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药一般认为是上市时间较早，在临床使用多年，且被医药工作者和公众所了解的药品。老药的安全性尚存在很多未知、未解问题。老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老药在特殊人群中应用的安全性还需要长期监测；老药许多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研究需加强，大多数不良反应缺乏特异性诊断的生物标记物及有效的防治措施；老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相关内容需要不断完善，许多临床用药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待制定规范的专家共识和指南。

目的 挖掘注射用砷剂心脏不良事件风险信号，提高临床对砷剂心脏毒性的认识。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MHRA）综合标准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山东数据）2003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和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3年第4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用砷剂心脏毒性风险信号进行挖掘。ROR法和PRR法中,报告数≥3、ROR和PRR值的95%CI下限>1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MHRA综合标准法中，报告数≥3、PRR>2且χ2>4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　结果 山东数据中共有注射用砷剂相关报告358例，与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有关者275例（76.8%），与注射用三氧化二砷（ATO）有关者83例（23.2%）；358例报告中25例（7.0%）报告了心脏不良反应，严重者占28.0%（7/25）。FAERS数据库中共有ATO相关报告1-294例，其中418例（32.3%）报告了心脏不良事件，严重者占62.2%（260/418）。对山东数据中275例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报告的数据挖掘结果显示，QT间期延长、胸闷、心悸和心慌为风险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的信号最强。在FAERS数据中共挖掘出35个心脏不良事件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和长QT综合征的信号最强；6个心律失常信号（缓慢型心律失常、室上性期前收缩、室性期前收缩、尖端扭转型室速、室性心动过速和房室阻滞）和6个心脏器质性病变信号（心包炎、心内膜炎、心包积液、心肌炎、二尖瓣关闭不全和心脏扩大）的强度也排名较前。　结论 注射用砷剂与心脏毒性发生的关联性较强，且严重病例占比较高。注射用砷剂的心脏毒性主要影响QT间期，也可表现为多种类型心律失常和某些心脏器质性病变。

目的 探讨呋喃唑酮所致间质性肺疾病（ILD）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22年4月1日至2023年4月1日在华中科技大学协和深圳医院呼吸科住院治疗的7例呋喃唑酮相关ILD患者（医院病例）的基本信息、药物治疗信息、ILD特征及治疗和转归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呋喃唑酮相关ILD病例报告（文献病例）中文献基本信息，涉及患者的基本信息，呋喃唑酮治疗适应证、剂量，相关ILD的潜伏期、主要症状、实验室检查及辅助检查结果，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7例医院病例中男性2例、女性5例，中位年龄34岁，均因患幽门螺杆菌（HP）相关胃炎应用含呋喃唑酮（0.2 g、1次/d）的铋剂四联方案治疗。从服药至出现临床症状的中位时间为10 d；所有患者均有发热，6例有呼吸系统症状（干咳、呼吸困难、胸痛等）;胸部影像学检查均符合ILD改变，其中1例有胸腔积液。7例患者的嗜酸粒细胞计数均正常，1例有轻度的低氧血症。ILD严重程度6例为2级，1例为3级。7例患者均停用呋喃唑酮片，4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住院3~10 d，7例患者均获痊愈。共检索到18例呋喃唑酮相关ILD的文献病例，其中15例来自中国，14例用于治疗HP感染。从首次用药到出现临床症状的时间为2~14 d，其中13例时间>7 d。16例患者有发热症状，14例有呼吸系统症状，其中1例呼吸衰竭。12例患者末梢血嗜酸粒细胞计数或百分比升高。18例患者均停用呋喃唑酮，7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1例接受呼吸机辅助通气；所有患者均好转或痊愈。2例患者再激发阳性，1例体外淋巴细胞转化试验对呋喃唑酮呈强阳性反应。　结论 ILD是呋喃唑酮的罕见不良反应，以发热和呼吸系统症状为主要表现，多发生在呋喃唑酮治疗7 d后，早期发现并及时停药治疗一般预后良好。

目的 分析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的一般规律及特点，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至2021年8月上报的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回顾性分析涉及患者的性别、年龄、原患疾病、用药原因、合并用药，用药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信息，参考《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系统器官分类（SOC）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 共纳入3-036例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其中严重不良反应710例（23.39%），涉及的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免疫系统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和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主要症状为过敏性休克、类速发严重过敏反应、寒战、发热等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3-036例患者中1-543例痊愈，1-480例好转，3例未好转，2例有后遗症，2例死亡，6例结果不详。说明书以外不良反应涉及的SOC包括眼器官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代谢及营养类疾病和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等。　结论 琥珀酰明胶注射液ADR多与过敏反应有关，严重不良反应符合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特征，但可能存在说明书中未涉及的相关风险。

目的 了解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以多西环素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多西环素AE风险信号挖掘，AE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1定义为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儿童使用多西环素相关AE报告637份，涉及107个PT和21个SOC。AE报告数居前10位（含并列）的PT依次为呕吐、抑郁、吞咽困难、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头痛、溃疡性结肠炎、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自杀想法,其中抑郁、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自杀想法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依次为赫克斯海默反应、光照性指甲松离、醒前幻觉、食管溃疡、食管损伤、睡前幻觉、玻璃体炎、指甲剥离、硬化性食管炎、糜烂性食管炎,其中赫克斯海默反应、醒前幻觉、睡前幻觉、玻璃体炎、硬化性胆管炎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精神疾病为该药说明书不良反应中未涉及的SOC。　结论 多西环素儿童相关AE主要为呕吐、吞咽困难、食管溃疡、恶心、食管炎等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此外，多西环素还可能导致赫克斯海默反应、硬化性胆管炎、溃疡性结肠炎、精神疾病等药品说明书未记载的AE。

目的 探讨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航天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8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米氮平用药指征、米氮平用法用量、联合用药情况、用药前后血小板计数、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临床处理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9例，男性4例，女性5例；年龄28~74岁，中位年龄52岁；用药指征为抑郁症者8例，1例无记录；米氮平日剂量15-mg者4例、30-mg者3例，2例无记录；单独使用米氮平者2例，合并使用其他药物者6例，1例无记录。9例患者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为2~28 d，中位时间8 d，血小板减少严重程度1、3、4级者分别为3、3、2例，1例无记录；发生严重血小板减少的5例患者中3例有出血症状，1例出现皮肤瘀斑。2例患者行药物依赖性抗血小板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发生血小板减少后9例患者均停用米氮平，6例未予特殊干预，3例给予对症治疗；停药2~43 d（中位时间9 d）后，7例患者血小板计数恢复至参考值范围，1例PLT回升，1例不详但皮肤症状改善。　结论 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多发生于用药后10 d内，停药多可好转。建议应用米氮平前后注意监测患者的血常规。

目的 对医院药物不良反应（ADR）自发报告数据进行分析，挖掘与妊娠期妇女心脏和神经系统ADR可能相关的药物风险信号。　方法 从中国医院药物警戒系统数据库中下载福建省妇幼保健院2000年1月1日至2022年12月31日的ADR报告，选取关于妊娠期妇女的报告，对其中系统器官分类为“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ADR的占比和临床表现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对妊娠期妇女ADR报告中与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ADR可能有关的药物进行数据挖掘。ROR法中目标药物的目标不良反应/事件报告数（a）≥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BCPNN法中信息成分-2倍标准差（IC-2SD）>0定义为一个风险信号。当2种方法检测结果均符合上述条件时，则判断该信号为可疑药物信号。　结果 共有783例妊娠期ADR报告纳入分析，其中涉及心脏器官疾病的报告94例（12.0%），主要表现为心悸；涉及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报告121例（15.5%），主要表现为颤抖和头晕。心脏器官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ADR多发生在孕晚期。ROR法及BCPNN法的结果均显示，利托君注射液（a=61，ROR=14.64，95%CI下限=9.08；IC-2SD=1.36）和利托君片（a=24，ROR=8.34，95%CI下限=4.64；IC-2SD=1.10）为导致妊娠期心脏器官疾病的风险药物，硫酸镁注射液（a=37，ROR=6.66，95%CI下限=4.10；IC-2SD=0.98）和利托君注射液（a=45，ROR=3.72，95%CI下限=2.44；IC-2SD=0.56）是导致妊娠期各类神经系统疾病的风险药物。　结论 利托君和硫酸镁与妊娠期的心脏和神经系统ADR可能存在一定的关联性，应当引起临床警惕。

目的 挖掘并分析依瑞奈尤单抗主要不良事件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从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提取2004年至第2023年第1季度关于依瑞奈尤单抗不良事件（AE）报告，分别对全数据和2018年以后数据进行分析。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3.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进行AE风险信号的挖掘。　结果 共收集到以依瑞奈尤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38-348份，涉及PT为2-629个。基于全数据和2018年以后数据，挖掘到依瑞奈尤单抗AE风险信号分别为99和115个，均涉及19个SOC，其中上报例数最多的AE为注射部位反应和便秘，与说明书记载一致。信号强度居前30位的PT中，13个未被说明书收录，包括松果体囊肿、体位性心动过速综合征、组蛋白抗体阳性、痉挛性眼球运动、注射恐惧、脑震荡后综合征、雷诺现象、精神性癫痫发作、冠状动脉夹层、过早绝经、脆发症、胶原病、睑痉挛。　结论 临床应用依瑞奈尤单抗时，除说明书中记载的不良反应外，本研究中挖掘出的不良事件也应给予关注。

随着我国药品审评审批制度的改革，自主研发新药和附条件批准药物逐年增多。因我国新药上市前临床试验、审评审批制度（尤其是附条件批准制度）和上市后监测管理等方面仍处于不断完善阶段，自主研发新药的安全性需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做好其上市后的安全性监测和研究。其中包括加强药物安全性监测工作，做好文献数据的系统性评价，通过高质量真实世界研究广泛收集药品安全性数据，对药物安全性报告数据进行深入挖掘等，为患者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更多的数据支持。

目的 探讨卡瑞利珠单抗治疗非小细胞肺癌（NSCLC）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及其与疗效的关系。　方法 收集2020年12月至2022年12月在内蒙古医科大学附属医院接受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患者的临床资料，对卡瑞利珠单抗的疗效及其irAE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根据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无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客观反应率（ORR）、疾病控制率（DCR）和无进展生存时间（PFS）。　结果 共48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41例（85.4%），女性7例（14.6%）；年龄（65.9±7.4）岁，治疗中位周期数为9（6，14）个，总体ORR为52.1%（25/48），DCR为83.3%（40/48），中位PFS为11个月。48例患者中34例（70.8%）发生59例次irAE，其中8例（16.7%）发生至少1例次≥3级的irAE。irAE发生的中位周期数为5（3，7）个。发生率>10%的irAE包括反应性毛细血管增生症（RCCEP）、甲状腺损伤、皮肤损伤、肺损伤、肝损伤和血液毒性反应，发生率依次为37.5%（18/48）、18.8%（9/48）、16.7%（8/48）、12.5%（6/48）、10.4%（5/48）和10.4%（5/48）。与无irAE组患者比较，irAE组患者的ORR和DCR更高［64.7%（22/34）比3/14，91.2%（31/34）比9/14］，中位PFS更长（12.0个月比7.0个月，风险比=0.418，95%置信区间：0.193~0.905），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卡瑞利珠单抗治疗NSCLC中发生的主要irAE类型为RCCEP，严重irAE较少。卡瑞利珠单抗治疗中发生irAE的患者可能有更明显的治疗反应。

目的 探讨恶性肿瘤患者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后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发生情况、影响因素及其预测生物标志物。　方法 收集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第九人民医院2020年6月至2023年6月应用替雷利珠单抗治疗至少1个周期恶性肿瘤成年患者的电子病历，对irAE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发生irAE，将患者分为irAE组和非irAE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和相关生物标志物水平。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方法分析患者发生irAE的危险因素。对有预测意义的生物标志物，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irAE发生风险的折点。　结果 共纳入患者107例，男性81例（75.7%），女性26例（24.3%），年龄（61±15）岁，其中25例（23.4%）判定为替雷利珠单抗相关irAE，6例（5.6%）严重程度≥3级。25例患者共发生28例次irAE，包括甲状腺功能异常9例次、免疫相关性肠炎4例次、皮疹4例次、免疫相关性肺炎3例次、肾损伤3例次、肝损伤3例次、免疫相关性肌炎1例次、高血压1例次。替雷利珠单抗开始治疗至irAE发生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1，5）个。25例患者irAE经停药和/或糖皮质激素及对症治疗后均好转，无因irAE死亡病例。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基线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高是保护因素[比值比（OR）=0.453，95%置信区间（CI）：0.279~0.735，P=0.001]，而基线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高是危险因素（OR=1.006，95%CI：1.002~1.011，P=0.008）。ROC曲线分析结果显示，基线NLR和PLR预测irAE发生的折点分别为1.58（敏感度为0.988，特异度为0.644）和159.40（敏感度为0.800，特异度为0.524）。　结论 替雷利珠单抗治疗成人恶性肿瘤的irAE发生率为23.4%，以甲状腺功能异常最为常见，免疫相关性肠炎、皮疹、肺炎、肾损伤和肝损伤也值得关注。基线NLR和PLR可能作为预测irAE发生的生物标志物。

目的 评价海博麦布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有效性及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与临床试验注册网站（截至2023年3月27日），收集海博麦布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随机对照试验（RCT）。试验组为海博麦布单药或联合其他降血脂药，对照组为安慰剂或与试验组相同的其他降血脂药。有效性主要结局指标为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LDL-C）的变化率，安全性主要结局指标为总体不良事件（AE）、严重AE（SAE）、因AE终止试验、与研究药物相关AE的发生率，安全性次要结局指标为≥2项研究中报道的主要AE发生率。使用RevMan 5.4软件进行meta分析。计数资料效应指标为相对危险度（RR）及其95%置信区间（CI）；计量资料效应指标为均数差（MD）及其95%CI。　结果 纳入分析的RCT共4项，涉及1-488例患者，其中试验组952例，对照组536例。meta分析结果显示，治疗8~12周时试验组（海博麦布20-mg/d和10-mg/d联合或不联合阿托伐他汀10-mg/d）LDL-C降幅显著大于对照组（海博麦布20-mg/d：MD=-13.36%，95%CI：-15.28%~-11.44%，P<0.001；海博麦布10-mg/d：MD=-10.80%，95%CI：-14.90%~-6.71%，P<0.001）；治疗52周时海博麦布20-mg/d或10-mg/d联合阿托伐他汀10-mg/d组患者LDL-C较基线平均下降幅度均明显大于阿托伐他汀10-mg/d 单药治疗组的患者（-41.92%和-39.34%比-31.56%，均P<0.001）。试验组与对照组8~12周时的总体AE发生率［47.94%（338/705）比49.75%（202/406），RR=0.99，95%CI：0.87~1.12］、SAE发生率［2.64%（16/606）比2.79%（10/358），RR=1.19，95%CI：0.53~2.66］、因AE终止试验率［4.11%（29/705）比4.68%（19/406），RR=0.67，95%CI：0.17~2.65］和与研究药物相关AE发生率［12.38%（75/606）比11.45%（41/358），RR=0.87，95%CI：0.37~2.06］均相似（均P>0.05）。　结论 海博麦布可以有效降低高胆固醇血症患者的LDL-C水平，且安全性良好。

目的 对比分析德谷胰岛素和甘精胰岛素U100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队列研究，研究对象为2018年9月至2021年12月于山东省13家三级综合医院住院治疗的2型糖尿病患者。根据使用的基础胰岛素种类，将患者分为德谷胰岛素组和甘精胰岛素U100组。收集2组患者的一般资料和实验室检查结果，比较2组患者的空腹血糖水平、低血糖发生率；选择2组中血糖监测数据完整的患者，分析其血糖波动情况。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152例患者，德谷胰岛素组552例，甘精胰岛素U100组600例，2组患者基本情况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治疗后空腹血糖水平均低于治疗前，差异有统计学意义［10.2（8.8, 12.5）mmol/L比7.5（6.6, 8.7）mmol/L，Z=-19.443，P<0.001；10.0（8.6, 11.7）mmol/L比7.8（6.6, 9.0）mmol/L，Z=-15.449，P<0.001］，但2组治疗后空腹血糖水平差异无统计学意义（Z=-1.427, P>0.05）。德谷胰岛素组患者的低血糖发生率低于甘精胰岛素U100组［1.09%（6/552）比2.83%（17/600），Z=4.481，P=0.032］。德谷胰岛素组血糖监测数据完整患者的日内血糖标准差、最大血糖波动幅度、餐后血糖波动幅度和平均血糖波动幅度均显著低于甘精胰岛素U100组患者［（1.7±0.6）mmol/L比（2.4±1.0）mmol/L，（4.5±1.6）mmol/L比（6.7±2.9）mmol/L，（1.8±1.0）mmol/L比（3.3±1.2）mmol/L，（2.9±1.3）mmol/L比（4.6±2.1）mmol/L；均P<0.001］。　结论 德谷胰岛素治疗2型糖尿病的疗效与甘精胰岛素U100相当，但致低血糖的风险和血糖波动风险较低。

目的 挖掘伊匹木单抗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11年3月1日至2022年9月30日以伊匹木单抗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伊匹木单抗AE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2且其95%置信区间（CI）下限>1的AE定义为风险信号，对相关PT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12-329例，涉及1-915个PT，采用ROR法获得268个风险信号（PT），涉及21个SOC。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腹泻、结肠炎、皮疹、发热、垂体炎、肾上腺功能不全、食欲下降、甲状腺功能减退、肝脏疾病、脱水，均为说明书中常见AE。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垂体炎、淋巴细胞垂体炎、免疫介导性皮炎、免疫介导的肾上腺功能不全、垂体功能减退、免疫介导的肝脏疾病、促肾上腺皮质激素缺乏、免疫介导性脑炎、自身免疫性结肠炎和免疫介导性甲状腺功能亢进，涉及的SOC分别为内分泌系统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肝胆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神经系统疾病。共36个PT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颅内肿瘤出血、放射性坏死、恶性胸腔积液、肺部肉芽肿、苔藓样角化病。　结论 伊匹木单抗的主要AE为腹泻、结肠炎、皮疹等。该药还可能导致颅内肿瘤出血、放射性坏死、恶性胸腔积液等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临床实践中应予警惕。

目的 了解吗替麦考酚酯（MMF）眼部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该药临床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收集2004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MMF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0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筛选眼部AE。采用3种频数法［报告比值比法（ROR）、比例报告比值法（PRR）、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法（BCPNN）］和多项伽玛-泊松分布缩减（MGPS）法进行眼部AE风险信号挖掘。对MMF眼部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MMF为首要怀疑药物的眼部AE 402例，涉及402例患者、31个PT、5个SOC。402例AE由33个国家上报，有临床结局记录者283例，包括死亡32例（11.3%）、致残或失明142例（50.2%）、威胁生命14例（4.9%）、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95例（33.6%）。频数法检测结果显示31个PT均为风险信号，MGPS法检测发现其中22个PT为风险信号。31个PT均未在药品说明书中记载，AE报告数排在前5位的PT为失明（136例）、巨细胞病毒性脉络膜视网膜炎（37例）、葡萄膜炎（34例）、眼内炎（29例）、坏死性视网膜炎（22例）。4种方法检测的信号强度排名基本一致，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分别为眶尖综合征[ROR=55.84，PRR=55.83，信息成分(IC)=5.58，贝叶斯几何均数(EBGM)=47.71]、象限盲（ROR=43.22，PRR=43.21，IC=5.26，EBGM=38.21）、病毒性视网膜炎（ROR=40.13，PRR=40.13，IC=5.16，EBGM=35.78）、视盘模糊（ROR=40.13，PRR=40.13，IC=5.16，EBGM=35.78）、匐行性脉络膜炎（ROR=31.07，PRR=31.07，IC=4.83，EBGM=28.41）。　结论 MMF治疗中发生的眼部AE临床表现多样，且均未被说明书记载；临床结局差，可导致失明，临床应予警惕。

目的 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　结论 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

目的 调查门诊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4种老年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现状。　方法 对北京市医保中心数据库中2017年7月至9月就诊的老年（≥65岁）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门诊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至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4种慢病中的一种，首次就诊时用药品种数≥5种为多重用药，<5种为非多重用药。以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共病数目及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按照患者预后情况分为0、1、2和≥3分（4级），数值越大严重程度越重。以2015版Beers标准为判断依据，采用普华和诚处方点评系统识别潜在不适当用药（PIM）问题。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05-608例患者，中位年龄74（65~107）岁，204-219例（50.35%）为女性；按患者用药种数分为多重用药组(113-594例,28.01%）和非多重用药组（292-014例,71.99%）。多重用药组CCI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P<0.001），多重用药组评分为1、2及≥3分者占比均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共病方面，多重用药组4种慢病患者的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伴随疾病中，多重用药组高脂血症、认知功能障碍、心力衰竭及骨质疏松者占比均大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就诊行为方面，多重用药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非多重用药组［2（1,3）次比1(1,2）次，P<0.001］。在药品使用不适宜性评价方面，多重用药组存在PIM患者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包括重复用药［4.60%（5-227/113 594）比1.54%(4-486/292 014）］、存在禁忌证［2.97%（3-376/113 594）比1.13%(3-294/292 014)］、存在相互作用［6.51%（7-399/113 594）比1.94%(5-658/292 014）］和缺乏适应证［22.39%（25-432/113 594）比13.54%（39-543/292 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药品使用类别方面，多重用药组被处方最多的药品类别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68-318例，60.14%）、二氢吡啶类（60-951例，53.66%）、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5-050例，39.66%）、β受体阻滞剂（25-675例，22.60%）和磺酰脲类（16-023例，14.11%）。　结论 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4种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象普遍，多重用药老年患者所患疾病更严重，存在的PIM问题更多。

目的 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　结论 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 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肿瘤患者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使用ICI且用药前肝功能正常的肿瘤患者病例资料，从中筛选出ICI相关肝损伤病例。提取ICI相关肝损伤患者基本信息、ICI种类及用法用量、合并用药、用药前后的肝功能、干预措施及其转归等信息，对ICI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在设定时段内共有155例实体肿瘤患者使用ICI治疗，其中15例（9.7%）被诊断为ICI相关肝损伤。15例患者中，男性6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59（41，76）岁。可疑致肝损伤药物中卡瑞利珠单抗5例，舒格利单抗、斯鲁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各2例，派安普利单抗、卡度尼利单抗各1例。15例患者均联合应用了传统化疗药物、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或其他ICI。15例患者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22（4~64）d，其中9例患者发生在ICI治疗的第1个周期后。丙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57（15~508）U/L，天冬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31（77~696）U/L； 3例患者总胆红素大于参考值上限2倍。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者6例，胆汁淤积型5例，混合型3例，因缺少数据未分型1例。15例患者中肝损伤严重程度为2级者8例，3级者7例；9例在肝损伤发生后停用了可疑药物，6例未停药。停药和未停药者中分别有7和5例在1~4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或基本恢复正常；3例随访2~9个月，肝功能未恢复正常。　结论 ICI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ICI治疗第1个周期后（1~2个月内），严重程度多为2级或3级，药物性肝损伤的3种临床类型（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均可见，发生肝损伤后及时停药和/或治疗，多数预后良好。

目的 探究胃癌TNM（肿瘤-淋巴结-远端转移）Ⅲ期患者术后替吉奥（S-1）治疗的依从性及其影响因素。　方法 收集南京中医药大学第二附属医院2018年10月至2022年4月胃癌Ⅲ期术后口服S-1治疗的成人患者病历，根据其S-1治疗相关记录，对这些患者S-1治疗的依从性及相关因素进行回顾性分析。依从性好定义为患者在186 d内完成了8个周期（连续用药14 d、停药7 d为1个周期）的S-1治疗。将患者分为S-1治疗依从性好和差2组，对影响患者依从性的因素进行单因素和多因素分析。　结果 共有148例患者纳入研究，男性116例（78.4%），女性32例（21.6%）；中位年龄67（27~85）岁。69例（46.6%）患者依从性好，在设定时间内完成了≥8个周期的S-1治疗；79例（53.4%）依从性差。79例患者中断或未如期完成治疗的原因分别为严重不良反应30例（38.0%），患者拒绝治疗27例（34.2%）和疗效不佳22例（27.8%）。单因素和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对疾病的认知为“不了解”或“一知半解”［比值比（OR）=5.368，95%置信区间（CI）：1.488~19.370，P=0.010；OR=3.393，95%CI：1.309~8.793，P=0.012］、胃癌病程为<1年（OR=10.214，95%CI：2.400~43.472，P=0.002）和TNMⅢa（OR=3.879，95%CI：1.522~9.886，P=0.005）是胃癌患者S-1治疗依从性低的独立影响因素。　结论 胃癌Ⅲ期患者术后S-1治疗依从性好的患者不足一半。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低、胃癌病程短和胃癌Ⅲa期是患者S-1治疗依从性低的独立影响因素。增加患者对疾病的认知度，加强患者教育可能是改善S-1治疗依从性的重要策略。

目的 系统评价伊沙佐米在真实世界中治疗复发/难治性多发性骨髓瘤（RRMM）的疗效和安全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截至2022年4月），收集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真实世界研究文献。采用非随机研究方法学指标（MINORS）量表对文献进行质量评价。提取接受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有效率和不良事件发生率等数据。有效性指标包括总体缓解率（ORR）、≥非常好的部分缓解（≥VGPR）率和中位无进展生存时间（PFS），安全性指标包括不良事件（AE）发生率、因AE终止治疗率等。采用Stata 13.0软件进行单组率meta分析，对主要AE的发生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12项研究，包括患者1-006例。12项研究质量评价结果均为高质量。单组率meta分析结果显示，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ORR为65%［95%置信区间（CI）：58%~72%］，≥VGPR率为32%（95%CI：25%~38%），中位PFS为21.73（95%CI：14.37~29.08）个月，≥3级AE发生率为39%（95%CI：24%~55%），因AE终止治疗率为6%（95%CI：3%~10%）。发生率≥10%的AE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血小板减少、感染、贫血、腹泻、乏力、周围神经病变、皮疹和骨痛。　结论 在真实世界中伊沙佐米治疗RRMM的疗效低于临床试验，但安全性相似。

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肿瘤患者接受高致吐风险铂类药物化疗诱发恶心呕吐（CINV）的风险预测模型，为止吐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科登记的接受顺铂或卡铂[卡铂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4]肿瘤患者的临床信息，包括性别、年龄、饮酒史、孕吐史、化疗周期、患者对发生恶心呕吐的预期、化疗药物、止吐方案、院外止吐治疗、化疗前夜睡眠小于7 h、上周期发生CINV情况、肌酐清除率（Ccr）等。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预测模型，测试集用于评价模型预测效能。分别采用梯度提升树（GBDT）、随机森林（RF）和逻辑回归（LR）3种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准确度、灵敏度、召回率、F1值（灵敏度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最后应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方法对有预测意义的临床特征进行可解释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698例，男性439例（62.9%）；中位年龄64（21,84）岁；共接受1-654个周期化疗。化疗方案含顺铂者364例，化疗864个周期；含卡铂且AUC≥4者361例，化疗790个周期。止吐方案选择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NK-1 RA)、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治疗周期数为1-347个，选择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周期数为307个。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特征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均可用于模型建立。GBDT最优超参数n_estimators=500，max_depth=9；RF最优超参数max_depth=5；LR最优超参数penalty=L2。根据最优超参数训练数据分别建立GBDT、RF和LR 3种预测模型。GBDT模型准确度为0.903，灵敏度为0.882，召回率为0.903，F1值为0.883，AUROC为0.778±0.036（95%CI：0.739~0.814）；RF模型的准确度为0.885，灵敏度为0.861，召回率为0.885，F1值为0.870，AUROC为0.679±0.041（95%CI：0.636~0.720）；LR模型的准确度为0.817，灵敏度为0.851，召回率为0.817，F1值为0.832，AUROC为0.682±0.042（95%CI：0.639~0.723）。Ccr、年龄、化疗周期、饮酒史以及化疗前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是具有预测意义的主要临床特征；Ccr、年龄、化疗周期与CINV的发生呈负相关，无饮酒史和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会增加CINV的发生风险。　结论 GBDT、RF和LR 3种模型均可对接受高致吐铂类药物患者CINV的发生风险进行预测，其中GBDT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

2023年世界患者安全日的主题为“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鼓励患者（包括患者亲属、照护人员等）在用药安全中发声是用药安全管理和药物警戒的重要措施之一，符合伦理和科学的原则，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患者参与药物临床试验安全监测、药物不良反应上报、药物安全信息沟通和安全监管，成为医者及药物监管机构的用药安全合作伙伴已在全球被广泛认可，我国也应重视并着手解决患者参与药物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障碍，加速患者参与用药安全管理的进程。

目的 探讨依非韦伦（EFV）在药物临床试验中致健康受试者皮疹的发生情况。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Ⅰ期临床研究中心2020年11月及2021年10月开展的2项以EFV为酶诱导剂的临床试验中，健康受试者EFV相关皮疹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研究文献，回顾文献中报道的EFV相关皮疹病例资料，并与本院2项临床试验中的数据汇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2项临床试验共纳入40例健康受试者，5例（12.5%）发生EFV相关皮疹。从服药至出现皮疹的时间平均为8 d；皮疹首发症状均为皮肤瘙痒，出现部位主要为四肢和背部，主要形态为斑丘疹，无伴随其他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异常。4例受试者退出试验，给予抗过敏及对症治疗5~7 d后皮疹消退；1例因皮疹较轻，给予炉甘石洗剂外用，继续参加试验，皮疹于17 d后（停用EFV 5 d）消退。检索到18篇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文献。汇总后，18篇文献及本院研究共包括健康受试者403例，19例发生皮疹，皮疹发生率为4.7%。按EFV日剂量，600-mg/d组皮疹的发生率高于<600-mg/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18/329）比1.4%（1/74），P=0.131］；按服药时间，单次给药组和连续给药组皮疹的发生率相近［4.1%（4/97）比4.9%（15/306），P=0.753］。　结论 皮疹是健康受试者服用依非韦伦后常见的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一般较轻，及时发现和处理均可恢复。

目的 了解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使用肾上腺素的情况。　方法 对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2016年8月12日至2022年11月30日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的严重过敏反应病例报告进行回顾性分析。按照患者是否有休克表现，将过敏反应患者分为休克组与无休克组。比较2组患者的基本情况、过敏反应累及器官系统和严重程度、肾上腺素使用情况和患者转归。对不同过敏反应表现时肾上腺素的应用情况，以及肾上腺素使用剂量和途径的合理性进行描述性分析及评价。　结果 共有132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62例（47.0%），女性70例（53.0%）；中位年龄53（1，87）岁；休克组20例（15.2%），无休克组112例（84.8%）。与无休克组患者相比，休克组累及心血管系统［100%（20/20）比17.9%（20/112）］、神经系统［60.0%（12/20）比28.6%（32/112）］、消化系统［40.0%（8/20）比15.2%（17/112）］和泌尿系统［15.0%（3/20）比1.8%（2/112）］者更多，而无休克组累及皮肤黏膜者较休克组更多［88.4%（99/112）比60.0%（12/2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132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中仅有21例（15.9%）在救治中使用了肾上腺素。休克组肾上腺素使用率明显高于无休克组［50.0%（10/20）比9.8%（11/112），P<0.001］。21例使用肾上腺素的病例中，10例（47.6%）肾上腺素剂量过大，11例（52.4%）给药途径为指南不推荐的皮下注射。　结论 宿迁市第一人民医院在严重过敏反应紧急处理中肾上腺素应用比例较低，也存在剂量与给药途径不合理的情况。应提高医护人员对肾上腺素合理使用重要性的认识，并加强相关培训。

目的 了解我国皮肤科医师对梅毒患者接受苄星青霉素治疗前进行皮肤试验（皮试）的实施现状。　方法 自行设计调查问卷，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基本信息（问题1）、梅毒患者拟接受苄星青霉素治疗时皮试时间（问题2）、认为目前青霉素皮试存在的问题和建议（问题3）等3个方面。依托中华医学会心身医学分会心身皮肤病协作学组，以网络问卷方式展开调查，国内皮肤科医师自愿参与。调查时间为2021年7月2日至8月16日。对获得的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电子问卷366份，确认有效的为358份（回收率97.8%）。358位皮肤科医师来自全国20个省、4个直辖市、4个自治区的247个单位，其中三级甲等医院129家；人数居前3位的为北京市（148位，41.3%），云南省（42位，11.7%），河南省（25位，7.0%)。358位医师中，222位（62.0%）选择“每周注射苄星青霉素前均需皮试”，102位（28.5%）选择“连续注射者，7 d内再次注射时无需再次皮试”，33位（9.2%）选择“连续注射者，72-h内无需再次皮试”，1位（0.3%）选择“其他”并补充说明“在停药48-h后需再次皮试”。三级甲等医院有更高比例的医师（32.5%，64/197）选择“连续注射者，7 d内再次注射时无需再次皮试”。91位（25.4%）医师对问题3进行了回答，均认为目前的苄星青霉素皮试现状给临床治疗带来了困惑，部分医师给出了制定苄星青霉素皮试规范、增加对照试验等建议。　结论 国内对苄星青霉素治疗梅毒的皮试时间窗和操作无统一标准，阻碍了梅毒的规范化治疗，亟需制定苄星青霉素皮试的指导性文件。

目的 探讨促性腺激素释放激素（GnRH）激发试验中戈那瑞林导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　方法 研究对象为成都市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2015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收到的不良反应报表中，使用戈那瑞林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儿童，年龄≤14岁，用药目的为GnRH激发试验。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这些患儿的基本信息、戈那瑞林使用情况、严重过敏反应发生情况及过敏反应的治疗和转归等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GnRH激发试验中戈那瑞林导致儿童严重过敏反应的病例14例，男性3例，女性11例；年龄（9±2）岁；Naranjo因果关系评定法评分≥5分。14例患儿使用戈那瑞林的剂量为（2.55±0.09）mg/kg，均为静脉注射给药。4例严重过敏反应发生于首次进行GnRH激发试验，10例发生于第2次GnRH激发试验；用药至发生严重过敏反应的时间为（6.0±3.5）min。14例患儿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为系统性过敏反应症状，累及全身各个系统，所有患儿均有3种及以上系统的损害。发生过敏反应后，14例患儿均停用戈那瑞林，其中5例给予肾上腺素肌内注射，5例为肾上腺素或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注射，1例为异丙肾上腺素静脉注射+肾上腺素肌内注射； 3例仅给予地塞米松静脉注射。经治疗患儿症状均得到缓解。　结论 戈那瑞林导致的儿童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罕见但严重的不良反应，且该药与GnRH类似物存在交叉过敏的可能，故在诊断、治疗儿童性早熟时应在监护条件下给药。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速发型全身性超敏反应，诊断不及时或救治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肾上腺素作为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药物。我国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尚存在肾上腺素使用不足，给药途径、剂量不适宜等问题。肾上腺素的给药时机（尽早）、途径（首选肌内注射）、剂量等应严格遵循相关指南的推荐意见。肾上腺素注射液（预充笔）可缩短肾上腺素注射时间，有条件的过敏患者未来可经过培训后配备并自行使用。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研究设计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对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目标药物、目标ADR）、信号来源数据库、目标药物角色及对照药物、信号检测算法和偏倚控制等问题逐条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146篇（88.5%）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2013至2022年（2022年1~5月）分别发表4、3、2、7、8、11、20、29、55和26篇。6.7%（11/165）的文献研究目的不明确，80.6%（133/165）目标ADR选择为非针对性，国内数据库利用较少［9.7%（16/165）］，33.9%（56/165）未提及目标药物角色的选择范围，36.4%（60/165）仅采用单一算法进行信号检测，85.5%（141/165）未进行偏倚分析。　结论 国内已发表的ADR信号检测文献在研究设计方面存在研究目的和方向不明确、研究项目不全面等规范性欠佳问题。我国学者应在加强ADR信号检测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

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是药物上市后药物警戒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该类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如对ADR信号的概念认识不清、信号检测研究的目的不明、信号来源局限、对检测数据未进行很好的处理、数据挖掘算法单一、数据选择的时间范围过短、未对信号检测中的偏倚进行处理和分析等。本文对这些常见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提升有所帮助。

目的 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IC）法及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IC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0或ROR的95%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 共收集到1-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IC法和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IC=7.81，ROR=235.74）、脑病（IC=4.74，ROR=26.96）、失语（IC=4.28，ROR=19.58）、脑水肿（IC=3.35，ROR=10.24）、失禁（IC=3.04，ROR=8.22）。失禁（报告数6,IC=3.04,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 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目的 挖掘并分析比较降尿酸药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不良事件（AE）信号，为临床合理安全使用该两种药品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为目标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别嘌醇和非布司他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的95% 置信区间下限>1定义为阳性信号。对照药品说明书筛选别嘌醇和非布司他新的AE风险信号，按照别嘌醇和非布司他的风险信号数量绘制雷达图，对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别嘌醇和非布司他 AE 报告分别为105-532和9-949份。对报告数量排前100位AE分析的结果显示，别嘌醇阳性PT 82个，涉及14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61个；非布司他阳性PT 86个，涉及18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25个。别嘌醇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药物反应伴嗜酸粒细胞增多和全身性症状、终末期肾脏疾病、高钙血症、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疾病；非布司他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起止点病、皮肤肉芽肿、血甲状旁腺素降低、腱鞘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异常。两药共有重叠信号49个，别嘌醇在代谢及营养类疾病、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非布司他在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　结论 别嘌醇致肾脏和泌尿系统、血液和淋巴系统及代谢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非布司他致皮肤及皮下组织、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肝胆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建议伴有肾功能不全、泌尿系统疾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的痛风患者慎用别嘌醇，伴有肝功能异常的痛风患者慎用非布司他。

目的 挖掘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 2004 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孟鲁司特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患者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3.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提取患儿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患儿应用孟鲁司特钠的AE风险信号，将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5-179例，涉及1-295个PT，采用PRR法获得233个阳性PT。AE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攻击性行为、焦虑、自杀意念、异常行为、抑郁、愤怒、噩梦、失眠、大声哭泣和夜惊，除大声哭泣外，均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感觉超负荷、心率异常、离别焦虑障碍、孤独恐怖症、灰尘过敏、Miller-Fisher综合征、嗜酸性肉芽肿合并多血管炎、儿童人格障碍、夜惊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其中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233个阳性PT中共59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涉及10个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损伤、中毒和手术并发症，一般病症和给药部位情况，呼吸、胸腔和纵隔疾病。　结论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后的主要AE为攻击性行为、焦虑、抑郁、失眠、夜惊等，均为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等。

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2022年收到全国26个省级行政区315家医院的用药错误（ME）报告22-868例。上报ME的医院较2021年（275家）增长了14.55%，报告ME例数较2021年（19-585例）增长了16.76%。22-868例ME报告中A级错误155例（0.68%），B级18-981例（83.00%），C级3-076例（13.45%），D级422例（1.85%），E级75例（0.33%），F级156例（0.68%），G级1例（<0.01%）， H级2例（0.01%），I级0例。B~I级ME涉及的22-713例患者中男性12-668例（55.77%），女性10-045例（44.23%）；年龄1 d~102岁，其中儿童（<18岁）2-453例（10.80%），青中年人（≥18~<60岁）11-374例（50.08%），老年人（≥60岁）8-886例（39.12%）。导致患者伤害的严重ME（E~I级）涉及234例患者，男性134例（57.27%），女性100例（42.73%）；年龄4 d~94岁，其中儿童37例（15.81%），青中年人83例（35.47%），老年人114例（48.72%），主要发生在给药环节［74.36%（174/234）］。155例A级错误未涉及错误引发人员和错误发生场所。22-713例B~I级ME中，引发错误人员为医师者17-102例（75.30%），药师4-072例（17.93%），护士764例（3.36%），患者/家属461例（2.03%），其他人员314例（1.38%）；医师引发ME占比已连续4年逐渐升高，但严重ME的引发人员主要为患者/家属［61.97%（145/234）］。发生场所在门诊者9-238例（40.67%）、病房7-183例（31.63%）、药房4-620例（20.34%）、静脉配置中心1-063例（4.68%）、护士站213例（0.94%）、患者家中321例（1.41%）、社区卫生站6例（0.03%）、其他69例（0.30%）；234例严重ME中129例（55.13%）发生场所是患者家中，发生在患者家中的ME和严重ME占比均已连续4年升高。错误内容居前3位者分别是品种（4-285例次，18.40%）、用量（4-115例次，17.67%）和给药频次（2-808例次，12.06%）。错误发现人员居前3位者分别是药师（17-575例次，74.74%）、患者/家属（2-654 例次，11.29%）和医师（1-752 例次 7.45%）。引发错误因素居前3位者分别是知识欠缺（8-665例次，31.94%）、疲劳（4-249例次，15.66%）和培训不足（3-502例次，12.91%）。

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ED）发生率高，潜在危害大，可通过儿童麻醉苏醒期谵妄量表（PAED）进行诊断。儿童麻醉ED的危险因素包括患儿因素、手术因素和麻醉因素。通过有效缓解术前焦虑、优化麻醉方案、提供良好术后镇痛等措施，可有效降低儿童麻醉ED发生率。采用α2受体激动剂（如右美托咪定）、阿片类药物（如芬太尼）、丙泊酚和氯胺酮等，可有效预防和处理儿童麻醉ED。

目的 探讨纳布啡对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后瘙痒/感觉异常的影响及其机制。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双盲对照试验，研究对象选自2022年4至5月在将空军军医大学西京医院择期行全身麻醉下手术的患者，采用随机序列表法被随机分为纳布啡组和对照组。2组患者均采用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纳布啡组患者在手术结束前30-min给予静脉注射纳布啡0.2-mg/kg（0.1-ml/kg），对照组注射等容积的0.9%氯化钠注射液。分别于麻醉诱导前5-min和苏醒后5-min采集2组患者静脉血样本，检测血清白细胞介素6（IL-6）、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和S-100钙结合蛋白β（S-100β）。主要研究指标为拔管后30-min瘙痒/感觉异常的发生率，次要研究指标包括呼之睁眼时间，拔管后30-min内最高瘙痒/感觉异常评分，恶心、呕吐评分及疼痛评分，术后24-h瘙痒/感觉异常发生率和患者对麻醉的满意度评分，以及术后血清炎性标志物水平。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98例，每组49例。2组患者的性别、年龄、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手术类型、手术时长、麻醉时长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纳布啡组患者拔管后30-min瘙痒/感觉异常发生率和瘙痒/感觉异常评分均低于对照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24.5%（12/49）比61.2%（30/49），P<0.001；4（2，5）分比6（5，7）分，P=0.031］。术后24-h，纳布啡组患者麻醉满意度评分高于对照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8（7，9）分比  6（3，7）分，P=0.042］。与对照组相比，术后纳布啡组患者血清IL-6较低［（329.5±105.5）ng/L比（398.5±102.6）ng/L，P=0.033）］，而TNF-α和S-100β水平2组间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纳布啡可显著降低磷丙泊酚钠全身麻醉后瘙痒/感觉异常的发生率，提高患者麻醉满意度，其机制可能与纳布啡抑制炎症反应有关。

目的 观察择期喉科全麻手术患者在麻醉后恢复室（PACU）肌松药残余神经肌肉阻滞作用（RNMB）的发生情况，为提高喉科围手术期患者安全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2020年7月至2021年3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同仁医院接受喉科手术的成年患者，根据使用肌松药种类将患者分为罗库溴铵组、米库氯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记录并分析不同组别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体重指数、美国麻醉医师协会（ASA）分级等］，手术时长、麻醉时长和在PACU停留时间，神经肌肉功能恢复情况（用TOFr表示），并记录患者在PACU言语和抬头能力，以及胃食管反流、误吸、呼吸困难等不良事件的发生情况。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320例，男性188例（58.8%），女性132例（41.2%）；年龄（50±13）岁；手术时间（38.6±30.1）min；麻醉时间（57.2±32.8）min；PACU停留时间（34.6±11.4）min。罗库溴铵组、米库氯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患者分别为115、141和64例，3组患者年龄、体重指数、ASA分级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米库氯铵组麻醉时长和手术时长均短于罗库溴铵组和顺阿曲库铵组［（43.53±23.90）min 比（67.54±37.72）min和（68.84±29.34）min；（26.87±22.18）min比（47.16±34.83）min和（48.84±27.57）min］，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3组患者在PACU停留时间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入PACU即刻，320例患者中TOFr<0.9者272例（88.6%），其中TOFr<0.7者105例（32.8%）；离开PACU时，所有患者的TOFr均>0.9。除出PACU时点外，罗库溴铵组各时点TOFr均高于顺阿曲库铵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除入PACU即刻和出PACU 2个时点外，米库氯铵组TOFr均高于顺阿曲库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米库氯铵组入PACU即刻和入PACU 5-min时TOFr均低于罗库溴铵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入PACU时，320例患者中有79例（24.7%）血氧饱和度（SpO2）<0.95， 3组患者SpO2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29），其中顺阿曲库铵组SpO2<0.90者4例（6.25%），低氧血症发生率高于另外2组。3组患者入PACU时言语和抬头能力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36，P<0.001）。所有患者在PACU内均未发生反流、误吸、呼吸困难等不良事件。　结论 喉科手术患者术后进入PACU即刻RNMB发生率较高且严重，随时间延长TOFr逐渐升高，RNMB逐渐减退；使用顺阿曲库铵的患者术后RNMB发生率较高且程度较重。PACU内常规监测和神经肌肉监测有益于患者围手术期安全。

目的 探讨全身麻醉（全麻）下儿童腹部手术右美托咪定的最佳给药剂量。　方法 本研究为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研究对象为2019年11月到2020年12月在空军军医大学第一附属医院行全麻腹部手术的患儿。采用随机数表法将患儿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0.4-μg、0.7-μg和1.0-μg 3个剂量组，在麻醉诱导前15-min分别按右美托咪定0.4-μg/kg、0.7-μg/kg和1.0-μg/kg剂量静脉泵注，其他麻醉方法相同。比较3组患儿手术期间心率和平均血压（MBP），麻醉苏醒后Ramsay镇静评分、镇静-躁动评分（SAS）、儿童疼痛行为量表评分（FLACC）和术后24-h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共有150例患儿纳入研究，其中男性77例（51.3%），女性73例（48.7%）；年龄（7±1）岁，体重（22.4±4.6）kg。手术治疗的疾病包括腹股沟疝81例（54.0%），鞘膜积液36例（24.0%），隐睾19例（12.7%），阑尾炎14例（9.3%）。150例患儿随机分为右美托咪定0.4-μg组、0.7-μg组和1.0-μg组，每组50例患儿。3组患儿的性别、年龄、体重、美国麻醉医师协会分级和分离焦虑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1.0-μg组较0.4-μg组术后苏醒时间［（12±3）min比（9±3）min］和拔管时间［（12±3）min比（9±3）min］均明显延长，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1.0 μg组与0.7-μg组、0.7-μg组与0.4-μg组比较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手术期间0.7-μg组和1.0-μg组患儿的心率和MBP均明显低于0.4-μg组（均P<0.001）。0.7-μg组和1.0-μg组患儿麻醉苏醒即刻、离开复苏室即刻和术后1 h的Ramsay镇静评分均明显高于0.4-μg组，而SAS评分和FLACC评分均明显低于0.4-μg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0.7-μg组和1.0-μg组与0.4-μg组相比，术后躁动［12.0%（6/50）和8.0%（4/50）比30.0%（15/50）］及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22.0%（11/50）和16.0%（8/50）比44.0%（22/50）］均明显降低（均P<0.05）。　结论 儿童全麻下腹部手术麻醉诱导前给予右美托咪定0.7-μg/kg对麻醉苏醒影响较小，且镇静效果良好，不良反应发生率低，为最佳的给药剂量。

2021年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发布《药物警戒质量管理规范》（GVP），要求药品上市许可持有人建立并持续完善药物警戒体系，规范开展药物警戒活动。中药为我国特色药物，尤其是中药注射剂，临床应用过程中存在高风险，在开展药物警戒过程中，应更加重视各方面的统筹和协调。笔者通过查阅法规和文献，结合自身药物警戒工作实践，提出了中药注射剂企业开展药物警戒工作的可能思路和建议，如建立组织机构和配备专业人员、健全规程及制度、疏理信息收集途径、识别和评估风险信号等。

目的 探讨5种新疆香阿魏（准噶尔阿魏、多伞阿魏、山地阿魏、全裂叶阿魏、荒地阿魏）在体外试验中的毒性及其毒性部位。　方法 用95%乙醇回流法制备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将不同浓度的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分别加入人胚肾上皮细胞（HKC）、人正常肝细胞（L02细胞）和斑马鱼胚胎培养液中，同时设空白组和正常对照组，计算37.0-℃培养24-h的HKC和L02细胞增殖抑制率和培养24、48和72-h斑马鱼胚胎存活率。从5种香阿魏中选择毒性最强的1种，制备其不同极性部位（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和水）提取物进行上述细胞毒性和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以明确其不同部位的毒性。　结果 细胞毒性试验显示，5种香阿魏乙醇提取物对HKC和L02细胞增殖的半数抑制率（IC50）均以准噶尔阿魏为最低（70.92-μg/ml和42.33-μg/ml），以多伞阿魏为最高（107.80-μg/ml和97.92-μg/ml）。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显示，1.0-μg/ml给药组培养48-h时准噶尔阿魏组即出现胚胎死亡，存活率为70%（14/20），其他4组胚胎存活率均为100%（20/20）；10.0-μg/ml给药组胚胎培养24-h时多伞阿魏组胚胎存活率为50%（10/20），其他4组胚胎存活率均为0（0/20）。采用准噶尔阿魏的石油醚、二氯甲烷、乙酸乙酯、水饱和正丁醇和水部位提取物进行细胞毒性试验，HKC和L02细胞增殖的IC50均以石油醚部位组为最低（77.35-μg/ml和67.73-μg/ml），以水部位组为最高（731.52-μg/ml和364.09-μg/ml）；斑马鱼胚胎毒性试验中，石油醚部位组的斑马鱼胚胎存活率最低，给药浓度为3.0-μg/ml在72-h时下降到50%，10.0-μg/ml在24-h时为50%，48-h和72-h以及在30.0-μg/ml给药浓度的所有观察时间胚胎存活率均为0。　结论 5种新疆香阿魏中准噶尔阿魏的毒性最大，多伞阿魏毒性最小。准噶尔阿魏毒性成分可能多聚集在石油醚部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