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例75岁女性患者结肠癌术后服用呋喹替尼5 mg、1次/d（服药3周，停用1周，4周为 1个疗程）。患者既往血压正常，用药约1周后出现高血压［收缩压180~190 mmHg（1 mmHg=0.133 kPa），舒张压不详］，自行服用硝苯地平缓释片2次（20 mg/次），血压控制可。患者服用呋喹替尼3周后出现双下肢水肿，停药1周，再次用药1 d后突发呼吸困难、意识丧失。胸部CT示心力衰竭征象。实验室检查示高敏肌钙蛋白I(hs-cTnI) 0.27 μg/L，肌酸激酶（CK)-MB 7.13 μg/L，肌红蛋白132.88 μg/L，N末端B型利钠肽前体（NT-proBNP）4 039.8 ng/L。停用呋喹替尼，予营养心肌、利尿、抗凝、保肝、补钾等治疗。第2天，患者意识恢复，hs-cTnI 0.28 μg/L，CK-MB 4.63 μg/L，肌红蛋白34.25 μg/L，NT-proBNP 10 181.3 ng/L，予抗血小板、利尿、调脂、降压等治疗。第3天，心脏彩色多普勒超声提示心肌梗死合并心力衰竭。考虑为呋喹替尼导致的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合并急性心力衰竭。停用呋喹替尼第6天，NT-proBNP 295.8 ng/L；第9天各项指标恢复正常。1个月后复查心肌酶无异常。

1例77岁男性肺腺癌患者接受赛沃替尼400 mg口服、1次/d靶向治疗。11 d后出现发热，胸部CT提示双肺间质性改变。停用赛沃替尼，予以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好转。患者再次口服同剂量赛沃替尼，3 d后出现咳嗽气促加重；实验室检查示中性粒细胞百分比90%，降钙素原1.56 μg/L；胸部CT提示右肺间质性改变，诊断为间质性肺炎合并感染。考虑与赛沃替尼有关，停用该药并给予糖皮质激素和抗感染等治疗，14 d后患者咳嗽气促好转，实验室检查示中性粒细胞百分比89%，降钙素原0.18 μg/L。

1例9岁8个月女童因咳喘医嘱给予盐酸丙卡特罗口服溶液（丙卡特罗）25 μg（5 ml）、2次/d治疗。患儿祖母误将丙卡特罗25 μg看作25 ml给孩子喂服。30 min后，患儿出现烦躁不安、呼吸急促、双手抖动和呕吐。体格检查示心率148次/min，心脏听诊示心律不齐，心电图示频发室性期前收缩，实验室检查示血钾2.5 mmol/L。考虑丙卡特罗中毒，立即给予吸氧、心电监护，酒石酸美托洛尔片25 mg口服，给予辅酶A、三磷酸腺苷和氯化钾等对症支持治疗。2 h后患儿烦躁消失、气促缓解，复查心电图示室性期前收缩消失；10 h后心率恢复正常；次日血钾恢复至正常水平。

1例5岁男性先天性肾上腺皮质增生症及21-羟化酶缺乏症患儿，2岁3个月时因左眼视网膜母细胞瘤予介入、激光、左眼视网膜母细胞瘤切除术及视网膜复位术等治疗。3岁4个月时因肾上腺神经母细胞瘤行腹膜肿瘤切除术、肾上腺部分切除术，术后规律给予氢化可的松2.5 mg口服、3次/d和氟氢可的松0.02 mg口服、1次/d。左眼视网膜母细胞瘤切除术后3年，肿瘤复发，再次行左眼视网膜母细胞瘤切除及复网术，术后使用长春新碱（1.06 mg静脉滴注、第1天）+依托泊苷（105 mg静脉滴注、第1~2天)+卡铂（395 mg静脉滴注、第1天）（VEC）联合化疗，28 d为1个治疗周期。化疗2 d后，患儿出现恶心、呕吐及腹部不适；5 d后出现面色苍白，恶心呕吐，精神差，实验室检查示血皮质醇29.6 μg/L，血钠133 mmol/L，随机血糖2.4 mmol/L；考虑为VEC化疗导致的肾上腺危象。停用口服氢化可的松，改为氢化可的松10 mg静脉滴注、3次/d，同时予补钠等对症治疗。2 d后患儿症状好转，7 d后患儿无恶心呕吐，皮质醇升至291.0 μg/L，血钠、血糖恢复正常。

1例36岁男性服用约2 050 mg非洛地平后出现意识不清，呼之不应（具体时间不详）。家属发现2 h后患者被送往急诊科就诊并入院。体温35.1 ℃，脉搏148次/min，呼吸32次/min，血压65/34 mmHg（1 mmHg=0.133 kPa）。根据患者临床表现结合实验室检查、心脏超声、胸腹部CT等检查结果，诊断为急性药物中毒、急性中毒性心肌病、急性中毒性休克、急性Ⅱ型呼吸衰竭、急性中毒性脑病和急性肾衰竭。予气管插管接呼吸机有创辅助通气、升压、液体复苏，同时予以反复洗胃、灌肠清除毒物，间断多次予以血液灌流、持续肾脏替代疗法等治疗。入院2 h患者血液非洛地平血药浓度为1 298 μg/L。入院4 h患者出现心搏骤停。立即予以静脉到动脉体外膜肺氧合（V-A ECMO）救治。ECMO上机48 h后停用镇静药物，4 h后患者意识转清。上机第5天，患者心率72次/min，血压127/65 mmHg，非洛地平血药浓度降至2 μg/L。患者生命体征明显较前好转，撤除ECMO支持治疗。入院治疗26 d后患者痊愈出院。

处方序列对称分析（PSSA）是基于真实世界医疗处方数据库的药品上市后药物警戒的重要方法之一，可用于处方级联的检测和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的挖掘，已得到较多研究的验证。PSSA在识别ADR方面显示出较高的特异性和中等敏感性，可将ADR的关联性或风险量化，且应用方便，算法简单，对一些非时间依赖性的混杂因素具有较好的稳健性。但其结果可能受到一些人为混杂因素和数据质量的影响。本文通过查阅国内外PSSA相关研究的文献，对PSSA的原理、计算方法、应用范围、注意事项等方面进行了综述，为我国药物警戒提供参考。

使用CD20单克隆抗体（CD20单抗）治疗儿童难治性肾病综合征（RNS）是近年来一种较为新颖的药物治疗手段。部分CD20单抗疗效肯定且不良反应较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激素类药物和免疫抑制剂的使用。然而，该类药物治疗肾病综合征属于超说明书用药，临床应用时间不长，尤其是针对儿童RNS，远期疗效和安全性仍需开展更多高质量的临床研究。本文从CD20单抗的作用机制、临床应用、药物代谢动力学特征、不良反应监测及防范等方面，综述了该类药物（包括利妥昔单抗、奥法妥木单抗、奥妥珠单抗等）在治疗RNS患儿中的应用与安全性研究进展，为临床合理与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目的 调查医务人员对药物警戒的认知情况及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的建设现状。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调查问卷，以微信形式通过中国药品监督管理研究会药物警戒研究专业委员会发放至我国各地医疗机构，医务人员自愿参加。问卷内容包括接受调查者的基本信息、对药物警戒概念与法规的认识、所在医疗机构药物警戒管理情况、所在医疗机构药物不良反应（ADR）/不良事件（ADE）报告与反馈情况等4个维度共23个问题。调查时间为2023年8月18日至2023年10月18日。对问卷导出的数据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收回的问卷来自31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的医疗机构，每个地区回收问卷的数量均>100份。参加调查的医务人员共有10 991人，其中药师5 504人，医师2 120人，护士3 367人。10 131人（92.18%）听说过药物警戒，4 511人（41.04%）亲自参与过药物警戒相关工作。9 368人（86.41%）表示所在医疗机构已建立了ADR监测与管理制度，8 186人（75.51%）表示所在医疗机构已设立了药物警戒（含ADR监测）相关工作领导小组。8 605人（79.37%）表示所在医疗机构的药物警戒工作有专人负责管理，7 859人（72.49%）所在临床科室设有联络员。6 043人（55.74%）表示上报ADR后医院有奖励，4 809人（44.36%）表示药物警戒已纳入科室日常工作和考核指标，5 351人（49.36%）表示ADR报告有专人审核。医务人员的主动上报是主要的ADR收集渠道，3 391人（31.28%）表示从医院信息系统主动获取ADR，7 728人（71.28%）表示通过医院信息系统上报ADR，10 061人（92.81%）表示医院会定期反馈ADR监测情况，6 239人（57.55%）表示所在医疗机构会定期对全体医务人员进行药物警戒培训。　结论 医务人员普遍听说过药物警戒，知晓国家建立的药物警戒制度，但对药物警戒的概念与法规认识尚存不足。不同地区医务人员参与药物警戒工作的程度有异。大多数医疗机构重视ADR的监测与管理，不同级别医疗机构药物警戒体系的完善程度有异。

目的 探讨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禁用信息国内外差异，为完善我国药品说明书中儿童禁用信息提供参考。　方法 查阅《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2020年版）收载的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和《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2023年）》西药部分药品的中文说明书，选择标注为儿童禁用的药品并收集其儿童禁用信息；收集上述药品在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批准的说明书（英文说明书），查阅儿童用药信息，与相应的中文说明书信息进行比较分析。　结果 共有222种药品的中文说明书标注了儿童禁用，149种可查到英文说明书，其中123种未标注儿童禁用（82.5%），26种标注（17.5%）。123种英文说明书未标注儿童禁用的药品中，58种在中文说明书标注儿童禁用年龄段，而英文说明书未标注禁用于该年龄段但提供了儿童用药相关信息；40种在中文说明书中标注儿童禁用年龄段，而英文说明书中该年龄段用药信息描述为儿童使用的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确定；13种在中文说明书标注儿童禁用，但在英文说明书中儿童用药信息标注内容不明确或缺失；12种在中文说明书标注了儿童禁用，但英文说明书中未禁用，仅表述为尚未确定或不建议使用等，且与中文说明书标注的年龄段不一致。中文和英文说明书均标注儿童禁用的26种药品中，在2种说明书中禁用年龄段一致的药品有20种，不一致的有6种；17种在2种说明书中均体现了儿童禁用原因（13种一致、4种不一致），8种仅在英文说明书中体现，1种仅在中文说明书中体现。　结论 中文说明书中标注儿童禁用的药品种类较多，但同时说明禁用原因的较少；部分禁用年龄段与英文说明书存在差异。中文说明书中的儿童用药禁忌信息亟需进一步完善。

目的 系统评价儿科患者万古霉素相关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率及危险因素。　方法 检索 PubMed、Embase、The Cochrane Library、Web of Science、中国知网（CNKI）、万方、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数据库（CBM）等从建库至2024年6月收录的关于儿科患者万古霉素相关AKI危险因素的文献。对符合纳入标准的文献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NOS）进行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4对纳入文献中提取的相关暴露因素数据进行meta分析。暴露因素与AKI的关联强度采用优势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共纳入13篇文献，涉及11 073例患者，其中AKI组1 388例，非AKI组9 685例，AKI发生率为12.53%，范围4.62%~27.07%。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3篇文献均为高质量文献（NOS评分≥7分）。meta分析结果显示，入住重症监护病房（OR=2.39,95%CI:1.59~3.59,P<0.001）、万古霉素用药时间≥7 d（OR=2.19,95%CI:1.44~3.34,P=0.003）、稳态血药谷浓度≥15 mg/L（OR=2.98，95%CI:2.22~4.01,P<0.001）、合并肾毒性药物≥2种（OR=2.92,95%CI:1.84~4.64,P<0.001）、合并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OR=2.71,95%CI:1.72~4.27,P<0.001）、合并碳青霉烯类（OR=2.36,95%CI:1.36~4.10,P=0.002）、合并氨基糖苷类（OR=1.78,95%CI:1.35~2.35,P<0.001）、合并髓袢利尿药（OR=3.16,95%CI:2.36~4.23,P<0.001）、合并两性霉素B（OR=2.26,95%CI:1.35~3.79,P=0.002）、合并血管对比剂（OR=2.34,95%CI:1.04~5.25,P=0.040）、合并阿昔洛韦（OR=1.74,95%CI:1.04~2.84,P=0.030）均是儿科患者万古霉素相关AKI的危险因素。　结论 儿科患者万古霉素相关AKI发生率为12.53%，入住重症监护病房、万古霉素谷浓度≥15 mg/L、用药时间≥7 d、合并肾毒性药物≥2种等为万古霉素相关AKI发生的危险因素。

目的 观察促肾上腺皮质激素（ACTH）对激素依赖型肾病综合征（SDNS）或频复发型肾病综合征（FRNS）患儿的疗效与安全性。　方法 回顾性连续收集2019年6月至 2023年6月在西安市儿童医院肾脏科接受醋酸泼尼松片治疗后的SDNS或FRNS患儿的临床资料，根据是否应用ACTH分为激素+ACTH组、激素组。比较2组患儿基线及随访终点时皮质醇、总胆固醇、24 h尿蛋白定量的差异，并评价2组患儿有效性（未复发、停服激素比例）与不良反应发生情况。　结果 共纳入39例SDNS/FRNS患儿，其中SDNS和FRNS分别为33、6例，基线低皮质醇水平比例为76.9%（30/39）；激素+ACTH组共21例，激素组共18例；激素+ACTH组经ACTH治疗后皮质醇水平恢复正常的比例为76.2%（16/21）。ACTH+激素组基线与随访终点皮质醇水平分别为28.0（19.8，51.5）、79.9（58.9，113.0）μg/L，激素组基线与随访终点皮质醇水平分别为21.0（15.8，37.4）、25.3（18.2，51.4）μg/L，2组皮质醇时间与组别交互效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1.595，P=0.001），随访终点的组别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9.462，P<0.001），激素+ACTH组时间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21.100，P<0.001）。激素+ACTH组基线与随访终点总胆固醇分别为4.95（4.23，5.26）、4.38（4.04，5.24）mmol/L，激素组基线与随访终点总胆固醇分别为4.80（4.17，5.28）、5.74（5.04，6.88）mmol/L，2组总胆固醇时间与组别交互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9.842，P=0.002），随访终点的组别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2.187，P<0.001），激素+ACTH组及激素组在基线与随访终点的时间效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值分别为6.488、7.112，均P<0.05）。激素+ACTH组基线与随访终点24 h尿蛋白定量分别为115（105，128）、121（113，128）mg/d，激素组基线与随访终点24 h尿蛋白定量分别为118（113，125）、138（119，2 100）mg/d，2组24 h尿蛋白定量时间与组别交互效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7.743，P=0.005），随访终点的组别效应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7.779，P=0.005），激素组时间效应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Wald χ²=13.331，P<0.001）。激素+ACTH组随访终点未复发占比（17/21）、停服激素占比（16/21）均高于激素组（未复发占比、停服激素占比均为6/18），组间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χ²值分别为9.084、7.240，均P<0.01）。激素+ACTH组不良反应发生率为14.3%（3/21），其中2例出现全身荨麻疹，1例出现高血压；激素组无不良反应发生。　结论 ACTH对SDNS/FRNS患儿有较好的疗效和安全性。本研究结果有待增加样本量以及多中心研究进一步验证。

儿童因具有不同于成人的生理代谢特点及疾病特征（如感染性疾病高发生率），成为抗菌药物相关急性肾损伤（AKI）的高危人群，其防治面临诸多挑战。本文阐述了儿童抗菌药物相关AKI研究的热点，包括抗菌药物肾毒性机制、早期生物标志物及治疗策略的优化等；提出未来抗菌药物应加强儿童特异性研究、深化基础研究、优化儿童治疗药物监测方案、构建儿童药物监测体系，为临床合理使用和AKI的进一步深入研究提供参考。

 1例42岁女性患者乳腺癌术后给予托瑞米芬60 mg口服、1次/d治疗5年。患者平素月经规律，无异常出血病史。近1个月余，患者出现阴道不规则出血，加重3 d，阴道彩色多普勒超声示子宫内膜增厚，实验室检查示红细胞计数1.8×10¹²/L，血红蛋白35 g/L。临床诊断为异常子宫出血、子宫内膜增厚、重度贫血等。立即给予白眉蛇毒血凝酶、人促红素、缩宫素、头孢呋辛、输血等对症支持治疗。考虑托瑞米芬致子宫内膜增生引起异常子宫出血，停用托瑞米芬，继续给予输血等对症支持治疗并补铁。停用托瑞米芬第3天患者行诊断性宫腔镜刮宫术，术后病理检查结果示子宫内膜增生。次日患者阴道无明显出血，红细胞计数3.6×10¹²/L、血红蛋白93 g/L。4周后复查，红细胞计数4.3×10¹²/L、血红蛋白135 g/L。

1例61岁女性患者因肺腺癌及左肺门、纵隔多发淋巴结转移接受信迪利单抗（200?mg 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周期）治疗10个周期，末次用药约1个月后出现头痛、头晕。脑脊液检查示白细胞数14×106/L，总蛋白799.8?mg/L，潘迪试验（+），免疫球蛋白G 70.8?mg/L，葡萄糖和氯化物均在参考值范围内；脑脊液及血清抗N?甲基?D?天冬氨酸受体抗体均阳性。考虑为信迪利单抗相关自身免疫性脑炎。给予甲泼尼龙琥珀酸钠静脉滴注治疗7 d后，患者头痛、头晕程度减轻；之后改为醋酸泼尼松片口服， 2个月后复查，无头痛、头晕症状。

1例66岁女性患者因腰椎疼痛自行应用颈腰康胶囊（中药复方制剂,3粒口服、3次/d），用药3次后（当日）出现无尿伴双下肢水肿。实验室检查示WBC 7.3×109/L，中性粒细胞0.70，血尿素12.7?mmol/L，血肌酐179?μmol/L，血尿酸461?μmol/L。患者15 d前肾功能检查未见异常。考虑为颈腰康胶囊所致急性肾损伤。停用该药并予托拉塞米及维持体液平衡等治疗，患者尿量逐渐增多；5 d后双下肢水肿消退，血尿素和血肌酐降至正常。患者急性肾损伤可能与该药中的马钱子成分有关。

司美格鲁肽是一种长效的胰高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常用于2型糖尿病和减肥治疗，其减肥治疗主要是通过抑制食欲、延缓胃排空、促进能量代谢和脂肪分解发挥作用。然而，胃排空延迟会导致胃内容物残留，增加麻醉过程中肺误吸的风险。本文回顾了司美格鲁肽对胃排空的影响及其机制，并通过梳理司美格鲁肽相关胃排空延迟致围手术期肺误吸的个案报道及临床研究，提出了司美格鲁肽治疗患者围手术期肺误吸的预防措施，为围手术期司美格鲁肽治疗的安全性提供参考。

 处方级联是一种常见的不适当用药，会产生并放大多药治疗的风险，导致未被识别的药物不良反应或药源性疾病，但常常被临床医师和药师忽视。处方级联不仅会对患者造成伤害，还可导致医疗资源浪费，加重患者的医疗负担。本文对处方级联预防、识别和管理的相关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对处方级联的识别、终止以及研究方法提出了建议。我国医务人员应提高对处方级联的认识程度，加强相关研究，了解我国处方级联的现状与特征，制订处方级联清单并研究有关的管理策略。

目的 分析盐酸艾司氯胺酮鼻喷剂在治疗难治性抑郁症（TRD）患者时所致分离症状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18年6月至2021年2月在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安定医院接受盐酸艾司氯胺酮鼻喷剂治疗TRD的Ⅲ期临床试验患者的病历资料，记录患者的一般情况（年龄、性别、合并疾病等）、盐酸艾司氯胺酮鼻喷剂用药情况、联合应用抗抑郁药情况、每次用药至出现分离症状时间、持续时间、严重程度、与应用盐酸艾司氯胺酮的因果关系评价结果、干预及预后，进行回顾性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21例TRD患者纳入本研究，其中17例（81.0%）出现分离症状，男性10例，女性7例；年龄20~53岁，中位年龄36岁。所有患者均接受盐酸艾司氯胺酮鼻喷剂治疗，首次用药剂量均为56 mg，其余7次用药剂量为56 mg或84 mg、2次/周，持续治疗4周。17例患者均合并应用口服抗抑郁药，累积发生分离症状88例次；用药至出现分离症状的时间为4~128 min，中位时间15 min；症状持续时间12~326 min，中位时间70 min；分离症状多为轻度。盐酸艾司氯胺酮鼻喷剂与分离症状的因果关系分析显示，6例肯定有关、1例很可能有关、10例可能有关。所有患者的分离症状在未予干预情况下均自行消退。　结论 盐酸艾司氯胺酮鼻喷剂可致TRD患者出现分离症状，多发生在用药后30 min内，症状持续时间多<120 min，多呈轻度且可自行消退，预后良好。

目的 对比分析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在A群C群脑膜炎球菌多糖疫苗（MPSV-AC）上市后安全性监测中的应用效果。　方法 收集自2011年11月至2024年6月北京智飞绿竹生物制药有限公司（本企业）获得的MPSV-AC安全性数据，根据获得方式的不同分为主动监测和被动监测数据。主动监测数据基于本企业Ⅳ期临床试验所获得的不良事件数据，被动监测数据由本企业药物警戒部通过药品不良反应直接报告系统下载所有疑似预防接种异常反应（AEFI）数据。将主动监测的不良事件中肯定有关、很可能有关、可能有关、可能无关者判定为不良反应病例，将被动监测反应分类结论中的“一般反应”或“异常反应”判定为不良反应病例，均按例数进行统计。对同例患者出现不同不良反应临床表现或首选术语时以例次数进行统计。采用描述性流行病学方法对2种监测方式不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临床表现分布、说明书记载和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不良反应转归等进行分析，对比分析主动监测与被动监测不良反应报告发生率的差异。　结果 2种监测方式报告的MPSV-AC不良反应患者共计922 例，发生不良反应共计1 308 例次。主动监测方式中，疫苗接种9 999剂次，不良反应报告患者579 例，发生911例次不良反应；被动监测方式中，估算疫苗接种4 185 800剂次，不良反应报告患者343 例，发生397 例次不良反应。2种监测方式不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为0.02%（922/4 195 799），被动监测方式的不良反应报告发生率低于主动监测［0.008%（343/4 185 800）比5.791%（579/9 999）］，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主动监测方式的年龄范围≥2~<7岁；被动监测方式0~15岁，以年龄≥2~<7岁的占比最高［79.30%（273/343）］。2种监测方式主要不良反应构成比居首位的临床表现均为发热，此外主动监测更多报告乏力、厌食等系统性症状，被动监测则报告过敏性皮疹、红肿、硬结等体表可见的体征。来自主动监测的严重不良反应占比为0.22%（2/922），表现为上呼吸道感染和高热惊厥。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中，主动监测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感染及侵染类疾病［77.32%（75/97）］，被动监测的不良反应主要累及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6/12）。主动监测不良反应报告中的579例患者均监测至治愈；被动监测中，治愈199 例次（50.13%，199/397），好转168 例次（42.32%，168/397），不详30 例次（7.56%，30/397）。　结论 主动监测对疫苗上市后安全性评估具有不可替代的价值，其优势在于全面捕捉安全性信号，表明MPSV-AC的安全性良好。未来可建立多源数据整合平台。

目的 评价复方阿胶浆临床使用安全性，为临床合理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国内外数据库收录的与复方阿胶浆有关的文献和ClinicalTrials.gov、中国临床试验注册中心与其相关的临床试验（截至2024年6月1日），纳入报道药物不良事件者。提取纳入文献/临床试验的基本信息（文题、发表年、设计类型等）、患者信息（年龄、性别、主要疾病及复方阿胶浆用量）和不良事件信息（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及转归等），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对不良事件进行标准化和分类；基于中医理论对不良事件进行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文献共19篇，16篇为观察/试验性临床研究，3篇为个案报道。19篇文献共报道430例次不良事件，涉及398例患者，主要为恶性肿瘤和贫血患者。430例次不良事件涉及11种系统器官分类，主要为胃肠系统疾病（260例次，60.47%，首位症状为口干），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119例次，27.67%，首位症状为咽干），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16例次，3.72%，首位症状为黏膜溃疡）。基于中医理论，430例次不良事件主要表现为消化不良（恶心、胃部不适、食欲下降）和上火样症状（口干、咽干）。　结论 复方阿胶浆整体安全性较好，较易诱发的不良事件为消化道反应和上火样症状等，患者不可盲目使用，临床使用过程中应辨证论治。

目的 探讨混合活化杀伤（MAK）免疫细胞给药后在免疫缺陷小鼠体内的生物分布特征。　方法 将96只免疫缺陷（NOG）小鼠（雌雄各半）平均分为MAK细胞组和溶媒对照组。MAK细胞组小鼠尾静脉注射DiR标记的MAK细胞，对照组尾静脉注射等体积溶媒。在给药后15 min~84 d中11个时间点应用流式细胞术测定小鼠外周血中MAK细胞数量；在给药后5 min~84 d 18个时间点应用活体成像检测小鼠体内MAK细胞的分布；并于给药后3 h~84 d中8个时间点取小鼠心脏、肝脏、脾脏、肺脏、肾脏、脑、胃、十二指肠、结肠、骨髓、脂肪、骨骼肌、睾丸/子宫、附睾/卵巢和血液，采用荧光实时定量聚合酶链反应（qPCR）检测小鼠血液及各器官组织MAK细胞DNA水平。　结果 流式细胞术检测结果显示，小鼠在给药后15 min外周血中即可检测到MAK细胞，3 h~1 d血中MAK细胞数量达最高，至给药后14 d血中几乎检测不到MAK细胞。活体成像结果显示，给药后1~2 d小鼠体内MAK细胞的荧光强度最强，MAK细胞多分布于小鼠的肝脏、脾脏、肺脏和腿骨部位。qPCR检测结果显示，给药后MAK细胞主要分布在脾脏和肺脏，28~56 d脾脏、肺脏等器官组织出现较高程度MAK细胞DNA扩增，至84 d小鼠脾脏等组织仍可检测到一定量MAK细胞DNA。　结论 MAK细胞给药后主要分布在NOG小鼠的脾脏、肺脏、肝脏等器官组织，28~56 d MAK细胞在小鼠体内显著活化和增殖，84 d仍可在脾脏等器官组织检测到一定量MAK细胞DNA。

目的 探讨参仙灵颗粒与昂丹司琼相互作用对昂丹司琼药物代谢动力学（药动学）的影响。　方法 建立昂丹司琼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血药浓度检测方法，并通过专属性、线性关系、精密度、稳定性、重复性实验和加样回收率对方法的可靠性进行验证。将36只健康雄性新西兰兔随机分为2组，每组各18只。昂丹司琼单药给药组（单药组）于兔耳缘静脉注射昂丹司琼0.92 mg/kg；参仙灵颗粒联合昂丹司琼给药组（联合给药组）先给予参仙灵颗粒575?mg/kg连续灌胃10 d，第11天晨静脉注射昂丹司琼0.92 mg/kg。于昂丹司琼给药前和给药后5 min、10 min、20 min、30 min、45 min、1 h、2 h、4 h、5 h、6 h、7 h、8 h、10 h和24 h取血，应用HPLC检测昂丹司琼血药浓度，计算药动学参数。　结果 联合给药组2只新西兰兔分别于灌胃第2和5天出现躁动呛咳死亡，单药组和联合给药组分别有18只和16只动物完成实验。昂丹司琼给药后，单药组新西兰兔的昂丹司琼血药浓度快速升高，而联合给药组血药浓度持续低水平；在给药后5?min至10?h内的13个取血点，联合给药组新西兰兔的昂丹司琼血药浓度均明显低于单药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与单药组相比，联合给药组新西兰兔昂丹司琼血浆清除半衰期明显延长，达峰时间、血药峰浓度、最后一个时间点浓度和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均明显降低，而残余面积或外推面积占整个AUC百分比、表观分布容积和清除速率/生物利用度比值明显升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　结论 参仙灵颗粒与昂丹司琼存在明显相互作用，可导致昂丹司琼的血药浓度降低，可能与参仙灵颗粒改变了昂丹司琼在体内组织中的分布有关。

目的 探究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4（GPX4）依赖的铁死亡在双氯芬酸所致肾损伤中的作用。方法 培养人肾小管上皮细胞（HK‑2细胞），将细胞分为3组：对照组、双氯芬酸组和铁死亡抑制剂铁抑素1（Fer‑1）组。Fer‑1组添加1%Fer‑1（终浓度10 μmol/L），对照组和双氯芬酸组添加相同体积的磷酸盐缓冲液，培养48 h后双氯芬酸组和Fer‑1组添加双氯芬酸200 μmol/L。采用细胞计数试剂盒‑8（CCK‑8）法检测各组细胞增殖存活率；采用流式细胞术检测细胞周期、细胞凋亡和细胞内活性氧（ROS）水平；采用酶联免疫吸附试验检测细胞内铁含量、乳酸脱氢酶（LDH）、丙二醛（MDA）和GPX4水平；采用蛋白印迹法检测GPX4的表达水平。结果 双氯芬酸组的细胞存活率和G1期细胞百分比均明显低于对照组，而Fer‑1组明显高于双氯芬酸组（均P<0.05）；双氯芬酸组细胞凋亡率显著高于对照组（P<0.05），Fer‑1组与双氯芬酸组的细胞凋亡率无明显差异（P>0.05）。与对照组相比，双氯芬酸组细胞内ROS、铁含量、LDH和MDA水平均显著升高，GPX4的表达水平均降低（均P<0.05）；而Fer‑1组ROS、铁含量、LDH 和MDA 水平均低于双氯芬酸组，GPX4 表达高于双氯芬酸组（均P<0.05）。结论 双氯芬酸可导致肾小管上皮细胞发生铁死亡，抑制铁死亡可缓解细胞损伤，表明GPX4依赖的铁死亡可能参与双氯芬酸诱导的肾损伤。

药物不良反应（ADR）是临床诊疗中的重要问题，与ADR相关的基础研究至关重要。通过基础研究探讨ADR的发生机制，能够为制定有效的ADR预防策略和针对性治疗方案提供理论依据；许多临床用药过程中发现的安全性问题可以通过基础研究得到有效验证和解决，如药物的量‑效（毒）关系及药物相互作用等；药物毒性相关的基础研究是药物研发过程中不可或缺的关键环节，其研究成果直接关系到候选化合物的安全性和临床应用的可行性。目前，国内ADR相关基础研究的文献数量较少，希望更多研究者关注ADR和药物安全相关的基础研究，推动该领域向更高水平发展。

1例55岁男性因左上肺鳞癌术后接受免疫联合化疗方案治疗［替雷利珠单抗200 mg静脉滴注、第1天,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470 mg静脉滴注、第1天，卡铂500 mg静脉滴注、第1天］，21 d为1个治疗周期。第1个周期用药后半个月余，患者双下肢出现对称性分布的多发紫红色瘀点，压之不褪色，予抗过敏处理后次日紫红色瘀点消退；第3个周期用药3 d后，患者出现双下肢大量散在红色丘疹，突出于皮肤表面，伴瘙痒，双上肢及颜面部散在少量红色丘疹，15 d后患者自觉食欲差，16 d后腹痛伴呕吐，排黄色稀便。实验室检查示血肌酐204 μmol/L，尿潜血（+++）；患者皮损处皮肤组织活检病理提示为免疫球蛋白A血管炎（IgAV）。排除原发病、感染等其他因素后，考虑IgAV很可能与替雷利珠单抗有关。停用替雷利珠单抗，予抗过敏、抗炎治疗，糖皮质激素治疗2周后，皮肤紫癜逐渐消退，腹痛及肾功能指标好转。充分知晓风险后，患者重启替雷利珠单抗免疫联合化疗，同时加用抗过敏药物，IgVA未复发。

1例71岁女性患者因结肠恶性肿瘤肠梗阻行腹腔镜右半结肠切除术。术后7 h患者出现发热症状。因怀疑腹腔感染，于手术当日给予美洛西林2 g静脉滴注，1次/8 h。3 d后因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阳性，给予先诺特韦（0.75 g）/利托那韦（0.1 g）口服、1次/12 h。用药2 d后患者的血清肌酐（Scr）从治疗前的40.2 μmol/L上升至165.1 μmol/L，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从治疗前的100.6 ml/（min·1.73 m²）下降至26.7 ml/（min·1.73 m²），无明显少尿。怀疑药物导致的急性肾损伤（AKI），停用美洛西林和先诺特韦/利托那韦。停药3 d后，患者的肾功能好转，Scr 78.1 μmo1/L；15 d后，Scr 49.7 μmo1/L，eGFR 93.8 ml/（min·1.73 m²）。考虑患者的AKI很可能与先诺特韦/利托那韦有关，但不能除外先诺特韦/利托那韦与美洛西林并用致肾毒性增强所致的可能性。

 1例70岁男性患者因急性髓系白血病给予维奈克拉100 mg口服、1次/d治疗。用药前实验室检查示血钾3.61 mmol/L、血钙 1.88 mmol/L、无机磷酸盐1.33 mmol/L、尿酸276.3 μmol/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23 U/L、γ 谷氨酰转移酶（GGT）179 U/L、乳酸脱氢酶（LDH）797 U/L。用药6 h后患者出现胸闷、气喘、发热伴畏寒，体温最高38.3 ℃。实验室检查示血钾 5.54 mmol/L、血钙 1.76 mmol/L、无机磷酸盐3.41 mmol/L、血尿酸827.2 μmol/L、AST 205 U/L、GGT 157 U/L、LDH 4 789 U/L、D-二聚体51.19 mg/L，考虑维奈克拉导致肿瘤溶解可能性大。立即停用维奈克拉，予吸氧、心电监护、补液、碱化尿液、降尿酸等对症治疗。当日患者发热缓解，次日胸闷气喘症状好转，3 d后血钾 4.24 mmol/L、血钙2.02 mmol/L、无机磷酸盐1.76 mmol/L、血尿酸 275.0 μmol/L、AST 37 U/L、GGT 80 U/L、LDH 1 146 U/L、D-二聚体 7.97 mg/L；恢复维奈克拉治疗，患者未再出现肿瘤溶解综合征相关症状。

1例66岁女性患者因肺腺癌服用第一代间变性淋巴瘤激酶（ALK）抑制剂克唑替尼250 mg、2次/d。用药前，患者肝肾功能正常；用药1个月后血清肌酐（Scr）85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115 U/L。停用克唑替尼10 d后，Scr和丙氨酸转氨酶均恢复正常。1个月后患者行右肺下叶切除术，术后再次使用克唑替尼，出现下肢水肿、纳差等症状，用药3月余后Scr 129 μmol/L、丙氨酸转氨酶96 U/L、天冬氨酸转氨酶83 U/L。将克唑替尼改为第二代ALK抑制剂阿来替尼600 mg口服、2次/d，患者胃肠道症状和肝功能迅速改善，但Scr仍然逐渐升高（140~150 μmol/L）。肾穿刺活检病理提示IgA肾病，急性肾小管损伤。使用阿来替尼4个月后，患者Scr 174 μmol/L，遂停用该药，停药1个月后Scr 125 μmol/L。因肿瘤进展，患者重新启用减量的阿来替尼（300 mg、2次/d），3个月后Scr上升至177 μmol/L。之后患者因肿瘤进展将阿来替尼更换为第三代ALK抑制剂洛拉替尼100 mg、1次/d，用药6个月后肿瘤病情得到控制，Scr下降至124 μmol/L。

神经炎症反应贯穿癫痫病理过程的始终，对肿瘤坏死因子α（TNF-α）、白细胞介素（IL）-1β、IL-6等促炎因子及Toll样受体4/核转录因子κB（TLR4/NF-κB）信号通路的调控，可能有助于改善癫痫症状。具有抗癫痫作用的中药主要可分为以下6类：平肝息风药、清热药、化痰药、活血化瘀药、补虚药以及开窍药。这些中药中含有的活性成分通过调控关键促炎因子的释放及炎症信号通路，在癫痫治疗中发挥作用。中成药引发的不良反应涉及多种因素，可归纳为药材炮制工艺、中药配伍原则、辩证施治的准确性、个体差异等。临床使用抗癫痫中药时应根据具体情况灵活应用，以实现精准治疗的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