卡瑞利珠单抗、纳武利尤单抗、替雷利珠单抗和阿替利珠单抗）的药品说明书，经全面分析后形成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风险信号集。利用医院信息系统（HIS）药品不良反应智能监测系统的用户自定义功能，采用触发器技术和文本信息提取技术，将风险信号与智能监测系统中的4个数据模块（文本模块、医嘱模块、检验模块和检查模块）进行匹配，形成初始监测规则。经1个月试运行对初始监测规则进行优化，最终形成与HIS电子病案系统匹配且贴合我院医师电子病历书写习惯的监测规则。收集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8月6日在我院住院期间使用PD-1/PD-L1抑制剂全部患者的电子病历，应用该监测规则进行肺损伤风险信号挖掘，验证其可行性和准确性。　结果 初始监测规则涉及智能监测系统中除外检验模块的其他3个模块，文本模块确定了6个触发关键词/短语和18个排除关键词/短语，医嘱模块确定了触发药物（5种PD-1/PD-L1抑制剂和3种/类治疗或缓解肺损伤的药物），检查模块确定了进行过胸部CT检查并在CT检查报告文本中出现6个触发关键词/短语中的任一关键词/短语。在3个模块中均探测出风险信号者为预警病例。经1个月试运行后形成的监测规则增加了5个排除关键词/短语，删除了1类治疗或缓解肺损伤的药物，并在文本表述方面进行了修改。应用该监测规则对设定时间内303例住院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了风险信号挖掘，检出预警病例41例，通过人工筛选及因果关系评价，最终确定15例患者（5.0%）存在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监测规则的识别准确率为36.6%（15/41）。　结论 成功建立了PD-1/PD-L1抑制剂相关肺损伤监测规则。初步应用结果表明该监测规则可行性和准确性良好。

利妥昔单抗是采用基因工程技术合成的人鼠嵌合单克隆抗体，通过特异性结合B细胞表面的跨膜蛋白CD20而发挥药理效应。利妥昔单抗临床治疗效果显著，但药理机制复杂，药代动力学/药效动力学（PK/PD）呈非线性且变异度很大，为临床应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带来较大的变异性和不确定性，需要实施个体化治疗来提高其用药合理性。目前，利妥昔单抗已具备治疗药物监测（TDM）的基本条件，如血药浓度检测技术、肿瘤生物标志物和相关基因多态性的检测技术等。利用这些技术，结合疾病诊断、人群特殊性、给药途径和药物相互作用等因素综合分析，可以构建利妥昔单抗PK/PD模型，对其疗效、毒性和耐药进行预测。药师参与利妥昔单抗的个体化治疗，开展TDM，具有重要意义，可为患者提供更安全有效的个体化治疗。

1例44岁男性患者因肺部感染口服莫西沙星0.4 g、1次/d。治疗前肾功能正常，血清肌酐（Scr）67-μmol/L。服药3 d后患者出现腹痛、呕吐和少尿症状，5 d后Scr 升至1-372-μmol/L，尿素氮（BUN）30.5-m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3.3-ml/（min·1.73 m2），肾穿刺病理诊断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考虑为药物性肾损伤，可能与莫西沙星有关。停用莫西沙星，给予血液透析、抗感染和对症治疗，尿量逐渐恢复，肾功能好转。15 d后，Scr 293-μmol/L，BUN 10.5-mmol/L。1个半月后Scr 185-μmol/L，BUN 9.8-mmol/L

1例38岁女性甲状腺结节患者接受行气散结膏30 g口服、2次/d治疗，1个月为1个疗程，共用药4个疗程，2个疗程之间间隔14 d。末次疗程第29 天，患者出现纳差，皮肤、巩膜黄染和尿液颜色加深，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201-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262-U/L，总胆红素（TBil）257.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186.9-μmol/L，碱性磷酸酶（ALP）159-U/L。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重度），考虑与行气散结膏有关。停用该药，予保肝、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22 d后患者上述症状改善，实验室检查示ALT 209-U/L，AST 117-U/L，TBil 92.7-μmol/L，DBil 63.2-μmol/L，ALP 82-U/L。51 d后患者皮肤、巩膜黄染消退，尿液颜色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LT 37-U/L，AST 22-U/L，、TBil 30.3-μmol/L，DBil 14.7-μmol/L，ALP 58-U/L。

1例23岁健康男性作为异体造血干细胞移植供体给予皮下注射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rhG-CSF）600-μg/d，共使用6 d。用药前患者的凝血标志物、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以及心电图检查等均未见异常。停用该药7 d后患者突发胸痛、大汗、呕吐，实验室检查示高敏心肌肌钙蛋白T 3-144-ng/L，肌酸激酶MB>300-μg/L，肌红蛋白505.6-μg/L，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1-138-ng/L，白细胞计数17.7×109/L，血小板计数（PLT）160×109/L。心电图检查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给予阿司匹林和替格瑞洛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并行经皮冠状动脉腔内成形术，术后予抗凝、抗血小板、降脂等治疗。术后第3天患者出现脚趾疼痛、发热，PLT 382×109/L，经对症处理后症状逐渐缓解，但PLT 566×109/L。经血液科和风湿科医师会诊，结合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排除自身免疫和血液系统相关疾病，考虑冠状动脉血栓形成和血小板增多可能与使用rhG-CSF相关，未予特殊处理，PLT逐渐下降至275×109/L。7个月后随访患者PLT 235×109/L。

目的 探讨贝伐珠单抗（Bev）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致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及其特点。　方法 收集2019年5月至2021年3月在亳州市中医院呼吸内科接受Bev治疗的NSCLC患者病历资料，筛选出经Naranjo评分法判定为发生Bev相关不良反应者，从病历中提取相关信息，就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发生率、发生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等）及其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Bev用药方案为7.5-mg/kg静脉滴注、1次/21 d（1个周期）。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142例，接受Bev治疗1、2、3、4、5个周期者分别为17例（12.0%）、20例（14.1%）、51例（35.9%）、35例（24.6%）和19例（13.4%）。所有患者均联用了传统化疗药物，其中联合培美曲塞、培美曲塞+卡铂和培美曲塞+顺铂者分别为10例（7.0%）、41例（28.9%）和91例（64.1%）。142例患者中49例（34.5%）发生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分级为1、2、3、4级者分别为18、19、6、6例，≥3级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8.5%（12/142）。不良反应表现为血液系统损伤者12例（8.5%，1级4例，2级8例），高血压11例（7.7%，1级4例，2级3例，3、4级各2例），皮肤损伤8例（5.6%，2级5例，3级3例），出血事件6例（4.2%，1级3例，3级1例，4级2例），胃肠道反应6例（4.2%，1、2级各3例），蛋白尿3例（2.1%，均1级），肺动脉栓塞1例（0.7%，4级），胃穿孔1例（0.7%，4级），脱发1例（0.7%，1级）。发生1~2级不良反应的37例患者未停用Bev，其中25例给予对症治疗；发生≥3级不良反应的患者均停用Bev并给予对症治疗；所有患者均痊愈或好转。　结论 Bev治疗NSCLC的常见不良反应包括血液系统损伤、高血压、皮肤损伤、出血事件、胃肠道反应和蛋白尿，严重程度多为1~2级；偶见肺动脉栓塞、胃穿孔等严重不良反应。≥3级不良反应患者停用Bev并给予对症治疗，预后较好。

1例63岁男性前列腺癌患者接受比卡鲁胺（50-mg口服、1次/d）联合戈舍瑞林缓释植入剂（10.8-mg 皮下注射、1次/3个月）治疗，27个月后将戈舍瑞林改为亮丙瑞林缓释微球（3.75-mg 皮下注射、1次/月）。治疗第32个月，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进行性加重的呼吸困难和体力下降；第36个月出现双下肢轻度水肿。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检查示左、右心房直径分别为48 和45-mm，左心室收缩和舒张末期直径及右心室直径分别为 49、57 和 28-mm，左心室射血分数28%，实验室检查示B型脑钠肽前体 4-533-ng/L。考虑为比卡鲁胺所致扩张型心肌病。停用比卡鲁胺，继续按原剂量皮下注射亮丙瑞林，并予美托洛尔、沙库巴曲缬沙坦和螺内酯。1个月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复查示左、右心房直径分别为40 和 44-mm；左心室收缩和舒张末期直径及右心室直径分别为44、53和29-mm，左心室射血分数36%，B型脑钠肽前体1-539-ng/L。

抗肿瘤药物暴露是一种潜在的健康威胁，若处置不当也会造成环境污染，是一个值得关注的医疗安全问题。为提高接触抗肿瘤药物人员（医务人员、药物运输人员、患者及其照护人员等）的暴露防护意识，规范暴露防护操作，减少暴露风险和损伤，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研究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学会医院药学专业委员会、中华医学会肿瘤学分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护理分会、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共同制订了《抗肿瘤药物暴露防护管理指南》，并发表在Chinese Journal of Cancer Research杂志2023年第1期。该指南参考世界卫生组织指南制订手册等国际方法学规范进行制订，围绕抗肿瘤药物在医疗机构的全流程管理，采用德尔菲法确定临床问题并形成了14条推荐意见。本文就14条推荐意见进行解读，希望有助于推进该指南的实施。

1例67岁男性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化疗联合免疫治疗(伊立替康+奈达铂+替雷利珠单抗，21 d为1个周期)。治疗1周后患者咳嗽明显好转，无痰中带血。治疗2个周期后因出现Ⅳ度骨髓抑制，暂停化疗和免疫治疗，改为放射性治疗（放疗）。第29次放疗后患者出现阵发性咳嗽、咳痰，痰中带血丝，伴气促，无发热。血气分析示Ⅰ型呼吸衰竭；胸部CT检查示新增双肺网格状模糊影，以右肺为甚。停止放疗，重启化疗，患者咳嗽、咳痰等好转，但气促逐渐加重。患者间质性肺炎病变累及双肺而非局部性，排除放射性肺炎；病原学及影像学检查排除病毒及非典型病原体感染，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的免疫相关性肺炎合并感染。给予大剂量甲泼尼龙联合丙种球蛋白和英夫利昔单抗抑制免疫反应，先后给予美罗培南、莫西沙星、伏立康唑抗感染，辅予吸氧等对症支持治疗。患者咳嗽、咳痰、气促逐渐消失，氧合指数改善，胸部CT复查示双肺间质性改变范围逐渐缩小。

1例64岁男性患者因头晕、便血行胃镜检查，结果示胃溃疡并出血，胃镜术后给予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当归补血口服液及对症支持治疗，患者逐渐好转，无呕血及黑便。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9.9-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4.6-μmol/L。4 d后加用瑞巴派特0.1 g口服、3次/d。次日晨患者出现酱油色尿，全身皮肤及巩膜黄染，总胆红素81.4-μmol/L，直接胆红素8.9-μmol/L，乳酸脱氢酶（LDH）1-448-U/L。考虑为溶血性黄疸，可能与瑞巴派特有关，停用该药，其余药物继续治疗，并给予碳酸氢钠1g口服、3次/d碱化尿液及补液等治疗。2 d后患者尿色较前变浅，全身皮肤黏膜及巩膜黄染消退，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43.1-μmol/L，直接胆红素11.2-μmol/L，LDH 842-U/L。

肾癌的治疗通常需要多学科综合治疗与个体化治疗相结合。无论采用哪种治疗方案，药物都必不可少。根据抗肿瘤药物处方审核专家组提出的处方审核“六步法”（合法性审核，患者基本情况评估审核，治疗方案审核，器官功能和实验室指标审核，预处理审核，非常规处方复核），参考近年来国内外肾癌诊疗指南和相关药品说明书，本共识针对国内目前常用的9种靶向药物、4种免疫治疗药物，就患者基本情况评估审核、治疗方案审核以及器官功能和实验室指标审核的审核要点进行了详细阐述，旨在为临床一线药师审核肾癌患者的抗肿瘤药物处方提供参考，促进临床合理用药。

目的 了解儿科门急诊处方、住院医嘱中儿童高警示药品（HAM）使用状况。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妇产医院怀柔妇幼保健院2016年7月1日至2018年6月30日年龄<18岁患者的所有门急诊处方和住院医嘱，根据《中国儿童高警示药品目录》，对处方/医嘱中儿童HAM使用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处方/医嘱297-968张，包括门急诊处方270-024张（90.62%），住院医嘱27-944张（9.38%）；处方涉及的患儿包括男性162-521例次（54.54%），女性135-447例次（45.46%）；年龄（4±3）岁，范围0~17岁；每张处方药品种数为（2±1）种，范围1~9种。297-968张处方/医嘱中涉及儿童HAM处方23-476张（7.88%），门急诊处方中儿童HAM处方占比明显高于住院医嘱［7.92%（21-381/270-024）比7.50%（2-095/27-944），P=0.013］，外科处方/医嘱中儿童HAM处方占比［32.84%（1-220/3-715）］明显高于内科［8.17%（22-043/269-777）］和其他科室［0.87%（213/24-47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23-476张处方涉及儿童HAM共13类42种，使用26-084例次。使用频次排名前3位的药物类型包括中药注射剂（8-694例次、33.33%）、解热镇痛抗炎药（7-505例次、28.77%）和抗感染药物（4-011例次、15.38%），排名前10位的儿童HAM分别为对乙酰氨基酚、炎琥宁注射液、喜炎平注射液、维生素K1、阿糖腺苷、破伤风抗毒素、青霉素类、苯巴比妥、异丙嗪注射剂和肝素。因儿童HAM用药错误导致9例患儿发生不良事件，均为E级，涉及的药物包括喜炎平注射液、对乙酰氨基酚和维生素K1注射液。　结论 儿童HAM使用较普遍，中药注射剂相关HAM使用较多，门急诊和外科处方中含儿童HAM占比较高。儿童HAM相关用药错误可能导致严重不良事件，应加强管理。

目的 分析质子泵抑制剂（PPI）用药错误（ME）发生情况和影响因素，为临床规范使用PPI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2020年1月1日至12月31日收到的PPI相关ME报告，对ME涉及药品与分级、错误内容、引发和发现错误人员、引发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2020年监测网共收到我国21个省级行政区97家医院上报的593例PPI相关ME报告。593例患者中，男性358例（60.4%），女性235例（39.6%）；年龄1~99岁，平均 53.7岁；B级ME 418例（70.5%），C级167例（28.2%），D级7例（1.2%），E级1例（0.2%）；涉及6种PPI共649例次，其中奥美拉唑177例次（27.2%），雷贝拉唑143例次（22.0%），艾司奥美拉唑135例次（20.8%），泮托拉唑123例次（19.0%），兰索拉唑66例次（10.2%），艾普拉唑5例次（0.8%）。593例患者中，PPI用药指征为预防应激性黏膜损伤者303例（51.1%），胃食管反流病91例（15.3%），消化性溃疡64例（10.8%），上消化道出血25例（4.2%），幽门螺杆菌感染6例（1.0%），非甾体抗炎药相关性溃疡6例（1.0%）；无适应证者103例（17.4%）；5例(0.8%)患者同时存在2种适应证。593例ME报告涉及错误内容609例次，居前3位者依次为适应证错误（16.9%、103例次）、品种错误（16.3%、99例次）和给药频次错误（14.0%、85/609）。593例ME中，引发人员为医师、药师、护士、患者/家属和其他者分别占75.1%（445例）、20.7%（123例）、2.5%（15例）、0.7%（4例）和1.0%（6例）。593例ME中418例（70.5%）错误被及时发现并被拦截，发现错误的人员中药师占87.6%（366例），护士占8.1%（34例），患者/家属占4.3%（18例）。引发错误的因素共659例次，主要为知识欠缺/培训不足、疲劳、看似听似药品，分别占50.8%（335例次）、18.4%（121例次）和9.1%（60例次）。　结论 PPI相关ME的错误内容以适应证、品种和给药频次错误为主，主要引发人员为医师，多由药师发现并拦截。知识欠缺/培训不足是引发错误的主要因素。

目的 了解左乙拉西坦（LEV）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8月31日），收集LEV相关肝损伤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基本信息、LEV应用情况、合并用药情况以及肝损伤发生、处置及转归情况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17例，男性9例，女性8例；年龄1个月~76岁，平均35岁；原发性癫痫7例，继发性癫痫10例，其中5例合并其他疾病。13例患者有用药剂量记录，均在说明书推荐范围内；13例存在联合用药情况。17例患者开始应用LEV至出现肝损伤的时间为数小时~5个月，其中≤2个月者14例；肝细胞损伤型7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肝损伤各1例，因缺乏相关数据无法确定肝损伤类型者8例。10例有临床症状记录，包括皮肤或巩膜黄染5例，发热4例，恶心、呕吐和胆汁尿各2例。14例患者停用LEV，其中4例未予其他干预，2~20 d后肝功能好转或恢复正常；10例换用其他抗癫痫药物和/或予对症治疗，9例肝功能好转或恢复正常（5例为5~37 d，4例无转归时间记录），1例行肝移植术后肝功能恢复正常，但再次应用LEV后肝损伤复现，再次停药后好转。2例未停用LEV，1例因肝衰竭和肝性脑病行肝移植术，预后不详；1例发生爆发性肝衰竭并死亡。1例无是否停用LEV记录，予人工肝支持治疗后肝功能恢复正常。　结论 LEV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用药2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类似，停药后肝功能多可好转或恢复正常。未停用LEV者预后较差，严重者可致肝衰竭甚至死亡。

1例50岁女性患者因糖尿病3次自行口服盐酸二甲双胍缓释片（二甲双胍）0.5 g、1次/d，用药后均因出现呕吐或伴腹泻自行停药，最后1次用药4 d，停药3 d后出现皮肤、巩膜黄染和乏力。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42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66-U/L、碱性磷酸酶（ALP）276-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369-U/L、总胆红素（TBil）383.0-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269.9-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等原因后，考虑患者为二甲双胍导致的肝损伤。停用该药，给予异甘草酸镁和茵栀黄颗粒治疗。11 d后，患者上述症状消失，乏力程度减轻，实验室检查示ALT 225-U/L、AST 89-U/L、ALP 215-U/L、γ-GT 291-U/L、TBil 86.1-μmol/L、DBil 44.6-μmol/L。

1例62岁女性骨质疏松患者口服阿仑膦酸钠70-mg、1次/周（早餐前30-min饮足量水顿服，服用时及服用后均保持立位）。用药3次后出现吞咽时胸骨后刺痛，偶有反酸及上腹部隐痛。胃镜检查示食管距门齿20~37-cm处可见多发浅溃疡，表面覆黄白苔。考虑为食管炎，可能与阿仑膦酸钠有关。停用该药，给予抑酸、修复黏膜和适当补液治疗，并予全流食。2 d后胸骨后刺痛减轻；7 d后胸骨后刺痛较前明显减轻，反酸及上腹部隐痛消失；1个月后吞咽时胸骨后刺痛消失。

1例52岁男性患者因感冒自行服用复方氨酚烷胺胶囊（每粒含对乙酰氨基酚250 mg，盐酸金刚烷胺100 mg、马来酸氯苯那敏2 mg、人工牛黄10 mg、咖啡因15 mg）1粒，用药半日后出现背部红斑伴瘙痒。次日皮疹加重，遍及全身，累及口腔、眼睛、阴囊黏膜，并逐渐发展为大疱疹，表皮脱落，皮损面积达90%，伴轻度肝损伤和血糖升高，诊断为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型药疹。经大剂量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及对症支持治疗，3周后皮损基本痊愈。考虑患者的大疱性表皮松解坏死型药疹很可能与复方氨酚烷胺胶囊中的对乙酰氨基酚相关。

1例72岁男性患者因痛风性关节炎急性发作自行口服秋水仙碱1-mg、1次/d，32 d后患者出现腹泻，因关节疼痛加重患者自行将秋水仙碱剂量加至1-mg口服、3次/d，加量后腹泻加重，并出现肌肉酸痛。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2.5×109/L，血小板计数76×109/L，丙氨酸转氨酶429-U/L，天冬氨酸转氨酶595-U/L，γ-谷氨酰转肽酶375-U/L，碱性磷酸酶265-U/L，肌酸激酶2-300-U/L，乳酸脱氢酶777-U/L，血肌酐299-μmol/L，尿潜血（+++），尿蛋白（++）；秋水仙碱血药浓度5.9-ng/ml，尿液浓度81.8-ng/ml，考虑为秋水仙碱中毒继发横纹肌溶解症及多器官功能障碍综合征。停用该药，2 d后腹泻好转，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及6次血浆置换和床旁持续肾脏替代治疗。停药23 d后患者肌肉酸痛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 5.6×109/L，血小板计数266×109/L，丙氨酸转氨酶40-U/L，天冬氨酸转氨酶19-U/L，γ-谷氨酰转肽酶135-U/L，碱性磷酸酶133-U/L，肌酸激酶66-U/L，血肌酐138-μmol/L，尿潜血阴性，尿蛋白弱阳性。

目的 比较国家组织集中带量采购（集采）头孢地尼分散片（达力先）与原研头孢地尼胶囊（全泽复）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门诊单次使用头孢地尼患者的性别、年龄、医保类型、感染类型、头孢地尼用药情况、是否合并使用其他抗菌药物，头孢地尼用药前后血常规、C反应蛋白和肝肾功能等实验室检查结果，以及头孢地尼不良反应报告资料等信息。对集采中选头孢地尼组（集采组）和原研头孢地尼组（原研组）患者年龄、性别、医保类型、感染类型及是否合并使用其他抗菌药物等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比较2组患者药物临床应用情况，间接评价2种药物的疗效。通过比较2组患者用药前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C反应蛋白检测值，不良反应报告上报情况，用药前后肝肾功能，对2药疗效和安全性进行评价。　结果 共纳入符合入选标准的患者9-514例，集采组7-037例，原研组2-477例；经倾向性评分匹配后，2组患者均为1-268例，其性别、年龄、感染类型、合并其他抗菌药物等情况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集采组头孢地尼日剂量、疗程及使用强度均低于原研组［(0.30±0.04) g比（0.35±0.12) g，P<0.001；8(4, 8) d比 10(8, 10) d，P<0.001；(3.96±1.70) g比（5.22±2.03) g，P<0.001］。集采组患者用药后白细胞计数、中性粒细胞百分比及C反应蛋白水平均低于用药前［11.2(8.7, 13.8）×109比7.2(5.5, 9.9)×109, P<0.001；80(74, 87）%比66(56, 73)%, P<0.001；23(10, 64）mg/L比13(6, 44) mg/L, P=0.032］。2组患者用药后均未见头孢地尼药品不良反应报告。用药前2组患者和用药后2组患者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血肌酐及尿素氮水平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原研组患者用药前后天冬氨酸转氨酶差异有统计学意义［21(18, 23）U/L比23(20, 29) U/L, P=0.040］，丙氨酸转氨酶、血肌酐及尿素氮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治疗前后肝肾检测值均在参考值范围。　结论 集采中选头孢地尼分散片（达力先）与原研药头孢地尼胶囊（全泽复）的临床疗效和安全性未见明显差异。

1例76岁男性小细胞肺癌患者接受EC（依托泊苷+卡铂）方案化疗联合卡瑞利珠单抗治疗。用药后第22天，患者出现胸闷、气促、呼吸困难、四肢乏力、行走困难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210-U/L，CK-MB 63-U/L。停止化疗和免疫治疗，但患者症状继续加重，实验室检查示肌钙蛋白T（TnT）336-ng/L，CK 1-025-U/L，CK-MB 74-U/L，N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648-ng/L；肌肉磁共振及肌电图检查结果示肌肉受损；心脏磁共振检查示左心室心肌纤维化。考虑为卡瑞利珠单抗引起的免疫相关骨骼肌和心肌损伤。予注射用甲泼尼龙琥珀酸钠100-mg 静脉滴注、1次/d治疗13 d，患者乏力症状好转，CK及NT-proBNP降至参考值范围，TnT 491-ng/L，CK-MB 113-U/L。加用丙种球蛋白静注人免疫球蛋白20 g静脉滴注、1次/d治疗5 d，患者呼吸困难较前改善，TnT和CK-MB分别降至201-ng/L和 59-U/L。

目的 探讨非小细胞肺癌（NSCLC）和霍奇金淋巴瘤（HL）患者使用信迪利单抗后的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9年1月至2020年8月在解放军总医院第五医学中心住院并使用信迪利单抗的所有NSCLC和HL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诊断）、用药情况（信迪利单抗初治或复治，单次用药剂量和累积剂量，联合用药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累及器官或系统、临床表现、发生时间、干预和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依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和国际肿瘤化疗药物不良反应评价系统进行药物与不良反应的关联性评价和不良反应分级。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90例，NSCLC 75例，HL 15例；年龄16~81岁，中位年龄63岁。信迪利单抗初治和复治者分别为81和9例，单次剂量为 200、100-mg/周期者分别为88和 2例，累积剂量为 200、>200~1-000、>1-000-mg者分别39、35和16例，单药治疗和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者分别为32和58例。90例患者中53例（58.9%）发生不良反应，其中发生1~2级和≥3级不良反应者分别为41例（45.6%）和12例（13.3%），发生时间为用药后1~242 d。53例发生不良反应的患者中男性37例，女性16例；年龄28~80岁；NSCLC 48例，HL 5例，NSCLC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HL患者 ［64.0%（48/75）比33.3%（5/15），χ2=4.856，P=0.028］；信迪利单抗初治、复治者分别为48和5例；单次剂量为 200、100-mg/周期者分别为 52和1例，累积剂量为 200、>200~1-000、>1-000-mg者分别16、26和11例，不同累积剂量患者间不良反应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9.21，P=0.01）；信迪利单抗单药治疗者14例，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者39例，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者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单药治疗者 ［66.1%（39/58）比43.8%（14/32），χ2=4.701，P=0.03］。53例患者共发生信迪利单抗不良反应 101例次（发生1、2、3、4、5种不良反应者分别为24、16、9、2、2例），52例次病历中有记载，49例次通过复核实验室和辅助检查结果发现；关联性评价为肯定、很可能和可能者分别为1、3和97例次；1~2级不良反应89例次（88.1%），≥3级12例次（11.9%）。不良反应涉及血液、肝胆、胃肠道、内分泌、呼吸、皮肤及附件、心脏、骨骼肌和结缔组织、泌尿、神经等多个系统或器官，以血液、肝胆、胃肠道、内分泌、呼吸系统不良反应发生率居前5位，分别为24.4%（22/90）、15.6%（14/90）、14.4%（13/90）、12.2%（11/90）和11.1%（10/90）。12例患者因不良反应停用信迪利单抗；4例仅密切观察无特殊治疗，49例接受对症治疗（1 d~ 7个月）；治愈8例，好转29例，未好转6例，不详9例，死亡1例。　结论 信迪利单抗可导致NSCLC和HL患者发生血液、肝胆、胃肠道、内分泌、呼吸、皮肤及附件等多个系统或器官的不良反应，不良反应发生率和程度均低于该药说明书记载，未发现新的不良反应。

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可增加血栓形成和动脉栓塞事件的发生风险，且病情越重发生风险越高。为此，国内外多个学术团体相继发布了COVID-19患者血栓防治相关指南，其中较新且对重型和危重型COVID-19患者静脉血栓栓塞症预防用抗凝药物推荐意见更为详细的指南为《2021美国血液学会COVID-19患者抗凝预防血栓指南》（ASH指南）及其更新版。本文以ASH指南为主，结合国内外其他相关指南进行综述，供临床参考。

免疫抑制剂可以用于治疗多种儿科疾病。但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不足，药品规格和剂型缺乏，因而超说明书用药现象较为普遍。儿童的病理生理状态和药物代谢特点与成人有明显不同，且免疫系统尚未发育成熟，用药风险高于成人，需在免疫抑制不足和过度之间找到平衡。但婴幼儿喂药困难，儿童与青少年在缺乏监护人管理的情况下治疗依从性差，可能会导致疗效降低或治疗失败。应加强儿童免疫抑制剂不良反应的监测和治疗药物监测，开展儿童药物基因组学的研究，从多维度保障儿童应用免疫抑制剂的安全性。

合理应用镇痛药控制术后疼痛是提高手术治疗效果、改善患者生存质量和预后的重要措施。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采用多模式镇痛、预防性镇痛、加强围术期目标导向全程镇痛管理等方法控制术后疼痛。但术后镇痛方式和/或镇痛药不合理应用的现象仍普遍存在，部分患者对术后镇痛治疗的满意度不高。术前对患者进行镇痛方法和镇痛药使用相关知识教育、对临床相关科室医师加强术后疼痛治疗的继续教育、医院层面设立急性疼痛服务管理组，对提高术后镇痛满意度和合理应用镇痛药、改善患者预后有重要的临床意义。

随着以患者为中心的多学科诊疗等创新医疗模式的推广，越来越多的药师在多学科诊疗中发挥重要作用。药师出于自身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职业敏感性，会更加关注药物不良反应/不良事件的防范，通过进行药物重整、参与治疗方案制定、开展药学监护和患者用药教育等工作，与多学科团队中其他医务人员密切配合，互相支持，提高疑难复杂病例药物治疗的安全性。药师应积极主动参与多学科诊疗工作，探索建立标准化的多学科诊疗药学服务流程和模式，开展相关临床研究，及时进行经验总结和分享，推进多学科诊疗药学服务的可持续发展，充分发挥药师在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中的作用。

探讨利奈唑胺诱导血小板减少（LIT）的危险因素及其预警价值。　方法 收集苏州市立医院2019年7月至2021年10月收治的医院获得性肺炎（HAP）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合并疾病、利奈唑胺应用情况、实验室检查结果和利奈唑胺稳态血药谷浓度（利奈唑胺谷浓度）等数据，根据LIT发生与否将患者分为LIT组和无LIT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HAP患者发生LIT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危险因素对LIT发生的预测价值。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74例，男性55例，女性19例；年龄82（73，88）岁；发生LIT者25例（33.8%）。LIT组患者年龄、利奈唑胺谷浓度高于无LIT组［88（81，92）岁比79（70，86）岁，P=0.001；（19.6±10.3）mg/L比（9.8±6.4）mg/L，P<0.001］，基础血小板计数(PLT)、基础肌酐清除率（Ccr）低于无LIT组［181（162，212）×109/L比229（169，289）×109/L，P=0.025；31（19，44）ml/(min·1.73 m2）比46（27，65）ml/(min·1.73 m2)，P=0.018］。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础Ccr低（OR=0.974，95%CI：0.951~0.998，P=0.035）、利奈唑胺谷浓度高（OR=1.156，95%CI：1.059~1.261，P=0.001）是HAP患者发生LIT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HAP患者发生LIT的年龄、利奈唑胺谷浓度、基础PLT及基础Ccr折点分别为87岁（敏感度56.0%，特异度83.7%）、15.4-mg/L（敏感度64.0%，特异度87.8%）、189×109/L（敏感度67.3%，特异度68.0%）和45-ml/(min·1.73 m2)（敏感度53.1%，特异度80.0%）。以上述折点为警戒值将患者各分为2组比较其LIT发生率，结果显示年龄、利奈唑胺谷浓度超过警戒值组和基础PLT、基础Ccr、低于和等于警戒值组LIT发生率均明显高于相比较的另一组（均P<0.01）。 结论 基础Ccr、利奈唑胺谷浓度、年龄和基础PLT是HAP患者发生LIT的危险因素，其警戒值分别为45-ml/(min·1.73 m2）、15.4-mg/L、87岁和189×109/L，对LIT的发生有较好预测价值。

1例39岁女性因胃脘部疼痛口服奥美拉唑肠溶胶囊40-mg。服药约2.5-h后出现全身瘙痒，继之全身出现荨麻疹样皮疹，伴呼吸困难、心悸。考虑为奥美拉唑肠溶胶囊引起的过敏反应，立即给予地塞米松、葡萄糖酸钙和维生素C等抗过敏药物治疗，2 h后呼吸困难、心悸、瘙痒症状缓解，3.5-h后皮疹完全消退。

钠-葡萄糖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是新型的口服降糖药，通过抑制肾脏近曲小管对葡萄糖的重吸收、增加尿中葡萄糖排泄而降低血糖。SGLT2i治疗糖尿病疗效确切，但也存在一些安全性问题，其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属于该类药物的严重不良反应。SGLT2i可使2型糖尿病患者DKA的发生风险增加至少7倍，其中约70%为非高血糖性酮症酸中毒（euDKA）。euDKA的风险因素包括胰岛素分泌细胞储备不足、1型糖尿病、胰岛素减量或停用、血容量减少、围手术期、减肥和进食限制等。由于euDKA患者血糖升高不明显，常延误诊断，应高度关注。临床应加强SGLT2i的安全性培训，提高对SGLT2i相关euDKA的认识，严格掌握适应证，避免euDKA的诱因；一旦发生euDKA，能做到早诊断、早治疗。药师应参与SGLT2i的安全管理，提高患者治疗的安全性。

我国糖尿病患病率持续升高，胰岛素是治疗糖尿病的重要手段之一。目前胰岛素治疗仍面临起始和强化治疗延迟的挑战，导致患者血糖控制不佳。胰岛素治疗中潜在的低血糖风险、血糖变异性和治疗依从性等多方面的问题也是临床治疗的难点。与既往常用的胰岛素制剂相比，新型胰岛素类似物制剂具有作用时间延长、药效动力学/药代动力学更稳定等特点，在临床应用中可提升胰岛素治疗的安全性，改善血糖变异性，提高患者治疗意愿和依从性，为糖尿病患者安全、便捷、稳定控制血糖提供了良好的治疗选择。

1例78岁男性腹膜透析患者因夜间阵咳3周在常规进行腹膜透析维持治疗的同时给予橘红痰咳液10-ml、3次/d，金荞麦片4片口服、3次/d。治疗第5天腹膜透出液出现浑浊。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WBC） 1.1×109/L，中性粒细胞0.65，血红蛋白（Hb） 105-g/L，血小板计数（PLT）90×109/L；超敏C反应蛋白26.9-mg/L，降钙素原10.89-μg/L；透出液检查示WBC 13-131×106/L，中性粒细胞0.96。诊断为急性弥漫性腹膜炎。先后给予美罗培南、莫西沙星、去甲万古霉素、万古霉素及利奈唑胺腹膜透析给药，因感染仍控制不佳改为替加环素注射液50-mg静脉滴注、2次/d。应用替加环素第9天患者突发冷汗、心悸，伴乏力，头晕和饥饿感，血糖2.0-mmol/L，予50%葡萄糖静脉注射，血糖升高至5.8-mmol/L。患者既往无糖尿病史，考虑低血糖与替加环素有关，遂停用该药，改为利福平0.45 g口服、3次/d，万古霉素500-mg溶于0.9%氯化钠注射液100-ml静脉滴注、1次/12-h。停药3 d后患者清晨血糖3.0-mmol/L。继续静脉与口服补充葡萄糖治疗19 d，患者空腹血糖4.8~6.3-mmol/L。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主导的口服抗凝药物（OAC）临床应用安全管理在降低住院患者用药错误（ME）中的作用。　方法 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药剂科于2018年7月1日建立由心脏内科、心脏外科、神经内科、老年内科、骨科、呼吸内科和血管外科临床药师组成的抗凝药物安全应用工作小组，全面加强上述科室住院患者OAC处方环节ME干预。从干预前（2017年1月至2018年6月）和干预后（2018年7月至2019年12月）在上述科室住院期间使用OAC治疗、年龄≥18岁的患者中，按照科室分层各抽取2%的患者作为干预前组和干预后组，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组患者的病历，就处方环节ME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干预前组和干预后组分别纳入患者296和325例， 2组患者性别、年龄、住院科室、抗凝适应证、OAC用药品种、合并疾病和合并用药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使用最多的OAC均为华法林，使用率分别为75.3%（223/296）和71.4%（232/325）；其次是利伐沙班，使用率分别为17.6%（52/296）和23.7%（77/325）。干预前组296例患者中72例（24.3%）的处方中存在75例次OAC相关ME，其中C、D、E和F级ME分别为30、39、5和1例次，严重ME（E和F级）发生率为2.0%（6/296）。干预后组325例患者中47例（14.5%）的处方中存在49例次OAC相关ME，其中C和D级ME分别为22和27例次，未发现严重ME。干预后组患者ME发生率和严重ME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干预前组（均P<0.05）。2组患者的OAC处方均检出4种类型的ME，即药物选择错误（均表现为未基于药物相互作用选择药物）、药物剂量错误、遗漏错误和给药频次错误。干预前组上述4种类型ME发生率分别为11.5%（34/296）、8.1%（24/296）、4.7%（14/296）和0.7%（2/296），干预后组分别为5.5%（18/325）、6.2%（20/325）、3.1%（10/325）和0.3%（1/325）。干预后组药物选择错误发生率明显低于干预前组［5.5%（18/325）比11.5%（34/296），χ2=7.143，P=0.008］。　结论 临床药师主导的OAC临床应用安全管理可以降低住院患者OAC处方环节ME，特别是严重ME和药物选择错误发生率，提高OAC应用的安全性。

目的 评价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应用非布司他或别嘌醇的心血管安全性，探讨亚洲和非亚洲患者心血管安全性的差异。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收集非布司他（试验组）与别嘌醇（对照组）治疗痛风/高尿酸血症患者心血管安全性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和队列研究，结局指标包括急性失代偿性心力衰竭（ADHF）、脑卒中、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冠状动脉（冠脉）血运重建、心血管病因和全因死亡的发生率。分别采用 Cochrane 偏倚风险评估工具和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对纳入的RCT和队列研究进行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值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 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为9项，队列研究7项，共包括385-700例患者，试验组123-565例，对照组262-135例。质量评价结果显示，9项RCT中低风险偏倚和偏倚风险不确定者分别为4和5项；7项队列研究中高和中等质量者分别为2和5项。对RCT 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ADHF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37%（77/5-620）比2.21%（102/4-607），RR=0.74，95%CI：0.55~0.99，P=0.04］。对队列研究的meta分析结果显示，亚洲试验组脑卒中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87%（519/59-559）比0.90%（810/89-836），RR=0.94，95%CI：0.75~1.17，P=0.58］；非亚洲试验组脑卒中发生率低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49%（377/25-306）比1.70%（1-305/76-864），RR=0.88，95%CI：0.78~0.98，P=0.02］；亚洲试验组心血管病因死亡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0.96%（473/49-373）比0.68%（335/49-368），RR=1.41，95%CI：1.23~1.62，P<0.01］。　结论 非布司他致ADHF的发生风险低于别嘌醇，致非亚洲患者脑卒中的发生风险低于别嘌醇，致亚洲患者心血管病因死亡的发生风险高于别嘌醇。

目的 了解利培酮相关横纹肌溶解症（RM）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2月），收集利培酮相关RM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疾病情况、用药情况、RM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症状和血清肌酸激酶（CK）水平等］及其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收集到患者16例，男性14例，女性2例；年龄13~76岁；原发疾病为精神分裂症者11例，精神运动性激越、强迫症、伴有精神病症状的抑郁综合征、抑郁症状群和疑似精神病症状者各1例。16例患者中，单用利培酮者2例，联用其他药物者14例（联用其他抗精神病药、镇静药、抗抑郁药、他汀类、抗胆碱药、环孢素者分别为6、6、5、4、3、1例，联用1、2、3、4种药物者分别为3、7、1、3例）；利培酮用药途径为口服者13例，注射者1例，未描述者2例。13例口服利培酮患者有用药剂量描述，其中12例剂量符合说明书要求，1例常规剂量服用5年自行停药后出现严重幻觉顿服利培酮96-mg。除过量顿服利培酮者外，14例有RM发生时间描述，为使用利培酮的4 d~2年，其中10例发生在用药4~15 d。主要临床症状为肌肉疼痛（10例）、急性肝损伤（8例）、急性肾损伤（5例）、肌无力（4例）、发热（3例）、心动过速（3例）、急性筋膜间隙综合征（ACS，3例）。16例患者发生RM时CK水平为 4-587~928-961-U/L（中位数27-355-U/L），其中>15-000-U/L者10例（62.5%）。发生RM后，13例停用利培酮，2例继续服用，1例减量服用；8例给予水化治疗，3例给予血液透析治疗，1例给予器官支持治疗，3例发生ACS者行筋膜切开术。所有患者症状消失，CK水平恢复正常，12例患者描述具体时间，症状消失时间2~12个月，CK水平恢复时间7~56 d。　结论 利培酮相关RM多数发生在使用利培酮4~15 d内，且多与联用其他药物有关；CK水平多呈重度升高，可并发ACS。停用利培酮和/或给予对症治疗可恢复正常。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个例报告质量评价，获得准确、客观和科学的数据资料，关系到整个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是药品监管部门制定安全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国外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学的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主要纳入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荷兰和澳大利亚的3类不同评价方法（WHO质量评价方法、临床文档工具、ADR报告质量算法）。我国目前有2版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分别在2005和2012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附录中。不同的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条目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制定适合我国的科学评价方法，为ADR报告的质量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目的 构建北京大学第三医院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并评估其实施效果。　方法 在引入智能药柜的基础上开发相关软件建立与智能药柜和医院信息系统对接的麻醉药品智能管控系统，构成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在管控系统中建立病区远程麻醉药品基数数据库（基数库），根据取用病区基数药品还是住院药房药品设计2条麻醉药品批号锁定闭环通路。基于智能药柜功能系统建立麻醉药品智能化管理流程，分别在处方开具、处方审核、药品调配和帐册登记等环节进行流程重塑。比较管控体系实施前、后流程重塑环节的工作效率。　结果 成功构建了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全院所有病区均部署了基数库，实现了全院级远程管理。2条批号锁定闭环通路有效管控了麻醉药品的先进先出，并解决了麻醉药品批号追溯难的问题，实现了麻醉药品从入库到患者应用全流程的批号闭环追踪和实时统计、准确查询的精细化管控。智能化管理流程的建立避免了医师处方开具环节和药品调配环节的手工操作程序，简化了药师处方审核程序，提高了处方开具、审核和药品调配的准确率。管控体系实施后医师开具医嘱/处方、护士处理问题处方、药师审核处方、调配药品和药房盘点、专册登记等各项工作的耗时均明显少于管控体系实施前（均P<0.001），工作效率明显提高。　结论 通过构建医院病区麻醉药品智能管控体系，初步实现了全院麻醉药品来源可查、去向可追、责任可究的全程闭环式可追溯管理，并明显提高了工作效率。

1例56岁男性患者因左前臂外伤拟行清创术，心、肝、肾功能未见异常。术前肌内注射破伤风人免疫球蛋白250 U，无不适，80-min后开始静脉滴注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滴注2-min（入量约8-ml）时患者突发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呕吐；血压因患者躁动无法测出，血氧饱和度0.82。立即停止输注左氧氟沙星，给予心电监护、吸氧等。但患者随即意识不清，心率50次/min，血压71/45-mmHg（1-mmHg=0.133-kPa）。立即行心肺复苏，并予肾上腺素、地塞米松等。考虑左氧氟沙星引起的过敏性休克，且出现Ⅱ型呼吸衰竭，将患者转入重症医学科，予有创呼吸机辅助呼吸。实验室检查示心肌肌钙蛋白T 0.253-mg/L、肌红蛋白>3-000-mg/L；天冬氨酸转氨酶1-079-U/L、丙氨酸转氨酶798-U/L、γ-谷氨酰转移酶157-U/L；血肌酐157-μmol/L。考虑患者出现多器官衰竭。予持续血液滤过以及保护肝脏、营养心肌等对症治疗，9 d后患者撤离呼吸机；13 d后停止血液滤过；29 d后，患者神智转清，心、肝、肾等相关实验室检查指标恢复正常。

目的 评价维奈克拉单药或联合CD20单克隆抗体（单抗）治疗复发/难治性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R/R CLL）的安全性。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以及ClinicalTrials.gov、美国食品药品监理局和欧洲药品管理局等网站，收集结局指标包含安全性的维奈克拉单药或联合CD20单抗治疗R/R CLL的临床研究，提取安全性相关数据，采用R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量为相对风险比（RR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纳入9项研究，全部为单臂临床研究（前瞻性研究8项，回顾性研究1项），共纳入819例患者，其中单药组719例，联合用药组100例。维奈克拉单药或联合CD20单抗最常见的不良事件为血液系统不良事件，3~4级中性粒细胞缺乏、血小板减少和贫血发生的风险分别为46.96%（95%CI：40.27%~53.76%）、20.46%（95%CI：14.79%~27.59%）和15.31%（95%CI：10.30%~22.15%）。其他3~4级不良事件主要包括感染［17.79%（95%CI：15.15%~20.77%）］、肿瘤溶解综合征［3.00%（95%CI：1.75%~5.09%）]、高血糖［5.98%（95%CI：3.80%~9.29%）］和低钾血症［4.27%（95%CI：2.54%~7.08%）］。因为不良事件，28.82%（95%CI：16.56%~45.24%）的患者中断维奈克拉治疗≥1次，17.19%（95%CI：10.96%~25.94%）的患者降低维奈克拉剂量，9.56%（95%CI：7.64%~11.89%）的患者永久停用维奈克拉，1.90%（95%CI：0.86%~4.17%）的患者死亡。接受维奈克拉联合CD20单抗治疗的患者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风险和维奈克拉减量风险明显高于单用维奈克拉患者(57.00%比41.69%，RRR=1.36，95%CI：1.12~1.66；38.18%比14.97%，RRR=2.55，95%CI：1.48~4.39)。　结论 维奈克拉治疗R/R CLL的不良事件主要为血液系统不良事件，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发生风险超过40%。联用CD20单抗后，除3~4级中性粒细胞减少和因不良事件导致维奈克拉减量的风险明显增加外，其他不良事件发生风险并未增加。

目的 探讨不同品种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致胆管炎的风险。　方法 通过开放性OpenVigil数据平台，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1年第1季度至2021年第3季度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西米普利单抗、阿维鲁单抗、度伐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伊匹木单抗和替西木单抗的药品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胆管炎风险信号挖掘，风险信号的检测阈值设定为AE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ROR及其95%CI下限值越大表示信号强度越大。比较不同品种ICI导致胆管炎的风险信号强度，并对ICI相关胆管炎患者的主要特点（性别、年龄、原发肿瘤类型、AE发生时间和结局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收集到ICI相关AE报告52-440例，其中胆管炎报告410例。检测出阳性风险信号的药物有纳武利尤单抗、帕博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单药治疗和伊匹木单抗联合纳武利尤单抗，其AE报告数分别为213、107、48、5和29（共402例），ROR（95%CI下限）分别为37.88（32.89）、26.07（21.46）、32.12（24.10）、13.63（5.65）和14.46（10.02），风险信号强度为纳武利尤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帕博利珠单抗>伊匹木单抗+纳武利尤单抗>度伐利尤单抗。有可用数据的报告中，男性多于女性（233例∶110例=2.1∶1），65岁及以上者占55.2%（222/402），非小细胞肺癌占48.0%（193/402）。ICI相关胆管炎可导致42.3%（170/402）的患者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40.0%（161/402）需要紧急治疗，2.0%（8/402）危及生命，15.7%（63/402）死亡。　结论 不同品种ICI致胆管炎风险不同，以纳武利尤单抗风险信号最强。胆管炎是ICI的严重AE，应引起临床关注。

目的 了解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相关类天疱疮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0月15日），收集ICI致类天疱疮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性别、年龄、肿瘤类型、使用的ICI药物、类天疱疮潜伏期、主要症状、分布部位、活检及免疫检查情况、治疗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相关文献82篇，涉及患者103例，男性72例，女性31例，年龄30~90岁，其中≥60岁者82例（79.6%）；原发疾病为黑色素瘤者45例（43.7%），肺癌29例（28.2%）。103例患者共涉及6个品种的ICI，包括PD-1抑制剂帕博利珠单抗（47例，45.6%）、纳武利尤单抗（44例，42.7%）和特瑞普利单抗（4例，3.9%）；PD-L1抑制剂阿特珠单抗（3例，2.9%）、度伐利尤单抗（2例，1.9%）和CTLA-4抑制剂伊匹木单抗（3例，2.9%）。84例患者有开始应用ICI至发生类天疱疮的时间记录，帕博利珠单抗为3~850 d，纳武利尤单抗为21~790 d，特瑞普利单抗为70~728 d。103例患者中，类天疱疮类型为大疱性类天疱疮者88例（85.4%），黏膜类天疱疮8例（7.8%），非大疱性类天疱疮4例（3.9%），汗疱疹样型类天疱疮1例（1.0%）；临床表现为大疱、水疱样皮损98例（95.1%），皮疹51例（49.5%）和瘙痒48例（45.6%）等。94例患者有皮肤活检结果记录，78例（83.0%）病变部位可见嗜酸粒细胞浸润；92例（97.8%）进行了免疫学检查，其中63例（68.5%）为IgG沉积和C3沉积。53例患者有类天疱疮相关抗原抗体检测结果记录，检测抗原共35例，其中检测BP180者25例，24例阳性；同时检测BP180和BP230者8例，其中6例2项均阳性，2例BP180阳性而BP230阴性；检测BP-Ag2者2例，均阳性。经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和/或停用ICI等措施，103例患者中86例（83.5%）好转，6例未见好转；8例死亡，其中7例类天疱疮好转但死于其他病因，1例死因未报道；9例未报道结局。 结论 使用ICI类药物可致类天疱疮，老年人发生率高，潜伏期不一，最短3 d，最长可达2年以上；经糖皮质激素或免疫抑制剂治疗和/或停用ICI等措施，多数预后良好。

目的 比较仿制与原研瑞戈非尼片的安全性。　方法 空腹状态下单剂给药的健康男性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空腹试验）和低脂餐后状态下单剂给药的健康男性人体生物等效性试验（餐后试验）均为单中心、随机、开放、2周期、自身交叉设计的Ⅰ期临床试验。受试制剂为北京双鹭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瑞戈非尼片，参比制剂为拜耳医药保健有限公司生产的瑞戈非尼片。2项试验中男性健康受试者均随机分为2组，每组均服药2个周期，但服用受试制剂（T）和参比制剂（R）的顺序不同，分别为T-R和R-T组。受试者分别在试验第1、13天空腹或低脂餐后服用受试或参比制剂1片（40-mg）。服药后定期行生命体征、心电图、全身体检和血尿常规、血生化、凝血功能等检查，记录不良事件（AE）的发生情况并进行AE严重程度分级。　结果 空腹试验纳入受试者64例，T-R组和R-T组各32例，受试和参比制剂各获得61和57例受试者的安全性数据；餐后试验纳入受试者76例，T-R组和R-T组各38例，受试和参比制剂各获得74例受试者的安全性数据。空腹试验和餐后试验中，服用受试制剂者AE发生率与服用参比制剂者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41.0%（25/61）比31.6%（18/57），χ2=1.125，P=0.289；56.8%（42/74）比45.9%（34/74），χ2=0.183，P=0.188］。2项试验中共发生230例次AE，其中1级228例次（99.1%，受试制剂131例次，参比制剂97例次），2级2例次（0.9%，受试制剂、参比制剂各1例次），无≥3级AE发生。2项试验中AE表现类型一致，最为常见者均为心动过缓，其次为心电图QT间期延长。心电图异常均为例行检查时发现，受试者无明显临床症状。　结论 仿制与原研瑞戈非尼片在空腹和餐后状态下单剂服用后的安全性一致。

 癌症患者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高风险人群，多国疾病控制预防机构和癌症相关学术团体均建议优先为癌症患者接种COVID-19疫苗。目前获准紧急使用的COVID-19疫苗（包括灭活疫苗、信使核糖核酸疫苗、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和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均可以用于癌症患者。稳定期患者可以随时接种COVID-19疫苗，进展期或正在接受抗癌治疗的患者应根据具体情况（治疗方式/癌症类型等）决定疫苗接种时间。癌症患者接种COVID-19疫苗的益处可能大于风险，但免疫应答率可能低于健康人，尤其是血液系统恶性肿瘤患者。

目的 评价神经外科围手术期患者使用丙戊酸钠预防癫痫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收集2021年3至6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外科围手术期使用丙戊酸钠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基本信息、丙戊酸钠使用及合并用药情况、丙戊酸血药浓度（参考范围为50~100-mg/L）及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分析丙戊酸钠首次静脉注射剂量和并用药物对患者丙戊酸血药浓度的影响以及丙戊酸钠预防癫痫的效果和安全性。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07例，男性48例，女性59例；年龄（54±13）岁；丙戊酸钠静脉给药中位总用量为5-600-mg（范围800~17-600-mg），静脉给药中位疗程为3 d（范围1~10 d），丙戊酸血药浓度为（53.5±19.6）mg/L；中位住院时间为16 d（范围6~49 d）。所有患者住院期间未出现癫痫发作。38.3%（41/107）的患者丙戊酸钠首次静脉注射剂量不足，其血药浓度及血药浓度达标率均明显低于首次静脉注射剂量适当的患者［（43±21）mg/L比（60±16）mg/L，P<0.001；22.0%（9/41）比78.5%（51/65），P<0.001］。6例患者丙戊酸钠与碳青霉烯类药物并用1 d，其中3例血药浓度未达标，但并用与未并用碳青霉烯类药物患者比较，丙戊酸血药浓度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3±26）mg/L比（54±19）mg/L，P=0.187］。107例患者中有49例（45.8%）发生60例次不良反应，包括高氨血症33例（30.8%）、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升高12例（11.7%）、低纤维蛋白原血症3例（2.9%）、低钠血症6例（5.6%）、肝损伤4例（3.7%）、肾损伤和血小板减少各1例（0.9%）。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为1、3、4级者分别为39、9、1例，3级及以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为9.3%（10/107）；10例严重不良反应患者中高氨血症脑病7例，肝损伤2例，高氨血症脑病+肝损伤1例。1例发生3级不良反应的患者因原发病（脑肿瘤伴卒中）死亡。　结论 神经外科围手术期使用丙戊酸钠预防癫痫总体上安全有效，存在血氨升高、肝损伤、凝血功能障碍等不良反应。首次静脉注射剂量不足和并用碳青霉烯类药物可影响丙戊酸血药浓度，需引起注意。

目的 了解重症肌无力（MG）患者对MG慎用药物的知晓及应用情况。　方法 经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专家和神经内科专家共同讨论，制定出MG慎用药物目录（含抗感染类、心血管类、镇静催眠类、他汀类、抗癫痫类、精神类、镇痛类、麻醉类、解痉类和其他10类50余种药物）。选取2021年1月至2022年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就诊的MG患者进行慎用药物知识问卷调查。问卷内容包括患者的一般人口学资料、MG病程与分型、并存疾病、用药情况、对MG慎用药物的知晓和应用情况以及相关用药知识获取途径等。调查问卷于患者结束就诊后现场发放，自愿参加，当场作答和回收。根据是否知晓慎用药物将患者分为知晓组和不知晓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慎用药物知晓程度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共发放问卷290份，回收290份。290例患者中男性165例，女性125例；MG病程为3周~360个月；临床分型为眼肌型者179例，非眼肌型111例；174例（60.0%）并存至少1种慢性疾病（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免疫系统疾病、焦虑/抑郁症等）；接受MG药物治疗者248例（85.5%）；在有知识获得途径的患者中，通过医护人员宣教、医院宣传栏/展板、网络和书籍获得用药知识者分别为191例（92.7%）、26例（12.6%）、22例（10.7%）和7例（3.4%）。64.8%（188/290）的患者对慎用药物一无所知。110例患者在确诊MG后应用过慎用药物，7例（6.4%）用药后出现MG病情加重或发生不良反应，其中4例为应用滴眼剂（喹诺酮类和大环内酯类各2例）。未接受MG药物治疗和确诊MG时未获知用药注意事项是慎用药物知晓程度低的独立影响因素（OR=6.811，95%CI：2.252~20.593，P=0.001；OR=5.615，95%CI：3.223~9.785，P<0.001）。　结论 MG 患者对慎用药物的知晓程度较低，神经科医护人员应采取更有效的措施对MG患者进行慎用药物知识宣教。

目的 了解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8月31日），收集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来那度胺、泊马度胺相关肝损伤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性别、年龄、原发病、用药情况、肝损伤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肝功能状况、肝损伤分型等）以及处置和转归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8例，男性11例，女性7例；年龄36~93岁，平均60岁；原发病为多发性骨髓瘤者16例，浆细胞白血病和骨髓增生异常综合征各1例；应用沙利度胺者9例，来那度胺6例，泊马度胺3例；开始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时间为4~232 d，≤60 d者15例；肝细胞损伤型9例，胆汁淤积型7例，因缺少数据未判定分型2例。18例患者均有不同程度肝功能异常，主要为丙氨酸转氨酶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16例）、总胆红素升高（14例）、碱性磷酸酶升高（12例）；15例有临床表现记录，主要为黄疸（13例）、乏力（7例）和恶心（4例）。诊断肝损伤后18例患者均停用沙利度胺或其类似物，其中4例予对症支持治疗；13例停药后7 ~28 d肝功能好转或恢复正常，5例死亡（2例死于肝衰竭，3例死于原发病或其他合并症）。　结论 沙利度胺及其类似物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用药2个月内，临床表现与其他药物所致肝损伤相似；停药后多数患者肝功能可好转或恢复正常，但少数可进展为肝衰竭致死亡。

目的 探讨临床药师参与伏立康唑治疗药物监测（TDM）对用药安全的影响。　方法 以四川大学华西医院感染科2019年1月—2020年6月收治的拟行伏立康唑治疗的真菌感染住院患者为研究对象，按照整群随机的方法将患者按其主管医疗组分为干预组和对照组，干预组有临床药师参与提供全程伏立康唑TDM药学服务，对照组无临床药师参与。比较2组患者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达标率（目标范围：1.5~5.5-mg/L）、不良反应发生率和临床治愈率，并比较2组主管医师药物相互作用医嘱处置及时（24-h内）率和血药谷浓度检测次数。　结果 共纳入303例患者，干预组166例，对照组137例。2组患者人口学特征、肝功能指标、真菌病类型、主要合并疾病、伏立康唑治疗前使用存在相互作用药物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干预组患者应用伏立康唑后首次血药谷浓度检测达标率与对照组相近［55%（91/166）比50%（69/137），P=0.440］，末次血药谷浓度检测达标率明显高于对照组［81%（134/166）比47%（65/137），P<0.001］。干预组和对照组血药浓度检测总频次分别为403和244次，干预组血药谷浓度达标次数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63%（254/403）比44%（107/244），P<0.001］，超标次数（>5.5-mg/L）占比明显低于对照组［19%（63/403）比22%（54/244），P=0.037］。干预组伏立康唑相关不良反应总发生率和严重不良反应发生率均明显低于对照组［14%（23/166）比23%（31/137），2%（4/166）比8%（11/137），均P<0.05］，肝损伤发生率也明显低于对照组［国际医学组织理事会标准：8%（13/166）比15%（21/137），P<0.05；国际药物性肝炎专家组标准：2%（4/166）比7%（10/137），P<0.05］，临床治愈率与对照组相近［86%（142/166）比81%（111/137），P=0.291］。干预组和对照组均有部分患者在开始应用伏立康唑时正在使用与伏立康唑有相互作用的药物，药物相互作用医嘱处置及时率分别为71%（17/24）和18%（3/17），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干预组患者人均伏立康唑血药谷浓度检测频次（2.4次）多于对照组（1.8次），血药谷浓度检测≥3次者占比明显高于对照组［38%（63/166）比23%（32/137），P=0.006］。　结论 临床药师参与伏立康唑TDM可提高患者血药谷浓度达标率和药物相互作用医嘱处置及时率，降低伏立康唑相关不良反应发生率，提高用药安全水平。

2例患者（例1女，59岁；例2女，67岁）分别因中轴型脊柱关节炎和类风湿关节炎应用重组人Ⅱ型肿瘤坏死因子受体-抗体融合蛋白（rhTNFR: Fc）治疗。例1接受rhTNFR: Fc 50-mg皮下注射、1次/周。治疗3次后双侧上臂出现粟粒大小红色丘疹，伴瘙痒，自行停用rhTNFR: Fc后皮疹减轻；2周后再次使用rhTNFR: Fc，双侧上臂红色丘疹复现并加重，肩背部出现粟粒大小红色丘疹，左踝部出现水肿性红斑，考虑为rhTNFR: Fc所致药疹，停用该药，给予抗过敏治疗10 d后皮疹减轻，1月后皮疹消退。例2接受 rhTNFR: Fc 50-mg皮下注射、1次/周，治疗4次后左下肢出现散在的黄豆大小红色丘疹，此后丘疹面积逐渐增大并出现脱屑，考虑为rhTNFR: Fc所致。停用该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其他抗风湿药物及补钙等治疗，14 d后丘疹基本消退。

1例15岁女性患者因自身免疫性脑炎出现抽搐、精神行为异常和面部及肢体不自主运动，给予甲泼尼龙联合血浆置换和对症治疗，包括左乙拉西坦0.5 g口服、1次/12-h，苯巴比妥注射液0.1 g肌内注射、1次/6 h，氯硝西泮2-mg口服、1次/8 h，加巴喷丁胶囊0.3 g口服、1次/8 h。4 d后加巴喷丁剂量加倍；7 d后，患者月经来潮，但月经量极少；10 d后，患者出现泌乳，血清泌乳素36.69-μg/L。诊断为高泌乳素血症，考虑可能与加巴喷丁有关。停用加巴喷丁，继续使用其他药物，6 d后泌乳现象消失，泌乳素15.65-μg/L。次月，患者月经恢复正常。

慢性肾脏疾病（CKD）患者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高危人群，多国政府机构或学术团体建议优先为CKD患者接种COVID-19疫苗。血液透析患者和肾移植受者对COVID-19疫苗的免疫应答率低于健康人，增加疫苗接种剂次可能提高其免疫应答率。CKD患者接种疫苗后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健康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病情稳定且无接种疫苗禁忌证的CKD患者均可以接种COVID-19疫苗。信使核糖核酸疫苗、灭活疫苗和重组蛋白亚单位疫苗对CKD患者是安全的。使用利妥昔单抗或大剂量糖皮质激素治疗的CKD患者需要权衡利弊，与利妥昔单抗治疗间隔6个月以上或在糖皮质激素减量后接种COVID-19疫苗。

目的 探讨胺碘酮对人脐静脉内皮细胞（HUVEC）的损伤作用及可能的机制。　方法 取经过3代培养的HUVEC接种于96孔板，加入0、10、20、30或60-μmol/L胺碘酮培养24-h，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法检测细胞活力，以0-μmol/L组细胞活力为100%，计算各加药组的相对细胞活力。选择可将细胞活力降至70%左右的胺碘酮浓度用于后续各项实验。采用CCK-8法检测该浓度胺碘酮作用不同时间（6、12、24、36、48-h）对HUVEC活力的影响。以加入该浓度胺碘酮培养的HUVEC为实验组，不加入者为对照组，采用钙依赖性磷脂结合蛋白V-异硫氰酸荧光素/碘化丙啶双染法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凋亡率；蛋白质印迹法和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法分别检测B细胞淋巴瘤2（Bcl-2）、Bcl-2相关X蛋白（Bax）、半胱氨酸蛋白酶3（caspase-3）、白细胞介素10（IL-10）、IL-1β、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2',7'-二氯二氢荧光素二乙酸酯荧光探针法检测活性氧（ROS）含量，水溶性四氮唑-1法检测超氧化物歧化酶（SOD）活性，微板法检测还原型谷胱甘肽（GSH）含量。　结果 经10、20、30、60-μmol/L胺碘酮作用24-h的各加药组HUVEC活力与对照组（100%）相比分别为（88.82±2.64）%、（74.96±1.75）%、（64.95±2.10）%和（18.57±0.65）%，各加药组与对照组比较以及加药组之间两两比较均P<0.01。选择30-μmol/L胺碘酮用于后续实验。经30-μmol/L胺碘酮作用6、12、24、36、48-h的各实验组HUVEC活力与对照组（100%）相比分别为（90.19±1.88）%、（82.81±2.51）%、（75.33±1.37）%、（65.76±1.85）%和（47.01±3.29）%，各实验组与对照组比较以及实验组之间两两比较均P<0.01。实验组细胞凋亡率明显高于对照组（48.59%比16.34%，P<0.01），促凋亡蛋白Bax和caspase-3以及促炎因子IL-1β、IL-6、TNF-α的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均高于对照组（均P<0.01），而抗凋亡蛋白Bcl-2和抗炎因子IL-10的蛋白和mRNA表达水平均低于对照组（P<0.05，P<0.01）。　结论 胺碘酮可导致HUVEC损伤，这种损伤作用随胺碘酮浓度升高和作用时间延长而增强；胺碘酮可能通过诱导细胞凋亡、炎症反应及氧化应激导致HUVEC损伤。

1例71岁男性患者因右侧颈总动脉及颈内动脉重度狭窄，局麻下接受主动脉弓造影+全脑动脉造影+右侧颈内动脉支架置入术，使用的对比剂为碘克沙醇注射液。术前患者头部CT未见明显异常。术后10-h患者出现发热、嗜睡、饮水呛咳、不完全运动性失语、左侧肢体肌力和肌张力减低及抽搐等神经系统症状。头部磁共振成像（MRI）示右侧大脑皮层信号增高、脑沟变浅，考虑为碘克沙醇引起的对比剂脑病。给予补液、糖皮质激素、甘露醇脱水等对症治疗3 d后，患者症状好转，头部MRI示右侧大脑皮层高信号降低、脑沟恢复正常。

目的 了解审方系统对住院老年肾功能不全患者医嘱中药物剂量错误的预警情况。方法 回顾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审方软件对≥65岁老年慢性肾功能不全住院患者医嘱中药物剂量错误预警情况，分析错误预警的原因，评价正确预警中肾脏相关药物剂量错误所涉及的药物和错误类型，了解错误发生相关科室分布及医师对预警的接受程度。　结果 共511条≥65岁老年肾功能不全患者药物剂量有关预警的医嘱纳入分析。评价为预警错误的医嘱183条（35.8%），预警正确的328条（64.2%）。预警正确的医嘱共涉及25种药物，其中主要为抗菌药物［57.62%（189/328）］；其次为心血管系统药物［24.70%（81/328）］，其中最常见的是曲美他嗪片。正确预警中剂量过大315条（96.04%），剂量不足13条（3.96%）；剂量过大最常见的错误内容为“单次剂量过大，日剂量过大”（53.33%，168/315），其次为“频次过多，日剂量过大”（41.59%，131/315）；而剂量不足最常见的错误为“频次过少，日剂量不足”（9/13）。医师接受预警并修改的医嘱186条（56.7%），医师未接受预警的医嘱142条（43.3%）。外科医师对错误医嘱预警的接受率高于内科医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3.3%（96/131）比45.7%（90/197），P<0.001］。　结论 审方软件对肾脏相关药物剂量错误的预警作用明确。应进一步改善审方软件对肾脏相关药物剂量错误预警的准确性，提高临床医师的接受度，保障患者用药安全。

1例44岁男性患者因癫痫长期给予丙戊酸钠片0.2 g口服、2次/d联合卡马西平0.1 g口服、2次/d；因十二指肠球部溃疡长期口服雷贝拉唑钠肠溶片10-mg、1次/d。因疗效不佳抗癫痫药调整为丙戊酸钠缓释片0.5 g口服、2次/d联合左乙拉西坦0.25 g口服、2次/d，同时因抑郁状态给予帕罗西汀20-mg口服、1次/d。用药约3个月后，患者反复出现肢体抽搐，实验室检查示血钠128-mmol/L。给予口服及静脉补钠治疗16 d，但血钠水平始终低于130-mmol/L，考虑患者的低钠血症可能为药物引起。停用帕罗西汀，2 d后患者血钠140-mmol/L。

目的 探讨基于电话随访的药学监护对2型糖尿病出院患者用药依从性及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19年1至12月自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出院、住院期间糖化血红蛋白（HbA1c）<9%的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出院后随访方式将患者分为常规随访组和电话随访组。常规随访组患者出院后接受科室常规药学监护及随访6个月，包括每3个月1次门诊随访，第6个月行HbA1c检查；电话随访组患者在此基础上接受临床药师基于电话随访的药学监护，电话随访频率为出院后前3个月每2周1次、后3个月每月1次。临床药师为2组患者建立随访登记档案，记录患者出院时情况和每次随访结果。比较2组患者出院后6个月“糖尿病自我管理量表（中文版）”评分（DSMQ评分，总分为48分，评分越高表明自我管理能力越好）、“8条目中文版Morisky用药依从性量表”评分（Morisky评分，总分为8分，6~8分为依从性良好）、血糖控制效果（评价指标为HbA1c水平，以HbA1c<7.0%为达标计算达标率）和随访期内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95例，电话随访组48例，常规随访组47例。2组患者性别和年龄分布、出院时体重指数、DSMQ评分、HbA1c水平及达标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出院后6个月，电话随访组DSMQ评分和Morisky评分均高于常规随访组［（38.1±4.4）比（34.3±4.1）分，P<0.001；（6.5±1.2）比（5.7±1.0）分，P<0.001］，且依从性良好者占比高于常规随访组［81.3%（39/48）比40.4%（19/47），P=0.031］；HbA1c水平低于、HbA1c达标率高于常规随访组［（6.2±1.2）%比（6.7±1.4）%，P=0.042；72.9%（35/48）比51.1%（24/47），P=0.028］；药物不良事件发生率低于常规随访组［6.2%（3/48）比25.5%（12/47），P=0.010］。药物不良事件主要包括低血糖、胰岛素注射部位脂肪硬结或感染、胃肠道反应等。　结论 基于电话随访的药学监护可有效提高2型糖尿病出院患者的糖尿病自我管理能力，帮助患者维持良好的用药依从性，进而提高其血糖控制效果，一定程度上减少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

目的 探讨聚乙二醇化脂质体多柔比星（PLD）致晚期乳腺癌患者速发型超敏反应与血浆抗聚乙二醇（PEG）抗体的相关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非干预性临床研究，研究对象选自中山大学孙逸仙纪念医院收治的晚期乳腺癌女性患者，治疗方案为PLD单药治疗（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50-mg/m2入5%葡萄糖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90-min，给药前不进行地塞米松或其他药物预处理）。给药前所有患者行血浆抗PEG抗体水平检查，以抗体水平>2-ng/L为阳性；对给药开始后30-min内发生超敏反应者寻找时机尽快采血行血清IgE和C3、C4水平检查。根据是否发生速发型超敏反应将患者分为超敏反应组和无超敏反应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和血浆抗PEG抗体携带情况；根据抗PEG抗体携带情况将患者分为抗PEG抗体阳性组和阴性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超敏反应发生率。　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12例，年龄37~68岁，中位年龄50岁；10例既往使用过非PEG化蒽环类药物，经等效剂量换算后，累积剂量相当于多柔比星329（185，418） mg/m2。用药开始后2~18-min共7例患者发生超敏反应，超敏反应组与无超敏反应组患者年龄、身高、体重、体表面积、既往蒽环类药物应用情况、累积剂量等临床特征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 P>0.05），抗PEG抗体阳性率差异也无统计学意义（4/7比2/5, P=1.000）。12例患者中抗PEG抗体阳性和阴性者各6例，2组患者上述临床特征和超敏反应发生率（3/6比4/6）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超敏反应组有4例患者行血清IgE和C3、C4水平检查，2例抗PEG抗体阳性者血清IgE水平升高（分别为404、545 μg/L），其中1例血清C4水平也升高（486-mg/L），而2例抗PEG抗体阴性者血清IgE和C3、C4水平均正常。　结论 未发现PLD诱导速发型超敏反应与抗PEG抗体相关，可能与研究样本量小有关，不排除抗PEG抗体可能参与诱发IgE介导的速发型超敏反应，在部分患者中还可能由补体介导。

目的 了解利奈唑胺联用5-羟色胺能药物致5-羟色胺综合征（SS）的临床特征。方法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截至2021年2月），收集利奈唑胺联用5-羟色胺能药物致SS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基本情况（性别、年龄、基础疾病等）、利奈唑胺和5-羟色胺能药物用药情况（用药原因、用法用量、药物洗脱期等）以及SS的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处置及转归等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50例（来自46篇文献），男性23例，女性27例；年龄23~98岁49例，4岁1例；使用5-羟色胺能药物的原因为精神疾病（36例）、疼痛（8例）和帕金森病（2例）等，使用利奈唑胺的原因为葡萄球菌属感染（24例）、肠球菌属感染（13例）和经验性抗感染治疗（11例）等。50例患者中，先用5-羟色胺能药物再用利奈唑胺者48例，先用利奈唑胺再用5-羟色胺能药物者2例；44例无药物洗脱期记录，6例药物洗脱期不足。5-羟色胺能药物用药途径为口服者40例、静脉滴注者10例；35例患者有用法用量记录，均符合药品说明书规定；使用1、2、3、4种5-羟色胺能药物者分别为27、16、5、2例，所用药物主要为选择性5-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5-羟色胺能药物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三环类抗抑郁药、阿片类药物等。利奈唑胺用药途径为静脉滴注者27例，口服者11例，未提及用药途径者12例；49例成人患者用药频次符合药品说明书规定，1例患儿用药频次低于药品说明书规定。SS发生于联合用药后3 h~20 d，多在联合用药后1~5 d；表现为精神状态改变、自主神经功能异常和神经肌肉功能异常者分别为45、47、45例。停用利奈唑胺和/或5-羟色胺能药物并接受对症治疗2 h~9 d后，43例好转，1例出现SS后因心脏骤停死亡，6例在SS症状得到控制后死于原发疾病。结论 利奈唑胺联用5-羟色胺能药物致SS多发生在联合用药后1~5 d，临床表现与其他原因所致SS相似，停用相关药物并给予对症支持治疗后，总体预后尚可，但严重者可致死亡。

1例57岁男性2型糖尿病合并高血压病患者，因服用西格列汀、格列美脲和二甲双胍血糖控制不佳，改用二甲双胍0.5 g口服、3次/d，阿卡波糖0.1 g口服、3次/d，利司那肽注射液20-μg皮下注射、1次/d。并用药物有甲钴胺注射液、前列地尔注射液、厄贝沙坦和比索洛尔。治疗前患者血压为116/71-mmHg（1-mmHg=0.133-kPa）。首次注射利司那肽2 h后患者出现面部潮红、轻微恶心，血压上升至179/98-mmHg，口服尼群地平10-mg后血压下降至125/74-mmHg。次日减量给予利司那肽10-μg皮下注射，患者再次出现面部潮红和血压升高（160/90-mmHg），口服尼群地平10-mg后血压恢复正常。此后停用利司那肽，患者未再出现血压升高。

1例63岁男性肝细胞恶性肿瘤患者术后行信迪利单抗（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免疫治疗，治疗3个周期后，患者出现口齿不清、精神萎靡、嗜睡、体重减轻。实验室检查示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0.54-nmol/L，甲状腺素（T4）13.0-n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98.62 mU/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0.43-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0.25-pmol/L，皮质醇（Cor）（8:00）6.1-nmol/L，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8:00）0.22-pmol/L，诊断为信迪利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甲状腺功能减退症、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症。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4 d后，患者上述症状缓解，给予左甲状腺素口服，糖皮质激素逐渐减量。左甲状腺素治疗11 d后，实验室检查结果提示甲状腺功能恢复正常，停用左甲状腺素；肾上腺皮质功能指标Cor（8:00）51.6-nmol/L，ACTH（8:00）0.22-pmol/L，继续口服醋酸泼尼松片5-mg、1次/d。随访8个月，患者肾上腺皮质功能持续低下，未再启用信迪利单抗治疗。

1例43岁女性患者因盆腔炎给予妇炎舒胶囊1.6 g口服、3次/d治疗。1周后加用中药汤剂。联合治疗10 d后，患者出现乏力，逐渐加重，并出现皮肤巩膜黄染。7 d后实验室检查：丙氨酸转氨酶（ALT）>1-000-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750-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148-U/L，碱性磷酸酶（ALP）153-U/L，总胆红素（TBil）56.3-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和梗阻性黄疸等原因后，考虑为妇炎舒胶囊联合中药汤剂导致的肝损伤。停用妇炎舒胶囊和中药汤剂，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甘草酸制剂、熊去氧胆酸治疗。7 d后，患者症状明显好转，ALT 323-U/L，AST 125-U/L，γ-GT 149-U/L，ALP 109-U/L，TBil 35.8-μmol/L。27 d后，患者症状消失，ALT 62-U/L，AST 42-U/L，γ-GT 67-U/L，ALP 67-U/L，TBil 18.7-μmol/L。妇炎舒胶囊与中药汤剂有7种成分相同，考虑患者肝损伤与2药合用导致肝毒性增加有关。

国内外相关指南推荐直接口服抗凝药（DOAC）作为心房颤动和静脉血栓栓塞性疾病抗凝治疗的一线药物。与华法林相比，DOAC剂量相对固定，药物相互作用有限，不需要治疗药物监测。但DOAC给抗凝治疗带来方便的同时，也带来一系列新的用药安全挑战。药师应通过完善相应药学服务机制如协助医师确保DOAC处方适宜性、规范实验室监测流程、设置潜在药物相互作用预警以及加强抗凝药物转换和围术期抗凝治疗的管理等多种途径，为DOAC的安全使用保驾护航。在新型冠状病毒肺炎后疫情时代，将DOAC纳入抗凝门诊的规范化管理是传统抗凝门诊工作的重要拓展，可降低患者暴露于新型冠状病毒的风险。此外，临床药师人力和精力通常受限，DOAC相关临床决策支持系统的应用有助于改善处方的适宜性和减少药物不良事件的发生。

1例53岁男性患者因2型糖尿病给予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12 U皮下注射、2次/d，阿卡波糖50-mg口服、3次/d，用药13个月，但血糖控制不佳。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示空腹，餐后1、2和3 h血糖分别为8.84、17.94、21.22和18.51-mmol/L；血胰岛素为109.5 mU/L；C肽为0.52-nmol/L；胰岛素自身抗体>175-U/ml。考虑为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征。停用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改为口服二甲双胍、吡格列酮、阿卡波糖和格列美脲。13 d后患者空腹血糖降至7.6-mmol/L。随访1年间，患者3次检测抗人胰岛素抗体均为阴性。考虑患者的外源性胰岛素抗体综合征为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所致。

目的 探讨心脏瓣膜手术后使用胺碘酮对华法林治疗患者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在治疗目标范围内的时间（TTR）、华法林日剂量和抗凝过度发生情况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9年11月至2021年1月中国医学科学院阜外医院抗凝门诊因心脏瓣膜手术而服用华法林患者的人口统计学信息和临床信息。根据患者是否合并胺碘酮治疗，将患者分为胺碘酮组和对照组，对2组患者在门诊随访90 d内TTR百分比、华法林稳定日剂量和INR>3的次数占比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407例患者纳入研究，胺碘酮组35例，男性15例，女性20例，中位年龄56（49，64）岁，20例（57.1%）合并心房颤动（房颤）；对照组372例，男性227例，女性145例，中位年龄55（48，63）岁，105例（28.2%）合并房颤。出院90 d内，与对照组比较，胺碘酮组TTR百分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7.6%（44.6%，70.6%）比67.3%（52.3%，82.3%），P=0.061］，但华法林稳定日剂量明显较低［2.25（1.72，2.78）mg比3.38（2.59，4.18）mg，P<0.001］。出院后1~14 d、15~90 d和整个随访期内INR>3的例次中位占比（范围）均高于对照组［0（0~0.3）比0（0~0.3），P=0.016；0.08（0~0.3）比0（0~1.0），P=0.002；0.06（0~0.85）比0（0~0.22），P=0.001］。　结论 心脏瓣膜手术后使用华法林治疗的患者合并胺碘酮后可明显增加患者抗凝过度的风险，需要下调华法林日剂量，才能达到较高的TTR，保持抗凝治疗的稳定性。

 1例50岁女性患者因反复肝功能异常不规律口服甘草酸二铵肠溶胶囊约22个月，后改用复方甘草酸苷3片、3次/d。复方甘草酸苷治疗4个月后，患者出现肌肉疼痛伴乏力，症状逐渐加重，以致四肢无力，行走困难。停用复方甘草酸苷1周，但症状未见好转，血压160/100mmHg（1mmHg=0.133kPa）。实验室检查：血钾1.9m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54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04U/L，肌酸激酶（CK）>2200U/L，肌红蛋白542.1 μg/L，血pH 7.56。给予静脉和口服补钾及对症治疗，3 d后患者四肢乏力及肌痛症状明显好转，血钾恢复至3.5mmol/L；2周后，患者肌力恢复正常，血压100/71mmHg，血钾4.2mmol/L，ALT 45U/L，AST 38U/L，CK 44U/L。为明确诊断，行醛固酮体位激发试验及卡托普利抑制试验，结果示醛固酮水平正常、肾素浓度降低。诊断为假性醛固酮增多症合并低钾性横纹肌溶解，考虑与长期服用甘草酸制剂有关。

目的 分析达沙替尼相关肺动脉高压（PH）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报道达沙替尼相关PH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达沙替尼剂量、PH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文献为24篇，报道患者25例，男性16例，女性9例；年龄23~73岁，平均50岁；慢性粒细胞白血病（CML）22例，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ALL）3例；达沙替尼剂量为140-mg/d者14例，100-mg/d者7例，70-mg/d者2例，不详2例；开始服用达沙替尼至发生PH的时间为10 d~144个月，中位时间37个月；出现不同程度呼吸困难症状者24例，水肿8例，肝肿大5例，颈静脉扩张5例，咳嗽、胸闷各3例，胸痛2例，乏力1例；胸部CT、胸部X线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提示出现胸腔积液和/或心包积液者20例；WHO功能分级为Ⅳ级者8例，Ⅲ级9例，Ⅱ级4例，不明4例。右心导管和/或超声心动图检查显示25例患者肺动脉平均压和/或肺动脉收缩压均升高。诊断PH后，24例患者遵医嘱停用达沙替尼，其中22例给予磷酸二酯酶5抑制剂、内皮素受体拮抗剂、利尿剂、糖皮质激素等治疗，2例未予特殊干预；1例自行间断服用达沙替尼。19例患者换用其他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停用达沙替尼并对症治疗1周至36个月（平均7个月）后，好转17例，部分好转7例，不详1例。　结论 达沙替尼相关PH多见于CML患者，男性多见，中位发生时间为用药后37个月，临床表现多为呼吸困难，多合并胸腔积液或心包积液，停药及予特异性治疗后多数患者可好转。

1例85岁男性患者因缺血性脑卒中合并甲状腺功能减退接受左甲状腺素钠（LT4）50 μg口服、1次/d替代治疗。次日实验室检查示血钾3.0 mmol/L，予氯化钾缓释片1 g口服、3次/d。6 d 后，患者诉轻微活动后心跳加快，实验室检查示血钾3.3 mmol/L，予门冬氨酸钾镁片1片口服、3次/d。补钾治疗8 d 后，患者血钾3.5 mmol/L，血压163/90 mmHg（1 mmHg= 0.133 kPa）。予氯沙坦钾片50 mg口服、1次/d降压治疗。临床药师问诊得知患者在遵医嘱服用LT4的同时，继续服用自备的LT4 75 μg、  1次/d。嘱患者立即停服自备药，并将LT4剂量调整至75 μg、1次/d。13 d 后，患者血钾恢复至4.0 mmol/L，未再诉活动后不适。

目的 探讨基于《2011版ISMP医院用药安全自我评估标准（中文版）》（中文版ISMP标准）的用药安全自我评估在提升医院用药安全水平中的作用。　方法 比较分析北京医院2018和2020年采用中文版ISMP标准进行用药安全自我评估的主要结果。该评估由中国药理学会治疗药物监测专业委员会药品风险管理学组组织，纳入比较分析的项目为中文版ISMP标准中的10个关键元素、20个核心指标、161个测评项目。每个测评项目依据Likert五级评分法评分，A~E级对应分值分别为0、0、2、3、4分。比较2次评估中的测评项目实际得分和各关键元素百分得分情况，确定2020年评估中获得最大改善（2018年得分为0分、2020年得分为4分）和未得到改善（2020年得分不高于2018年得分）的项目。　结果 2020年161个测评项目实际得分明显高于2018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4（3, 4）比3（2, 4）分，P<0.001］。2020年关键元素Ⅰ（患者信息）、Ⅱ（药品信息）、Ⅴ（药品标准化、储存和分发）项下测评项目的中位百分得分均明显高于2018年[75.5%(50.0%,100%)比100%(100%,100%)，P=0.002；25.0%(0,75.0%)比100%(75.0%,100%)，P<0.001；50.0%(50.0%,100%)比100%(100%,100%)，P=0.003]。2020年评估中，关键元素Ⅳ（药品标签、包装和命名）百分得分与2018年相同，均为100%；其他9个关键元素百分得分均高于2018年，其中关键元素Ⅶ（环境因素、工作流程及人员配备模式）百分得分提高至100%（2018年为94.2%），其他8个关键元素的百分得分为74.3%~97.2%。获得最大改善的测评项目有14个，关键元素Ⅰ、Ⅱ、Ⅴ、Ⅵ（药物治疗设备的采购、使用和监控维护）和Ⅷ（员工能力与教育）项下分别有1、7、3、2、1个；未得到改善的测评项目24个，关键元素Ⅰ、Ⅱ、Ⅴ、Ⅷ、Ⅸ（患者教育）和Ⅹ（质量流程和风险管理）项下分别有2、4、2、4、1、11个。　结论 采用中文版ISMP标准进行医院用药安全自我评估，有助于提升医院用药安全水平。

1例74岁男性患者因脑梗死、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住院治疗。住院期间行甲状腺超声检查发现可疑结节。为明确诊断，行甲状腺超声造影检查，给予注射用六氟化硫微泡2.4-ml+0.9%氯化钠注射液5-ml静脉注射。10-min后，患者出现周身发热、意识模糊、大汗，皮肤出现红色皮疹，血压80/60-mmHg（1-mmHg=0.133-kPa），考虑为注射用六氟化硫微泡所致过敏性休克。给予地塞米松10-mg静脉注射，肾上腺素1-mg+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异丙嗪25-mg肌内注射和面罩吸氧。约3-min后患者意识逐渐转清，血压回升（103/72-mmHg）；1.5-h后患者意识完全恢复，血压143/86-mmHg，心率98次/min，血氧饱和度0.98。24-h后皮疹基本消失，患者病情平稳。

目的 探讨药物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对难治性肾病综合征（RNS）患儿他克莫司（TAC）血药浓度及安全性的影响。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观察性临床研究。研究基础上加用对象选自2018年9月1日至2019年8月31日在郑州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儿科住院拟在糖皮质激素治疗基础上加用TAC（首次应用）的RNS患儿。患儿入组后均另行建立临床研究档案，详细记录TAC治疗6个月期间的各种临床情况。所有患儿在加用TAC第7天采集外周静脉血行TAC血药谷浓度检测，根据检测结果进行TAC剂量调整；住院期间择机采血进行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体B1（ABCB1）、细胞色素P450（CYP）2C19、CYP3A4、CYP3A5和核受体亚家族1组I成员2（NR1I2）基因多态性检测。将完成6个月TAC治疗和随访的患儿，根据基因型检测结果分别分为野生型组、杂合突变型组和纯合突变型组，比较不同基因型组患儿初次TAC剂量调整血药谷浓度（C/D）；并分别分为突变基因携带组（杂合突变型+纯合突变型）和野生型组，比较各组患儿TAC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儿共39例，男性24例，女性15例；年龄3~13岁，中位年龄8岁。根据基因型分别分组进行TAC初次C/D比较的结果显示，CYP2C19纯合突变型（*2*2）组患儿初次TAC C/D明显高于野生型（*1*1）组［3.65（2.78，7.43）μg/L比1.53（1.27，3.33）μg/L，P=0.032），CYP3A5纯合突变型（*3*3）组患儿初次TAC C/D明显高于野生型（*1*1）组和杂合突变型（*1*3）组［3.68（3.05，5.14）μg/L比2.10（0.77，3.56）μg/L、1.74（1.47，3.25）μg/L，P=0.046，P=0.009），而CYP3A4、ABCB1和NR1I2基因不同基因型组之间TAC初次C/D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TAC治疗6个月期间，39例患儿中有7例发生不良反应（Naranjo因果关系评估“很可能”2例，“可能”5例），其中感染4例，皮疹、高血压脑病和抽搐各1例。ABCB1突变基因（CT、TT）携带组患儿不良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野生型（CC）组患儿［30.4%（7/23）比0（0/16），P=0.033］。　结论 CYP2C19和CYP3A5基因多态性对TAC血药浓度有明显影响，ABCB1基因多态性对TAC安全性有明显影响，临床应给予关注。

目的 评价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ACEI）/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ARB）和β受体阻滞剂对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心脏毒性的预防作用。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Web of Science数据库和ClinicalTrials.gov（截至2022年2月28日），收集接受含曲妥珠单抗方案治疗、无基础心脏疾病的女性乳腺癌患者应用ACEI/ARB或β受体阻滞剂预防曲妥珠单抗心脏毒性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干预措施为应用ACEI、ARB或β受体阻滞剂，对照组应用安慰剂或不予干预。主要结局指标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变化情况，次要结局指标为心脏毒性事件发生率、曲妥珠单抗中断治疗发生率和血压变化情况。采用RevMan 5.4软件中的随机效应模型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量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量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共4项RCT纳入分析，包括844例患者，试验组520例，对照组324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应用ACEI/ARB的试验组患者LVEF下降程度低于对照组（MD=1.37%，95%CI：0.49%~2.25%，P=0.002），收缩压下降平均值明显高于对照组（MD=-5.99-mmHg，95%CI：-9.15~-2.83-mmHg，P<0.001）；应用β受体阻滞剂的试验组患者因心脏毒性中断曲妥珠单抗治疗的风险低于对照组［14.4%（27/187）比26.6%（49/184），RR=0.55，95%CI：0.36~0.84，P=0.006］。应用ACEI/ARB或β受体阻滞剂的试验组患者其他结局指标包括心脏毒性事件发生风险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ACEI/ARB可能对乳腺癌患者曲妥珠单抗相关LVEF降低有一定的预防作用，但ACEI/ARB及β受体阻滞剂均不能降低曲妥珠单抗相关心脏毒性事件的发生风险。

原研药专利到期后被仿制药替代是一个十分常见的现象。为进一步验证国家组织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选国产仿制药的疗效和安全性，国家医疗保障局指导多家医疗机构开展了大规模的仿制药临床疗效和安全性真实世界研究，涉及心脑血管、神经精神、慢性乙型肝炎、肿瘤等疾病治疗药品和麻醉剂等，纳入研究的患者超过11万例。真实世界研究产生的证据可与随机对照试验证据互相补充，但研究数据的多样性、研究设计的复杂性、对分析方法的高要求和对结果解释的不确定性，给药物的安全性和有效性评价以及监管决策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建议进一步加强医疗机构信息化建设，促进真实世界数据使用的规范性和便捷性；强化研究设计和数据处理的科学性；探索完善真实世界证据质量评价标准；加强数据安全意识，重视受试者隐私保护等，不断促进真实世界证据生产和使用的科学性和规范性。

1例53岁男性小肠间质瘤患者术后给予伊马替尼400-mg口服、1次/d，1个月后患者出现嗜酸粒细胞增多，未积极治疗，继续伊马替尼治疗。4个月后，患者出现双手、双足、腹部水肿疼痛，皮疹逐渐累及全身，胸、背部部分皮肤可见溃烂，全身散在多发斑丘疹伴溃烂、渗液、瘙痒、疼痛。嗜酸粒细胞计数2.7×109/L。结合骨髓穿刺及皮肤活检结果，诊断为嗜酸粒细胞增多、药物性皮疹，考虑为伊马替尼所致。临床药师参与多学科会诊，分析患者出现的不良反应与药物的相关性，建议停药，后续使用应监测伊马替尼血药浓度，调整给药剂量。医师暂停伊马替尼治疗，给予糖皮质激素和抗组胺药物治疗，患者皮疹好转，伊马替尼减量后继续维持治疗。

目的 探讨药物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对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氯吡格雷疗效的影响。　方法 收集2017年至2019年在北京市大兴区人民医院住院、接受阿司匹林（100-mg/d）及氯吡格雷（75-mg/d）标准化治疗且进行了氯吡格雷吸收/代谢相关基因多态性检测的ACS患者病历资料和随访记录，根据患者治疗1年内是否出现心肌梗死、支架内血栓形成、脑梗死等血栓相关事件将患者分为血栓事件组及非血栓事件组，对比2组患者年龄、性别、烟酒嗜好、基础疾病、并用药物及氯吡格雷吸收/代谢相关等位基因等因素；采用logistic回归模型对影响氯吡格雷临床疗效的因素进行分析。　结果 共有342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274例，女性68例，年龄（58±9）岁，78例（22.8%）发生血栓事件。血栓事件组与非血栓事件组患者的年龄、性别、吸烟史、饮酒史、高血压病、糖尿病、高脂血症、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史、并用钙离子通道拮抗剂占比、细胞色素P450（CYP）2C19*3、对氧磷酶-1基因Q192R及三磷酸腺苷结合盒转运蛋白B1基因C3435T均无明显差异（均P>0.05），但血栓事件组患者体重指数（BMI）、CYP2C19*2 GG型及CYP2C19*17 CT型患者的比例低于非血栓事件组（均P<0.05），并用质子泵抑制剂患者和CYP2C19*17 CC型患者的比例高于非血栓事件组（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高BMI（OR=0.915，95%CI：0.847~0.989，P=0.026）、CYP2C19*2 GG型（OR=0，95%CI：0~0.008，P<0.001）及GA型（OR=0.028，95%CI：0.003~0.296，P=0.003）是氯吡格雷治疗后发生血栓事件的独立保护因素；CYP2C19*17 CC型（OR=2-856.665，95%CI：87.337~93-436.810，P<0.001）是氯吡格雷治疗后发生血栓事件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CYP2C19*2和CYP2C19*17突变是ACS患者氯吡格雷疗效和治疗后血栓事件发生的重要影响因素。

大部分出现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患者预后良好，但有11%~17%的患者会发生慢性化，6%~10%可出现急性肝衰竭，甚至死亡或需要进行肝移植。2019年我国DILI发生率为23.8/10万人年，远高于西方国家，因此对DILI的研究不容忽视。本文对近年来DILI领域的热点问题进行了总结，主要包括DILI新型诊断标志物、DILI遗传易感性、特异质型DILI体内外模型、慢性DILI的诊断、DILI治疗方案、DILI预后模型、免疫检查点抑制剂导致肝损伤等，旨在为临床工作者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例39岁男性患者因急性广泛前壁心肌梗死行冠状动脉造影术，于前降支置入1枚支架。术后予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口服、1次/d和替格瑞洛90-mg口服、2次/d双联抗血小板治疗。4 d后患者自行停用替格瑞洛，停药3 d后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行冠状动脉造影示支架内血栓形成，考虑与停用替格瑞洛有关。予患者血栓抽吸术，再次进行冠状动脉造影术示无残余狭窄，血流恢复通畅。术后继续给予双联抗血小板治疗。门诊随访2个月，患者遵医嘱规律服药后未再出现胸闷、胸痛等症状。

1例64岁副神经节瘤女性患者，使用盐酸甲氧氯普胺注射液10-mg肌内注射预防化疗引起的呕吐，5-min后出现心悸、出汗、头痛、四肢无力等不适症状，血压升高至214/101-mmHg（1-mmHg=0.133-kPa），诊断为高血压危象，给予乌拉地尔25-mg静脉注射，并持续监测患者血压，约12-h后患者症状好转，血压逐渐恢复正常。说明书提示嗜铬细胞瘤和副神经节瘤患者禁用甲氧氯普胺。本例患者因使用该药发生高血压危象，延长了住院时间，属于F级用药错误。

目的 探讨阿兹夫定片治疗普通型新型冠状病毒感染（COVID-19）的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22年8月18日至9月18日在厦门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杏林分院住院并应用阿兹夫定片治疗的成年COVID-19患者临床资料，对治疗期间不良反应的发生率、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17例，男性68例（58.1%），女性49例（41.9%）；年龄18~  76岁，中位年龄44岁；服用阿兹夫定片前COVID-19病程为2~25 d，平均13 d；阿兹夫定片疗程为2~14 d，平均8 d。117例患者中10例（8.5%）在服用阿兹夫定片期间发生不良反应，包括胃肠道反应5例（恶心2例、腹泻2例、腹胀1例），肝功能异常和头晕各2例，血清三酰甘油水平升高和乏力各1例；其中1例发生不良反应2例次，表现为头晕+腹胀。停用阿兹夫定片和/或对症治疗后均恢复正常。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为1级者7例，2级3例，无3级及以上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所观察到的不良反应在药品说明书中均有记载，未发现新的不良反应。　结论 阿兹夫定片治疗普通型COVID-19安全性较好，患者耐受性较好；常见的不良反应为胃肠道反应、肝功能异常和头晕。

1例77岁女性患者因牙龈脓肿予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冲洗脓腔。10-min后患者出现心慌、面色苍白，此后相继出现呼之不应、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无法扪及，无自主呼吸，瞳孔对光反射消失，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立即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多巴胺静脉滴注、肾上腺素静脉注射等抢救措施。约40-min后患者恢复窦性心律（141次/min），血压70/40-mmHg（1-mmHg=0.133-kPa），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予以补液、脏器保护、亚低温脑保护、预防癫痫、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虽予积极抢救，患者仍在6 d后因再次出现心脏停搏死亡。

目的 了解卡介苗膀胱灌注（BCG灌注）相关肉芽肿性肝炎（GH）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PubMed和Elsevier数据库（截至2021年12月），收集报道BCG灌注相关GH且GH经肝活检证实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基本情况，BCG灌注情况（剂量、次数、导管插入有无异常等），GH发生情况（发生时间、主要症状、相关实验室检查和肝活检结果），其他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以及干预措施和转归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3例，均为男性；年龄34~80岁，中位年龄66岁；膀胱癌22例，肾盂肾癌1例；19例有发生GH前灌注次数记录，灌注1次者2例，最多者为16次；最近一次灌注导管插入时出现异常者10例，其中血尿7例，疼痛2例，1例插管困难。GH发生在最近一次BCG灌注后3 h~440 d（≤7 d者18例，10、14、21、180、440 d者各1例），中位时间为3 d。23例患者中，出现发热症状者21例，黄疸12例，肝肿大9例，乏力7例，厌食5例，体重减轻2例，盗汗1例；单独表现为GH者12例，伴发其他不良反应者11例。22例患者出现肝功能异常，主要表现为碱性磷酸酶升高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各17例）。20例患者记录了牛型结核分枝杆菌鉴定/培养情况，7例阳性。肝活检结果显示，23例患者中非干酪性上皮样肉芽肿者10例，非干酪性肉芽肿7例，上皮样肉芽肿4例，仅记录肝肉芽肿2例。停止BCG灌注治疗并给予抗结核药物和/或糖皮质激素治疗后，22例患者好转，1例死于牛型结核分枝杆菌败血症和多器官衰竭。结论 GH多发生于BCG灌注后1周内，主要临床表现为发热、黄疸、肝肿大和肝功能异常，可伴发其他BCG灌注相关不良反应。肝活检可明确诊断。采用抗结核药物与糖皮质激素联合治疗，多数预后较好，但严重者可致死。

目的 系统评价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EGFR-TKI）相关间质性肺疾病（ILD）的发生情况。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万方医学、维普网等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30日），收集国内上市的8种EGFR-TKI（吉非替尼、厄洛替尼、埃克替尼、阿法替尼、达可替尼、奥希替尼、阿美替尼和伏美替尼）与化疗比较治疗NSCLC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干预措施为EGFR-TKI单药，对照组为化疗，结局指标包含ILD发生情况。采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效应量为风险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共15项，其中吉非替尼相关研究6项，厄洛替尼5项，埃克替尼和阿法替尼各2项；试验组患者共2-318例，对照组1-975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总体ILD发生率高于对照组［1.47%（34/2-318）比0.51%（10/1-975），OR=2.44，P=0.004］，ILD相关死亡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0.35%（8/2-318）比0.05%（1/1-975），OR=3.29，P=0.07］。14项RCT对ILD严重程度进行了分级，meta分析结果显示试验组患者≥3级ILD发生率高于对照组［0.62%（13/2-089）比0.11%（2/1-864），OR=2.60，P=0.04］。吉非替尼试验组患者总体ILD发生率和≥3级ILD发生率均高于相应对照组［2.31%（27/1-167）比0.71%（8/1-123），OR=2.88，P=0.004；0.86%（7/1-167）比0.09%（1/1-123），OR=3.98，P=0.03］；厄洛替尼试验组和阿法替尼试验组患者ILD发生情况与相应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意义（均P>0.05）；埃克替尼试验组和相应对照组患者均无一例发生ILD。　结论 与化疗相比，NSCLC患者接受EGFR-TKI尤其是吉非替尼治疗发生ILD和较严重ILD的风险较大，临床应提高警惕，加强监测。

目的 了解糖尿病患者居家应用胰岛素的现状和存在的问题。　方法 组织全国多家医院药师以问卷方式对门诊和住院糖尿病患者居家使用胰岛素的情况进行调查，了解胰岛素的应用情况、胰岛素注射行为、胰岛素治疗的依从性、血糖监测的依从性、胰岛素保存行为等情况，以及血糖控制达标率和低血糖等不良反应的发生情况。问卷共包含50个问题，对其中与胰岛素应用规范相关的21个问题计算其正确率，考察患者胰岛素应用行为对胰岛素治疗有效性和安全性的影响。　结果 共有31家医院的临床药师参与了问卷发放与调查，回收有效问卷240份。240例患者中男性106例（44.2%），女性134例（55.8%）；年龄（58±15）岁；2型糖尿病210例（87.5%），1型糖尿病25例（10.4%），其他类型糖尿病5例（2.1%）；使用1种胰岛素治疗者151例（62.9%），2种胰岛素治疗者89例（37.1%），涉及胰岛素13个品种。97.9%（235/240）的患者存在至少1项胰岛素应用行为的错误或者不规范，75.0%（180/240）存在至少1个胰岛素用药依从性问题，70.4%（169/240）存在血糖监测依从性差问题，68.8%（165/240）存在至少1种胰岛素保存不规范的行为。血糖控制达标率仅13.8%（33/240），低血糖发生率为55.8%（134/240）。血糖控制达标组患者胰岛素应用行为答题的总正确率与治疗依从性答题的正确率明显高于血糖控制未达标组［71.4%（57.1%，81.0%）比61.9%（52.4%，71.4%），P=0.045；77.8%（55.6%，88.9%）比66.7%（55.6%，77.8%），P=0.023］，无低血糖组患者与低血糖组患者比较胰岛素应用行为及各项行为答题的正确率均无显著差异（均P>0.05）。　结论 胰岛素种类繁多，药名相似，极易混淆，从而导致用药错误。患者胰岛素注射行为、治疗依从性和胰岛素保存行为不规范的发生率较高，可能影响血糖控制达标率。

1例46岁女性患者在子宫切除术后口服金刚藤胶囊2 g（4粒）、3次/d，康妇炎胶囊1.2 g（3粒）、2次/d治疗。服药23 d后患者出现胃肠不适，2 d后停用金刚藤胶囊和康妇炎胶囊。但胃肠不适逐渐加重，出现恶心、尿黄、皮肤巩膜黄染等症状。停药10 d后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6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485-U/L，碱性磷酸酶（ALP）145-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67-U/L，总胆红素（TBil）67.1-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59.5-μmol/L。实验室和影像学检查排除病毒性肝炎和胆道梗阻后，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先后给予口服保肝药物、复方甘草酸苷注射液联合多烯磷脂酰胆碱注射液静脉滴注治疗，黄疸继续加深，TBil和DBil峰值分别为189.7-μmol/L和159.4-μmol/L。给予注射用丁二磺酸腺苷蛋氨酸1 g溶于5%葡萄糖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1次/d。3 d后，患者症状好转，黄疸明显消退；9 d后肝功能明显好转，ALT 29-U/L，AST 50-U/L，γ-GT 36-U/L，TBil 66.5-μmol/L，DBil 53.2-μmol/L。1个月后复查，肝功能恢复正常。

1例82岁女性患者因右肺上叶中心性腺癌多发转移接受纳武利尤单抗单药治疗（240-mg静脉滴注、第1天，14 d为1个周期）。免疫治疗8个周期（约4个月）后，患者出现严重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随机血糖43.2-mmol/L，β-羟丁酸5.3-mmol/L；血气分析结果示pH 7.01，碳酸氢根4.0-mmol/L，碱剩余-22.4-mmol/L，血钾6.1-mmol/L，乳酸2.9-mmol/L。患者既往无糖尿病病史，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所致暴发性1型糖尿病。停用纳武利尤单抗，给予补液、降糖、纠正酸中毒及对症治疗。2 d后患者症状明显改善，实验室检查：空腹血糖15.8-mmol/L，β-羟丁酸0.2-mmol/L；血气分析结果示pH 7.39，碳酸氢根21.2-mmol/L，碱剩余-3.8-mmol/L，血钾4.3-mmol/L，乳酸1. 0-mmol/L。

1例68岁男性晚期肺鳞状细胞癌患者接受帕博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1次/3周。患者行第4次免疫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示空腹血糖5.4-mmol/L。第4次静脉滴注帕博利珠单抗后1周，患者出现恶心、呕吐，实验室检查示血钾7.39-mmol/L，空腹血糖28.1-mmol/L，β-羟丁酸 3.23-mmol/L，动脉血pH 7.16，碳酸氢盐7.5-mmol/L。诊断：糖尿病酮症酸中毒，考虑与帕博利珠单抗有关。给予降糖、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8 d后，患者恶心呕吐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示血钾 3.65-mmol/L，空腹血糖7.5-mmol/L，β-羟丁酸0.38-mmol/L，碳酸氢盐 25.2-mmol/L。

1例51岁女性卵黄囊瘤患者行卵巢癌全面分期手术后接受BEP方案化疗，具体方案为博来霉素（30-mg肌内注射，第2、9、16天）+依托泊苷［100-mg/（m2·d）静脉滴注、第1~5天］+顺铂[20-mg/（m2·d）静脉滴注、第1~5天]，21 d为1个周期。术前及每个化疗周期前胸部CT均未发现肺部有间质性改变。治疗第4个周期第12天，患者出现咳嗽、咳痰，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0.63×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 0.16×109/L，血红蛋白 82-g/L，血小板计数 42×109/L。胸部CT示两肺少许网格影。诊断为骨髓抑制（Ⅳ度），肺部感染。未行第4周期第3周博来霉素治疗。给予粒细胞集落刺激因子、血小板生成素、美罗培南、溴己新及输血、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后，骨髓抑制缓解，但咳嗽、咳痰症状加重，复查胸部CT示间质性肺炎。考虑与博来霉素有关，加用糖皮质激素、两性霉素B等，并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病情加重，于第4周期化疗后45 d发生呼吸衰竭并死亡。

1例44岁男性2型糖尿病酮症患者因泌尿系统感染给予注射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3.375 g静脉滴注、1次/8 h。用药前患者血小板计数（PLT）288×109/L。治疗5 d后PLT升至729×109/L。诊断为继发性血小板增多症，考虑可能与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有关。停用该药，改用左氧氟沙星0.5 g口服、1次/d。停药5 d后，PLT降至491×109/L；停药14 d后，PLT降至280×109/L。

 1例73岁男性糖尿病合并周围血管病变和神经病变患者，因手足麻木发凉伴下肢疼痛加重在以往替格瑞洛、硝苯地平控释片、坎地沙坦酯、美托洛尔缓释片和单硝酸异山梨酯分散片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沙格雷酯。12 d后患者出现口腔黏膜出血，16 d后血小板计数（PLT） 7×109/L。加用沙格雷酯前患者PLT 229×109/L。患者既往曾单独服用沙格雷酯或替格瑞洛，均未发生出血现象，也无血细胞及血小板异常史。考虑血小板减少为沙格雷酯及替格瑞洛联用所致，停用2药，给予血小板血浆300-ml，第2天给予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口服、1次/d。19 d后患者血小板恢复至187×109/L。

目的 了解帕博利珠单抗（PEM）致老年晚期肺癌患者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8月至2022年7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PEM治疗（用法用量均为200-mg静脉滴注、1次/21 d，21 d为1个周期）的老年晚期肺癌患者。检索医院电子病历信息系统，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基本情况、肺癌病理类型、临床分期、是否联合化疗以及irAE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及预后等临床数据进行回顾性分析，并根据美国国家癌症研究所不良事件通用术语标准5. 0版进行irAE分级。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00 例，其中22例（22%）发生irAE。22例患者中，男性19例，女性3例；年龄61~90岁；肺鳞状细胞癌15例，肺腺癌7例；临床分期为Ⅲ期者4例，Ⅳ期18例；PEM单药治疗者1例，联合化疗者21例。22例患者共发生irAE 28例次（发生1种irAE者19例，2、3、4种者各1例），其中皮肤irAE 10例次（1级3例次，2级3例次，3级4例次），免疫相关性肺炎8例次（1级1例次，2级7例次），内分泌系统 irAE 7例次（甲状腺功能减退1级1例次、2级3例次，1级肾上腺皮质功能减退1例次，1级血糖升高1例次，4级垂体炎1例次），免疫相关性肝炎2例次（1级1例次，3级1例次），免疫相关性心肌炎1例次（3级）。28例次irAE发生时间最短者为初始用药当日，最长为第17个周期用药后20 d，22例次发生在用药第1~8个周期之间。发生irAE后，5例患者停用PEM，多数接受激素和/或对症治疗，20例患者治愈或自愈，1例部分痊愈，1例未改善。　结论 老年晚期肺癌患者应用PEM后可发生皮肤、肺、内分泌系统、肝脏和心脏irAE，多在用药第1~8个周期之间出现，多为1和2级，停药并给予激素和/或对症处理，预后较好。

2022年世界患者安全日的主题是“用药安全”。用药安全已成为当今生命科学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药物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不良影响也逐渐引起临床重视。常见的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有药源性癫痫、药源性锥体外系疾病、药源性脑病、药源性卒中、药源性视觉障碍、药源性脊髓损伤、药源性睡眠障碍、药源性认知功能障碍、药源性5-羟色胺综合征及药源性周围神经病等。引起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的药物主要包括抗精神病药物、抗焦虑和抑郁类药物、抗惊厥药物、肿瘤化疗药物以及一些治疗心血管系统疾病的药物如他汀类等。对疑似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的处理原则包括（1）完善检查，明确诊断；（2）消除病因，停用或减量应用致病药物；（3）清除体内致病药物；（4）对症治疗，营养支持。

1例37岁女性因减肥口服奥利司他胶囊120-mg、3次/d，4周后出现乏力、纳差、恶心，6周后出现黄疸及尿量减少；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7-631-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6-295-U/L，总胆红素（TBil）46.0-μmol/L，血清肌酐（Scr）266-μmol/L，国际标准化比值（INR）1.73，考虑为奥利司他胶囊导致的急性肝、肾损伤。停用该药，给予保肝、降酶、补液、改善肾脏灌注等对症支持治疗，10 d后患者上述不适症状明显好转，实验室检查示ALT 181-U/L，AST 25-U/L，TBil 9.8-μmol/L，Scr 121-μmol/L，INR 0.9。3个月和1年后随访，患者肝、肾功能均正常。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研究设计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对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目标药物、目标ADR）、信号来源数据库、目标药物角色及对照药物、信号检测算法和偏倚控制等问题逐条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146篇（88.5%）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2013至2022年（2022年1~5月）分别发表4、3、2、7、8、11、20、29、55和26篇。6.7%（11/165）的文献研究目的不明确，80.6%（133/165）目标ADR选择为非针对性，国内数据库利用较少［9.7%（16/165）］，33.9%（56/165）未提及目标药物角色的选择范围，36.4%（60/165）仅采用单一算法进行信号检测，85.5%（141/165）未进行偏倚分析。　结论 国内已发表的ADR信号检测文献在研究设计方面存在研究目的和方向不明确、研究项目不全面等规范性欠佳问题。我国学者应在加强ADR信号检测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

2例患者（例1女，49岁；例2女，51岁）均因睡眠不佳自行口服安神补脑液10-ml、2次/d。2例患者均无合并用药。例1和例2分别在服用安神补脑液7和10 d后出现乏力、纳差，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天冬氨酸转氨酶（AST）、碱性磷酸酶（ALP）分别为1-147、1-271、215-U/L和805、333、227-U/L。停用安神补脑液并予保肝治疗7 d后，2例患者乏力、纳差等症状得到改善，ALT、AST、ALP分别降至222、396、122-U/L 和85、23、129-U/L。例1再次服用安神补脑液，2 d后出现上腹部不适伴呕吐，ALT 409-U/L、AST-339-U/L；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治疗近4个月后，ALT 32-U/L、AST-22-U/L，ALP 89-U/L。例2未再服用该药，出院138天复查，ALT 39-U/L、AST 28-U/L、ALP 130-U/L。

目的 系统评价血管内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VEGFR-TKI）致肿瘤患者发生严重胃肠道事件风险。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收集VEGFR-TKI治疗肿瘤的随机对照研究，以应用1种VEGFR-TKI者为试验组，以应用安慰剂或另1种VEGFR-TKI者为对照组，结局指标包含严重胃肠道事件发生率。采用Jadad评分量表评价纳入研究的质量，采用Review Manager 5.3软件对严重胃肠道事件发生风险进行直接meta分析；采用Stata13.0软件和基于频率学框架的混合线性模型对发生风险最高的严重胃肠道事件进行网状meta分析，结果用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共38项研究纳入分析，均为高质量研究（Jadad评分4~7分）；共包括15-217例患者，试验组9-130例，对照组6-087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VEGFR-TKI组严重腹泻、严重厌食和严重恶心发生风险均明显高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6.8%（602/8-894）比0.7%（49/6-584），RR=6.62（95%CI：5.00~8.76），P<0.001；2.5%（201/7-937）比0.7%（41/5-831），RR=2.14（95%CI：1.40~3.25），P<0.001；1.5%（92/6-343）比0.4%（21/4-870），RR=1.95（95%CI：1.23~3.12），P=0.005］，以严重腹泻的发生风险最高；而严重呕吐和严重腹痛发生风险与对照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1.4%（79/5-788）比0.7%（32/4-428），RR=1.49（95%CI：0.90~2.47），P=0.120；1.7%（82/4-766）比1.1%（40/3-628），RR=1.35（95%CI：0.84~2.16），P=0.210］。对严重腹泻事件的网状meta分析结果显示，不同品种VEGFR-TKI致严重腹泻发生风险相对大小为阿昔替尼>安罗替尼>卡博替尼≈凡德他尼≈舒尼替尼≈仑伐替尼≈索拉非尼≈帕唑帕尼>瑞戈非尼>呋喹替尼>阿帕替尼。　结论 肿瘤患者应用VEGFR-TKI可增加严重腹泻的发生风险，尤以阿昔替尼风险较大，值得临床关注和警惕。

1例42岁男性患者因醉酒后摔伤，伤口污染严重，给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2 g溶于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静脉滴注预防感染。首次静脉滴注左氧氟沙星约2-min（注入药液约4-ml）时，患者出现呼吸困难，烦躁不安，心率120次/min，呼吸26次/min，血压测不到，血氧饱和度0.80。立即停用左氧氟沙星并给予肾上腺素和地塞米松抗过敏治疗。2-min后，患者心率降至50次/min，呼吸减弱至8次/min，皮肤紫绀。诊断为过敏性休克，Ⅱ型呼吸衰竭。立即行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气囊辅助通气，去甲肾上腺素抗休克。3 h后，患者出现茶色尿，肌酸激酶、肌红蛋白、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和血清肌酐升高；肌酸激酶峰值达17-160-U/L，肌红蛋白>3-000-μg/L，血清肌酐峰值达492-μmol/L，考虑横纹肌溶解症合并急性肾损伤。给予血液滤过、血浆输注、纠正酸中毒及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10-h后，患者血压恢复正常，继续给予呼吸机辅助呼吸，病情逐渐好转。34 d后，患者肌红蛋白、肌酸激酶、肌酐均恢复至正常值。38 d后，患者恢复自主呼吸，撤离呼吸机。

1例25岁女性因减重自行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司美格鲁肽）0.5-mg，用药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未予重视；第2周再次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1-mg，恶心、呕吐等症状加重，继而出现胃痛、胃胀，不能缓解。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687-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09-U/L，碱性磷酸酶（ALP）167-U/L，总胆汁酸（TBA）178.8-μmol/L，总胆红素（TBil）106.3-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64.0-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42.3-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梗阻性黄疸，以及并用药物等原因后，考虑为司美格鲁肽引起的急性肝损伤，给予保肝治疗。因治疗效果不佳，给予人工肝治疗1次，其后继续予保肝治疗。治疗第17天，实验室检查示ALT 579-U/L，AST 583-U/L，ALP 180-U/L，TBA 231.8-μmol/L，TBil 344.8-μmol/L、DBil 233.8 μmol/L、IBil 111.0 μmol/L。治疗6个月余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LT 56-U/L，AST 33-U/L，ALP 99-U/L，TBA 2.7-μmol/L，TBil 10.5-μmol/L，DBil 3.2-μmol/L，IBil 7.3-μmol/L。

1例75岁男性患者因肺癌给予信迪利单抗注射液200-mg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治疗周期。第5个周期用药3 d后，患者出现下肢浮肿、全身皮肤黄染。实验室检查：丙氨酸转氨酶（ALT） 914-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 622-U/L，碱性磷酸酶（ALP） 385-U/L，总胆红素（TBil）152.6-μmo1/L，直接胆红素（DBil）87.9-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64.7-μmol/L，总胆汁酸（TBA）25.8-μmol/L。经实验室与辅助检查排除其他原因导致的肝损伤，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考虑与信迪利单抗有关。先后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复方甘草酸苷、腺苷蛋氨酸、多烯磷脂酰胆碱、异甘草酸镁及熊去氧胆酸等治疗，患者下肢浮肿、全身皮肤黄染症状逐渐消退。25 d后复查ALT 33-U/L，AST 33-U/L，ALP 92-U/L，TBil 18.2-μmol/L，DBil 5.2-μmol/L，IBil 13.0-μmol/L，TBA 7.4-μmol/L。

1例32岁男性患者因社区获得性肺炎给予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0.6 g静脉滴注、1次/d。首次用药约30-min后，患者双手掌及双足底出现水疱样红色皮疹。考虑与盐酸左氧氟沙星注射液有关，停用该药，给予地塞米松磷酸钠注射液5-mg静脉滴注。第2天，患者体温39.8-℃，皮疹及瘙痒症状加重，面部、胸背部、四肢出现散在红斑状皮疹，口腔、眼部、外阴部黏膜出现糜烂及溃疡，诊断为Stevens-Johnson综合征。给予甲泼尼龙、葡萄糖酸钙、更昔洛韦、亚胺培南西司他丁钠、泮托拉唑等抗炎抗过敏治疗，并予黏膜修复、营养支持、皮肤护理等对症支持治疗。7 d后患者体温恢复正常；9 d后躯干部多处水疱样红色皮疹颜色变淡、塌陷；24 d后，患者双手、足底可见新生皮肤，胸背部皮疹消退，口腔、外阴黏膜愈合良好。

目的 挖掘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 2004 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孟鲁司特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患者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3.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提取患儿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患儿应用孟鲁司特钠的AE风险信号，将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5-179例，涉及1-295个PT，采用PRR法获得233个阳性PT。AE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攻击性行为、焦虑、自杀意念、异常行为、抑郁、愤怒、噩梦、失眠、大声哭泣和夜惊，除大声哭泣外，均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感觉超负荷、心率异常、离别焦虑障碍、孤独恐怖症、灰尘过敏、Miller-Fisher综合征、嗜酸性肉芽肿合并多血管炎、儿童人格障碍、夜惊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其中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233个阳性PT中共59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涉及10个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损伤、中毒和手术并发症，一般病症和给药部位情况，呼吸、胸腔和纵隔疾病。　结论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后的主要AE为攻击性行为、焦虑、抑郁、失眠、夜惊等，均为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等。

1例73岁男性患者因食管癌根治术后发生纵膈和右侧颈部淋巴结转移接受免疫治疗（卡瑞利珠单抗注射液200-mg静脉滴注、1次/21 d）。免疫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示心肌肌钙蛋白I（cTnI）<0.01-μg/L，肌酸激酶（CK）69-U/L，CK-MB 16-U/L。心电图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第1次静脉滴注卡瑞利珠单抗次日，患者出现乏力，未予治疗，自行缓解；第2次静脉滴注该药次日，患者无明显诱因出现胸闷、心悸、乏力。实验室检查示cTnI 0.14-μg/L，CK 440-U/L，CK-MB 39-U/L。心电图检查示ST-T段改变。考虑为卡瑞利珠单抗导致的免疫性心肌炎。给予甲泼尼龙静脉滴注（60~500-mg/d）。用药16 d后，患者胸闷、心悸症状好转。实验室检查示cTnI 0.48-μg/L、CK 94-U/L、CK-MB 37-U/L。

目的 比较首批城市药品集中带量采购中标的四川汇宇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培美曲塞（仿制药）与Eli Lilly Nederland B.V.生产的培美曲塞（原研药）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以2019年3—12月在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使用仿制和原研培美曲塞治疗的NSCLC患者为研究对象，收集患者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既往史等）、治疗相关信息（NSCLC分期、治疗方案、合并疾病等）、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及疗效评价等信息。将患者分为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比较2组患者的一般情况、培美曲塞的临床使用情况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对2组患者性别、年龄、体重、体表面积、美国东部肿瘤协作组（ECOG）评分、肿瘤分期、标准化疗剂量等7个指标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后，比较2组患者使用培美曲塞2个周期后的疗效与安全性。　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182例，仿制药组85例，原研药组97例。2组患者在年龄、性别、ECOG评分、体重及体表面积、合并慢性疾病方面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仿制药组晚期患者（Ⅲ、Ⅳ期）明显多于原研药组［92%(78/85）比79%（77/97），P=0.032）］，采用姑息化疗和维持化疗者占比高于原研药组（P<0.001），中位给药剂量高于原研药组［900（800, 1 000）mg/m2比800（800, 900）mg/m2, P=0.019］,中位化疗周期数多于原研药组［5（4，10）个比4（2，4）个，P<0.001］，不良事件总发生率、骨髓毒性反应和肝毒性反应的发生率均高于原研药组（P=0.018，P=0.037，P=0.018）。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患者均为38例，客观缓解率、疾病控制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6%（10/38）比32%(12/38)，P=0.723；89%（34/38）比96%（36/38），P=0.674；47%（18/38）比24%(9/38)，P=0.055］。　结论 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后，仿制与原研培美曲塞治疗NSCLC的疗效与安全性没有明显差异。

目的 探讨药学部利用企业微信为门诊癌痛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的效果。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30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收治的首次和/或既往接受癌痛相关药物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按是否使用企业微信接受门诊癌痛药学服务将患者分为常规药学服务管理组（常规组）和企业微信模式药学服务管理组（企业微信组）。记录2组患者处方达标情况，经过治疗后癌痛程度及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及总体健康等8个维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174例，常规组和企业微信组各87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经止痛治疗后处于无痛、轻度疼痛、中度疼痛和重度疼痛的患者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常规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13例，不达标率14.9%；企业微信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2例，不达标率2.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28, P<0.05）。实施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疼痛评分为无痛的患者数由19例增加到55例（63.2%），常规组由18例增加到41例（47.1%），企业微信组无痛者占比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55，P=0.033）。在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患者的生活质量8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使用企业微信进行药学服务可改善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提高药学服务质量，有一定的推广与利用价值。

目的 比较第三批国家集中带量采购中标药品齐鲁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维格列汀片（仿制药）与诺华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维格列汀片（原研药）治疗2型糖尿病（T2D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多中心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20年1月至2021年12月于珠海市人民医院、中山市人民医院、江门市中心医院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南部战区总医院门诊应用维格列汀片治疗的T2DM患者。利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门诊病历资料并提取相关临床数据。将患者分为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对入选患者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有效性评估指标为用药1年内糖化血红蛋白（HbA1c）和空腹血糖（FPG）的下降幅度，应用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HbA1c和FPG下降幅度的影响因素；安全性评估指标为用药1年内不良事件发生率。　结果 4家医院共收集到4-511例服用维格列汀片治疗的T2DM患者，仿制药组3-039例，原研药组1-472例。用药后2组患者HbA1c和FPG均较用药前下降，仿制药组患者HbA1c和FPG下降幅度与原研药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0.50（0.05，2.30）%比0.90（-0.10，1.70）%，Z=0.235，P=0.814；0.59（-0.40，2.20）mmol/L比1.00（-0.61，2.32）mmol/L，Z=0.421，P=0.674］。广义线性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治疗药物未影响HbA1c和FPG的下降幅度（P=0.627，P=0.478）。仿制药组患者用药1年内不良事件发生率和低血糖发生率与原研药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1.6‰（5/3-039）比2.7‰（4/1-472），P=0.721；0.7‰（2/3-039）比0.7‰（1/1-472），P=1.000］。　结论 齐鲁制药有限公司仿制维格列汀片治疗T2DM的有效性和安全性与原研药基本一致。

 1例72岁男性继发性肺结核患者在使用异烟肼+利福平+乙胺丁醇+吡嗪酰胺方案抗结核治疗10个月后出现双下肢皮肤红斑、瘙痒，继之发展为水疱和大疱，皮损逐渐蔓延至全身。皮肤活检病理检查示大疱性类天疱疮，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大疱性类天疱疮180抗体156.8-U/ml。考虑患者的大疱性类天疱疮可能为利福平诱发，停用该药，抗结核治疗方案改为异烟肼+乙胺丁醇+吡嗪酰胺+莫西沙星，同时给予醋酸泼尼松及对症支持治疗。2周后皮损较前明显好转，原有糜烂面基本结痂愈合。随访6个月，皮损痊愈，无新发皮损及水疱。

目的 挖掘罗普司亭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数据库，收集200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2季度罗普司亭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标准化。从AE报告中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罗普司亭AE风险信号。AE报告数≥3、ROR与PRR值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罗普司亭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12-222例，所涉12-222例患者中有性别记录者10-295例，男性4-818例，女性5-477例；有年龄记录者3-789例，年龄范围为0~98岁，平均年龄58岁；有AE结局记录者5-919例，因AE住院、死亡、危及生命、致残和致先天畸形者分别为3-092、2-305、363、152和7例。12-222例AE报告共涉及PT 2-090个、20-639例次。对报告数排名前100位的PT进行信号挖掘，检测出42个阳性信号。AE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为血小板计数（PLT）减少（1-510例）、药效缺失（1-488例）、疗效降低（921例）、PLT异常（857例）和死亡（853例）；信号强度排在前5位的PT为骨髓网硬蛋白纤维化（ROR=631.43，PRR=341.43）、骨髓活检异常（ROR=202.73，PRR=159.36）、PLT异常（ROR=200.90，PRR=159.49）、脾切除术（ROR=118.82，PRR=102.55）和血小板增多症（ROR=84.66，PRR=76.14）。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PT有10个，信号强度由高至低依次为脾切除术、慢性淋巴细胞白血病、溶血、住院、胸腔积液、脓毒症、骨痛、超说明书用药、血红蛋白降低和偏头痛。　结论 骨髓网硬蛋白纤维化和PLT异常及因此导致的出血、血栓并发症为使用罗普司亭期间需要重点监测的AE；在10个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PT中胸腔积液和脓毒症值得关注。

1例49岁女性患者因慢性肾病合并高尿酸血症服用非布司他20-mg、1次/d，用药第9天出现面部潮热，随后头面部、躯干及双下肢逐渐出现紫红色斑丘疹，皮疹逐渐加重并遍及全身，累及眼睛、口腔及阴道黏膜，腰部可见表皮松解性水疱，表皮松解面积<10%。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2.1×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1.7×109/L，血红蛋白59-g/L，血小板计数97×109/L，C反应蛋白105.6-mg/L；血清肌酐 1-062-μmol/L，尿酸647-μmol/L，人类白细胞抗原B*5801等位基因检测阳性。考虑可能为非布司他所致重症多形红斑型药疹。立即停用非布司他，给予保护性隔离护理，并予以甲泼尼龙、免疫球蛋白、血液透析联合血液灌流等治疗。治疗第16天，患者唇黏膜可见黑色痂皮形成，皮肤痂皮脱落30%。19 d后患者全身痂皮大部分脱落，可见新生皮肤。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和血小板计数恢复正常，C反应蛋白2.4-mg/L，血清肌酐582 μmol/L，尿酸424-μmol/L。

目的  了解2020版《药物临床试验质量管理规范》（新版GCP）发布后我国临床试验中心（中心）对可疑且非预期严重不良反应（SUSAR）报告的管理现状。　方法 登录药研社APP的“新版GCP下全国各家中心SAE/SUSAR报告要求汇总”平台，下载截至2021年6月30日汇集的各中心严重不良事件（SAE)/SUSAR报告要求，从SUSAR报告要求中提取中心关于SUSAR报告管理的要求，包括对临床试验申办者提交SUSAR报告的受理流程以及接收报告后的处理流程（是否要求研究者签收阅读和评估SUSAR报告，研究者向临床试验机构和伦理委员会提交SUSAR报告的时限和形式/格式，以及临床试验机构和伦理委员会接收研究者所提交SUSAR报告后的处理方式）。对收集到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SUSAR报告要求来自全国30个省级行政区的194家中心。对申办者提交SUSAR报告的受理流程，69.6%（135/194）的中心要求研究者签收阅读和评估SUSAR报告，24.2%（47/194）要求申办者将SUSAR报告提交给临床试验机构和/或伦理委员会，6.2%（12/194）无明确要求。对接收报告后的处理流程，85.1%（165/194）的中心要求研究者收到SUSAR报告后同时提交给临床试验机构和伦理委员会，13.4%（26/194）只要求向伦理委员会提交，1.5%（3/194）无明确要求。对致死/危及生命的SUSAR报告要求研究者在7 d内、按月度、按季度提交和无明确要求的中心分别占94.3%（183/194）、2.6%（5/194）、2.1%（4/194）和1.0%（2/194），对非致死/危及生命的SUSAR报告要求研究者在15 d内、按月度、按季度、每半年提交和无明确要求的中心分别占54.6%（106/194）、12.9%（25/194）、29.4%（57/194）、0.5%（1/194）和2.6%（5/194）。各中心对研究者提交SUSAR报告的形式/格式的要求不尽一致。关于伦理委员会对SUSAR报告的处理，仅12.9%（25/194）的中心要求以备案或上会方式处理，5.7%（11/194）的中心要求反馈处理意见。　结论 各中心SUSAR报告要求存在较大差异，部分中心对SUSAR报告的管理存在不符合新版GCP要求的问题，可能影响药物临床试验的风险防控，需要进一步予以规范。

1例66岁男性患者因焦虑症、抑郁症给予劳拉西泮1-mg口服、2次/d，丁螺环酮10-mg口服、2次/d。2个月后，患者出现畏寒、发热、嗜睡，四肢僵硬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白细胞计数13.5× 109/L，中性粒细胞0.89，C反应蛋白68.7-mg/L，血肌酐211-mmol/L，直接胆红素10.3-mmol/L，丙氨酸转氨酶96-U/L，天冬氨酸转氨酶121-U/L，肌酸激酶4-557-U/L，肌酸激酶MB 83-U/L，乳酸脱氢酶462-U/L，α-羟丁酸脱氢酶339-U/L，肌钙蛋白116-ng/L。考虑为丁螺环酮所致恶性综合征，停用该药，劳拉西泮继续使用，给予吸氧和心电监护、物理降温，抗感染等治疗。患者仍发热，并出现深度昏迷，尿液为茶色，肌红蛋白>3-000-mg/L，考虑继发横纹肌溶解症。继续抗感染，并给予纠正电解质平衡、碱化尿液、利尿等治疗。停药第10天，患者四肢活动正常，尿色正常，肌酸激酶246-U/L、肌红蛋白856-mg/L。1个月后复查，各项检查无明显异常，患者未再出现恶性综合征症状。考虑恶性综合征继发横纹肌溶解症，可能主要与丁螺环酮有关，而与劳拉西泮的联用可能促进了其发生。

实体器官移植（SOT）受者是新型冠状病毒肺炎（COVID-19）的高风险人群，该人群接种COVID-19疫苗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倍受关注。目前有关SOT受者接种COVID-19疫苗的研究报道主要集中在接种信使核糖核酸疫苗，也有少数接种重组腺病毒载体疫苗的个案报道。这些研究结果显示，SOT受者接种COVID-19疫苗是安全的，但免疫应答率较低，接种疫苗后的突破性感染发生率高于一般人群。根据目前的研究结果，SOT受者可以在器官移植后1~3个月开始接种COVID-19疫苗，接种疫苗后仍需要注意预防COVID-19，避免发生疫苗突破性感染。

目的 了解帕米膦酸二钠用于儿童先天性胫骨假关节（CPT）辅助治疗的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19年7月1日至2020年6月30日在湖南省儿童医院骨科住院期间初次应用帕米膦酸二钠并完成3剂治疗CPT患儿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帕米膦酸二钠的用药方案均为第1天0.5-mg/kg，第2和3天1.0-mg/kg，溶于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中缓慢静脉滴注（>3 h）。监测静脉给药过程中和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采集第3剂治疗结束后2~3 h患儿外周静脉血复查血钙和血磷。将患儿按年龄分为≤1岁组、>1~3岁组和>3岁组，比较不同年龄组患儿用药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的差异。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儿共81例，男性54例，女性27例；年龄0.4~15.4岁，≤1岁组10例，>1~3岁组46例，>3岁组25例。用药后，81例患儿中34例（42.0%）出现发热反应（体温≥38.0-℃）共53例次，39例次发热程度为1级（38.0~39.0-℃），14例次为2级（>39.0~40.0-℃）；各组第2剂用药后发热反应发生率明显高于第1、 3剂用药后（均P<0.05）；3个年龄组间发热反应发生率及发热程度分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发热患儿经药物或物理降温后体温均在1~16-h内降至38.0-℃以下。第3剂用药后患儿血钙和血磷水平均明显低于用药前［（2.06±0.17）mmol/L比（2.42±0.12）mmol/L，（1.01±0.23）mmol/L比（1.71±0.18）mmol/L，均P<0.001］，低钙血症和低磷血症发生率分别为56.8%（46/81）和19.8%（16/81），但均无明显症状。　结论 帕米膦酸二钠用于儿童CPT的辅助治疗安全性较好，主要不良反应为发热和无症状性低钙血症、低磷血症；发热经干预可很快恢复，血钙和血磷水平在停药后可自行恢复正常。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脑梗死在溶栓治疗后给予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口服、1次/d）和硫酸氢氯吡格雷（75-mg口服、1次/d）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并用药物包括阿托伐他汀钙、注射用纤溶酶、丁苯酞氯化钠注射液、注射用泮托拉唑钠和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双联抗血小板治疗26 d后，中性粒细胞计数明显下降，从治疗前2.44×109/L下降到0.49×109/L。先后停用注射用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和阿司匹林肠溶片，给予利可君、芪胶升白胶囊和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治疗，中性粒细胞计数继续下降，最低值为0.03×109/L。考虑中性粒细胞减少可能与氯吡格雷有关。停用氯吡格雷，3 d后，患者中性粒细胞恢复正常。

目的 了解北京地区近年来住院艾滋病患者临床分离菌的菌种分布及其耐药状况。　方法 收集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地坛医院2015年1月—2020年12月住院艾滋病患者临床分离菌株的菌种鉴定和抗菌药物敏感性（药敏）试验相关资料进行描述性回顾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菌株为728株，主要分离自血标本（292株，40.1%）、支气管灌洗液标本（116株，15.9%）、痰标本（114株，15.7%）、尿液标本（83株，11.4%）、骨髓标本（26株，3.6%）、脑脊液标本（24株，3.3%）和胸腔积液标本（24株，3.3%）等。728株临床分离菌中，革兰阴性杆菌235株（32.3%），主要为铜绿假单胞菌、大肠埃希菌、沙门菌属和鲍曼不动杆菌；革兰阳性球菌162株（22.3%），主要为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分枝杆菌139株（19.1%），为结核分枝杆菌和非结核分枝杆菌；真菌108株（14.8%），主要为新型隐球菌和马尔尼菲篮状菌；其他病原菌84株（11.5%）。按单一菌种计，占比居前5位者依次为结核分枝杆菌、凝固酶阴性葡萄球菌、非结核分枝杆菌、铜绿假单胞菌和大肠埃希菌。与同医院2009—2014年艾滋病患者临床分离菌的菌种分布情况比较，革兰阴性杆菌的占比有所下降（2009—2014年为40.73%），革兰阳性球菌、真菌和结核分枝杆菌的占比大致相似（2009—2014年分别为19.15%、14.02%和9.27%），但非结核分枝杆菌的占比明显增加（2009—2014年因占比较低未单独计算而归为其他，其他占比为6.34%）。革兰阴性杆菌多分离自呼吸道标本（47.2%，111/235），其次是尿液标本（20.4%，48/235）；革兰阳性球菌多分离自血标本（45.7%，74/162），其次是骨髓标本（13.0%，21/162）；分枝杆菌主要分离自血标本（72.7%，101/139），其次是呼吸道标本（26.6%，37/139）；真菌主要分离自血标本（44.4%，48/108），其次是呼吸道标本（19.5%，21/108）和脑脊液标本（17.6%，19/108）。药敏试验结果显示，与同医院2009—2014年艾滋病患者临床分离菌的耐药情况比较，革兰阳性球菌的耐药率有所下降，但多数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率明显升高。　结论 近年来北京地区住院艾滋病患者临床分离菌中革兰阴性杆菌占比有所下降，非结核分枝杆菌占比明显增加；多数革兰阴性杆菌的耐药率明显升高。

1例55岁女性患者因2型糖尿病和高血压病等间断服用阿卡波糖、贝那普利和苯磺酸左氨氯地平，规律服用阿司匹林肠溶片及阿托伐他汀钙，改为苯扎贝特降脂及甘舒霖30R降糖（其他治疗不变）后7 d患者出现双下肢肌肉酸痛和浓茶色尿液，实验室检查示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13-U/L，肌酸激酶（CK）8-655-U/L，CK-MB 555-U/L、乳酸脱氢酶（LDH）579-U/L，α-羟丁酸脱氢酶（α-HBDH）505-U/L，肌红蛋白（MYO）135-μg/L。考虑为横纹肌溶解症，可能与苯扎贝特有关。停用该药，嘱患者多饮水、勤排尿，同时予补液、碱化尿液、保肝、护肾等对症支持治疗。停药11 d后，患者肌肉酸痛症状缓解，尿液颜色变浅，实验室检查示CK 105-U/L，MYO 119-μg/L；停药18 d后，患者肌肉酸痛消失，尿液颜色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ST 37-U/L，CK 75-U/L，CK-MB 45-U/L，MYO 75-μg/L，LDH 241-U/L。

 1例42岁女性患者因发热10 d、怀疑巨细胞病毒感染，予更昔洛韦150-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100-ml静脉滴注、2次/d和头孢哌酮钠他唑巴坦钠2.25 g 入0.9%氯化钠注射液100-ml静脉滴注、2次/d。用药前白细胞计数（WBC）12.71×109/L，血小板计数（PLT）262×109/L，红细胞计数（RBC）2.99×1012/L，血红蛋白（Hb）84-g/L。2 d后因患者出现水肿，将更昔洛韦用法调整为150-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50-ml静脉滴注、1次/d，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2.25 g入0.9%氯化钠注射液50-ml静脉滴注、2次/d。用药第11天，实验室检查示WBC 3.01×109/L，PLT 92×109/L，RBC 2.39×1012/L，Hb 68-g/L。用药第13天，WBC 1.98×109/L，PLT 86×109/L，RBC 2.44×1012/L，Hb 69-g/L。查阅患者既往住院病历资料，患者曾因使用更昔洛韦发生轻度骨髓抑制，考虑为更昔洛韦致全血细胞减少。停用该药并给予重组人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200-μg皮下注射、1次/d和重组人促红素注射液10-000 U皮下注射、1次/周，5 d后实验室检查示WBC 3.82×109/L，PLT 197×109/L，RBC 3.12×1012/L，Hb 92-g/L。本例患者3年前曾行肾移植术，根据其肌酐清除率水平计算，该患者使用更昔洛韦属于超剂量用药。

1例11个月女婴4月龄时因先天性胆道闭锁行肝移植术，术后给予吗替麦考酚酯（MMF）联合他克莫司口服治疗。用药6个月后患儿出现顽固性腹泻，予以止泻、肠外肠内营养支持等治疗无效。实验室检查：粪便沙门氏菌、志贺氏菌、弯曲杆菌、艰难梭菌、耶尔森氏菌、产肠毒素大肠杆菌、寄生虫均阴性；血浆巨细胞病毒DNA阴性。他克莫司血药浓度为9.3-μg/L。结肠镜及病理学检查示炎症性肠病特征。考虑患儿可能为MMF所致结肠炎。停用该药，其他治疗不变，1周后患儿腹泻停止。1个月后随访，患儿未再出现腹泻。

1例65岁女性慢性肾衰竭持续血液透析患者因患急性胰腺炎接受头孢甲肟1 g静脉滴注、2次/d。治疗前凝血酶原时间（PT）、国际标准化比值（INR）和部分凝血活酶时间（APTT）均正常。治疗11 d后，患者皮肤出现多处瘀斑，静脉穿刺处出血不易止，复查凝血功能，PT 127-s，INR 10.72，APTT 86-s。考虑患者出现凝血功能异常，给予同型去白细胞冰冻血浆150-ml静脉输注。次日复查，PT 101-s，INR 8.49，APTT 65-s;凝血纠正试验示PT、APTT均可纠正，提示凝血因子缺乏。考虑为头孢甲肟所致凝血障碍，停用该药，换用阿莫西林克拉维酸钾，同时给予维生素K1-10-mg皮下注射、1次/d。停药3 d后，凝血功能恢复正常（PT 15-s，INR 1.19，APTT 36-s）。

目的-探讨经赤芝菌发酵不同时间钩吻（赤芝钩吻）的高效液相色谱（HPLC）指纹图谱与毒性的关系。　方法 用赤芝菌对钩吻进行双向固体发酵炮制，取发酵9、11、13、15、17、19、21、23、25、27 d（第27天取样2次）共10批次（批号S1~S10）赤芝钩吻，采用自行建立的HPLC法测定指纹图谱。将100只无特定病原体级ICR小鼠随机分为10组（每组10只，雌雄各半），以发酵11 d赤芝钩吻对小鼠的半数致死剂量为毒性测定给药浓度配制S1~S10赤芝钩吻溶液，分别给10组小鼠灌胃，观察各组小鼠的死亡情况。根据灰色关联度计算公式计算S1~S10赤芝钩吻指纹图谱共有色谱峰与毒性（对小鼠的致死率）的关联度系数，分析赤芝钩吻毒性的主要贡献成分。　结果 S1~S10赤芝钩吻指纹图谱共标定17个共有色谱峰；S1~S10赤芝钩吻对小鼠的致死率分别为1.00、1.00、0.80、0.70、0.60、0.60、0.50、0.40、0、0。灰色关联度分析显示，7、3、6、9、1、8、17、12号共有色谱峰与毒性的关联度系数分别为0.868、0.838、0.830、0.828、0.824、0.820、0.818和0.802，这8个色谱峰所代表的化学成分为赤芝钩吻毒性的主要贡献成分。　结论 赤芝钩吻随发酵时间延长毒性逐渐降低，发酵27 d时毒性最低。发酵后钩吻的毒性是多成分共同作用的结果，毒性主要贡献成分的辨识可为发酵钩吻的质量控制和发酵工艺优化提供参考。

1例54岁男性患者因心力衰竭、心房颤动、腹胀、腹泻等予呋塞米、沙库巴曲缬沙坦、曲美布汀和双歧杆菌三联活菌胶囊治疗。给药前患者肾功能正常［血清肌酐（Scr）93-μmol/L］。第2天，因患者咳嗽、咳痰，加用酚麻美敏（每片含对乙酰氨基酚325-mg、盐酸伪麻黄碱30-mg、氢溴酸右美沙芬15-mg、马来酸氯苯那敏2-mg）325-mg口服、1次/6 h。第3天，患者出现排尿不畅、下腹部胀痛。实验室检查示Scr 215-μmol/L，B型尿钠肽0.091-μmol/L；急诊泌尿系统超声检查示前列腺结石、前列腺大小正常、膀胱充盈。考虑酚麻美敏引起急性尿潴留进而导致急性肾损伤，当天停用该药，其他药物继续服用。停药第2天，患者排尿困难缓解，Scr 162-μmol/L；停药第3天，患者症状消失，Scr 134-μmol/L。

生物类改善病情抗风湿药（DMARD）的出现有效阻止了风湿性疾病患者疾病的进展，改善了预后，推动了风湿性疾病治疗格局的革新。但该类药物也具有诱发感染、恶性肿瘤和药物免疫原性等潜在风险，应引起重视。目前我国的相关研究较少。本文介绍了近年来生物类DMARD上述潜在风险的研究现状，并提出一些建议，希望有助于国内相关研究和临床安全用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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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系统评价达格列净与2型糖尿病患者恶性肿瘤发生风险的相关性。　方法 检索PubMed、Cochrane图书馆、美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Embase、JAMA、Wiley-Blackwell、Springer Link、Elsevier、Ovid、Taylor & Francis Online、中国知网、万方和维普等数据库（截至2021年3月），收集结局指标包含恶性肿瘤发生情况的达格列净相关随机对照试验（RCT），对入选文献进行数据提取和质量分析后，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研究共22项，均为多中心RCT，质量评价结果均为A级。22项研究涉及31-451例患者，试验组（应用达格列净5或10-mg/d）16-267例，对照组（应用安慰剂或其他降糖药）15-184例；疗程为24周~5.2年，其中15项研究（68.2%）为24周；试验期间发生恶性肿瘤者共1-302例，试验组661例，对照组641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达格列净不同剂量总体研究、剂量为5或10-mg/d研究中，试验组与对照组恶性肿瘤发生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总体：4.2%（661/15-911）比4.1%（648/15-884），RR=1.02，95%CI：0.92~1.13，P=0.72；5-mg/d：0.8%（10/1-181）比0.6%（7/1-172），RR=1.35，95%CI：0.57~3.17，P=0.49；10-mg/d：4.4%（651/14-730）比4.4%（641/14-712），RR=1.01，95%CI：0.91~1.13，P=0.78］，乳腺癌发生风险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总体：0.2%（25/12-216）比0.2%（25/12-215），RR=1.00，95%CI：0.59~1.69，P=1.00；5-mg/d：0.6%（2/348）比0（0/347），RR=3.00，95%CI：0.31~28.65，P=0.34； 10-mg/d：0.2%（23/11-868）比0.2%（25/11-868），RR=0.93，95%CI：0.54~1.59，P=0.78］，膀胱癌发生风险差异也均无统计学意义［总体：0.1%（16/12-021）比0.2%（28/12-019），RR=0.59，95%CI：0.33~1.07），P=0.08；5-mg/d：0.7%（1/137）比0（0/137），RR=3.00，95%CI：0.12~73.00，P=0.50；10-mg/d：0.1%（15/11-884）比0.2%（28/11-882），RR=0.55，95%CI：0.30~1.02，P=0.06］。　结论 达格列净可能不增加2型糖尿病患者发生恶性肿瘤的风险，但其远期安全性有待进一步验证。

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肿瘤患者接受高致吐风险铂类药物化疗诱发恶心呕吐（CINV）的风险预测模型，为止吐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科登记的接受顺铂或卡铂[卡铂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4]肿瘤患者的临床信息，包括性别、年龄、饮酒史、孕吐史、化疗周期、患者对发生恶心呕吐的预期、化疗药物、止吐方案、院外止吐治疗、化疗前夜睡眠小于7 h、上周期发生CINV情况、肌酐清除率（Ccr）等。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预测模型，测试集用于评价模型预测效能。分别采用梯度提升树（GBDT）、随机森林（RF）和逻辑回归（LR）3种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准确度、灵敏度、召回率、F1值（灵敏度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最后应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方法对有预测意义的临床特征进行可解释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698例，男性439例（62.9%）；中位年龄64（21,84）岁；共接受1-654个周期化疗。化疗方案含顺铂者364例，化疗864个周期；含卡铂且AUC≥4者361例，化疗790个周期。止吐方案选择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NK-1 RA)、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治疗周期数为1-347个，选择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周期数为307个。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特征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均可用于模型建立。GBDT最优超参数n_estimators=500，max_depth=9；RF最优超参数max_depth=5；LR最优超参数penalty=L2。根据最优超参数训练数据分别建立GBDT、RF和LR 3种预测模型。GBDT模型准确度为0.903，灵敏度为0.882，召回率为0.903，F1值为0.883，AUROC为0.778±0.036（95%CI：0.739~0.814）；RF模型的准确度为0.885，灵敏度为0.861，召回率为0.885，F1值为0.870，AUROC为0.679±0.041（95%CI：0.636~0.720）；LR模型的准确度为0.817，灵敏度为0.851，召回率为0.817，F1值为0.832，AUROC为0.682±0.042（95%CI：0.639~0.723）。Ccr、年龄、化疗周期、饮酒史以及化疗前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是具有预测意义的主要临床特征；Ccr、年龄、化疗周期与CINV的发生呈负相关，无饮酒史和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会增加CINV的发生风险。　结论 GBDT、RF和LR 3种模型均可对接受高致吐铂类药物患者CINV的发生风险进行预测，其中GBDT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

1例29岁男性丙型肝炎抗体阳性患者因无明显症状，且肝功能正常，未系统诊治。其后患者因被诊断为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DLBCL）Ⅳ期接受免疫化疗，药物包括利妥昔单抗、依托泊苷、环磷酰胺、表柔比星、长春新碱和甲泼尼松龙。免疫化疗有诱发丙型肝炎活动和导致肝损伤的风险，需要为该患者选择抗丙型肝炎病毒的时机和合适的丙型肝炎直接抗病毒药物（DAA）。为此，我们成立了专项课题组，通过复习相关指南和文献，查询利物浦大学药物相互作用网站并咨询相关专家，决定在患者免疫化疗的同时，使用与免疫化疗药物相互作用风险最小的索磷布韦/雷迪帕韦方案治疗。经12周DAA药物治疗，患者丙型肝炎治愈，未发生药物相互作用和严重肝毒性事件。

1例50岁男性患者因不洁饮食出现腹泻，遵医嘱首剂口服蒙脱石散6 g，次日出现腹痛、腹胀、不排便，给予灌肠无效。查体示腹部膨隆，叩诊鼓音，全腹压痛明显，肠鸣音减弱。通过腹部CT检查患者被诊断为完全性肠梗阻。予以禁饮食、胃肠减压、灌肠通便等对症治疗5 d后，患者恢复正常排气排便。通过腹部X线、增强CT和肠镜检查排除肠道其他病变后，考虑患者的完全性肠梗阻与蒙脱石散有关。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是目前备受瞩目的肿瘤免疫治疗药物，在多种恶性肿瘤的治疗中取得较为显著的疗效。但ICI也可诱发一系列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以内分泌系统irAE较为常见，发生率约为40%，对患者原发疾病的治疗和生活质量有显著影响，甚至可能危及生命。建议从进一步加强irAE发生机制研究、诊断与鉴别诊断研究以及多学科诊疗团队建设、对接受ICI治疗的肿瘤患者进行全流程管理等方面提高内分泌系统irAE的诊治水平。

由于健康受试者在临床试验中通常无预期的直接临床获益，因此结合其群体特征，在试验各个环节充分评估风险和开展安全性监测尤为重要。健康受试者参与临床试验的风险点存在于试验药物、临床试验设计和试验执行过程等方面，应通过落实药物警戒新规，提升风险管理水平，提高临床试验结果的透明度，以及开展相关的风险管理研究，更好地保障健康受试者的安全和权益。

目的 探讨贝伐珠单抗相关可逆性后部脑病综合征（PRES）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8月），收集贝伐珠单抗相关PRES的病例报告类文献，记录患者的基本信息、贝伐珠单抗应用情况（用法用量、单用或联用、联用方案等）、PRES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影像学特征、干预措施与转归等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25例（来自21篇文献），男性6例，女性19例；年龄6~72岁，中位年龄52岁；原发疾病为结直肠癌者13例，乳腺癌4例，肺腺癌2例，胆管癌、肝癌、卵巢癌、肾癌、肝母细胞瘤和脑胶质母细胞瘤各1例；7例有高血压病史；21例采用贝伐珠单抗联合化疗方案，4例采用贝伐珠单抗单药治疗；PRES发生时间为使用贝伐珠单抗后16-h~196 d，多发生于末次用药后21 d内；主要临床表现包括血压升高（21例），全身强直-阵挛性癫痫发作（17例），持续性头痛、头晕（12例），昏迷（11例），视觉障碍或视力减退（8例），恶心、呕吐（7例），语言障碍或失语（5例）等；24例患者行头部磁共振成像检查，结果提示枕叶、顶叶、额叶、颞叶皮质或小脑出现血管源性脑水肿，1例行头部计算机断层扫描检查示小脑后部轻度萎缩。诊断PRES后，25例患者均停用贝伐珠单抗并接受对症治疗，23例在2~13 d后血压降至参考值范围，有关症状缓解，9 d~10周后影像学复查示脑部病变消失，其中2例症状缓解后因PRES病情再次恶化死亡；2例对症治疗后PRES症状未缓解死亡。2例患者在临床症状和影像学病变完全消失后重启贝伐珠单抗治疗，未再发生PRES。　结论 应用贝伐珠单抗至发生PRES的时间跨度较大，多发生于末次用药后21 d内，临床和影像学表现与其他原因所致PRES相似。停用贝伐珠单抗并给予对症治疗后大部分患者转归良好，应警惕病情恶化导致死亡。

目的 探讨甲磺酸伊马替尼（IM）及其活性代谢产物N-去甲基伊马替尼（NDI）稳态血浆谷浓度（谷浓度）对胃肠间质瘤（GIST）患者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及警戒值。　方法 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于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接受IM治疗的GIST门诊复诊患者。对入选患者当即询问并记录其相关临床信息以及入组前28 d内IM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于复诊当天采血（距上次服药22~24-h）测定IM及NDI谷浓度，并于采血后28 d电话随访IM相关不良反应发生情况；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者采血前、后各28 d内血常规和血生化检查结果。对不良反应进行因果关系判断和严重程度分级后，以未发生和发生Ⅰ级不良反应者为无/轻度组，发生Ⅱ~Ⅴ级不良反应者为中重度组，通过2组患者主要临床特征的比较分析发生中重度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IM及NDI谷浓度对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风险的预测价值及警戒值。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19例，113例（95.0%）发生不良反应，无/轻度组65例，中重度组54例。2组患者性别分布和给药剂量分布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19.772，P<0.001；χ2=9.817，P=0.020），中重度组女性患者占比、给药剂量为300-mg/d者占比和给药剂量为600-mg/d者占比均高于无/轻度组。中重度组患者IM和NDI谷浓度均明显高于无/轻度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1-695(1-258,2-261)μg/L比1-360 (938,1-643) μg/L，P<0.001；324(223,379) μg/L比264(217,338)μg/L，P=0.042］。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GIST患者发生中重度不良反应的IM和NDI谷浓度折点分别为1-539-μg/L（敏感度62.3%，特异度70.3%）和303-μg/L（敏感度56.6%，特异度68.7%），以折点浓度将119例患者分组，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率IM谷浓度>1-539-μg/L组和≤1-539-μg/L组分别为63.0%（34/54）和30.8%（20/65），NDI谷浓度>303-μg/L组和≤303-μg/L组分别为59.6%（31/52）和34.3%（23/67），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6）。　结论 IM和NDI谷浓度对GIST患者中重度不良反应发生风险有一定预测价值。对IM谷浓度>1-539-μg/L和NDI谷浓度>303-μg/L的患者应加强用药监测，以保证用药安全。

目的 挖掘血塞通注射剂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该药的安全合理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比例报告比值比（PRR）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综合标准法（MHRA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8至2020年血塞通注射剂相关不良反应/事件（AR/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　结果 共收集到以血塞通注射剂为首要可疑药物的AR/AE报告2-606例，其中男性1-209例（46.39%），女性1-397例（53.61%）；中位年龄63岁（10~100岁），>60岁者占55.72%（1-452/2-606）；严重AR/AE占13.24%（345/2-606）。AR/AE共涉及15个器官/系统4-218例次首选名称（PN），其中涉及器官/系统出现频率在前3位的为皮肤及其附件［37.15%（1-567/4-218）］、全身性损害［18.21%（768/4-218）］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14.13%（596/4-218）］。ROR、PRR和MHRA法均为阳性的风险信号共19个（PN），包括喷嚏、心悸加重、心区不适、咽干、头痛加重、头胀、呼吸急促、抽搐、寒战、高热、胸闷、心动过速、头晕加重、丘疹、皮肤发热、心慌、心悸、畏寒和红斑疹，其中严重病例占比在前5位的PN依次为呼吸急促、高热、抽搐、心动过速和胸闷。　结论 血塞通注射剂可导致严重过敏反应，累及器官/系统以皮肤及其附件、全身性损害和中枢及外周神经系统最为常见，严重病例常表现为呼吸急促、高热、抽搐、心动过速和胸闷，在使用过程中需重点监测。

化疗所致神经病理性疼痛（CINP）是癌症化疗中常见的不良反应，具有剂量依赖性，最初表现为急性疼痛综合征，若未能治愈或反复发作，可发展为慢性神经性疼痛。CINP的病理生理机制主要包括线粒体功能障碍、钙稳态变化、氧化应激、凋亡途径活化、髓鞘和非髓鞘纤维丢失、免疫系统活化以及离子通道表达活性增加等，不同种类化疗药物导致神经病理性疼痛的机制有所不同。目前尚缺乏有效的CINP防治措施，有较高认可度的治疗药物为5-羟色胺和去甲肾上腺素再摄取抑制剂度洛西汀。

1例79岁男性患者因小细胞肺癌（广泛期）接受EC化疗方案（依托泊苷 0.1 g 静脉滴注、第1~3天，卡铂 400-mg 静脉滴注、第1天）联合免疫治疗（度伐利尤单抗62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第3个周期第16 天（首次用药后第58天），患者出现左侧肢体震颤和癫痫发作。脑脊液生化检查示总蛋白642-mg/L，白细胞数10×106/L；脑电图示双侧下颞叶少量尖波发放。考虑为度伐利尤单抗所致免疫相关性脑炎。停用该药，予糖皮质激素抑制免疫反应，予左乙拉西坦抗癫痫治疗。35 d后患者左侧肢体无明显震颤，未再出现癫痫发作。

1例58岁男性患者行冠状动脉造影及冠状动脉支架置入术后予依诺肝素4-000 U皮下注射、2次/d，注射用盐酸替罗非班12.5-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250-ml、以5-ml/h速度持续静脉泵入，同时口服阿司匹林肠溶片和硫酸氢氯吡格雷。15-h后患者出现痰中带血，躯干和四肢出现散在出血点，实验室检查示血小板计数（PLT）1×109/L，考虑为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立即停止上述治疗，给予血小板8 U静脉输注1次。次日PLT升至30×109/L，加用硫酸氢氯吡格雷；第3 天，PLT 升至57×109/L，加用阿司匹林肠溶片；第6 天，PLT 144×109/L。根据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评分系统，本例患者得分为1分，提示肝素诱导血小板减少症的可能性不大，故考虑患者的极重度血小板减少症很可能为替罗非班引起。

目的 了解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发生情况并探讨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方法。研究对象为2019年7月至2020年12月在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二医院行肝移植术的患儿。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患儿以下信息：性别、移植时年龄、原发疾病、术前体重指数（BMI）、供肝重量与受者体重比（GRWR），术前白蛋白、血红蛋白、总胆红素（TBil），以及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等。随访内容包括术后有无脱发、脱发部位、脱发程度、术后脱发发生时间、脱发恢复时间等。根据是否脱发将患者分为脱发组和未脱发组，对相关指标进行单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用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共收集到符合入选标准的患儿40例，其中男性20例，女性20例；手术时中位月龄为20（11，43）个月，年龄范围5个月~13岁；体重指数（17.1±2.1）kg/m2； GRWR （2.6±0.7）%；术前血清TBil 120（27, 191）μmol/L，血白蛋白（33±5）g/L，血红蛋白（100±14）g/L；术后1个月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为（10.37±2.15）μg/L。术后40例患者中17例发生脱发，男性8例，女性9例；脱发严重程度S1-16例，S2-1例；局部脱发14例，普遍性脱发3例。脱发发生时间分布在术后4 d~9个月，其中术后1个月内发生者15例，术后3、9个月发生者各1例。所有患者均未对脱发进行对症治疗，均在术后1年内恢复正常。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术前白蛋白水平低和术后1个月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高是影响儿童肝移植术后脱发的危险因素［（31±4）g/L比（34±5）g/L，OR=0.83，95%CI: 0.71~0.98，P=0.026；（12.0±2.1）μg/L比（9.2±1.2）μg/L，OR=2.80，95%CI: 1.55~5.05，P=0.001］。　结论 术前白蛋白水平低和术后1个月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高可能是肝移植术后患儿发生脱发的危险因素。

目的 挖掘并分析比较降尿酸药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不良事件（AE）信号，为临床合理安全使用该两种药品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为目标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别嘌醇和非布司他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的95% 置信区间下限>1定义为阳性信号。对照药品说明书筛选别嘌醇和非布司他新的AE风险信号，按照别嘌醇和非布司他的风险信号数量绘制雷达图，对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别嘌醇和非布司他 AE 报告分别为105-532和9-949份。对报告数量排前100位AE分析的结果显示，别嘌醇阳性PT 82个，涉及14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61个；非布司他阳性PT 86个，涉及18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25个。别嘌醇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药物反应伴嗜酸粒细胞增多和全身性症状、终末期肾脏疾病、高钙血症、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疾病；非布司他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起止点病、皮肤肉芽肿、血甲状旁腺素降低、腱鞘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异常。两药共有重叠信号49个，别嘌醇在代谢及营养类疾病、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非布司他在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　结论 别嘌醇致肾脏和泌尿系统、血液和淋巴系统及代谢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非布司他致皮肤及皮下组织、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肝胆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建议伴有肾功能不全、泌尿系统疾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的痛风患者慎用别嘌醇，伴有肝功能异常的痛风患者慎用非布司他。

1例73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长期给予他克莫司2.5-mg口服、2次/d，联合泼尼松5-mg、1次/d抗排斥反应。因患者肺部烟曲霉感染，给予伏立康唑400-mg口服、2次/d，次日调整为200-mg、2次/d，期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应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乏力，血肌酐 196-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 49.0-μg/L。考虑为他克莫司中毒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在监测血药浓度情况下，间断停用他克莫司3 d，而后他克莫司减量至0.5-mg、1次/d，伏立康唑减量至150-mg、2次/d。17 d后，患者24-h尿量950-ml，血肌酐154-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7.7-μg/L。22 d后，患者血肌酐下降至142-μmol/L。考虑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异常升高与联用伏立康唑后抑制其药物代谢有关。

1例54岁男性肌萎缩侧索硬化患者接受甲钴胺、艾地苯醌、辅酶Q10等治疗，治疗1周后因患者双上肢无力，胸闷、憋气等无明显改善，加用依达拉奉注射液、胞磷胆碱钠胶囊及维生素E胶丸。使用依达拉奉注射液第10天，患者出现头颈部出汗增多，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7×109/L，中性粒细胞0.25，中性粒细胞计数0.4×109/L，考虑为中性粒细胞减少症，可能与依达拉奉有关。停用该药，其他药物继续应用，同时给予粒细胞刺激因子注射液 150-μg皮下注射1次。2 d后复查，白细胞计数9.6×109/L，中性粒细胞0.72，中性粒细胞计数6.9×109/L。

目的 了解环磷酰胺（CTX）相关重度低钠血症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中国医学科学院北京协和医学院肿瘤医院收治的1例乳腺癌患者应用CTX后出现重度低钠血症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PubMed、Embase、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截至2021年1月26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CTX用药指征、CTX用法用量、应用CTX至发生低钠血症时间（潜伏期）以及重度低钠血症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4例，男性4例，女性30例；年龄27~87岁，中位年龄56岁；原发疾病为恶性肿瘤者22例（乳腺癌17例），系统性红斑狼疮6例，肾小球肾炎3例，硬皮病2例，单克隆丙种球蛋白病1例。34例患者中，31例静脉应用CTX者中有22、8、1例患者分别在第1、2、7剂次用药后发生重度低钠血症，其中27例有潜伏期记录，为用药后3~96-h（中位时间24-h），25例潜伏期≤48-h；3例口服用药者潜伏期分别为1、21和30 d。34例患者血钠最低值为102~124-mmol/L，<120-mmol/L者30例（88.2%）；主要临床表现为意识障碍（20例）、恶心、呕吐（17例）和癫痫样发作（15例）；22例（64.7%）给予CTX前后短时间内进行了水化补液，1例未行水化补液，11例无相关描述。出现重度低钠血症后，34例患者均停止CTX治疗，经补钠、限水等处理，血钠在停药后8 h~24 d（中位时间48-h）恢复正常，5 d内恢复正常者27例（79.4%），其中1例血钠恢复正常后仍处于昏迷状态，1周后诊断为桥脑中央髓鞘溶解症。　结论 CTX相关重度低钠血症多发生于静脉用药后48-h内，口服用药者潜伏期延长；易发生于用药前后短时间内大量水化补液者。停用CTX并补钠、限水，多数患者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门诊潜在不适当用药（PIM）对老年患者发生因心力衰竭（心衰）急诊或住院事件的影响。　方法 回顾性分析北京市医疗保险事务管理中心数据库2016年7月1日至2016年9月30日收录的年龄≥65岁患者的门诊、急诊和住院数据。应用2015版Beers标准识别门诊西药处方PIM。PIM暴露定义为在3个月内至少被处方1种PIM，据此将患者分为PIM暴露组和非暴露组。临床结局事件定义为暴露于PIM≥14 d后发生了因心衰急诊或住院事件。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以及PIM暴露组患者特定PIM（使用频次居前3位的PIM）暴露情况，采用logistic回归分析方法分析发生临床结局事件的影响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506-214例，男性252-604例（49.90%），女性253-610例（50.10%）；年龄65~105岁，中位年龄74（68，80）岁；符合PIM暴露定义者192-740例（38.07%）；发生临床结局事件者249例，其中因心衰急诊和住院者分别为131例（0.03%）和118例（0.02%）。PIM暴露组患者因心衰急诊或住院事件发生率均高于PIM非暴露组［0.04%（78/192-740）比0.02%（53/313-474），P<0.001；0.04%（71/192-740）比0.01%（47/313-474），P<0.001］。使用频次居前3位的PIM为血管扩张剂、利尿剂和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多因素分析结果显示，PIM暴露、使用血管扩张剂及中枢神经系统药物对因心衰急诊和住院事件的发生均无明显影响；年龄≥75岁和使用利尿剂对因心衰急诊和住院事件的发生均有明显影响。与65~74岁年龄组比较，75~84岁组和≥85岁组因心衰急诊的风险分别增加3.00倍（OR=4.00，95%CI：2.46~6.51）和7.14倍（OR=8.14，95%CI：4.64~14.29），因心衰住院的风险分别增加1.33倍（OR=2.33，95%CI：1.52~3.57）和2.59倍（OR=3.59，95%CI：2.03~6.36）；与未使用利尿剂患者相比，使用利尿剂患者因心衰急诊和住院的风险分别增加1.91倍（OR=2.91，95%CI：1.72~4.93）和1.72倍（OR=2.72，95%CI：1.56~4.74）。　结论 门诊PIM可增加老年患者因心衰急诊或住院的风险，但不是独立影响因素。年龄≥75岁和使用利尿剂是老年患者因心衰急诊或住院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的 探讨类风湿关节炎（RA）患者利妥昔单抗相关进行性多灶性白质脑病（PML）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1年11月），收集RA患者接受利妥昔单抗治疗后发生PML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的性别、年龄、基础疾病、利妥昔单抗使用情况、联合用药情况、PML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辅助检查（影像学、脑脊液）结果、干预及转归等临床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0例，男性1例，女性9例；年龄51~83岁，平均66岁；均为中至重度RA，病程≥3年者9例，1例无病程记录。10例患者利妥昔单抗用法用量均符合规定，均联合使用抗风湿药或糖皮质激素。9例患者有末次使用利妥昔单抗至发生PML的时间记录，7例为2~8个月， 2例分别为16和18个月，中位时间6个月。6例患者有临床症状记录，主要为共济失调、言语障碍、认知功能减退和局灶性感觉障碍等。6例患者行头部MRI检查，均符合PML的影像学改变。4例患者行脑脊液乳头多瘤空泡病毒检测，3例病毒DNA阳性，1例阴性者经脑组织活检诊断为PML。诊断PML后1例未进行干预，3例无干预措施记录，5例单用或联用甲氟喹、米氮平治疗（其中2例联合血浆置换，1例加用糖皮质激素），1例联用米氮平和呋喃妥因治疗。7例因治疗无效死亡，2例存活但有严重神经损伤后遗症，1例未报告最终结局。　结论 利妥昔单抗相关PML多发生于末次应用该药后2~8个月，临床表现和影像学检查与其他原因所致PML相似，通常呈进行性加重，病死率高，幸存者可能有严重的神经损伤后遗症。

1例62岁男性食管鳞状细胞癌患者接受免疫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替雷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第1天+紫杉醇脂质体240-mg 静脉滴注、第2天+奈达铂120-mg 静脉滴注、第2天，21 d为1个周期，共治疗4个周期，病情部分缓解；之后改为替雷利珠单抗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替吉奥口服早40-mg、晚60-mg 第1天至第14天，21 d为1个周期，共治疗1个周期。末次治疗后（免疫联合化疗第98天），患者出现亚急性肌无力、感觉障碍及腱反射减退，神经传导和肌电图检查结果示四肢周围神经损伤。考虑为替雷利珠单抗所致周围神经病变。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甲钴胺和维生素B1等治疗，9 d后肌无力症状改善，痛温觉有所恢复。此后未再采用免疫治疗。

1例48岁男性患者因血糖控制不佳，服用达格列净、二甲双胍联合甘精胰岛素注射液治疗，血糖水平控制尚可。9个月后患者因牙龈肿痛进食减少，3 d后出现恶心、呕吐、乏力、喘憋等症状。动脉血气分析结果提示代谢性酸中毒，随机血糖15.2-mmol/L，尿酮体（+++）。停用达格列净及其他口服降糖药，给予胰岛素、补液、抗感染、止吐及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后病情好转。考虑达格列净导致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的可能性大。降糖方案改为门冬胰岛素30注射液早22 U、晚16 U皮下注射，二甲双胍0.5 g口服、3次/d，血糖控制尚可，患者未再出现DKA症状。

目的 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　结论 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

目的 比较骨折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围术期持续皮下胰岛素输注（CSII）与每日多次胰岛素注射（MDII）的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北京积水潭医院2017至2021年收治的下肢骨折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取的临床资料包括患者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骨折部位、疼痛评分及分级、骨折距入院时间、2型糖尿病病程、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入院后血糖控制方案和监测情况以及不良事件发生情况。根据患者围术期血糖控制方案分为CSII组和MDII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血糖达标时间、胰岛素使用情况和不良事件发生情况。　结果 共有207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90例，女性117例；年龄（61±15）岁；体重指数（25.5±3.5）kg/m2；CSII组102例，MDII组105例。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骨折部位，疼痛评分及分级，骨折距入院时间，2型糖尿病病程，入院实验室检查结果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CSII组患者空腹血糖达标时间、餐后2 h血糖达标时间以及2者同时达标时间均较MDII组短［（48.7±30.2）h比（78.7±44.5）h，P=0.003；（66.8±31.5）h比（93.3±47.6）h，P=0.001；（68.4±30.5）h比（96.3±48.1）h，P<0.001］。空腹和餐后2 h血糖同时达标时CSII组患者单位体重每日胰岛素总剂量和餐前总剂量均明显少于MDII组［（0.67±0.20）U/kg比（0.73±0.17）U/kg，P=0.030；（0.34±0.10）U/kg比（0.38±0.09）U/kg，P=0.004］。207例患者中，共17例患者发生23例次低血糖，发生率8.2%（17/207）。2组患者低血糖总体发生率差异无统计学意义［4.9%（5/102）比11.4%（12/105），P=0.319］，CSII组5例低血糖患者无一例发生第2次低血糖，MDII组12例低血糖患者中4例发生2次、1例发生3次低血糖。发生的其他药物不良事件包括过敏、全身水肿、皮下脂肪结节性增生和注射部位持续出血。CSII组有8例患者发生其他不良事件，其中装置故障5例，麻醉期间佩戴胰岛素泵、佩戴胰岛素泵进入磁场环境和佩戴胰岛素泵进入潮湿环境各1例。　结论 CSII治疗有利于骨折合并2型糖尿病患者血糖更快达标，可提供更多的低血糖纠正方式和时机。但实际使用中胰岛素泵需要更多的专业维护，使其临床应用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目的  探讨阿立哌唑治疗抗精神病药相关高催乳素血症（AIH）的有效性和安全性。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0年11月29日），收集阿立哌唑治疗AIH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在原抗精神病药治疗基础上加用阿立哌唑，对照组加用或不加用安慰剂，结局指标包括血清催乳素复常率、血清催乳素水平和主要不良事件发生率。采用 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的效应量采用风险比（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计量资料的效应量采用标准化均数差（SMD）及其95%CI表示。　结果 共23项RCT纳入分析，包括患者1-530例，试验组816例，对照组714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疗程（4~24周）结束时试验组患者血清催乳素复常率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3.5%（150/204）比4.1%（8/194），RR=16.58，95%CI：8.61~31.93，P<0.001］。按阿立哌唑剂量分5-mg/d组和10-mg/d组进行分析，结果显示疗程结束时2个试验组患者血清催乳素水平均低于相应的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SMD=-1.25，95%CI：-1.66~-0.84，P<0.001；SMD=1.93，95%CI：-2.38~-1.48，P<0.001］。试验组与对照组患者试验期间总体不良事件、锥体外系反应、失眠、嗜睡和体重增加发生率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26.5%（103/388）比24.1%（94/390），RR=1.10，95%CI：0.90~1.36，P=0.35；26.0%（53/204）比34.0%（70/206），RR=0.77，95%CI：0.58~1.02，P=0.06；8.4%（31/368）比9.9%（37/372），RR=0.86，95%CI：0.56~1.33，P=0.50；5.6%（19/340）比4.7%（16/342），RR=1.16，95%CI：0.64~2.12，P=0.63；0比7.9%（7/89），RR=0.18，95%CI：0.03~0.99)，P=0.05］。　结论 阿立哌唑治疗AIH安全有效，但长期疗效与安全性尚待探索。

1例54岁女性主动脉夹层患者因存在营养不良风险，接受脂肪乳氨基酸（17）葡萄糖（11%）注射液1-440-ml静脉滴注、1次/d，复方氨基酸注射液（18AA-II）250-ml静脉滴注、1次/d，中长链脂肪乳注射液（C6-24）250-ml静脉滴注、1次/d，其他治疗包括维持血压和控制心率的药物、镇痛剂、10%氯化钾注射液等。治疗前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3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35-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51-U/L、总胆红素（TBil）8.3-μmol/L、碱性磷酸酶（ALP）129-U/L。肠外营养治疗第8天实验室检查示ALT 343-U/L、AST 357-U/L、γ-GT 343-U/L、TBil 21.4-μmol/L、ALP 376-U/L，考虑为肠外营养导致的肝损伤。停止肠外营养，继续其他治疗，并予谷胱甘肽联合二氯醋酸二乙胺进行保肝治疗。停止肠外营养8 d后实验室检查示ALT 42-U/L、AST 29-U/L、γ-GT 55-U/L、TBil 8.4-μmol/L、ALP 107-U/L。

1例64岁女性患者因直肠腺癌伴双肺多发转移行直肠癌根治术，术后接受奥沙利铂联合卡培他滨治疗无效，改用安罗替尼12-mg/d口服，治疗2周，停药1周，3周为1个周期。在安罗替尼第2周期治疗期间出现水肿、蛋白尿、高血压和低白蛋白血症，血清肌酐正常，肾脏穿刺病理学提示肾脏血栓性微血管病，符合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药物相关肾损伤的临床和病理表现。停用安罗替尼，给予降压及对症治疗，水肿逐渐消退，尿蛋白逐渐减少，3个月后尿蛋白转阴，血白蛋白恢复正常。

1例69岁女性患者行卵巢癌细胞减灭术后接受白蛋白紫杉醇+卡铂方案化疗6个周期，此后予奥拉帕利300-mg口服、2次/d。服用奥拉帕利前血小板计数（PLT）151×109/L，用药第14天PLT为17×109/L，血小板相关免疫球蛋白检测结果阳性，考虑为奥拉帕利所致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患者未再服用奥拉帕利。先后给予血小板生成素、艾曲波帕、甲泼尼龙及输注血小板等治疗，但患者反复出现PLT回升和降低，最高为67×109/L，最低为4×109/L。

目的 挖掘玛巴洛沙韦不良事件（AE）的风险信号，为该药在临床的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AE报告中玛巴洛沙韦相关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报告数≥3且ROR（或PR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大于1被定义为风险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 25.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对筛选出的风险信号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玛巴洛沙韦相关AE报告1-102 份，涉及患者1-102例，498例为严重AE。ROR法和PRR法共检测出风险信号45个。按ROR值大小排名前10位的PT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类过敏反应、出血性膀胱炎、多形性红斑、黑便、过敏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速发严重过敏反应。45个风险信号中未列入药品说明书的PT为26个，按信号强度排名前10位的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出血性膀胱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意识状态改变、发热、横纹肌溶解、发绀和面部瘫痪。涉及PT数占比排名前5位的SOC依次为神经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精神病类、呼吸系统疾病、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498例严重AE中，共挖掘出5个风险信号，即感染性肺炎、腹泻、横纹肌溶解、过敏反应、异常行为。　结论 临床应用玛巴洛沙韦时，应密切关注其药品说明书中未提及的AE，包括热性惊厥、细菌性肺炎、缺血性结肠炎、出血性膀胱炎等。

1例66岁男性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50余年，平素口服氨茶碱0.1 g、1或2次/d。因感冒后咳嗽、流涕自行口服复方氨酚烷胺1片、2次/d，并自行将氨茶碱加量至0.2 g、2次/d。用药3 d后患者无诱因突发意识不清、肢体抽搐，共发作6次。患者脑部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检查结果均正常；脑脊液检查结果可排除颅内感染的可能性。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574-U/L。给予氟哌啶醇、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布地奈德混悬液等试验性治疗，4 d后，CK 217-U/L，患者未再出现癫痫发作。考虑患者的癫痫发作与复方氨酚烷胺与氨茶碱联用有关。

1例58岁女性乳腺癌患者行单侧乳腺改良根治术后给予环磷酰胺+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方案化疗2次，化疗前均给予地塞米松注射液5-mg预处理，每次化疗后都出现不同程度的黏膜溃疡，双手、双足红肿，症状呈加重趋势，但几天后均自行好转。第3次化疗后患者双手、双足红肿伴水疱渗液，体温升高，最高达40.0 ℃，背部出现大片红斑，腋下红斑伴糜烂渗出，口腔黏膜溃疡。考虑患者手足综合征的可能性大，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头孢西丁钠、奥美拉唑等药物治疗，呋喃西林溶液湿敷患处及保持皮肤湿润等外部皮肤护理措施。治疗15 d后患者手足症状好转。后期停用盐酸多柔比星脂质体注射液，改用多西他赛治疗，手足症状未再出现。

1例19岁女性患者因精神分裂症服用利培酮3-mg、2次/d，服药前无乳头溢液史，服药后间断出现乳头溢液。服药1年后发现右侧乳房（右乳）肿物伴疼痛，经乳癖散结胶囊、头孢地尼、布洛芬、利福平及异烟肼治疗不能缓解，肿物继续增大并出现双侧膝关节疼痛、双下肢结节红斑伴触痛。实验室检查：血白细胞计数18.4×109/L，血清催乳素37.42-μg/L。乳腺超声示右乳可见范围约13.2-cm×11.0-cm×3.0-cm偏低回声，形态欠规则，边界不清，局部有流动性，周边可见丰富血流信号。诊断为右乳肉芽肿性小叶性乳腺炎（脓肿期），高催乳素血症。排除生理和病理等原因后，考虑为利培酮导致高催乳素血症诱发肉芽肿性乳腺炎。但未经专科医师指导不能停用利培酮，仅予脓肿切开引流+清创术、抗感染、抗炎等治疗。脓性分泌物逐渐减少，疼痛减轻，下肢部分红斑消退。患者在精神科医师指导下调整利培酮剂量为2-mg、2次/d，血清催乳素降低（28.36-μg/L）。随访1年，肉芽肿性乳腺炎未复发。

1例56岁男性淋巴瘤患者接受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1次/3周）联合利妥昔单抗、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抗肿瘤治疗。首次接受特瑞普利单抗治疗后第5 天，患者全身出现皮疹，躯干和四肢出现大面积红斑，伴瘙痒和疼痛，全身>30%皮肤出现表皮剥脱；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2.4×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11.5×109/L，红细胞沉降率162-mm/1 h，C反应蛋白74-mg/L，降钙素原1.09-μg/L。患者以往曾接受过利妥昔单抗、吉西他滨和奥沙利铂抗肿瘤治疗，未出现皮肤反应，考虑可能为特瑞普利单抗引起的Stevens-Johnson综合征。立即予患者保护性隔离护理，并予以糖皮质激素、免疫球蛋白及抗感染等治疗。23 d后患者病情好转，破溃面积减少至10%；31 d后患者大部分破溃皮肤新生，实验室检查示红细胞沉降率46-mm/1 h，C反应蛋白15-mg/L，降钙素原0.04-μg/L。

1例87岁女性晚期肺腺癌患者给予卡瑞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在第5次治疗前，患者出现甲状腺功能亢进，第6次治疗前患者出现亚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第7次治疗前进展为临床甲状腺功能减退。卡瑞利珠单抗治疗期间未合并使用其他药物，考虑为该药引起的免疫性甲状腺功能异常，给予左甲状腺素钠替代治疗。随访至患者完成第13次治疗，除偶有促甲状腺激素偏高外，其余指标均在参考值范围，患者的腹胀厌食、畏寒乏力等症状基本缓解。

患者安全是一个严重的全球公共卫生问题。2017年3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发布第三个全球患者安全挑战：药无伤害，呼吁在未来5年内将所有国家严重的、可避免的药物相关伤害减少50%，并制定了用药安全战略行动框架。2019年6月，WHO发布了《高风险情况下的用药安全》、《多重用药时的用药安全》和《医疗照护过渡期的用药安全》等3份技术报告，以促进各国尽早采取有效的规划和行动，解决用药安全领域的问题。2021年4月，WHO召开了“药无伤害”网络会议，强调实现“药无伤害”目标的艰巨性和长期性。2021年5月，WHO发布《2021—2030全球患者安全行动计划》，该计划将用药安全作为第三个战略目标中最重要的任务，并针对这项任务提出了4个方面的行动：政府行动、医疗保健机构行动、利益相关者行动和WHO行动。我国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于2018年4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患者安全管理工作的通知》，着力推进患者用药安全工作。第三个全球患者安全挑战目标的实现，需要世界各国的共同努力。

1例44岁男性患者因患慢性乙型肝炎和酒精性肝硬化合并肝性脑病2次住院治疗，住院期间均给予还原型谷胱甘肽和门冬氨酸鸟氨酸治疗，均在次日出现双侧颌下腺明显肿大。查体发现患者局部皮肤颜色和温度无异常，无明显压痛，口腔内黏膜完整，颌下腺导管口未见红肿。超声检查示双侧颌下腺弥漫性肿大，可探及周围淋巴结及双侧颈部淋巴结。首次发生颌下腺肿大时，未意识到与药物有关，未给予停药及特殊处理，患者颌下腺肿大于2 d后自行消退。第2次住院用药后患者又出现双侧颌下腺肿大，因患者既往多次住院均使用过门冬氨酸鸟氨酸，未出现颌下腺肿大，故考虑患者的颌下腺肿大与还原型谷胱甘肽有关。停用该药，继续门冬氨酸鸟氨酸治疗。1 d后患者颌下腺肿大完全消退。

目的 探讨药物不良事件（ADE）对肾移植受者再入院及移植肾存活的影响。　方法 检索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08年1月至2018年12月于新疆军区总医院北京路医疗区行肾移植术且术后再入院至少1次（截至2020年12月）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提取患者相关数据（性别、年龄、体重、民族、肾移植术情况、术后免疫抑制治疗方案、再入院情况以及移植肾存活时间等），使用自行建立的全面触发工具审查患者再入院病历，检测ADE信号，采用Karch和Lasagna法评估ADE与再入院的相关性，根据评估结果将患者分为ADE相关再入院组（ADE入院组）和非ADE相关再入院组（非ADE入院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移植肾累积存活率。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98例（再入院1-426例次），男性154例，女性44例；年龄14~62岁；汉族118例（59.6%）；免疫抑制治疗药物包括环孢素、他克莫司、西罗莫司等；94例（47.5%）患者的240例次（16.8%）再入院与ADE相关。ADE入院组患者诊断病症数和术后再入院次数多于、住院时间长于非ADE入院组［4（3，6）种比3（2，5）种，P=0.001；6（3，9）次比4（2，8）次，P=0.022；20（13，33）d比14（11，25）d，P=0.010］。Kaplan-Meier生存曲线分析显示，ADE入院组患者术后1、3、5、10年移植肾累积生存率分别为90.1%、84.1%、79.0%、57.6%，非ADE入院组分别为99.0%、94.7%、90.8%、80.4%，组间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11）。　结论 ADE可导致肾移植受者再入院次数增加，住院时间延长，移植肾累积存活率降低，应加强对肾移植受者ADE的监测。

1例86岁男性患者因脑梗死接受阿司匹林肠溶片（100-mg口服、1次/d）和阿托伐他汀钙（10-mg口服、1次/d）治疗。1周后停用阿司匹林肠溶片，改用氯吡格雷75-mg口服、1次/d，同时联合血栓通注射液（450-mg/d）和脑苷肌肽注射液（5-mg/d）静脉滴注。治疗4 d后，血小板计数（PLT）从治疗前132×109/L下降至52×109/L。停用氯吡格雷，PLT继续降低，同时患者出现发热症状。停药2 d后，PLT降至4×109/L；停药3 d后PLT持续在1×109/L，并出现牙龈出血。给予口服利可君，静脉输注血小板及凝血因子，血小板无明显上升。停药第5天，患者逐渐出现意识障碍和快速心房颤动，最后因呼吸循环衰竭抢救无效死亡。死亡后诊断为氯吡格雷导致的血栓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

目的 探讨药物性肝损伤（DILI）临床特征在不同性别患者中的差异。　方法 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2005年1月至2021年1月因DILI入住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DILI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体重指数、基础疾病、用药情况、入院后首次实验室检查结果、DILI临床表现和类型等，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性别将患者分为2组，比较不同性别患者DILI的临床特征。采用Cox回归方法分析DILI患者出现死亡/肝移植的影响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的DILI患者共616例，男性139例（22.6%），女性477例（77.4%）；中位年龄56（47，64）岁，范围18~80岁；致肝损伤药物为中药和/或保健品者345例（56.0%），西药者148例（24.0%），中药和/或保健品+西药者123例（20.0%）；42例（6.8%）出现死亡/肝移植，其中肝移植3例，以肝病为直接死因者19例，死因与肝病无关者20例。与女性相比，男性患者尿色加深和腹胀发生率、重度肝损伤发生率和死亡/肝移植发生率均较高［71.9%（100/139）比60.0%（286/477），P=0.010；28.8%（40/139）比18.7%（89/477），P=0.010；46.8%（65/139）比40.5%（193/477），P<0.001；15.1%（21/477）比4.4%（21/139），P<0.001］。男性患者白细胞计数、血红蛋白、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总胆汁酸、三酰甘油、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于女性，而前白蛋白、免疫球蛋白G、免疫球蛋白M、血肌酐水平低于女性（均P<0.05）。Cox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男性、年龄较高、白蛋白低、总胆汁酸高、血肌酐高、国际标准化比值延长为DILI患者死亡/肝移植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友谊医院肝病中心住院的不同性别DILI患者临床表现不同，男性DILI患者胆汁淤积更明显，病情严重程度更高，死亡/肝移植更常见。男性、年龄较高、白蛋白低、总胆汁酸高、血肌酐高、国际标准化比值升高者更易出现死亡/肝移植，临床应予重视。

目的 探讨原发肝外肿瘤患者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细胞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21年1—7月在复旦大学附属中山医院接受PD-1/PD-L1抑制剂治疗的原发肝外肿瘤患者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筛选出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者，统计分析肝损伤的发生时间、临床类型和严重程度等。根据是否发生肝损伤将患者分为肝损伤组与无肝损伤组，比较2组患者年龄、性别、原发肿瘤类型、合并疾病、有无肝转移、PD-1/PD-L1抑制剂治疗方案、联合用药和基线肝肾功能等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肝损伤发生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86例，其中29例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发生率为7.5%。29例患者中，男性25例，女性4例；年龄19~90岁；使用信迪利单抗者7例，纳武利尤单抗、特瑞普利单抗各5例，帕博利珠单抗4例，替雷利珠单抗、阿替利珠单抗各3例，卡瑞利珠单抗、度伐利尤单抗各1例；开始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44（24，112）d；肝损伤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损伤型者8例，胆汁淤积型17例，混合型4例；严重程度为1级者19例，2级7例，3级3例。诊断为肝损伤后29例患者均给予对症治疗，其中24例停用PD-1/PD-L1抑制剂；21例患者6~71 d后肝功能恢复正常，8例发展为慢性肝炎。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合并肝炎病毒感染（OR=5.749，95%CI：1.337~24.719，P=0.019）、合并高血压病（OR=5.345，95%CI：2.034~14.047，P=0.001）和基线碱性磷酸酶（ALP）≥125-U/L（OR=4.651，95%CI：1.728~12.521，P=0.002）是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肝损伤是PD-1/PD-L1抑制剂常见不良反应，临床分型以胆汁淤积型多见。合并肝炎病毒感染、高血压病及基线ALP较高者是发生PD-1/PD-L1抑制剂相关肝损伤的高危人群。

1例66岁女性左肺浸润性腺癌患者接受安罗替尼12-mg口服、1次/d，服用2周，停用1周，3周为1个周期。规律用药14个月后患者出现心慌、胸闷，实验室检查示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1-698-ng/L，超声心动图示心尖运动减弱，左心室舒张功能不全，考虑为心力衰竭，怀疑与安罗替尼有关，停用该药并予对症治疗。8 d后患者上述症状减轻，NT-proBNP 485-ng/L。因病情需要，患者遵医嘱再次按原剂量口服安罗替尼。3个月后上述症状复现，并突发心室颤动，考虑患者的心力衰竭为安罗替尼所致。再次停用安罗替尼，给予利尿、改善心功能、营养心肌、补钾等治疗11 d后，病情明显好转。此后患者未再服用安罗替尼。

1例35岁女性糖尿病酮症酸中毒患者因出现肺部感染给予胰岛素、美罗培南、更昔洛韦以及纠正酸中毒、补液等治疗。因痰培养结果提示曲霉菌感染，停用更昔洛韦改为卡泊芬净；因患者体温峰值下降，停用美罗培南改为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抗菌治疗前血钾和血钙分别为3.7和2.07-mmol/L，使用卡泊芬净第3、6、8、10天和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第2、3、7、9天，血钾和血钙分别为3.5和2.18-mmol/L、3.0和1.89-mmol/L、2.6和1.96-mmol/L及3.0和1.97-mmol/L。停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继续给予卡泊芬净及补钾、补钙等对症治疗，2 d后血钾3.0-mmol/L、血钙1.96-mmol/L；停用卡泊芬净，改用伏立康唑，3 d后血钾 3.8-mmol/L、血钙 2.12-mmol/L。考虑低钾和低钙血症由卡泊芬净引起的可能性大。

对比剂急性肾损伤（CI-AKI）是增强CT扫描后的严重并发症。由于增强CT扫描后CI-AKI的发生率很低，利用风险评估模型筛选出CI-AKI高风险人群进行针对性防范尤为重要。本文通过检索国内外文献，检索到6个增强CT扫描后CI-AKI风险的预测模型，分别是Herts预测方程、Kim列线图预测模型、Huang评分预测模型、Moos风险因素预测模型、Jeon风险评分预测模型和Baek的慢性肾脏疾病患者CI-AKI预后的风险评分模型。这6个模型的预测因子包括增强CT扫描前估算肾小球滤过率、血清肌酐和血清白蛋白，患者年龄，糖尿病、高血压和慢性肾脏疾病史，存在急性低血压或充血性心力衰竭，重复使用对比剂。除Baek的风险评分模型是预测增强CT扫描后慢性肾脏疾病患者CI-AKI发展和转归的模型外，其他5个模型均为CT扫描后CI-AKI发生风险的预测模型。但这6个模型的性能指标均不完整，缺乏其他研究者的外部验证。

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后出现肾功能生化指标异常患者肾损伤的发生特点及影响因素，为临床治疗方案的选择提供参考。　方法 通过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检索山东第一医科大学附属省立医院2021年3月1日至2022年2月28日收治的使用我国自主研发ICI（卡瑞利珠单抗、信迪利单抗、替雷利珠单抗、特瑞普利单抗）进行治疗并出现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90-ml/（min·1.73 m2）和/或血肌酐（Scr）>105-μmol/L的肿瘤患者，收集患者基本信息、肿瘤治疗方案、实验室检查结果及合并用药等信息。根据是否发生肾损伤将患者分为肾损伤组和非肾损伤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发生肾损伤的影响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为222例，男性170例，女性52例；中位年龄67（36, 85）岁；使用卡瑞利珠单抗者144例，信迪利单抗38例，替雷利珠单抗31例，特瑞普利单抗9例。222例患者中，有29例（13.1%）患者发生肾损伤，其中1级肾损伤26例，2级3例；肾损伤发生时间为首次应用ICI后19~355 d，中位发生时间为108 d。发现肾损伤后，29例患者中13例停用ICI，其中6例肾功能恢复正常，7例未改善；16例继续用药，其中10例肾功能恢复或好转，6例未好转。对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比较，筛选出患者年龄、性别、基线肾功能、既往使用卡铂、既往放疗、联合含顺铂化疗、联合紫杉醇化疗、联合酪氨酸激酶抑制剂（TKI）抗血管生成治疗、联用质子泵抑制剂以及联合放疗等10个变量纳入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OR=3.046, 95%CI:1.149~8.077）、年龄≤65岁（OR=3.649,95%CI:1.435~9.274）、联合TKI抗血管生成治疗（OR=4.773,95%CI:1.496~15.227）和联合放疗（OR=8.655,95%CI:1.268~59.076）为发生肾损伤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使用ICI后出现eGFR<90-ml/（min·1.73 m2）和/或Scr>105-μmol/L的患者中，肾损伤发生率为13.1%，女性、年龄≤65岁、联合TKI抗血管生成治疗和联合放疗可能是此类患者发生肾损伤的危险因素。

1例68岁乳腺癌伴肺部转移女性患者给予氟维司群注射液（氟维司群）0.5 g肌内注射、第1天；哌柏西利胶囊（哌柏西利）75-mg口服、1次/d，连用21 d、停7 d；28 d为1个周期。患者用药前实验室检查示脑利钠肽811.3-ng/L，心电图检查未见明显异常。第7个周期治疗期间，患者爬楼后出现呼吸困难，伴胸痛、胸闷、心悸；氨基末端脑利钠肽前体（NT-proBNP）4-001-ng/L；超声心动图示左心室射血分数（LVEF）25%，左心室壁运动普遍减弱，左心室扩大，左心室收缩、舒张功能降低；心电图检查示窦性心动过速、ST-T改变。考虑可能为哌柏西利与氟维司群联合治疗导致的射血分数减低型心力衰竭。停用2药，给予沙库巴曲缬沙坦、托拉塞米、琥珀酸美托洛尔治疗40 d后，患者呼吸困难、胸闷症状有所好转；实验室检查示NT-proBNP 4-345-ng/L，超声心动图示LVEF 26%，冠状动脉造影示未见狭窄。排除冠状动脉病变，初步诊断为慢性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级。行埋藏式心脏复律除颤器置入术，继续抗心力衰竭药物治疗24 d后，患者NT-proBNP降至2-321 ng/L，LVEF 25%，心功能Ⅰ~Ⅱ级。

1例72岁男性患者因局限期小细胞肺癌先后行一线方案化疗和放射治疗，疗效评价为病情稳定，随后改用卡瑞利珠单抗单药治疗，200-mg静脉滴注，每3周1次。第2周期治疗3 d后患者出现急性双眼水平复视，头部磁共振检查未发现脑转移、脑卒中、脑外伤及脑膜炎的相关证据，眼科检查排除其他眼病，考虑为卡瑞利珠单抗所致的孤立性外展神经麻痹。停用该药，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30-mg/d静脉滴注，1周后患者复视症状明显改善，后续口服醋酸泼尼松龙并逐渐减量，1个月后患者复视消失，随访1个月未再复发。

1例62岁男性患者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术后规范服用阿司匹林、氯吡格雷和阿托伐他汀钙；1周后，因合并幽门螺杆菌（Hp）感染，患者接受四联抗Hp药物治疗（阿莫西林胶囊、克拉霉素、胶体酒石酸铋胶囊、泮托拉唑钠肠溶片），用药2~3 d后患者出现全身乏力、恶心、关节不适、肌肉酸痛。实验室检查：血肌红蛋白（MYO）>1-000-mg/L，血清肌酐（Scr）69-mmol/L，尿素氮（BUN）3.5-mmol/L，碱性磷酸酶（ALP）148-U/L，丙氨酸转氨酶（ALT）750-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50-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181-U/L；乳酸脱氢酶（LDH）1-177-U/L，肌酸激酶（CK）8-144-U/L，CK-MB 255-U/L。考虑可能为他汀类药物引起的横纹肌溶解症，停用该药，给予碱化尿液、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继续抗Hp治疗，但CK仍进行性升高。停用阿托伐他汀钙4 d后CK达15-794-U/L。考虑患者横纹肌溶解可能与克拉霉素与阿托伐他汀钙的相互作用有关，遂停用抗Hp四联药物；停药第2天患者诉肌肉酸痛较前减轻；第4天CK等血清酶学指标开始下降；第8天患者乏力及肌肉酸痛完全消失，CK 908-U/L；第15天ALT 105-U/L、AST 42-U/L、γ-GT 107-U/L、CK 143-U/L、CK-MB 29-U/L、LDH 339-U/L；5周后患者再次服用阿托伐他汀钙，未再出现肌痛及乏力，复查血生化指标均未见异常。

1例71岁男性肺腺癌晚期患者接受培美曲塞（0.8 g 静脉滴注、第1天）+卡铂（500-mg 静脉滴注、第1天）联合帕博利珠单抗（200-mg静脉滴注、第2天）治疗，21 d 为1个周期。第3周期治疗前，患者出现心悸、易激动、食欲增加和消瘦，实验室检查示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2.88-nmol/L，甲状腺素（T4）247.90-nmol/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 10.57-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39.63-p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0.014 mU/L，抗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15.9-μg/L，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1-300.0-kU/L。考虑为免疫相关性甲状腺功能亢进，可能与帕博利珠单抗有关。因病情需要，继续前述治疗，同时口服甲巯咪唑及美托洛尔。1个月后复查：T3-2.50-nmol/L，T4-153.40-nmol/L，FT3-7.70-pmol/L，FT4-33.61-pmol/L，TSH 0.007 mU/L，TGAb15.7-μg/L，TPOAb>1-300.0-kU/L。2个月后复查：T3-1.84-nmol/L，T4-81.20-nmol/L，FT3-3.86-pmol/L，FT4-11.56-pmol/L，TSH 1.979 mU/L，TGAb15.7-μg/L，TPOAb>1-300.0-kU/L。患者心悸、易激动等症状减轻。

2例患者（例1男，61岁；例2女，58岁）均因血脂异常使用红曲米6 g口服、1次/d。例1有血吸虫性肝硬化、胆汁淤积性肝炎，三酰甘油5.32-mmol/L，口服红曲米26 d后出现四肢无力、肌酸激酶（CK）604-U/L。立即停用红曲米，3 d后患者出现下肢肌肉酸痛，CK最高达117-748-U/L，经地塞米松、补液水化治疗12 d后上述症状逐渐消失，CK 79-U/L。例2为急性肝炎患者，三酰甘油2.34-mmol/L，口服红曲米24 d后出现双下肢乏力、肌肉酸痛，CK最高达52-222 U/L。立即停用红曲米，予甲泼尼龙、补液水化等治疗12 d后病情好转，CK 210-U/L。

1例73岁女性左肺中央型鳞状上皮癌患者接受纳武利尤单抗注射液200-mg静脉滴注1次。治疗后第16天，患者出现左侧眼睑下垂、呼吸急促，肌酸激酶（CK）21-378-U/L、CK-MB 529-U/L、N端脑钠肽前体（NT-BNP）8-783-ng/L、丙氨酸转氨酶（ALT）350-U/L。治疗后第25天，心电监护示频发室上性和室性心动过速；胸部X线检查示两肺纹理增多；高敏人肌钙蛋白T（hs-cTnT）1-722-ng/L，NT-BNP 2-385-ng/L，白细胞计数（WBC）18.5×109/L，中性粒细胞计数17.9×109/L，血清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2.66-p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0.16 mU/L，甲状腺过氧化物酶抗体（TPO-Ab）61 kU/L，甲状腺球蛋白抗体（TG-Ab）62 kU/L。考虑为纳武利尤单抗相关免疫性肌炎、心肌炎、肺炎、甲状腺功能异常和肝功能异常，给予糖皮质激素、抗感染和抗心律失常等治疗。7 d后患者恢复窦性心律，hs-cTnT降至847-ng/L，ALT和天冬氨酸转氨酶分别为51-U/L和31-U/L；34 d后WBC 6.8×109/L，中性粒细胞0.70；37 d后患者恢复自主呼吸；49 d后患者肌力明显恢复，NT-BNP 185-ng/L、hs-cTnT 687-ng/L；除TSH 16.03 mU/L外，其他甲状腺相关检测指标均恢复至参考值范围。

1例64岁男性帕金森病患者长期服用多巴丝肼、吡贝地尔缓释片、司来吉兰，因头部及四肢不自主扭动，加用金刚烷胺，异动症状缓解。5个月后患者自觉全身疲乏无力，血钠120-mmol/L，给予补钠治疗，血钠水平短暂回升后再次降低。排除其他因素，考虑患者的低钠血症为金刚烷胺引起抗利尿激素分泌异常综合征所致。停用金刚烷胺，同时继续给予补钠治疗，7 d后患者疲乏无力症状消失，血钠恢复正常。停止补钠后患者未再出现疲乏无力症状，随访1个月患者血钠水平未再下降。

1例25岁女性患者因乳腺结节自行口服乳癖散结胶囊4粒（0.55 g/粒）、3次/d和香芍颗粒1袋（4 g/袋）、3次/d。2个月后出现尿黄、皮肤瘙痒、皮肤及巩膜黄染。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334-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717-U/L，碱性磷酸酶（ALP）164-U/L，总胆红素（TBil）88-μmol/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27-U/L。考虑为乳癖散结胶囊和香芍颗粒导致的肝损伤。停用上述药物，予以保肝、利胆治疗。3周后，患者前述症状消失，复查肝功能：ALT 106-U/L、AST 88-U/L、ALP 88-U/L、TBil 13-μmol/L、γ-GT 32-U/L。1个月后随访，患者的肝功能恢复正常。患者的肝损伤很可能与乳癖散结胶囊和香芍颗粒中的柴胡成分和乳癖散结胶囊中的夏枯草成分有关。

1例77岁男性患者因心律不齐给予胺碘酮（0.2 g口服、2次/d）治疗，服用15个月后患者出现纳差、食欲减退、恶心呕吐、吞咽困难等症状。服用胺碘酮22个月，实验室检查示白细胞计数13.5×109/L，中性粒细胞0.78，C反应蛋白117.4-mg/L，红细胞沉降率32-mm/1 h；丙氨酸转氨酶（ALT）286-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15-U/L，碱性磷酸酶（ALP）107-U/L，γ-谷氨酰转肽酶（γ-GT）45-U/L，总胆红素（TBil）14.8-μmol/L，直接胆红素 9.3-μmol/L，白蛋白 30-g/L。给予抗感染、保肝、补充白蛋白治疗后患者上述症状好转，继续应用胺碘酮。服药40个月后，患者ALT 87-U/L，AST 106-U/L，ALP 308-U/L，γ-GT 1-242-U/L，TBil 11.2-μmol/L；肝穿刺活检结果怀疑酒精性肝纤维化。排除酒精性肝病、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及肿瘤等因素，考虑患者的肝损伤与长期服用胺碘酮相关。停用胺碘酮3个月后患者因肝衰竭死亡。

目的 比较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替格瑞洛片（仿制药）与阿斯利康制药有限公司生产的替格瑞洛片（原研药）抗血小板治疗的有效性和安全性。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20年1月至2021年7月在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行经皮冠状动脉介入（PCI）治疗且术后使用替格瑞洛片抗血小板治疗的急性冠状动脉综合征(ACS)患者。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符合纳入标准患者的病历资料并提取相关临床数据（年龄、性别、合并疾病、入院时血脂水平、PCI指征、PCI术后抗血小板治疗方案、用药12个月内疗效和安全性评估终点事件发生情况等）。将患者分为仿制药组和原研药组，为排除混杂因素的干扰，对患者进行倾向性评分匹配（PSM）。有效性评估指标为用药12个月内主要终点（心源性死亡、卒中、靶血管重建、再发梗死）和次要终点（全因死亡、外周动脉闭塞、支架内血栓形成、心绞痛发作）事件发生率，安全性主要评价指标为用药12个月内出血事件发生率。　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1-486例，仿制药组734例，原研药组752例。仿制药组患者中女性占比、PCI指征为不稳定心绞痛者占比、入院时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高于原研药组；合并高脂血症患者占比、PCI指征为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者占比低于原研药组（均P<0.05）。PSM后仿制药和原研药组各690例患者，各项临床特征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PSM前、后仿制药组患者主要终点、次要终点和出血事件发生率与原研药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SM前：12.1%（89/734）比10.9%（82/752），10.8%（79/734）比8.4%（63/752），0.3%（2/734）比0.5%（4/752）；PSM后：12.6%（87/690）比12.3%（85/690），11.0%（76/690）比8.3%（57/690），0.3%（2/690）比0.4%（3/690）；均P>0.05］。2组患者均无一例死亡。出血主要表现为鼻出血和皮下瘀点，未导致抗血小板治疗中断。　结论 浙江海正药业股份有限公司仿制替格瑞洛片用于PCI术后ACS患者抗血小板治疗的有效性及安全性与原研药基本一致。

随着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的应用，其引起的急性肾损伤（AKI）日益受到关注。ICI相关AKI的发生率为0.8%~29%，可发生在初次用药后的数周或数月甚至停药后。AKI典型的肾脏组织病理学特征为急性肾小管间质性肾炎，也可见肾小球病变。危险因素包括ICI联用、使用质子泵抑制剂和合并慢性肾脏疾病等。诊断AKI后，应根据疾病程度和患者具体情况采取应对措施，减量或停用ICI，给予糖皮质激素或其他免疫抑制剂治疗。发生3~4级AKI者应永久停用ICI。

1例43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因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行非体外循环下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术前24-h停用达格列净，术前1 d晚8：00禁食和停用口服药物。手术当日行体外循环前血气分析各项指标及血糖均正常。术后7 h拔除气管插管。手术次日葡萄糖11.2-mmol/L，阴离子间隙13-mmol/L，恢复术前降糖、降压和调脂药物治疗，恢复正常饮食。术后第3天早晨，患者出现呼吸浅快、纳差、尿多、烦躁等症状，血气分析示pH 7.08，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PaCO2）11-mmHg（1-mmHg=0.133 kPa），碱剩余 -24.5-mmol/L，实际碳酸氢根3-mmol/L；葡萄糖10.4-mmol/L，钾离子 5.3-mmol/L；尿常规示酮体（+++）。经补液、纠正电解质及酸碱平衡和胰岛素治疗，10-h后复查血气分析pH 7.44，PaCO2-32-mmHg，碱剩余-2.5-mmol/L，实际碳酸氢根21.7-mmol/L，阴离子间隙 12-mmol/L；葡萄糖6.7-mmol/L；尿常规示酮体（++）。术后第4天患者症状逐渐好转，应用二甲双胍、阿卡波糖和胰岛素注射液进行血糖管理，因考虑患者酮症酸中毒与达格列净相关，停用该药。术后第15天降血糖方案调整为二甲双胍0.85 g口服、2次/d，阿卡波糖50-mg口服、2次/d，格列美脲2-mg口服、2次/d。此后，患者空腹血糖维持在8.2~10.6-mmol/L，餐后血糖维持在8.2~13.1-mmol/L，糖化血红蛋白7.3%，未再出现酮症酸中毒。

目的 分析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禁用相关信息。　方法 通过“药智网”“丁香园”“医脉通”等网站获取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Ch.P）收载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现有药品说明书，从中提取儿童禁用相关信息。对儿童禁用相关信息表述及存在的问题进行分析。　结果 Ch.P收载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分别为1-741和149种，涉及儿童禁用相关信息的分别为411（23.6%）和6种（4.0%）。药品说明书中关于儿童禁用相关信息的表述包括18种方式，如禁用、不推荐、尽量不用等。不同生产企业对同一药品的说明书存在文字表述不一致，年龄范围描述不一致，是否含苯甲醇信息不全等问题；同一药品说明书存在不同项下儿童禁用年龄范围不一致的问题。　结论 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的儿童禁用相关信息表述存在不一致、不规范等问题，药品生产企业应根据《化学药品和治疗用生物制品说明书中儿童用药相关信息撰写的技术指导原则（试行）》对药品说明书进行全生命周期管理，不断规范和完善药品说明书儿童禁用信息。

1例61岁男性弥漫大B细胞淋巴瘤患者，行自体造血干细胞移植前接受BeEAM（苯达莫司汀+依托泊苷+阿糖胞苷+美法仑）方案预处理，并先后给予阿昔洛韦、泊沙康唑、左氧氟沙星、比阿培南及万古霉素等预防感染或抗感染治疗。移植预处理前患者血钾为4.1-mmol/L，给予泊沙康唑和左氧氟沙星7 d后，患者血钾为3.4-mmol/L，给予静脉和口服补钾，补钾5 d后患者发生心房颤动，血钾为3.3-mmol/L；继续补钾7 d后血钾为3.0-mmol/L。排除其他药物后考虑低钾血症由泊沙康唑引起的可能性大。停用泊沙康唑，换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血钾恢复至4.2-mmol/L。随访3个月，多次复查患者血钾均在参考值范围。

1例65岁男性患者因左肺鳞状细胞癌接受紫杉醇（210-mg静脉滴注、第1天）和卡铂（0.5 g 静脉滴注、第1天）方案化疗（21 d为1个疗程）及阿帕替尼靶向治疗（0.25 g口服、1次/d）。首次口服阿帕替尼后约1 h，患者发生呼吸困难和胸闷，继而出现四肢麻木和乏力；再次口服阿帕替尼约1 h后，上述症状复现，并出现下肢胀痛、不能言语和心律失常。考虑与阿帕替尼有关。停用该药，给予无创呼吸机辅助呼吸、抗过敏、解痉平喘、抗心律失常等治疗，5 d后上述症状消失。

1例53岁男性糖尿病肾病Ⅳ期患者因双下肢水肿接受托拉塞米40-mg/d入小壶静脉滴注。用药第3天因利尿效果欠佳遵医嘱将托拉塞米剂量增至80-mg/d。8 h后，患者出现双眼两侧视物遮挡感和视物模糊，眼科检查示双眼视力、眼压正常。考虑为托拉塞米引起的双眼视野缺失，停用该药。2 d后，患者视野缺失症状消失。因病情需要，再次予托拉塞米40-mg/d入小壶静脉滴注治疗6 d，患者未再出现视野缺失。患者的视野改变可能与托拉塞米的剂量较大有关。

1例32岁女性患者因慢性肾病5期合并慢性乙型肝炎，在行规律血液透析后1个月开始丙酚替诺福韦抗病毒治疗，同时间断应用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注射液、蔗糖铁注射液纠正贫血，血红蛋白保持在96-g/L左右，无恶心、乏力等贫血临床表现。服用丙酚替诺福韦8个月后患者出现头晕、头痛、恶心、乏力、嗜睡等症状。实验室检查示血红蛋白94-g/L，血清肌酐856-μmol/L；血气分析示pH 7.05，乳酸3.3-mmol/L，动脉血氧分压80-mmHg，动脉血二氧化碳分压23-mmHg，剩余碱-7.4-mmol/L，碳酸氢根15.6-mmol/L。考虑患者存在乳酸酸中毒，可能与丙酚替诺福韦有关。停用该药，换为恩替卡韦，并予补液、护肝等对症治疗。1 d后，患者头晕、头痛等症状好转，血气分析示pH 7.25，乳酸2.9-mmol/L，剩余碱-3.0-mmol/L；5 d后，患者上述症状基本消失，血气分析示pH 7.45，乳酸1.5-mmol/L，剩余碱-2.0-mmol/L。

目的 探讨重症感染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B相关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情况和危险因素。　方法 收集2017年10月至2020年10月在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期间静脉使用多黏菌素B治疗重症感染患者的电子病历进行回顾性分析，筛选发生多黏菌素B相关AKI的患者，统计分析AKI的发生时间、临床分期和转归，计算多黏菌素B相关AKI发生率以及多黏菌素B用药第3、6、12和15天AKI的累积发生率。根据患者是否发生多黏菌素B相关AKI分为AKI组和非AKI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应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AKI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311例，男性237例（76.2%），女性74例（23.8%）；中位年龄58（46，70）岁；52例（16.7%）发生多黏菌素B相关AKI，AKI的发生时间为（4±2）d，范围2~13 d；多黏菌素B用药第3、6、12和15 天AKI的累积发生率（%）及其95%CI分别为9.1（3.0~19.4）、15.4（7.9~25.2）、21.5（12.8~31.6）和21.5（12.8~31.6）。发生AKI后，52例患者中17例（32.7%）停用多黏菌素B，其中7例给予连续性肾脏替代疗法（CRRT）；35例（53.8%）因病情需要继续用药，其中25例给予CRRT，10例加用利尿剂。经上述处理后，52例患者中22例（42.3%）Scr恢复正常，6例（11.5%）好转，15例（28.9%）因原发病死亡，9例（17.3%）自动出院。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日剂量≥150.0-mg（OR=5.588，95%CI：2.258~13.833，P<0.001）和急性生理学与慢性健康状况评分系统Ⅱ（APACHE-Ⅱ）评分（OR=1.063，95%CI：1.021~1.106，P=0.003）为多黏菌素B相关AKI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重症感染患者静脉使用多黏菌素B可能在较短的时间内发生AKI，多黏菌素B日剂量≥150.0-mg和高APACHE-Ⅱ评分可能增加AKI的发生风险。

目的 了解老年心力衰竭（HF）患者门诊处方中可能加重HF药物的使用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2016年1月至2020年8月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门诊老年HF患者的处方，依据2016年美国心脏协会发布的可能诱发或加重HF的处方药（HF-CEPM）目录，识别处方中的HF-CEPM。从处方中提取患者的性别、年龄、疾病诊断、医疗保险、治疗药物、就诊科室、医师职称等信息，对处方中HF-CEPM的使用进行描述性分析。根据处方中是否包含至少1种HF-CEPM目录中的药物，将患者分为HF-CEPM组和非HF-CEPM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用药种数、医疗保险、就诊科室和处方医师职称，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处方HF-CEPM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纳入2-418例患者，其中男性1-264例（52.27%），女性1-154例（47.73%）；中位年龄为80（65，99）岁；中位共病种数为1（0，5）种，需要长期服药治疗的前3位共病为高血压病（1-233例，50.99%）、支气管哮喘（448例，18.53%）和糖尿病（385例，15.92%）；中位用药种数为5（1，16）种。2-418例患者中有254例（10.50%）使用了HF-CEPM，其中男性142例（55.91%），女性112例（44.09%）；使用1、2、3种HF-CEPM的患者分别为224例（88.19%）、26例（10.24%）、4例（1.57%）。使用率在前5位的HF-CEPM为抗高血压药［4.47%（108/2-418）］、肺部用药［2.52%（61/2-418）］、糖尿病用药［1.99%（48/2-418）］、泌尿系统用药［1.12%（27/2-418）］、解热镇痛药［1.03%（25/2-418）］。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共病种数≥1种（1种：OR=3.732，95%CI：2.246~6.623，P<0.001；≥2种：OR=6.054，95%CI：3.624~10.788，P<0.001）和处方用药种数≥5种（OR=4.003，95%CI：2.874~5.693，P<0.001）是处方HF-CEPM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老年HF患者门诊处方中HF-CEPM以抗高血压药、肺部用药、糖尿病用药、泌尿系统用药和解热镇痛药最为常见。门诊老年HF患者共病种数和多药治疗是处方HF-CEPM的独立影响因素。

目前，我国应急附条件批准（CMA）3种抗新型冠状病毒药物，包括莫诺拉韦、奈玛特韦/利托那韦和阿兹夫定。这些药物存在临床有效性和安全性数据相对不足的现状。莫诺拉韦不是主要的药物代谢酶或转运体的抑制剂或诱导剂，发生药物相互作用的可能性较小，对需要长期药物治疗的慢性病患者可能更有利。Paxlovid中的利托那韦是药物代谢关键酶—CYP3A4强抑制剂，可与众多治疗心律失常、糖尿病、神经系统疾病等的药物发生相互作用，导致治疗基础疾病的药物安全风险增加。阿兹夫定药品说明书记载的生殖和遗传毒性令人担忧。实现对3种药物的安全管理需要我国政府、医院管理者、临床医师和药师等的共同努力，包括完善药物CMA相关管理法规，加强对这些药物有效性、安全性监测,进行真实世界临床研究，监测病毒的变异及其耐药等。

 随着疾病发生的关键机制不断被揭示，以及现代生物制药技术的迅猛发展，越来越多的生物创新药获批上市。近年来生物创新药临床应用大大增加，但不良反应报道也逐步增多，因此构建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监管标准与体系的意义重大且临床需求迫切。当前阻碍生物创新药临床安全监管的主要问题，一是药物不良反应产生的机制不清，缺少预测相关不良反应的特异性检测指标；二是体内药物“暴露量-临床疗效-毒副反应”三者间关系研究程度不足，难以支撑安全用药“量与毒”规则的建立；三是缺乏符合中国人生理和病理特点的临床研究证据，新药临床研究理想化的随机对照试验结果不足以支撑真实世界安全用药。因此，必须加强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的监管意识，加快该类药物临床监测研究进程，揭示出更多临床安全用药的科学证据，助力生物创新药安全使用监管标准与体系的构建。

2021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GVP），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建立并持续完善药物警戒体系，规范开展药物警戒活动。中药为我国特色药物，尤其是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高风险，在开展药物警戒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各方面的统筹和协调。笔者通过查阅法规和文献，结合自身药物警戒工作实践，提出了中药注射剂企业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的可能思路和建议，如建立组织机构和配备专业人员、健全规程及制度、疏理信息收集途径、识别和评估风险信号等。

目的 系统评价以白细胞介素5为靶点的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计算机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ClinicalTrials.gov、中国知网、维普网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22年6月），收集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在哮喘常规治疗基础上加用瑞利珠单抗，对照组加用安慰剂。主要结局指标包括哮喘急性发作发生率，第1秒用力呼气容积（FEV1）、哮喘控制问卷（ACQ）评分、哮喘生活质量问卷（AQLQ）评分和血嗜酸粒细胞计数较治疗前变化值，以及不良事件发生率。应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量为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量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共7项RCT纳入分析，包括2-506例患者，试验组1-456例，对照组1-050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与对照组相比，试验组治疗期间哮喘急性发作发生率明显减少［18.1%（263/1-456）比31.3%（329/1-050），OR=0.50，95%CI：0.41~0.62，P<0.001］，FEV1和AQLQ评分较治疗前明显升高（MD=0.13 L，95%CI：0.08~0.17 L，P<0.001；MD=0.18分，95%CI：0.04~0.33分，P=0.01），ACQ评分和血嗜酸粒细胞计数明显降低（MD=-0.19分，95%CI：-0.28~-0.10分，P<0.001；MD=-0.45×109/L，95%CI：-0.48×109/L~ -0.42×109/L，P<0.001）；总体不良事件、严重不良事件、过敏反应和肺炎发生率与对照组比较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63.7%（928/1-456）比71.4%（750/1-050），OR=0.76，95%CI：0.55~1.06，P=0.10；6.4%（93/1-456）比8.2%（86/1-050），OR=0.91，95%CI：0.66~1.24，P=0.55；0.4%（5/1-403）比0.1%（1/997），OR=1.66，95%CI：0.41~6.65，P=0.47；0.6%（9/1-456）比1.0%（10/1-050），OR=0.81，95%CI：0.35~1.87，P=0.63]。　结论 瑞利珠单抗辅助治疗难治性哮喘具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

1例98岁男性患者因肺部感染给予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氨溴索等治疗。治疗前患者凝血功能基本正常，血小板计数在参考值范围。因抗感染效果不佳，13 d后将头孢哌酮钠舒巴坦钠改为伏立康唑联合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7 d后改为伏立康唑、美罗培南及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静脉滴注利奈唑胺3 d后患者体温39.3-℃，双手、双上肢、肩背部出现散在暗红色瘀点，部分呈片状瘀斑，按之无压痛且不褪色。实验室检查示凝血酶原时间18.4-s，国际标准化比值 1.50，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53.6-s，纤维蛋白原5.11-g/L，血浆D-二聚体4.27-mg/L。考虑为过敏性紫癜，可能与利奈唑胺葡萄糖注射液有关。停用该药，换用替加环素，并给予抗过敏、补液和输注血浆等治疗，其他治疗不变。11 d后，患者皮肤瘀点瘀斑消失，实验室检查示凝血酶原时间16.2-s，国际标准化比值1.28，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 35.6-s，纤维蛋白原2.62-g/L，血浆D-二聚体2.48-mg/L。

1例78岁老年女性心房颤动患者规律给予决奈达隆、美托洛尔、利伐沙班3个月后，出现柏油样便，自行停用利伐沙班7 d，黑便逐渐好转。患者再次服用利伐沙班1个月后再次出现黑便，并出现乏力、头晕、一过性黑朦，血压90/50-mmHg（1-mmHg=0.133-kPa），心率80次/min，血红蛋白55-g/L。再次停用利伐沙班，予软食、抑酸、补液、输血支持治疗。治疗3 d后，乏力症状明显好转，坐起时无黑朦，血红蛋白75-g/L。治疗6 d后患者排出成形黄色软便。经胃肠镜、肿瘤标记物检查，排除胃肠道肿瘤，考虑消化道出血为决奈达隆与利伐沙班相互作用致利伐沙班血药浓度过高所致。将抗凝药改为达比加群酯，患者未再出现消化道出血。

1例66岁女性患者因不安腿综合征口服加巴喷丁0.3 g、1次/d。用药3 d后出现四肢肌肉酸痛、双下肢无力和浓茶色尿等。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45-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05-U/L，肌红蛋白2-855.0-μg/L，肌酸激酶（CK）3-009-U/L，CK-MB 61 U/L，血清肌酐（Scr）542-μmol/L，尿蛋白（+++），尿潜血（+）；下肢肌力1级，考虑为加巴喷丁导致的横纹肌溶解症。停用该药，给予补液、碱化尿液和利尿等对症治疗。5 d 后，患者浓茶色尿消失，肌肉酸痛症状消失，双下肢无力症状好转，下肢肌力3级。实验室检查示ALT 35-U/L，AST 55-U/L，肌红蛋白 929.0-μg/L，CK 325-U/L，Scr 557-μmol/L，尿蛋白（+），尿潜血（-）。1个月后复诊，患者未再出现肌痛及下肢无力症状，实验室检查示ALT 30-U/L，AST 38-U/L，肌红蛋白135.0-μg/L，CK 187-U/L。

1例47岁女性幽门螺杆菌（HP）感染患者接受HP根治方案（泮托拉唑肠溶片40-mg口服、2次/d，阿莫西林胶囊1 g口服、2次/d，呋喃唑酮片0.1 g口服、3次/d）治疗。患者曾多次服用阿莫西林胶囊和泮托拉唑肠溶片，未出现不良反应。接受HP根治方案第12天，患者出现发热、气促，体温38.3-℃，同时出现右眼球结膜出血。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0.08，胸部CT示两肺间质性水肿、右侧胸腔少量积液。考虑为急性肺损伤，可能与呋喃唑酮有关。停用该药，给予糖皮质激素和对症治疗。6 d后，患者发热、气促等症状缓解，右眼结膜出血吸收，实验室检查示嗜酸粒细胞0.008，胸部CT示两肺间质性水肿较前吸收，右侧胸腔积液基本吸收。

1例2岁4个月女童误服其母亲减肥保健品约30-min后出现呕吐、频繁抽搐、发热、失眠、烦躁、行为异常、肢体摆动、心动过速、呼吸急促等症状，血常规及血生化检查无明显异常，给予洗胃、降颅压及对症治疗，11 d后患儿症状基本消失。其母减肥保健品鉴定结果显示其主要成分为西布曲明。患儿被确诊为西布曲明中毒导致的5-羟色胺综合征。

目的 挖掘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1日至2021年6月30日收到的卡泊芬净、米卡芬净和阿尼芬净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和标准化。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上述3种药物的风险信号。将AE报告数≥3、ROR值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PT定义为阳性信号。　结果 共收集到卡泊芬净AE报告1-348例，涉及73个PT和13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获得性肝内导管扩张、肌红蛋白尿症、视网膜炎、肾脓肿和血流灌注不足，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米卡芬净AE报告837例，涉及39个PT和11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肝母细胞瘤、类白血病反应、血肌酸激酶升高、酸中毒和皮肤坏死，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阿尼芬净AE报告202例，涉及22个PT和12个SOC；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直肠梗阻、静脉闭塞性肝病、无尿症、室上性心动过速和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除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外，其他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新的不良反应。　结论 本研究挖掘出的3种棘白菌素类抗真菌药物的AE多为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主要涉及肝胆系统、血液及淋巴系统和肾脏泌尿系统疾病等，临床应用上述药物时需予警惕。

目的 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IC）法及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IC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0或ROR的95%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 共收集到1-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IC法和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IC=7.81，ROR=235.74）、脑病（IC=4.74，ROR=26.96）、失语（IC=4.28，ROR=19.58）、脑水肿（IC=3.35，ROR=10.24）、失禁（IC=3.04，ROR=8.22）。失禁（报告数6,IC=3.04,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 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1例20岁女性患者因失眠自行间断口服复方枣仁胶囊（主要成分为制酸枣仁和左旋延胡索乙素,每晚睡前1粒，共服用12粒），15 d后出现乏力、深黄色尿。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6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49-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1-658-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525-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160-U/L，碱性磷酸酶（ALP）-149-U/L，总胆汁酸（TBA）90.2-μmol/L。给予保肝治疗。30 d后,患者乏力、尿黄症状缓解，复查示TBil 24-μmol/L，DBil 13-μmol/L，ALT 54-U/L，AST 68-U/L，GGT 170-U/L，ALP 90-U/L。9个月后，患者因失眠再次自行口服复方枣仁胶囊（1粒/4 d，共服用3粒），14 d出现巩膜黄染和尿液发黄，实验室检查示TBil 44-μmol/L，DBil 29-μmol/L，ALT 2-041-U/L，AST 1-152-U/L，GGT 110-U/L，ALP 155-U/L，TBA 28.0-μmol/L。再次给予保肝治疗，18 d后巩膜黄染、尿黄症状缓解，复查ALT 199-U/L，AST 78-U/L，GGT 55-U/L。考虑肝损伤为复方枣仁胶囊中的左旋延胡索乙素所致。

目的 探讨纳武利尤单抗（NIVO）相关1型糖尿病（T1DM）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PubMed、Web of Science和Embase数据库（截至2020年12月31日），收集NIVO相关T1DM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相关信息（一般情况、原发疾病、NIVO应用情况、T1DM发生情况、治疗与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17篇文献报道的NIVO相关T1DM患者18例，男性和女性各9例；年龄49~84岁，平均69岁；原发疾病为恶性黑色素瘤者8例，非小细胞肺癌6例，肾细胞癌3例，前列腺癌1例；NIVO单药治疗者16例，与伊匹单抗联用者2例。18例患者开始NIVO治疗至诊断T1DM的时间为34~841 d，其中<100 d 者7例，100~300 d者6例，>300 d 者5例；13例（72.2%）为暴发型T1DM（FT1DM），11例（61.1%）发生糖尿病酮症酸中毒（DKA）；主要临床表现包括乏力、多尿、多饮和口渴等，也可出现神志不清或嗜睡，1例无临床症状。实验室检查示18例患者血糖均明显升高（17.4~52.8-mmol/L）；17例有糖化血红蛋白检查记录，16例升高（6.5%~13.4%）；14例有血清C肽检查记录，均低于参考值下限。发生T1DM后18例患者均接受胰岛素及其他对症治疗，12例停用NIVO（2例同时停用伊匹单抗），7例血糖恢复正常，5例无血糖转归描述；4例未停用NIVO，2例血糖恢复正常，2例无血糖转归记录；2例无是否停药及血糖转归记录。停用NIVO的12例患者中3例死于肿瘤进展。　结论 NIVO相关T1DM多发生在用药300 d内，临床表现与普通T1DM相似，但发生FT1DM和DKA者占比较大。停用NIVO并给予胰岛素等对症治疗后血糖多可得到控制。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不良事件（AE）信号检测研究文献中数据挖掘方面存在的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AE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将数据挖掘部分的相关内容从以下4个维度和9个条目进行调查和评价。（1）背景数据，包括1个条目；（2）数据预处理，包括药物映射、AE映射、缺失值处理和数据去重4个条目；（3）数据挖掘算法（DMA），包括DMA选择、DMA公式解读和信号阈值3个条目；（4）结果解读，包括1个条目。按照数据挖掘相关规范和技术要求，以文献中4个维度和9个条目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作为总体质量评价指标，报告/报告无误率≥60%为总体质量达到优良水平。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背景数据维度采用了全数据库所有其他药物数据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为35.2%（58/165），未达到优良水平。数据预处理维度中进行了药物映射、AE映射、缺失值处理和数据去重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分别为22.4%（37/165）、73.9%（122/165）、10.3%（17/165）和55.2%（91/165），该维度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40.5%（267/660），未达到优良水平，仅其中的AE映射条目达到优良水平。DMA维度中≥2种DMA、DMA公式解读和信号阈值的文献报告/报告无误率分别为63.6%（105/165）、78.2%（129/165）和87.9%（145/165），该维度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76.6%（379/495），均达到优良水平。结果解读的报告/报告无误率为87.4%（144/165），达到优良水平，其中7篇将信号解读为“阳性”或“阴性”信号，14篇对信号意义的解释采用了因果关系的描述。165篇文献的4个维度共9个条目的总体报告/报告无误率为57.1%（848/1-485），未达到优良水平。　结论 国内ADR/AE信号检测研究的文献中主要问题为背景数据的选择和数据预处理不足，提示我国相关研究应在这2个维度方面改进，提高ADR/AE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

1例62岁女性系统性血管炎患者长期应用糖皮质激素和环磷酰胺治疗，因病情控制不佳加用环孢素。应用环孢素4个月余，患者右下肢出现暗红色皮疹，行病变皮肤组织活检，病理和免疫组织化学检查结果提示卡波西肉瘤。患者血淋巴细胞亚群计数未见异常，不支持免疫缺陷性疾病，考虑与免疫抑制药物作用过强有关。将环磷酰胺和环孢素改为雷公藤多苷，糖皮质激素减量，7 d后患者皮疹好转；2个月余后，患者右下肢皮疹消退，皮肤平整、无肿胀。

1例64岁男性患者因膀胱鳞状细胞癌行腹腔镜下膀胱癌根治性切除术，术后给予达肝素钠注射液5-000 U皮下注射、1次/d抗凝治疗。第8天，患者血小板计数（PLT）从术前132×109/L降至65×109/L。第10天，患者出现左侧大腿乏力、肿胀、皮温低、皮肤发绀；PLT 22×109/L，血清肝素/血小板因子4复合物抗体检测呈阳性，左下肢CT血管造影示左侧髂总动脉血栓形成，诊断为肝素诱导的血小板减少症伴血栓形成。停用达肝素钠，改用磺达肝癸钠7.5-mg皮下注射、1次/d。2 d后患者左侧大腿肿胀等症状好转，PLT 62×109/L；8 d后患者左下肢肿胀消退，PLT恢复正常（128×109/L）；18 d后左下肢CT血管造影提示左侧髂总动脉血栓部位血管再通，PLT 185×109/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