完善的药物警戒数据库是开展药物警戒活动的核心支柱。目前美国、日本、欧洲、世界卫生组织都建立了较为成熟的药物警戒数据库，在药物不良反应（ADR）监测、ADR信号挖掘和药物上市后再评价等方面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本文对上述4大数据库的数据来源、数据获取权限、可获取元素、数据质量控制和数据利用现状等方面进行概述，为临床开展药物警戒活动、完善我国药物警戒数据库的建设提供参考。

1例78岁老年女性心房颤动患者规律给予决奈达隆、美托洛尔、利伐沙班3个月后，出现柏油样便，自行停用利伐沙班7 d，黑便逐渐好转。患者再次服用利伐沙班1个月后再次出现黑便，并出现乏力、头晕、一过性黑朦，血压90/50-mmHg（1-mmHg=0.133-kPa），心率80次/min，血红蛋白55-g/L。再次停用利伐沙班，予软食、抑酸、补液、输血支持治疗。治疗3 d后，乏力症状明显好转，坐起时无黑朦，血红蛋白75-g/L。治疗6 d后患者排出成形黄色软便。经胃肠镜、肿瘤标记物检查，排除胃肠道肿瘤，考虑消化道出血为决奈达隆与利伐沙班相互作用致利伐沙班血药浓度过高所致。将抗凝药改为达比加群酯，患者未再出现消化道出血。

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是药物上市后药物警戒的一种重要研究方法。近年来，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文献的数量明显增加。但该类研究中尚存在许多问题，如对ADR信号的概念认识不清、信号检测研究的目的不明、信号来源局限、对检测数据未进行很好的处理、数据挖掘算法单一、数据选择的时间范围过短、未对信号检测中的偏倚进行处理和分析等。本文对这些常见问题谈一些看法，希望对我国ADR信号检测研究的质量提升有所帮助。

1例25岁女性因减重自行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司美格鲁肽）0.5-mg，用药后出现恶心、呕吐等症状，未予重视；第2周再次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1-mg，恶心、呕吐等症状加重，继而出现胃痛、胃胀，不能缓解。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687-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809-U/L，碱性磷酸酶（ALP）167-U/L，总胆汁酸（TBA）178.8-μmol/L，总胆红素（TBil）106.3-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64.0-μmol/L，间接胆红素（IBil）42.3-μmol/L。排除病毒性肝炎、自身免疫性肝病、梗阻性黄疸，以及并用药物等原因后，考虑为司美格鲁肽引起的急性肝损伤，给予保肝治疗。因治疗效果不佳，给予人工肝治疗1次，其后继续予保肝治疗。治疗第17天，实验室检查示ALT 579-U/L，AST 583-U/L，ALP 180-U/L，TBA 231.8-μmol/L，TBil 344.8-μmol/L、DBil 233.8 μmol/L、IBil 111.0 μmol/L。治疗6个月余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ALT 56-U/L，AST 33-U/L，ALP 99-U/L，TBA 2.7-μmol/L，TBil 10.5-μmol/L，DBil 3.2-μmol/L，IBil 7.3-μmol/L。

目的 探讨药学部利用企业微信为门诊癌痛患者提供药学服务的效果。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3年1月30日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门诊收治的首次和/或既往接受癌痛相关药物治疗的患者资料进行回顾性研究，按是否使用企业微信接受门诊癌痛药学服务将患者分为常规药学服务管理组（常规组）和企业微信模式药学服务管理组（企业微信组）。记录2组患者处方达标情况，经过治疗后癌痛程度及患者生活质量评价指标（包括生理机能、生理职能、躯体疼痛、精力、社会功能、情感职能、精神健康及总体健康等8个维度）的变化情况。　结果 共纳入符合标准的患者174例，常规组和企业微信组各87例。2组患者年龄、性别等一般资料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经止痛治疗后处于无痛、轻度疼痛、中度疼痛和重度疼痛的患者占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常规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13例，不达标率14.9%；企业微信组87例患者中处方不达标者2例，不达标率2.3%；组间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8.828, P<0.05）。实施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疼痛评分为无痛的患者数由19例增加到55例（63.2%），常规组由18例增加到41例（47.1%），企业微信组无痛者占比高于常规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χ2=4.555，P=0.033）。在进行企业微信管理前，2组患者生活质量各项指标的评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企业微信管理后，企业微信组患者的生活质量8个维度的评分均高于常规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　结论 使用企业微信进行药学服务可改善癌痛患者的治疗效果，提高癌痛患者的生活质量，有助于提高药学服务质量，有一定的推广与利用价值。

1例77岁女性患者因牙龈脓肿予复方氯己定含漱液冲洗脓腔。10-min后患者出现心慌、面色苍白，此后相继出现呼之不应、血压测不出，大动脉搏动无法扪及，无自主呼吸，瞳孔对光反射消失，考虑为过敏性休克。立即予心肺复苏、气管插管机械通气、多巴胺静脉滴注、肾上腺素静脉注射等抢救措施。约40-min后患者恢复窦性心律（141次/min），血压70/40-mmHg（1-mmHg=0.133-kPa），转入重症监护室继续予以补液、脏器保护、亚低温脑保护、预防癫痫、纠正电解质紊乱等治疗。虽予积极抢救，患者仍在6 d后因再次出现心脏停搏死亡。

开展药品不良反应个例报告质量评价，获得准确、客观和科学的数据资料，关系到整个药品不良反应监测工作的水平和质量，是药品监管部门制定安全监管措施的重要依据。本文通过文献检索了解国外药品不良反应（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学的研究进展及应用现状，主要纳入了来自世界卫生组织乌普萨拉不良反应监测中心、荷兰和澳大利亚的3类不同评价方法（WHO质量评价方法、临床文档工具、ADR报告质量算法）。我国目前有2版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分别在2005和2012版的《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附录中。不同的ADR报告质量评价方法评价条目有不同的侧重点，需要制定适合我国的科学评价方法，为ADR报告的质量监督管理提供参考。

1例20岁女性患者因失眠自行间断口服复方枣仁胶囊（主要成分为制酸枣仁和左旋延胡索乙素,每晚睡前1粒，共服用12粒），15 d后出现乏力、深黄色尿。实验室检查示总胆红素（TBil）62-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49-μmol/L，丙氨酸转氨酶（ALT）1-658-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525-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160-U/L，碱性磷酸酶（ALP）-149-U/L，总胆汁酸（TBA）90.2-μmol/L。给予保肝治疗。30 d后,患者乏力、尿黄症状缓解，复查示TBil 24-μmol/L，DBil 13-μmol/L，ALT 54-U/L，AST 68-U/L，GGT 170-U/L，ALP 90-U/L。9个月后，患者因失眠再次自行口服复方枣仁胶囊（1粒/4 d，共服用3粒），14 d出现巩膜黄染和尿液发黄，实验室检查示TBil 44-μmol/L，DBil 29-μmol/L，ALT 2-041-U/L，AST 1-152-U/L，GGT 110-U/L，ALP 155-U/L，TBA 28.0-μmol/L。再次给予保肝治疗，18 d后巩膜黄染、尿黄症状缓解，复查ALT 199-U/L，AST 78-U/L，GGT 55-U/L。考虑肝损伤为复方枣仁胶囊中的左旋延胡索乙素所致。

目的 基于人工智能技术建立肿瘤患者接受高致吐风险铂类药物化疗诱发恶心呕吐（CINV）的风险预测模型，为止吐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科登记的接受顺铂或卡铂[卡铂血药浓度-时间曲线下面积（AUC）≥4]肿瘤患者的临床信息，包括性别、年龄、饮酒史、孕吐史、化疗周期、患者对发生恶心呕吐的预期、化疗药物、止吐方案、院外止吐治疗、化疗前夜睡眠小于7 h、上周期发生CINV情况、肌酐清除率（Ccr）等。对数据进行预处理后随机分为训练集和测试集，训练集用于构建预测模型，测试集用于评价模型预测效能。分别采用梯度提升树（GBDT）、随机森林（RF）和逻辑回归（LR）3种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并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价。评价指标包括准确度、灵敏度、召回率、F1值（灵敏度和召回率的调和平均数）和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最后应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方法对有预测意义的临床特征进行可解释性分析。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患者698例，男性439例（62.9%）；中位年龄64（21,84）岁；共接受1-654个周期化疗。化疗方案含顺铂者364例，化疗864个周期；含卡铂且AUC≥4者361例，化疗790个周期。止吐方案选择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NK-1 RA)、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治疗周期数为1-347个，选择5-HT3 RA和地塞米松者的周期数为307个。Spearman相关性分析结果显示肿瘤患者特征变量之间相关性不强，均可用于模型建立。GBDT最优超参数n_estimators=500，max_depth=9；RF最优超参数max_depth=5；LR最优超参数penalty=L2。根据最优超参数训练数据分别建立GBDT、RF和LR 3种预测模型。GBDT模型准确度为0.903，灵敏度为0.882，召回率为0.903，F1值为0.883，AUROC为0.778±0.036（95%CI：0.739~0.814）；RF模型的准确度为0.885，灵敏度为0.861，召回率为0.885，F1值为0.870，AUROC为0.679±0.041（95%CI：0.636~0.720）；LR模型的准确度为0.817，灵敏度为0.851，召回率为0.817，F1值为0.832，AUROC为0.682±0.042（95%CI：0.639~0.723）。Ccr、年龄、化疗周期、饮酒史以及化疗前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是具有预测意义的主要临床特征；Ccr、年龄、化疗周期与CINV的发生呈负相关，无饮酒史和患者预期会发生恶心呕吐会增加CINV的发生风险。　结论 GBDT、RF和LR 3种模型均可对接受高致吐铂类药物患者CINV的发生风险进行预测，其中GBDT模型的预测效能最佳。

1例66岁男性患者有慢性支气管炎50余年，平素口服氨茶碱0.1 g、1或2次/d。因感冒后咳嗽、流涕自行口服复方氨酚烷胺1片、2次/d，并自行将氨茶碱加量至0.2 g、2次/d。用药3 d后患者无诱因突发意识不清、肢体抽搐，共发作6次。患者脑部磁共振成像和脑电图检查结果均正常；脑脊液检查结果可排除颅内感染的可能性。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1-574-U/L。给予氟哌啶醇、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布地奈德混悬液等试验性治疗，4 d后，CK 217-U/L，患者未再出现癫痫发作。考虑患者的癫痫发作与复方氨酚烷胺与氨茶碱联用有关。

2023年世界患者安全日的主题为“鼓励患者参与患者安全”。鼓励患者（包括患者亲属、照护人员等）在用药安全中发声是用药安全管理和药物警戒的重要措施之一，符合伦理和科学的原则，顺应了社会发展的趋势。患者参与药物临床试验安全监测、药物不良反应上报、药物安全信息沟通和安全监管，成为医者及药物监管机构的用药安全合作伙伴已在全球被广泛认可，我国也应重视并着手解决患者参与药物安全管理中存在的障碍，加速患者参与用药安全管理的进程。

目的 挖掘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 2004 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3季度以孟鲁司特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患者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3.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提取患儿一般情况和AE结局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挖掘患儿应用孟鲁司特钠的AE风险信号，将报告数≥3、PRR≥2且χ2>4的AE定义为阳性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AE报告共5-179例，涉及1-295个PT，采用PRR法获得233个阳性PT。AE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为攻击性行为、焦虑、自杀意念、异常行为、抑郁、愤怒、噩梦、失眠、大声哭泣和夜惊，除大声哭泣外，均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为感觉超负荷、心率异常、离别焦虑障碍、孤独恐怖症、灰尘过敏、Miller-Fisher综合征、嗜酸性肉芽肿合并多血管炎、儿童人格障碍、夜惊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其中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为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233个阳性PT中共59个在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涉及10个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社会环境，精神疾病，损伤、中毒和手术并发症，一般病症和给药部位情况，呼吸、胸腔和纵隔疾病。　结论 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中儿童患者应用孟鲁司特后的主要AE为攻击性行为、焦虑、抑郁、失眠、夜惊等，均为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心率异常、Miller-Fisher综合征和血小板黏附性下降等。

1例5岁4个月男孩误服度洛西汀约1-000-mg，30-min后陆续出现精神萎靡、呕吐、肌肉震颤、意识障碍、激越型谵妄、高热、心动过速、抽搐等症状，诊断为度洛西汀中毒所致重度5-羟色胺综合征，给予洗胃、导泄、血液灌流、赛庚啶、咪达唑仑、物理降温等治疗。12-h后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274-U/L，肌红蛋白247-mg/L，尿素氮9.5-mmol/L，尿酸452-U/L，血肌酐55-μmol/L；36-h 后复查，肌酸激酶674-U/L，尿素氮10.3-mmol/L，血尿酸350-μmol/L，血肌酐70-μmol/L，给予辅酶Q10及维生素C等保护脏器功能治疗。8 d后上述症状消失，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149-U/L，肌红蛋白66-mg/L，尿素氮4.3-mmol/L，血尿酸75-μmol/L，血肌酐 34-μmol/L。

1例73岁男性患者肺移植术后长期给予他克莫司2.5-mg口服、2次/d，联合泼尼松5-mg、1次/d抗排斥反应。因患者肺部烟曲霉感染，给予伏立康唑400-mg口服、2次/d，次日调整为200-mg、2次/d，期间患者继续抗排斥反应治疗。应用伏立康唑3 d后患者出现尿量减少、乏力，血肌酐 196-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 49.0-μg/L。考虑为他克莫司中毒导致的急性肾损伤。在监测血药浓度情况下，间断停用他克莫司3 d，而后他克莫司减量至0.5-mg、1次/d，伏立康唑减量至150-mg、2次/d。17 d后，患者24-h尿量950-ml，血肌酐154-μmol/L，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7.7-μg/L。22 d后，患者血肌酐下降至142-μmol/L。考虑患者他克莫司血药谷浓度异常升高与联用伏立康唑后抑制其药物代谢有关。

目的 了解我国当前药物不良反应（ADR）信号检测研究设计的现状及相关问题。　方法 检索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万方医学和维普网关于ADR信号检测类研究的文献（截至2022年5月30日）。对文献的研究目的、研究方向（目标药物、目标ADR）、信号来源数据库、目标药物角色及对照药物、信号检测算法和偏倚控制等问题逐条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5篇文献，146篇（88.5%）文献发表在核心期刊；2013至2022年（2022年1~5月）分别发表4、3、2、7、8、11、20、29、55和26篇。6.7%（11/165）的文献研究目的不明确，80.6%（133/165）目标ADR选择为非针对性，国内数据库利用较少［9.7%（16/165）］，33.9%（56/165）未提及目标药物角色的选择范围，36.4%（60/165）仅采用单一算法进行信号检测，85.5%（141/165）未进行偏倚分析。　结论 国内已发表的ADR信号检测文献在研究设计方面存在研究目的和方向不明确、研究项目不全面等规范性欠佳问题。我国学者应在加强ADR信号检测研究的同时，进一步提高研究设计的质量。

1例34岁男性因银屑病自行使用司库奇尤单抗300-mg皮下注射、1次/周，共5次；随后300-mg皮下注射、1次/4周，共3次；之后出现脓血便。电子肠镜检查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5-cm处弥漫性粘膜充血水肿，组织活检病理报告为乙状结肠重度慢性炎、糜烂及浅溃疡形成，考虑为司库奇尤单抗所致炎性肠病。立即停用该药，予美沙拉嗪灌肠液60 g、1次/d，半个月后脓血便明显改善，2个月后脓血便消失。复查电子肠镜发现乙状结肠距肛门20~25-cm处粘膜粗糙，呈颗粒状，有散在小片状出血，诊断为溃疡性结肠炎（缓解期）。停用美沙拉嗪灌肠液，改为美沙拉嗪栓0.5 g、1次/d。

目的 探讨使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肿瘤患者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及其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17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北京友谊医院住院期间使用ICI且用药前肝功能正常的肿瘤患者病例资料，从中筛选出ICI相关肝损伤病例。提取ICI相关肝损伤患者基本信息、ICI种类及用法用量、合并用药、用药前后的肝功能、干预措施及其转归等信息，对ICI相关肝损伤的临床特征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在设定时段内共有155例实体肿瘤患者使用ICI治疗，其中15例（9.7%）被诊断为ICI相关肝损伤。15例患者中，男性6例，女性9例，中位年龄59（41，76）岁。可疑致肝损伤药物中卡瑞利珠单抗5例，舒格利单抗、斯鲁利单抗、特瑞普利单抗、信迪利单抗各2例，派安普利单抗、卡度尼利单抗各1例。15例患者均联合应用了传统化疗药物、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和/或其他ICI。15例患者用药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时间为22（4~64）d，其中9例患者发生在ICI治疗的第1个周期后。丙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57（15~508）U/L，天冬氨酸转氨酶中位峰值为131（77~696）U/L； 3例患者总胆红素大于参考值上限2倍。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者6例，胆汁淤积型5例，混合型3例，因缺少数据未分型1例。15例患者中肝损伤严重程度为2级者8例，3级者7例；9例在肝损伤发生后停用了可疑药物，6例未停药。停药和未停药者中分别有7和5例在1~4个月后肝功能恢复或基本恢复正常；3例随访2~9个月，肝功能未恢复正常。　结论 ICI相关肝损伤多发生在ICI治疗第1个周期后（1~2个月内），严重程度多为2级或3级，药物性肝损伤的3种临床类型（肝细胞型、胆汁淤积型和混合型）均可见，发生肝损伤后及时停药和/或治疗，多数预后良好。

目的 了解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3种双唾液酸神经节苷脂（GD2）单克隆抗体（单抗）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15年至2023年第2季度以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根据《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中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信息成分（IC）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对3种GD2单抗的AE报告信息和AE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3种GD2单抗为首要怀疑和次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630例，包括达妥昔单抗465例、达妥昔单抗β 61例和那西妥单抗104例，涉及PT为341、24和125种，分别映射在19、2和12个SOC中。3种GD2单抗相关AE中，均有出现死亡、威胁生命、住院或住院时间延长不良结局的患者。采用ROR法和IC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AE风险信号142、3和30个，其中未在相应药品说明书中记录的分别为73、0和6个。报告数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和达妥昔单抗β均为发热，那西妥单抗为低血压和疼痛；信号强度居首位的PT，达妥昔单抗、达妥昔单抗β和那西妥单抗分别为穿刺部位脓肿、器械相关的菌血症和喘鸣。3种药物重叠的AE风险信号为发热和疼痛，达妥昔单抗发热信号强度最强，那西妥单抗疼痛信号强度最强。在AE报告数前30位的PT中，那西妥单抗在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免疫系统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的AE风险信号明显多于达妥昔单抗。那西妥单抗AE风险信号中，不同于达妥昔单抗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PT为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　结论 发热、疼痛和低血压为3种GD2单抗常见AE。那西妥单抗引起疼痛明显，呼吸异常、发绀和代谢性酸中毒为该药独有且未在说明书中记录的AE风险信号，临床应予警惕并及时干预。

目的 了解英克司兰不良事件（AE）风险，为临床安全应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4季度至2023年第2季度以英克司兰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0版的首选术语（PT）与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与英国药品和保健产品管理局（MHRA）综合标准法进行AE风险信号挖掘，将同时满足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ROR法）和报告数≥3、PRR≥2且χ2≥4（MHRA综合标准法）的PT视为AE风险信号，并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以英克司兰为首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1 888份，涉及1-888例患者和835个PT。AE的上报国家以美国为主（88.7%，1 675/1 888），报告者以消费者为主（62.1%，1 171/1 886）；严重AE报告共484例（25.6%）。剔除非药品及适应证相关PT，同时满足ROR法与MHRA综合标准法风险信号判定标准的PT共85个，累及15个SOC。报告数排名前5位的PT为关节痛（248例）、注射部位痛（237例）、肢体疼痛（170例）、肌痛（158例）和腹泻（132例）；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PT包括膀胱不适（ROR=28.87，PRR=28.85）、注射部位不适（ROR=24.48，PRR=24.40）、鼻窦疼痛（ROR=23.20，PRR=23.19）、注射部位囊泡（ROR=17.63，PRR=17.61）、注射部位皮疹（ROR=12.51，PRR=12.45）。分别以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20位的PT中，有8个和13个PT未在国内外药品说明书记载，其中肌痛、听觉减退的报告数较多且信号强度较强。　结论 美国FAERS数据库英克司兰AE主要为注射部位反应，其次还有关节痛、肌痛、肌痉挛等肌肉骨骼相关AE，以及尿路感染、支气管炎等感染相关AE，需要临床关注。

1例31岁女性为减重自行皮下注射司美格鲁肽注射液（司美格鲁肽）。3个月后体检，心电图提示窦性心动过速，实验室检查示三碘甲状腺原氨酸（T3）2.75-nmol/L、甲状腺素（T4）199.86-nmol/L、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FT3）11.31-pmol/L、游离甲状腺素（FT4）46.63-pmol/L、促甲状腺激素（TSH）<0.005 mU/L。考虑为司美格鲁肽导致的窦性心动过速和甲状腺功能亢进，停用该药，给予甲巯咪唑10-mg口服、2次/d和美托洛尔25-mg口服、2次/d。治疗1个月余，患者心电图正常，复查甲状腺功能：T3-1.79-nmol/L、T4-127.33-nmol/L、FT3-4.94-pmol/L、FT4-15.87-pmol/L、TSH<0.005 mU/L。但患者出现肝酶升高：丙氨酸转氨酶327-U/L、天冬氨酸转氨酶148-U/L、γ-谷氨酰转移酶123.4-U/L。停用甲巯咪唑和美托洛尔，给予水飞蓟宾140-mg口服、3次/d和双环醇50-mg 、3次/d治疗。1个月余后，患者甲状腺功能和肝功能均恢复正常，停用水飞蓟宾和双环醇。之后多次复查甲状腺功能、肝功能和心电图，均正常。

目的 挖掘并分析比较降尿酸药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不良事件（AE）信号，为临床合理安全使用该两种药品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公共数据开放项目（openFDA）数据库，收集2009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以别嘌醇和非布司他为目标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挖掘别嘌醇和非布司他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的95% 置信区间下限>1定义为阳性信号。对照药品说明书筛选别嘌醇和非布司他新的AE风险信号，按照别嘌醇和非布司他的风险信号数量绘制雷达图，对阳性PT信号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别嘌醇和非布司他 AE 报告分别为105-532和9-949份。对报告数量排前100位AE分析的结果显示，别嘌醇阳性PT 82个，涉及14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61个；非布司他阳性PT 86个，涉及18个SOC，药品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为25个。别嘌醇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药物反应伴嗜酸粒细胞增多和全身性症状、终末期肾脏疾病、高钙血症、急性肾损伤、慢性肾脏疾病；非布司他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起止点病、皮肤肉芽肿、血甲状旁腺素降低、腱鞘炎、丙氨酸氨基转移酶异常。两药共有重叠信号49个，别嘌醇在代谢及营养类疾病、血液和淋巴系统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非布司他在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等SOC检测到的风险信号种类较多。　结论 别嘌醇致肾脏和泌尿系统、血液和淋巴系统及代谢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非布司他致皮肤及皮下组织、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肝胆系统相关AE的风险较高。建议伴有肾功能不全、泌尿系统疾病或血液系统疾病的痛风患者慎用别嘌醇，伴有肝功能异常的痛风患者慎用非布司他。

目的 探讨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的临床特点。　方法 报道航天中心医院收治的1例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患者的诊治经过，并对该例以及检索有关数据库（截至2023年8月31日）收集到的相关病例的主要临床资料（性别、年龄、米氮平用药指征、米氮平用法用量、联合用药情况、用药前后血小板计数、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临床处理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9例，男性4例，女性5例；年龄28~74岁，中位年龄52岁；用药指征为抑郁症者8例，1例无记录；米氮平日剂量15-mg者4例、30-mg者3例，2例无记录；单独使用米氮平者2例，合并使用其他药物者6例，1例无记录。9例患者应用米氮平至发生血小板减少的时间为2~28 d，中位时间8 d，血小板减少严重程度1、3、4级者分别为3、3、2例，1例无记录；发生严重血小板减少的5例患者中3例有出血症状，1例出现皮肤瘀斑。2例患者行药物依赖性抗血小板抗体检测,结果呈阳性。发生血小板减少后9例患者均停用米氮平，6例未予特殊干预，3例给予对症治疗；停药2~43 d（中位时间9 d）后，7例患者血小板计数恢复至参考值范围，1例PLT回升，1例不详但皮肤症状改善。　结论 米氮平相关血小板减少多发生于用药后10 d内，停药多可好转。建议应用米氮平前后注意监测患者的血常规。

目的 了解brexucabtagene autoleucel（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及其发生风险。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2020年7月1日至2022年9月31日报告的有关brexu-cel的神经系统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24.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采用信息成分（IC）法及报告比值比（ROR）法进行信号挖掘。报告数≥3，IC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0或ROR的95%CI下限>1的AE被定义为阳性风险信号。统计分析发生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后出现死亡不良结局的患者比例。　结果 共收集到1-960例brexu-cel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涉及559例患者，22个PT。采用IC法和ROR法进行信号挖掘，共检测出15个阳性信号（PT）。AE报告数排前5位的PT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153例）、意识模糊状态（32例）、脑病（29例）、震颤（27例）、失语（25例）；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IC=7.81，ROR=235.74）、脑病（IC=4.74，ROR=26.96）、失语（IC=4.28，ROR=19.58）、脑水肿（IC=3.35，ROR=10.24）、失禁（IC=3.04，ROR=8.22）。失禁（报告数6,IC=3.04,ROR=8.22）在说明书中未见记载。22个PT中有17个PT所涉及的患者出现死亡不良结局，其中，免疫效应细胞相关性神经毒性综合征的死亡比例为18%（28/153）；死亡结局患者比例>50%的PT为刺激反应消失（80%，4/5）、脑水肿（75%，6/8）、脑血管意外（67%，2/3）、困倦（60%，3/5）、惊厥发作（57%，4/7）。　结论 CAR-T细胞疗法brexu-cel相关的神经系统AE较常见，其中失禁尚未被说明书记载；部分AE（刺激反应消失，脑水肿，困倦）临床结局较差，应提高警惕，并采取早期干预措施。

1例67岁女性肺腺癌淋巴结转移患者同时接受化疗、免疫和靶向治疗（顺铂、培美曲塞、帕博利珠单抗及仑伐替尼）。第3个周期结束后，患者血压升高（160/100-mmHg，1-mmHg=0.133-kPa），血清肌酐升高（由90-μmol/L升至160-μmol/L），贫血（血红蛋白 90-g/L），代谢性酸中毒（二氧化碳总量18-mmol/L）。肾脏组织病理检查提示肾小管间质损伤。排除其他药物导致的肾损伤，考虑为帕博利珠单抗所致免疫不良反应可能性大。停用该药并予激素、降压及对症治疗。5个月后，患者血压110~120/70~80-mmHg，血清肌酐降至130-μmol/L，血红蛋白117-g/L，二氧化碳总量 26-mmol/L。

1例86岁男性慢性心力衰竭急性加重患者，因长期使用利尿剂出现利尿剂抵抗，加用托伐普坦3.75-mg口服、1次/d，利尿效果明显；次日加量至7.5-mg口服、1次/d，患者尿量增加、心力衰竭症状改善；第3天患者出现口干口渴，一过性烦躁不安，四肢抽动，实验室检查示pH 7.51、血氧分压（PaO2）67.4-mmHg（1-mmHg=0.133-kPa）、标准碳酸氢根（SB）28.4-mmol/L、实际碳酸氢根（AB）28.5-mmol/L、血钾 3.0-mmol/L、血钠143-mmol/L、血氯104-mmol/L。考虑为托伐普坦导致代谢性碱中毒和呼吸性酸中毒，停用该药，给予精氨酸注射液、0.9%氯化钠、补钾等对症治疗，同时不限制患者饮水。停药当天，患者口干口渴症状明显减轻、精神好转，无四肢抽动，下肢及颜面水肿消退；停药1 d后，pH 7.49，SB 31.1-mmol/L，AB 31.4-mmol/L，血钾3.6-mmol/L；停药3 d后，患者嗜睡、精神差，呼吸较前减弱，考虑患者继发 Ⅱ 型呼吸衰竭，予尼可刹米静脉泵入；停药5 d后，患者24-h尿量3-285-ml，AB、SB、pH值均稍有下降，但患者病情改善不明显；停药13 d后予气管插管、呼吸机辅助通气等对症支持治疗，但患者病情持续加重。

目的 探讨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免疫相关肝损伤（IMLI）患者的临床表现、治疗和转归。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2年11月青岛大学附属医院肿瘤内科住院的ICI导致IMLI患者，对其基本情况、肿瘤治疗情况、IMLI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29例患者纳入分析，男性17例（58.6%），女性12例（41.4%），中位年龄65岁；从使用ICI至发生肝损伤的中位治疗周期为3个，中位时间为78 d。48.3%（14/29）的IMLI患者无明显症状，51.7%（15/29）的有食欲下降、恶心、腹胀、乏力、发热和黄疸等症状，13例（44.8%）同时伴有其他系统免疫相关不良事件。29例IMLI的临床分型为肝细胞型18例（62.1%），胆汁淤积型4例（13.8%），混合型7例（24.1%）。按美国国立癌症研究所通用不良事件术语标准（CTCAE）分级，严重（≥3级）病例占86.2%（25/29）；按我国《药物性肝损伤诊治指南》（DILI指南）分级，严重（≥2级）病例占34.5%（10/29）。29例患者在发生IMLI后均暂停ICI治疗，28例使用了糖皮质激素，其中7例联合吗替麦考酚酯和/或人免疫球蛋白、人工肝治疗；22例（75.9%）好转，7例（24.1%）未愈（包括自动出院4例，死亡2例，无法判断1例）。3例患者肝功能好转后重新启用ICI治疗，IMLI均未复发。　结论 IMLI多发生于ICI治疗后2~3个月，临床类型以肝细胞型最常见，临床症状轻重不一，停用ICI并给予糖皮质激素治疗后大多数患者预后良好。部分患者经权衡利弊在严密监测下可以重启ICI治疗。

严重过敏反应是一种严重的、危及生命的速发型全身性超敏反应，诊断不及时或救治不当可能导致严重后果。国内外相关指南均推荐肾上腺素作为严重过敏反应的一线治疗药物。我国严重过敏反应救治中尚存在肾上腺素使用不足，给药途径、剂量不适宜等问题。肾上腺素的给药时机（尽早）、途径（首选肌内注射）、剂量等应严格遵循相关指南的推荐意见。肾上腺素注射液（预充笔）可缩短肾上腺素注射时间，有条件的过敏患者未来可经过培训后配备并自行使用。

目的 了解前置审核系统对慢性肾脏病（CKD）肾功能不全患者医嘱中禁用药物的预警情况。　方法 收集2021年1月1日至2021年12月31日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前置审核系统肾功能不全患者禁用药物预警信息。对预警药物进行分析，确定正确预警和需要调整审核规则的药物。对正确预警中涉及的药物及临床医师对预警的接受程度进行分析；对有证据可以超说明书使用的药物根据循证证据进行备案并提出审核规则修改的建议。　结果 共259条肾功能不全患者禁用药物相关预警的医嘱纳入分析，涉及47种药物。169条预警为正确预警，预警的正确率达65.25%，其中107条（63.31%）被临床医师接受。外科医师对预警的接受率高于内科医师，差异有统计学意义［76.39%（55/72）比53.61%（52/97），P<0.01］。90条预警涉及的12种药物需要修改审核规则。其中1种药物（达格列净片）说明书已更新，可直接按说明书调整审核规则；11种药物根据循证证据经超说明书用药备案，6种药物调整预警级别，5种药物调整审核规则。　结论 利用审方系统可有效地对CKD患者禁用药物处方实施预警，预警的正确率和临床医师接受率均在60%以上。部分预警的审核规则需要随着说明书的修订或循证证据的增加经超说明书备案后进行调整。

目的 挖掘注射用砷剂心脏不良事件风险信号，提高临床对砷剂心脏毒性的认识。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MHRA）综合标准法3种方法对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山东数据）2003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和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3年第4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的药物不良反应/事件报告中注射用砷剂心脏毒性风险信号进行挖掘。ROR法和PRR法中,报告数≥3、ROR和PRR值的95%CI下限>1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MHRA综合标准法中，报告数≥3、PRR>2且χ2>4定义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　结果 山东数据中共有注射用砷剂相关报告358例，与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有关者275例（76.8%），与注射用三氧化二砷（ATO）有关者83例（23.2%）；358例报告中25例（7.0%）报告了心脏不良反应，严重者占28.0%（7/25）。FAERS数据库中共有ATO相关报告1-294例，其中418例（32.3%）报告了心脏不良事件，严重者占62.2%（260/418）。对山东数据中275例亚砷酸氯化钠注射液报告的数据挖掘结果显示，QT间期延长、胸闷、心悸和心慌为风险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的信号最强。在FAERS数据中共挖掘出35个心脏不良事件信号，其中QT间期延长和长QT综合征的信号最强；6个心律失常信号（缓慢型心律失常、室上性期前收缩、室性期前收缩、尖端扭转型室速、室性心动过速和房室阻滞）和6个心脏器质性病变信号（心包炎、心内膜炎、心包积液、心肌炎、二尖瓣关闭不全和心脏扩大）的强度也排名较前。　结论 注射用砷剂与心脏毒性发生的关联性较强，且严重病例占比较高。注射用砷剂的心脏毒性主要影响QT间期，也可表现为多种类型心律失常和某些心脏器质性病变。

老药一般认为是上市时间较早，在临床使用多年，且被医药工作者和公众所了解的药品。老药的安全性尚存在很多未知、未解问题。老药的一些不良反应可能目前还不十分清楚；老药在特殊人群中应用的安全性还需要长期监测；老药许多不良反应发生机制研究需加强，大多数不良反应缺乏特异性诊断的生物标记物及有效的防治措施；老药说明书中不良反应相关内容需要不断完善，许多临床用药的安全性问题还有待制定规范的专家共识和指南。

1例77岁男性肺癌患者在使用卡瑞利珠单抗联合化疗2个周期后，发现肌酸肌酶（CK）887 U/L，CK-MB 89 μg/L，高敏肌钙蛋白I（hs-TnI）43-750.1-ng/L;心电图检查示多导联ST段抬高。患者未进行第3个周期抗肿瘤治疗。临床药师参与会诊，协助医师分析患者用药情况，判断该不良事件与卡瑞利珠单抗的相关性为“可能”。患者被诊断为免疫性心肌炎G3级，给予甲泼尼龙1-000-mg静脉注射、1次/d冲击治疗。临床药师协助医师查阅资料，制定糖皮质激素减量方案。冲击治疗2 d后减量为500-mg、1次/d，减量后患者心肌酶持续下降；3 d后减量为甲泼尼龙40-mg静脉注射、1次/12-h，连续应用7 d，患者hs-TnI降至 2-248.6-ng/L；改为泼尼松40-mg 口服、2次/d。医嘱泼尼松减量方案：每周减量10~20 mg，每周监测心肌酶，减量至10 mg/d时，若心肌酶恢复正常再维持1~2周后停用。患者遵医嘱减量，顺利停药，未出现激素相关不良反应，未再出现心脏相关不适，未再行免疫治疗。

目的 挖掘玛巴洛沙韦不良事件（AE）的风险信号，为该药在临床的安全应用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对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8年第1季度至2022年第4季度AE报告中玛巴洛沙韦相关AE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报告数≥3且ROR（或PR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大于1被定义为风险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MedDRA） 25.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对筛选出的风险信号进行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玛巴洛沙韦相关AE报告1-102 份，涉及患者1-102例，498例为严重AE。ROR法和PRR法共检测出风险信号45个。按ROR值大小排名前10位的PT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类过敏反应、出血性膀胱炎、多形性红斑、黑便、过敏性休克、弥漫性血管内凝血、速发严重过敏反应。45个风险信号中未列入药品说明书的PT为26个，按信号强度排名前10位的是热性惊厥、缺血性结肠炎、细菌性肺炎、出血性膀胱炎、弥漫性血管内凝血、意识状态改变、发热、横纹肌溶解、发绀和面部瘫痪。涉及PT数占比排名前5位的SOC依次为神经系统疾病、胃肠系统疾病、精神病类、呼吸系统疾病、血液及淋巴系统疾病。498例严重AE中，共挖掘出5个风险信号，即感染性肺炎、腹泻、横纹肌溶解、过敏反应、异常行为。　结论 临床应用玛巴洛沙韦时，应密切关注其药品说明书中未提及的AE，包括热性惊厥、细菌性肺炎、缺血性结肠炎、出血性膀胱炎等。

    他汀类药物是治疗血脂异常的主要药物，通过抑制羟甲基戊二酸单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而减少胆固醇的生物合成。其不良反应主要发生在肝脏和肌肉。在肌肉不良反应中，横纹肌溶解是最严重的，有可能致命，但极少有研究对不同他汀类药物之间横纹肌溶解的风险进行比较。
    该研究基于世界卫生组织的药物警戒数据库（VigiBase），比较了7种他汀类药物（阿托伐他汀、氟伐他汀、洛伐他汀、匹伐他汀、普伐他汀、瑞舒伐他汀和辛伐他汀）横纹肌溶解的风险（不包括西立伐他汀，因其引起严重的横纹肌溶解而于2001年撤市）。该研究包括了在2022年12月31日前服用他汀类药物的成年人中出现横纹肌溶解的所有报告，结果以报告比值比（ROR）及其95%置信区间表示。结果显示，在VigiBase的3 300余万份报告所涉及的患者中，有10 657例服用他汀类药物者出现横纹肌溶解（ROR=59.33，P<0.001），第1份报告于1995年上报；其中由医师上报的占52.4%。报告所涉及的患者中男性占61.5%，73.7%的患者为“严重”横纹肌溶解（其中373例死亡，5 363例导致或延长住院治疗）。
    他汀类药物中致横纹肌溶解风险最大者为辛伐他汀（4 357例，ROR=71.80），随后为阿托伐他汀（3 346例，ROR=33.93）、瑞舒伐他汀（1 777例，ROR=33.01）、氟伐他汀（242例，ROR=31.21）、匹伐他汀（169例，ROR=27.85）、普伐他汀（472例，ROR=24.45）和洛伐他汀（295例，ROR=17.69）（均P<0.001）。当将每种他汀类药物与所有其他他汀类药物进行比较时，辛伐他汀也是风险最大者（ROR=2.20，P<0.001）。
    总之，该研究表明致横纹肌溶解风险较大的他汀类药物是辛伐他汀和阿托伐他汀，对于有横纹肌溶解风险的患者应优先考虑其他他汀类药物，如普伐他汀。除因其不被细胞色素P450系统代谢以外，普伐他汀也是该研究中致横纹肌溶解风险较低的他汀类药物之一。

目的 调查门诊高血压病、糖尿病、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冠心病）、脑血管病等4种老年慢病患者的多重用药现状。　方法 对北京市医保中心数据库中2017年7月至9月就诊的老年（≥65岁）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门诊患者的用药情况进行回顾性研究。纳入患者至少患有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疾病4种慢病中的一种，首次就诊时用药品种数≥5种为多重用药，<5种为非多重用药。以查尔森合并症指数（CCI）对共病数目及严重程度进行量化，按照患者预后情况分为0、1、2和≥3分（4级），数值越大严重程度越重。以2015版Beers标准为判断依据，采用普华和诚处方点评系统识别潜在不适当用药（PIM）问题。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405-608例患者，中位年龄74（65~107）岁，204-219例（50.35%）为女性；按患者用药种数分为多重用药组(113-594例,28.01%）和非多重用药组（292-014例,71.99%）。多重用药组CCI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P<0.001），多重用药组评分为1、2及≥3分者占比均明显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共病方面，多重用药组4种慢病患者的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伴随疾病中，多重用药组高脂血症、认知功能障碍、心力衰竭及骨质疏松者占比均大于非多重用药组（均P<0.001）。在就诊行为方面，多重用药组中位就诊次数高于非多重用药组［2（1,3）次比1(1,2）次，P<0.001］。在药品使用不适宜性评价方面，多重用药组存在PIM患者占比均高于非多重用药组，包括重复用药［4.60%（5-227/113 594）比1.54%(4-486/292 014）］、存在禁忌证［2.97%（3-376/113 594）比1.13%(3-294/292 014)］、存在相互作用［6.51%（7-399/113 594）比1.94%(5-658/292 014）］和缺乏适应证［22.39%（25-432/113 594）比13.54%（39-543/292 014）］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药品使用类别方面，多重用药组被处方最多的药品类别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羟甲戊二酰辅酶A（HMG-CoA）还原酶抑制剂（68-318例，60.14%）、二氢吡啶类（60-951例，53.66%）、血管紧张素受体拮抗剂（45-050例，39.66%）、β受体阻滞剂（25-675例，22.60%）和磺酰脲类（16-023例，14.11%）。　结论 高血压病、糖尿病、冠心病、脑血管病4种老年慢病患者多重用药现象普遍，多重用药老年患者所患疾病更严重，存在的PIM问题更多。

1例66岁男性恶性黑色素瘤患者接受阿帕替尼（250-mg口服、1次/d）、替莫唑胺（口服,第1天500-mg，第2~4天400-mg/d）和特瑞普利单抗（240-mg静脉滴注、第1和第15天）联合治疗。5个周期（28 d为1个周期）后出现多发皮疹，可见头面部、躯干、四肢皮损，伴红疹、脱屑；全身水肿，四肢肿胀，双下肢为重，伴黏液渗出。第6个周期将阿帕替尼减量（250-mg 口服、1次/3 d），皮疹未减轻。实验室检查示血清白蛋白28.5-g/L，血清总蛋白55.5-g/L，嗜酸粒细胞0.096，血钾3.17-mmol/L。考虑为阿帕替尼和特瑞普利单抗联用所致红皮病，停用2药，给予甲泼尼龙、氯雷他定、苯海拉明、曲安奈德益康唑乳膏（外用）、莫匹罗星软膏（外用）及皮肤护理，同时予补充蛋白、利尿、补钾、护胃等对症治疗。治疗10 d后皮疹消退，脱屑、瘙痒减轻。

1例17岁女性患者感染新型冠状病毒后出现发热，3 d内4次自行服用布洛芬缓释胶囊（0.3 g/次），期间出现胸闷、气促、四肢乏力、大汗淋漓、肌肉酸痛等症状和酱油色尿。实验室检查示肌酸激酶（CK）583-800-U/L，CK-MB 45-μg/L，乳酸脱氢酶4-772-U/L，血清肌酐（Scr）392-μmol/L，肌红蛋白87-μg/L，尿素氮32. 8-mmol/L。考虑为横纹肌溶解症伴急性肾损伤，可能与布洛芬有关。给予患者肾脏替代治疗、血液透析、输血、补液、利尿等对症治疗。33 d后患者肌肉酸痛等症状消失，尿液颜色恢复正常，实验室检查示CK 168-U/L、肌红蛋白 24-μg/L、Scr 52-μmol/L。

目的 探讨依非韦伦（EFV）在药物临床试验中致健康受试者皮疹的发生情况。　方法 对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药学部Ⅰ期临床研究中心2020年11月及2021年10月开展的2项以EFV为酶诱导剂的临床试验中，健康受试者EFV相关皮疹的发生情况进行回顾性分析。检索国内外相关数据库，收集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研究文献，回顾文献中报道的EFV相关皮疹病例资料，并与本院2项临床试验中的数据汇总，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2项临床试验共纳入40例健康受试者，5例（12.5%）发生EFV相关皮疹。从服药至出现皮疹的时间平均为8 d；皮疹首发症状均为皮肤瘙痒，出现部位主要为四肢和背部，主要形态为斑丘疹，无伴随其他症状及实验室检查异常。4例受试者退出试验，给予抗过敏及对症治疗5~7 d后皮疹消退；1例因皮疹较轻，给予炉甘石洗剂外用，继续参加试验，皮疹于17 d后（停用EFV 5 d）消退。检索到18篇以健康受试者为研究对象、以EFV为研究药物或酶诱导剂的文献。汇总后，18篇文献及本院研究共包括健康受试者403例，19例发生皮疹，皮疹发生率为4.7%。按EFV日剂量，600-mg/d组皮疹的发生率高于<600-mg/d组，但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5%（18/329）比1.4%（1/74），P=0.131］；按服药时间，单次给药组和连续给药组皮疹的发生率相近［4.1%（4/97）比4.9%（15/306），P=0.753］。　结论 皮疹是健康受试者服用依非韦伦后常见的不良反应，严重程度一般较轻，及时发现和处理均可恢复。

新型抗肿瘤药物导致的不良反应特点与传统化疗药物有明显不同，尤其是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导致的免疫相关不良事件，其诊断和治疗常涉及肿瘤、心血管、内分泌、免疫等多个专业。为了新型抗肿瘤药物临床应用的安全性，解放军陆军特色医学中心药剂科于2022年10月构建了包括肿瘤、免疫、心血管、消化、内分泌、呼吸和抗感染等专业临床药师组成的肿瘤慢病方向临床药学专科协作组，对肿瘤患者中严重和疑难药物不良反应开展药学服务。截至2023年3月，经协作组干预的病例共20例，其中17例协作组建议被临床采纳，并获得较好的效果。临床医师和护士对协作组的工作模式满意度达98%。本文以1例ICI相关心肌炎为例，说明协作组的模式可为临床提供多维度、高效率和全程化的药学服务，并可明显缓解临床药师配置不足与专科药师覆盖不全的问题。

目的 对广州绿十字制药股份有限公司生产的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仿制药）与第一三共制药（北京）有限公司生产的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原研药）的安全性进行主动监测及分析。　方法 本研究资料来自2022年10月1日至2023年9月30日中山大学附属第一医院、广东省人民医院和暨南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主动监测并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库的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收集报告涉及患者的年龄、性别、用药情况、原发疾病、用药至不良反应发生的时间、不良反应临床表现、治疗及转归，严重不良反应发生情况。计算不良反应发生率。　结果 共收集到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30份，涉及患者30例。仿制药组21例，男性8例、女性13例；年龄20~91岁，中位年龄43岁；严重不良反应报告2例。原研药组9例，男性3例、女性6例；年龄20~96岁，中位年龄56岁；无严重报告。仿制药组21例患者共发生不良反应36例次，原研药组9例患者共发生不良反应13例次；涉及皮肤及附件、消化系统、神经系统、肌肉骨骼系统、泌尿系统及用药部位等，主要以皮肤瘙痒、皮疹等过敏反应最为常见（仿制药组15例次，占比41.7%；原研药组6例次，占比46.2%）；仿制药组发生2例严重不良反应，均为过敏性休克。经停药，换用其他抗生素及对症治疗等处理后，仿制药组治愈5例，好转15例，不详1例；原研药组治愈2例，好转7例；仿制药与原研药均无死亡病例。仿制药组门诊和/或住院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07%（21/29-557），原研药组门诊和/或住院患者不良反应发生率为0.08%（9/10-686），2组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χ2=0.183，P=0.669）。　结论 主动监测结果显示，左氧氟沙星氯化钠注射液仿制药的安全性与原研药安全性无明显差异。

目的 分析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的一般规律及特点，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数据库2004年1月至2021年8月上报的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回顾性分析涉及患者的性别、年龄、原患疾病、用药原因、合并用药，用药后发生不良反应的时间、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和转归等信息，参考《国际医学用语词典》的系统器官分类（SOC）进行分类统计。　结果 共纳入3-036例琥珀酰明胶注射液不良反应报告，其中严重不良反应710例（23.39%），涉及的SOC居前5位者依次为免疫系统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和呼吸系统/胸及纵隔疾病，主要症状为过敏性休克、类速发严重过敏反应、寒战、发热等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表现。3-036例患者中1-543例痊愈，1-480例好转，3例未好转，2例有后遗症，2例死亡，6例结果不详。说明书以外不良反应涉及的SOC包括眼器官疾病、各种肌肉骨骼及结缔组织疾病、代谢及营养类疾病和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等。　结论 琥珀酰明胶注射液ADR多与过敏反应有关，严重不良反应符合速发型严重过敏反应的特征，但可能存在说明书中未涉及的相关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