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缺乏是导致贫血最常见的原因。静脉铁剂是治疗铁缺乏和缺铁性贫血的常用药物，常用于慢性肾脏病、心力衰竭、炎症性肠病、围手术期、肿瘤、妊娠哺乳期贫血患者的治疗。为了提高静脉铁剂合理使用和药学监护水平，中国药理学会药源性疾病学专业委员会和广东省药学会组织医学、药学、护理、医院管理等专业的专家共同研讨，检索国内外文献，收集循证医学证据，根据不同静脉铁剂的差异、临床应用情况和安全性制定本共识，为静脉铁剂的临床应用和药学监护提供依据。

抗肿瘤药物是肿瘤患者发生肾损伤的重要原因之一，肾损伤一旦发生将影响抗肿瘤治疗及患者预后。因此，日本肾脏病学会、日本临床肿瘤学会、日本医学肿瘤学会和日本肾脏病药物治疗学会共同制订的《抗肿瘤药物治疗期间肾损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2）》中对抗肿瘤药物肾损伤的预防与管理进行了具体的论述。本文将重点从细胞毒性抗肿瘤药物、靶向抗肿瘤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肾损伤的管理进行解读，以期更有效地指导临床实践。

玻璃体腔注射（IVI）是利用注射器将药物运送至玻璃体腔的给药技术，目前已有多个IVI药物相继获批用于治疗眼底疾病，包括抗血管内皮生长因子类药物、眼内缓释糖皮质激素类药物等，同时，也存在多种超说明书用于IVI的药物。目前尚缺乏针对IVI药物临床应用的药学服务指导文件。为推动IVI药物药学服务工作的开展，北京药盾公益基金会眼科药学专业委员会，中国药师协会药物治疗管理工作委员会，中国医疗保健国际交流促进会临床药学分会组织专家根据临床实践经验，参考国内外相关研究数据、指南及文献等，制定本共识。本共识对临床应用IVI药物的特点，注射前、注射中及注射后的相关药学服务等内容进行梳理，对5个临床问题形成26条推荐意见，供各级医疗机构开展IVI药物药学服务时使用。使用者为各级医疗机构的医务人员（包括药师、医师、护士等相关工作人员），药事服务目标人群主要是应用IVI药物的患者。

目的 探讨哌拉西林钠他唑巴坦钠（TZP）相关低钾血症的发生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2022年1月至2023年1月在临沂市中心医院接受TZP治疗的成年住院患者临床资料，包括患者人口学信息、感染部位、主要基础疾病、实验室检查、TZP信息及并用药物等，从中筛选出TZP相关低钾血症患者。对TZP相关低钾血症的发生情况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是否发生TZP相关低钾血症将患者分为低钾血症组和非低钾血症组，比较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将差异有统计学意义的临床特征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TZP相关低钾血症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363例患者纳入分析，其中86例（23.7%）低钾血症被判定为与TZP相关，涉及男性46例（53.5%），女性40例（46.5%）；年龄76（68，83）岁。76例患者低钾血症的严重程度（88.4%）为轻度，10例（11.6%）为中度，无重度低钾血症发生。低钾血症组与非低钾血症组患者临床特征比较的结果显示，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感染部位为肺部感染、腹腔/消化道感染、尿路感染者占比，基础疾病存在冠状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脏病和无主要基础疾病者占比，基线血红蛋白、血清总蛋白、血清白蛋白、血钙和血镁，TZP治疗期间并用保钾利尿药和其他利尿药者占比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将上述变量纳入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仅基线血镁水平为TZP相关低钾血症的独立影响因素，基线血镁水平越低TZP相关低钾血症发生的风险越高（比值比=0.105，95%置信区间：0.012~0.956，P=0.045）。　结论 低钾血症为TZP较常见的不良反应，临床应给予关注。基线血镁水平较低可能与TZP治疗期间低钾血症发生的风险增高有关。

 1例78岁患2型糖尿病30年、高血压病10余年、糖尿病肾病4年、肾性贫血数年的女性患者加用罗沙司他（70 mg口服、3次/周）治疗贫血。5 d后突发胸闷气喘、急性左心衰竭和双下肢凹陷性水肿；心电图示窦性停搏，逸搏心律，心率40次/min。实验室检查：血气分析示pH 7.31、血钾5.3 mmol/L，血肌酐304 μmol/L，B型利钠肽1 280.0 ng/L，高敏肌钙蛋白T 0.042 μg/L，肌酸激酶MB 0.83 μg/L。考虑为罗沙司他所致急性左心衰竭、高钾血症、代谢性酸中毒，停用罗沙司他和其他降糖、降压等长期口服药物，予碳酸氢钠、胰岛素、呋塞米、葡萄糖酸钙、血液滤过等治疗。2 d后患者心率和血钾恢复正常；7 d后患者B型利钠肽168.0 ng/L、血肌酐170 μmol/L、血钾4.13 mmol/L，无胸闷气喘，双下肢无水肿。恢复降糖、降压等长期口服药物，1个月后随访，患者未再出现胸闷气喘症状，复查电解质正常。

1例66岁女性患者因合并多种慢性疾病长期应用地高辛、螺内酯、美托洛尔、阿托伐他汀、达格列净、恩替卡韦，血小板计数（PLT）无异常。因肥厚型梗阻性心肌病、心房颤动等停用地高辛，加用利伐沙班15?mg口服、1次/d预防血栓形成，同时予呋塞米减轻心脏负荷，沙库巴曲缬沙坦控制血压、改善心衰，环磷腺苷葡胺营养心肌，以及水飞蓟宾改善肝功能。用药后患者PLT逐渐下降，第13天PLT 51×10⁹/L，考虑为药源性血小板减少症，利伐沙班引起的可能性大。将利伐沙班改为华法林，并给予甲泼尼龙40 mg静脉滴注1次，其余药物继续使用。患者PLT逐渐上升。停用利伐沙班第11天，PLT 155×10⁹/L。2周后随访，患者PLT 169×10⁹/L。

目的 分析药食同源的蒲公英致肝损伤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　方法 2017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南京大学医学院附属鼓楼医院感染性疾病科收治的因服用蒲公英致肝损伤的患者纳入本研究。收集患者的电子病历，记录一般资料、服用蒲公英情况、联合用药情况、临床表现、肝脏生化检测结果；评价蒲公英与肝损伤的因果关系，回顾性分析患者的临床表现、肝损伤分型、严重程度、治疗及预后。　结果 纳入本研究的患者共13例，女性8例，男性5例；年龄29~78岁；9例自行服用蒲公英，4例遵医嘱服用蒲公英；服用方式为蒲公英根茶饮、全草茶饮及打粉冲服。多数患者的肝损伤发生在服用蒲公英后90 d内。主要临床表现为皮肤巩膜黄染，尿液颜色加深，腹胀、腹痛、食欲不振等。实验室检查结果示13例患者均出现血清转氨酶和胆红素升高，12例碱性磷酸酶升高，5例血氨升高。因果关系评价结果8例为很可能，5例为极可能。临床分型示肝细胞型11例，混合型2例；严重程度主要为2级（8例），3级（2例）和4级（2例）患者发生了肝衰竭。予对症治疗后，11例患者肝功能恢复正常或好转；2例病情进展，其中1例行肝移植术后存活，1例死亡。　结论 蒲公英可致肝损伤，多发生于服用后90 d内，严重程度多为中度，停用蒲公英并予对症治疗后多数患者预后良好；但有发生肝衰竭和死亡的风险。

目的 挖掘儿童使用阿奇霉素相关不良事件（AE）的风险信号，建立相应的药学监护流程，为儿童安全使用阿奇霉素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4季度以阿奇霉素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18岁）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风险信号挖掘，将AE报告数≥3、ROR的95%置信区间下限>1、PRR>2且χ2>4定义为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根据信号挖掘结果，建立儿童使用阿奇霉素的药学监护流程,并进行满意度调查。　结果 共收集到儿童使用阿奇霉素相关AE报告1 457份，涉及127个PT和18个SOC。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依次为皮疹、瘙痒、荨麻疹、药物性超敏反应和腹泻。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依次为婴儿腹泻、重症肌无力危象、间歇性狂暴症、新生儿腹泻和幼儿呕吐。共挖掘出说明书未记载的风险信号16个，按信号强度排名居前5位的PT分别是间歇性狂暴症、转变障碍、支气管扩张、牙齿变色和舞蹈手足徐动症。对结局为死亡的79份AE报告分析结果显示，风险信号为药物性肝损伤、Stevens-Johnson综合征、皮疹、呕吐、恶心、发绀和腹泻。根据上述信号挖掘结果，我院用药安全主管团队建立了儿童使用阿奇霉素药学监护流程，包括用药前评估（用药适应证、患儿病史、心功能和肝功能等），用药过程中监测给药速度和方式，出现不良反应后的干预措施等，并对178例接受阿奇霉素治疗的住院患儿实施监护。满意度调查结果显示满意度为100%。　结论 儿童使用阿奇霉素的主要AE风险信号为皮疹、瘙痒、荨麻疹、药物性超敏反应、腹泻等，均为药品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此外，还应警惕说明书未记载的间歇性狂暴症、转变障碍、支气管扩张、牙齿变色、舞蹈手足徐动症等风险信号。根据风险信号挖掘结果建立的儿童使用阿奇霉素的药学监护流程可行且有效。

目的 了解2型糖尿病（T2DM）患者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影响因素，构建列线图风险预测模型。　方法 研究设计为前瞻性临床观察研究，研究对象选自黄山市人民医院2022年5月—2023年4月收治的T2DM住院患者。应用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性别、年龄、体重指数、饮酒、吸烟情况、家族性疾病史、胰岛素使用情况、T2DM病程、血压及实验室检查结果。出院时进行T2DM患者特异性用药信念量表（总分10~50分）、药物素养评估量表（总分0~7分）、Morisky服药依从性量表（总分0~8分）测评；出院后电话随访6个月。以是否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将患者分为2组。应用SPSS 26.0软件进行logistic回归分析，筛选T2DM患者出现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影响因素；应用R 4.1.0软件构建列线图预测模型，以Bootstrap法对列线图模型进行内部验证。　结果 共294例T2DM患者纳入分析，用药信念评分为（32.6±5.6）分，药物素养评分为（4.2±0.5）分，服药依从性评分为（6.1±0.8）分。随访6个月，共有43例（14.6%）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包括冠心病（23例）、心力衰竭（12例）、脑卒中（8例）。与无心脑血管并发症组相比，心脑血管并发症组患者体重指数、糖化血红蛋白（HbA1c）、D?二聚体、血尿酸较高，用药信念评分、药物素养评分、服药依从性评分较低（均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HbA1c、D-二聚体、血尿酸、用药信念、药物素养、服药依从性是T2DM患者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影响因素。依此建立列线图预测模型，内部验证结果显示，一致性指数为0.958，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为0.824，校准曲线趋近于理想曲线。　结论 T2DM患者用药信念、药物素养和服药依从性现状并不理想。HbA1c、D-二聚体和血尿酸水平高，用药信念、药物素养和服药依从性差是T2DM患者发生心脑血管并发症的危险因素，综合多种因素建立列线图模型，对预测该类风险具有较高价值。

目的 挖掘不同口服抗凝药物（OAC）在不同人群中引起急性肾损伤（AKI）的风险信号，为临床使用OAC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3季度收到的OAC与非OAC致AKI的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分析上述药物与患者发生AKI的关系。当目标药物发生目标不良事件的报告数量≥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或信息成分（IC）的95%CI下限（IC025）>0时，提示目标药物与目标不良事件之间的相关性有统计学意义。　结果 共收集到OAC相关AKI报告12?402份，包括华法林1 313份，达比加群3 086份，利伐沙班4 730份，阿哌沙班2 918份，艾多沙班365份；非OAC相关AKI报告454 378份。对OAC的整体分析结果显示，OAC导致AKI的ROR值（95%CI下限）为1.791(1.759)，IC值(IC025)为0.813(0.787)。对 OAC单一药物致AKI事件的分析结果显示，华法林、达比加群、利伐沙班、阿哌沙班和艾多沙班均具有引起AKI的风险，其ROR值（95%CI下限）分别为1.220（1.156）、2.386（2.302）、2.044（1.986）、1.375（1.326）、3.003（2.706），其IC值（IC025）分别为0.284（0.204）、1.231（1.178）、1.010（0.968）、0.452（0.399）、1.560（1.407），其中艾多沙班ROR值和IC值最高，华法林的ROR值和IC值最低。亚组分析结果显示，在<18岁亚组中，华法林和利伐沙班均未显示具有引起AKI的风险；ROR法未显示达比加群具有引起AKI的风险，而BCPNN法显示其有。在18~45岁亚组中，2种挖掘方法均显示阿哌沙班不具有引起AKI的风险，其他OAC均显示有。在45~64岁亚组中，所有OAC均显示具有引起AKI的风险。在≥65岁亚组中，华法林和阿哌沙班均具有引起AKI的风险。性别亚组分析结果显示，2种挖掘方法均显示华法林在男性中具有引起AKI的风险；所有OAC均显示在女性中具有引起AKI的风险。　结论 OAC有引起AKI的风险，其中艾多沙班风险最大，华法林最低；不同OAC在不同年龄段患者中引发AKI的风险不同。

 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和血栓栓塞性疾病患者日益增多，口服抗凝药物的应用越来越广泛。抗凝药物相关肾病（ARN）是口服抗凝药物治疗中的主要不良反应，一般认为是由过度抗凝引起的急性肾损伤，发生机制可能包括肾小球出血、红细胞管型阻塞肾小管、肾小管上皮细胞损伤等。凝血功能和肾功能异常为ARN的主要危险因素；高龄，糖尿病和高血压病、心力衰竭等心血管疾病也增加ARN发生风险。对ARN的管理应基于患者自身特点。选择口服抗凝药物时应充分考虑治疗获益与风险；用药时加强肾功能监测，尽早发现潜在风险；发生ARN后，建议及时调整抗凝药物，并予对症支持治疗，严重时可采用甲泼尼龙联合血液透析治疗。

上市前临床试验常由于样本量不足和随访期短等局限性，无法发现罕见或迟发的药物不良反应（ADR），因此在药品批准上市后，持续的药物安全性评价研究尤为必要。证据的产生依赖于不良反应信号的发现和特定风险的验证研究，通过meta分析等方法整合多个来源的证据可进一步提高药物安全性评价的全面性和可靠性。此外，还应重视诊疗实践中的用药风险管理，通过制订规范的临床指南和建立决策支持系统等促进证据的传播与利用，确保其真正用于诊疗实践。构建证据生态体系不仅有助于识别和理解药物使用中的潜在风险，还能提升风险管理的科学性和实用性，最终减少患者因ADR受到的伤害。

中药安全性问题已受到社会广泛关注，是中药进一步发展和国际化的主要障碍。中药安全性研究的难点主要来自中药的复杂性和药物?机体相互作用的不可预测性。导致中药安全性的原因多样，包括中药的内在及外在毒性、临床实践中基源混用和不合理使用、患者安全用药意识不足，以及目前对中药质量安全的监管体系不够完善等。应加强中药安全性风险管理，包括应用科学技术探究中药安全性本质、利用人工智能开展大数据分析并实现风险早期预警、传递安全使用中药科学理念、建立全生命周期中药药物警戒体系等。这将有益于我国中药安全性研究，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促进中医药产业健康持续发展和国际化。

目的 对司美格鲁肽和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人群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进行挖掘，为相关患者的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比例报告比（PRR）法、贝叶斯置信神经网络（BCPNN）法和经验贝叶斯几何平均值（EBGM）法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AE报告系统数据库中2010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4季度AE报告中司美格鲁肽和利拉鲁肽用于体重管理人群相关AE风险信号进行挖掘。同时满足上述4种挖掘方法判定标准的AE被认为是风险信号。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分类统计，对筛选出的风险信号进行分析。　结果 设定时段内检索到司美格鲁肽适应证为体重管理（不包含糖尿病）的AE报告数为2 292例，利拉鲁肽2 973例。司美格鲁肽相关AE报告涉及PT 83个，其中说明书中已记载的不良反应相关PT 57个，未记载的26个。26个说明书未记载的PT中AE 报告数排名居前5位的PT为食欲增加、饥饿感、惊恐发作、贪食、感到寒冷；按ROR值排名居前5位的PT为饱腹感缺乏、饥饿性酮症酸中毒、肌红蛋白尿、贪食、暴食症。利拉鲁肽相关AE报告涉及PT 74个，其中说明书中已记载的60个，未记载的14个。14个说明书未记载的PT中AE 报告数排名前5位的PT为体重增加、食欲增加、贪食、体重波动、胰腺囊肿；按ROR值排名前5位的PT为饱腹感缺乏、贪食、肝腺瘤、食欲增加、胰腺囊肿。司美格鲁肽挖掘到的说明书中未记载且为严重AE的PT有3个，分别是嗅觉异常、酮症酸中毒和惊恐发作。利拉鲁肽说明书中未记载的且为严重AE的PT有1个，为转移性胰腺癌。　结论 本研究挖掘出的司美格鲁肽和利拉鲁肽应用于体重管理引起的AE风险信号中有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有些甚至是严重AE，在临床实践中需甄别和防范

目的基于结构-过程-结果（SPO）模型在青岛大学附属医院（我院）建立处方前置审核系统，并探讨其应用效果。方法基于SPO模型结构维度，建立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的组织架构、药学小组、药学审方管理制度和审核环境。基于SPO模型的过程维度，建立审核流程、用药知识库和审核规则库，实施质量监测与控制，并对相关人员进行培训。基于SPO模型的结果维度，验证处方前置审核系统上线后处方/医嘱审核的审核率、人工审核率、临床医师对处方审核的接受率、门急诊处方点评合格率和住院医嘱干预率。结果我院的处方前置审核系统于2021年3月首先在主院区上线，至2023年5月达到全院5个院区的全覆盖。门急诊处方及住院医嘱的审核率在2021—2023年逐年升
高，并于2023年均达到了预期的99%以上。与2021年相比，2023年门急诊处方和住院医嘱提交至人工审核的处方/医嘱占比降低［1.2%（112 206/9 509 430）比2.9%（16 214/549 672），2.9%（206 258/7 152 620）比3.9%（147 679/3 814 929）］，人工未能及时审核的处方和医嘱在总处方/医嘱量中的占比下降［0.7%（62 382/9 509 430）比1.4%（7 429/549 672），0.3%（22 816/7 152 620）比2.2%（83 303/3 814 929）］，临床医师对门急诊处方和住院医嘱审核的接受率上升［76.1%（2 421/3 180）比57.0%
（339/595），94.3%（1 000/1 060）比70.7%（797/1 128）］，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但仍有部分需要人工审核的处方/医嘱未能及时审核而漏审。较2021年，2023年门诊和急诊处方点评合格率上升［96.7%（924 558/956 252）比92.2%（983 827/1 067 357），98.7%（518 307/525 227）比98.0%（181 296/185 069）］，住院医嘱的干预率下降［0.7%（196 522/26 751 992）比0.9%（195 660/22 631 28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结论应用SPO模型可健全处方前置审核系统的组织管理，保障系统顺利上线和安全运行。经验证，审方系统的运行速度和药师处方审核速度均可基本满足临床需要，医院合理用药指标有所改善，药师专业技术能力有所提升。

静脉输液在我国急诊治疗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也存在急诊输液被过度使用的现象。急诊输液的高负担可能造成更多的用药安全问题，如药物不良反应、用药错误、药物相互作用等。应高度重视急诊输液存在的用药风险，通过加强多学科合作，积极探索构建急诊输液安全风险防控的综合管理模式，避免不必要的静脉输液，并制定静脉输液不良事件的诊断标准和救治规范，更好地保障急诊静脉输液患者的用药安全。

目的 分析苯磺顺阿曲库铵不良反应及严重过敏反应的临床特征与治疗情况，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2018年1月1日至2023年4月18日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数据库收集的苯磺顺阿曲库铵不良反应报告，对其进行回顾性分析。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5.1版的首选术语和系统器官分类对不良反应用语进行标准化。筛选报告中的严重过敏反应，并进行分级，对各级严重过敏反应的特点及Ⅱ~Ⅳ级严重过敏反应的治疗方法进行分析。　结果 共纳入163例不良反应报告，涉及201个首选术语，涉及的系统器官分类排名前3位的为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133例，66.17%）、血管与淋巴管类疾病（14例，6.96%）、免疫系统疾病（14例，6.96%）。145例患者（89.0%）发生严重过敏反应，主要发生在用药10 min内（115例，79.3%）。145例严重过敏反应中37例（25.5%）为Ⅱ~Ⅳ级反应，最常见的首发过敏症状为循环系统症状（19例，51.4%），其次为皮肤症状 （12例，32.4%）；主要治疗药物包括糖皮质激素（27例，73.0%）、肾上腺素（17例，45.9%）和除肾上腺素外的其他升压药物（19例，51.4%）。所有患者经治疗后，症状好转或痊愈。　结论 苯磺顺阿曲库铵引起严重过敏反应多发生在用药10 min内，预后良好。对于分级为Ⅱ~Ⅳ级的严重过敏反应，急性期治疗药物主要包括糖皮质激素、肾上腺素和除肾上腺素外的其他升压药物。

目的 挖掘萨特利珠单抗治疗视神经脊髓炎谱系疾病（NMOSD）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2020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4季度收到的萨特利珠单抗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进行风险信号挖掘。将报告数≥3、ROR值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且BCPNN法的信息成分-2倍标准差（IC-2SD）>0的PT定义为风险信号，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AE报告526份，通过ROR法及BCPNN法检测到风险信号（PT）39个，涉及13个SOC。39个PT中11个为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包括血清甘油三酯升高、肝功能异常、蜂窝织炎等；28个说明书中未记载，其中11个涉及感染及侵染类疾病。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PT为非典型分枝杆菌感染、肾盂肾炎、压缩性骨折、椎体压缩骨折、淋巴细胞计数降低。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为尿路感染、感染性肺炎、新型冠状病毒感染、脓毒症、带状疱疹。　结论 萨特利珠单抗治疗NMOSD时除可引起说明书已记载的血清甘油三酯升高、肝功能异常、蜂窝织炎等不良反应外，还可能引起非典型分枝杆菌感染、肾盂肾炎、压缩性骨折等说明书未记载的AE，临床医师需予以警惕。

随着透析治疗的普及和肾移植手术技术的不断突破，终末期肾病患者的存活期延长，恶性肿瘤已成为透析和肾移植患者住院和死亡的主要原因之一。由于透析患者药物代谢动力学的特殊性和肾移植患者术后的长期免疫抑制维持治疗，这些患者在应用抗肿瘤药物治疗时需要平衡和考量多方面问题。日本肾脏病学会、日本临床肿瘤学会、日本医学肿瘤学会和日本肾脏病药物治疗学会共同制订的《抗肿瘤药物治疗期间肾损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2）》的第2章比较系统地回答了透析和肾移植术后患者抗肿瘤药物治疗的诸多临床问题。本文针对该部分内容进行解读，为我国透析和肾移植术后肿瘤患者的治疗提供参考。

目的 探讨氨甲环酸注射液（TXAI）严重用药错误（ME）的风险因素，并提出防范建议。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中TXAI相关ME报告；检索国内外医学文献数据库，收集TXAI相关ME的个案报道；检索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医方错误的TXAI相关司法案例。所有数据的检索时间均截至2024年5月1日。对监测网中TXAI相关ME报告的ME级别、发生环节、场所和引发人员进行回顾性分析；对收集到的严重ME病例的报告年份、发生国家、临床应用情况、错误内容、发生场所、导致患者伤害的临床特征、患者结局和ME级别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2012年9月22日至2024年5月1日监测网共收到TXAI相关ME报告138例，报告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138例ME中79例（57.3%）发生在药品调剂与分发环节；58例（42.0%）发生在处方/医嘱开具与传递环节，错误主要涉及易混淆药物和剂量过大，其中1例（1.7%）为严重ME（E级）；1例（0.7%）发生在给药环节，误将碘海醇当作TXAI注入患者关节腔。共收集到TXAI严重ME报告29例，其中24例（82.8%）为给药途径错误（与麻醉药混淆22例，注射通路混淆2例，均导致错误鞘内注射）， 5例（17.2%）为处方错误（剂量过大3例，血栓高危者用药和血栓高危者联合蛇毒血凝酶治疗各1例）；23例（79.3%）发生在手术室，6例（20.7%）发生在病房。24例TXAI错误鞘内注射的患者主要表现为剧烈疼痛、神经毒性（癫痫持续状态）和/或心脏毒性（心律失常和心室颤动），其中11例（45.8%）死亡、2例（8.3%）后遗肢体肌肉无力。5例处方错误中4例患者发生严重血栓性疾病，其中2例死亡，2例出现脑血管相关后遗症；另有1例出现心慌、气促、恶心和呕吐。29例严重ME中，E级者2例（6.9%），F级3例（10.3%），G级4例（13.8%），H级7例（24.2%），I级13例（44.8%）。　结论 TXAI相关ME主要涉及易混淆药物和处方错误，严重ME发生的主要场所为手术室，主要为错误鞘内注射，导致患者发生致命的神经和心脏毒性。TXAI相关严重ME对患者的危害极大，医院应加强手术室看似听似药品管理和处方审核系统的完善。

目的 探讨我国中成药临床实践指南及专家共识（指南/共识）中安全性推荐意见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方法 检索万方医学网、中国知网、维普网、中国生物医学数据库、中华医学期刊全文数据库，以及医脉通、中华中医药学会网站，收集中成药相关的指南/共识，提取其基本信息、类型、学科领域、证据评级方法、报告安全性条目、安全性推荐级别及证据来源等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138篇指南/共识纳入分析，包括指南19篇，共识119篇。首篇中成药指南/共识于2004年发布，2016―2023年分别发布5、3、9、15、29、32、29及11篇指南/共识，2020―2023年发布101篇，是以往16年发布总数的2.73倍（101/37）。138篇指南/共识中“以病为纲”59篇（42.75%），“以药为纲”79篇（57.25%）。发布数量排名前5位的机构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中华中医药学会、中国中医科学院中医临床基础医学研究所、中国中西医结合学会和中国医师协会。其中19篇指南的发布机构均为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发布单位为医学院校/医疗机构者26篇，未报告发布或牵头单位者8篇。138篇指南/共识中有18篇（13.04%）未对药物的安全性进行报告，120篇（86.96%）报告了治疗的安全性，但均未按照循证医学证据分级的评估、制订与评价（GRADE）标准对安全性推荐意见做出分级，仅32.50%（39/120）的证据来源中包含随机对照试验。138篇指南/共识中50.72%（70篇）未报告资助情况，37.68%（52篇）未做利益冲突披露。　结论 近年来我国中成药相关指南/共识发布数量明显增多，但部分指南/共识发布机构的权威性差，“以药为纲”者居多，安全性报道不足，证据等级较低，可能存在一定偏倚。

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是目前临床使用广泛的一类降糖药，因其独特的降糖机制和显著的心肾保护作用，成为2型糖尿病治疗的核心药物之一。但近年来发现SGLT2i可导致部分患者血肌酐和尿素氮增高，相关肾损伤的风险逐渐引起临床的关注。如何在充分发挥其治疗优势的同时，有效防范和监管其潜在的肾损伤风险，成为当前临床实践和药物安全管理的重要课题。临床需采取多维度防范与监管策略，如基于最新证据识别高危人群、严格筛选治疗人群、动态监测肾功能及优化联合用药方案、借助生物标志物与人工智能工具实现风险预警。

胰高血糖素样肽1受体激动剂（GLP-1RA）通过增强胰岛素分泌，抑制胰高糖素分泌，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T2DM）。GLP-1RA疗效和安全性良好，但可能存在胰腺损伤的风险，其发生率较低，但危害较大。目前对GLP-1RA胰腺损伤的研究结论尚不一致。本文从发生情况、可能机制、相关临床研究、临床表现和管理措施几个方面对GLP-1RA相关胰腺损伤研究进展进行了综述。其可能发生机制包括激活星状细胞、诱导胰腺导管上皮细胞增生和化生、存在免疫排斥反应、影响胰腺损伤相关基因的表达等。GLP-1RA相关胰腺损伤中胰腺炎较为常见，临床表现为腹痛、恶心、呕吐，并伴有脂肪酶和淀粉酶的升高。建议临床在用药前对患者进行必要的用药宣教，一旦出现相关症状应考虑可能发生急性胰腺炎，并立即停药。如确诊为胰腺炎，不建议再使用GLP‐1RA治疗。

随着慢性肾脏病（CKD）患病率的明显上升和肾脏替代治疗的进展，长期血液透析患者明显增多。心血管疾病是血液透析患者的主要死亡原因，很多血液透析患者需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但是，血液透析患者既存在较高出血风险又有较高血栓栓塞风险，其PCI术后双重抗血小板治疗（DAPT）的药物选择、剂量确定一直是临床实践中的难题，血液透析对DAPT的影响目前尚不完全清楚。本文介绍1例65岁接受长期血液透析治疗的CKD男性患者因急性非ST段抬高型心肌梗死接受PCI，术后给予阿司匹林和氯吡格雷DAPT，因氯吡格雷抵抗于术后第4天（第2次行血液透析后14?h）发生亚急性支架内血栓形成，经再次PCI血运重建后恢复。通过该例患者的救治体会及复习相关文献，我们从药物的选择、氯吡格雷剂量的调整和血液透析的管理3个方面提出了长期血液透析患者PCI术后DAPT的管理建议。

目的 探讨仑卡奈单抗致输液相关反应（IRR）在我国阿尔茨海默病患者中的发生情况和临床特征，总结IRR的护理管理经验。　方法 本研究设计为单中心回顾性研究，研究对象为2024年6月26日至8月18日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神经内科接受仑卡奈单抗（10 mg/kg，1次/2周）治疗的阿尔茨海默病患者。对患者使用仑卡奈单抗治疗期间IRR的发生情况、临床特征、严重程度及结局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纳入研究的患者共45例，男性15例（33.3%），女性30例（66.7%）；年龄为52~82岁，中位年龄62岁。45例患者中15例（33.3%）发生IRR，男性6例，女性9例，2例患者既往有过敏史；治疗周期数为1、2、3和4个者分别为3、8、1和3例。13例患者在仑卡奈单抗治疗前30 min给予苯海拉明预处理。14例患者的IRR发生在仑卡奈单抗治疗的第1周期，1例发生在第2周期。13例发生于仑卡奈单抗静脉滴注结束后5 h内，2例发生在用药后第2天。IRR的主要表现为发热、寒战，部分患者有头痛、恶心和呕吐症状，仅1例表现为皮疹和瘙痒。经对症处理后13例患者症状均很快缓解，继续按周期使用仑卡奈单抗，IRR未再次发生。IRR严重程度为1、2和3级者分别为5、9和1例，严重IRR的发生率为2.2%（1/45）。　结论 IRR为仑卡奈单抗的常见不良反应，主要表现为发热、寒战，症状较轻。一般为首次用药时发生，继续治疗不再发生。仑卡奈单抗用药时应常规监测生命体征，出现IRR时按严重程度及时处理，预后良好。

为促进围手术期合理用药，青岛大学附属医院采用工作分解结构（WBS）项目管理方法，构建了围手术期用药路径体系。该体系的建立需要完成路径需求调研、药物使用规范制定、药物治疗临床路径制定、临床沟通与培训、效果评价与监管、信息化用药监管和患者用药监测等7项任务，分别由不同专业的药师负责。历时4年，医院完成了抗菌、镇痛、静脉血栓栓塞预防、营养支持、气道管理药物和质子泵抑制剂等6条共性药物治疗临床路径体系的创建，对提升外科科室抗菌药物合理使用、优化患者术后疼痛管理和强化患者血栓形成风险评估等产生了显著成效。为心脏外科构建的个性化路径和对麻醉科实施的多维度药学干预也取得显著成效。因此，通过WBS构建围手术期用药路径体系，有助于细化工作任务分工，体现药师价值，提升围手术期药学服务质量。

1例35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长期口服二甲双胍+达格列净降糖治疗，因血糖控制不佳、超重等，调整为司美格鲁肽（0.25 mg皮下注射、1次/周）+二甲双胍恩格列净（1片口服、2次/d）。患者首次用药后即出现腹胀及明显饱腹感，未重视，继续服用二甲双胍恩格列净，3 d后出现上腹部持续性胀痛，实验室检查示血酮体（β-羟丁酸）4.70 mmol/L。予兰索拉唑、山莨菪碱、甲氧氯普胺和地佐辛治疗后不能缓解，予胃肠减压术后腹痛症状较前好转。即行腹部CT检查，提示胃潴留。考虑患者胃潴留与应用司美格鲁肽有关。次日实验室检查示二氧化碳结合力12.36 mmol/L，考虑发生酮症酸中毒，与恩格列净有关。停用原降糖方案，予胰岛素泵入治疗并监测血糖，禁食禁水，予胃肠减压、补液、抑酸等，患者症状明显减轻，酮体水平逐渐下降。治疗3 d后患者开始进食；6 d后恢复正常饮食，未再出现腹痛、腹胀等不适。酮体、二氧化碳结合力逐渐恢复正常，调整降糖方案为赖脯胰岛素+阿卡波糖。

药源性神经系统疾病（DIND）是指药物引起的中枢或外周神经系统疾病。在我国，药物不良反应/事件中，DIND占比较大，且发病具有一定的复杂性。常见的DIND包括癫痫、运动障碍、脑卒中、周围神经病、脊髓损伤及认知障碍等，因其多属渐进和迟发的反应，往往难以辨别其与药物的相关性，容易误诊漏诊，造成不良预后。为减少药物神经毒性的发生，临床应加强多学科合作，对高风险人群实行个体化的治疗方案并加强监测，及时识别和诊断DIND。同时，应加强DIND相关研究，以应对其复杂性及不良预后的挑战。

目的 调查急诊输液室严重药物过敏反应的临床特点及相关干预措施。　方法 基于南京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院）急诊医学中心急诊输液室建立的药物不良反应数据库，收集2019年11月至2023年11月发生严重过敏反应患者的临床资料，包括性别、年龄、既往药物不良反应史、过敏史、Charlson合并症指数，用药情况，严重药物过敏反应相关信息（发生时间、临床表现），干预措施，转归，以及随访情况；分析这些患者的临床特征和干预措施。　结果 研究时段内，我院急诊输液室共398?772例患者接受药物静脉滴注治疗，其中发生药物不良反应者625例，75例发生了严重过敏反应。发生严重过敏反应者占总输液患者的0.02%（75/398?772），占发生药物不良反应患者的12.0%（75/625），其中Ⅱ级30例（40%）、Ⅲ级45例（60.0%），无Ⅳ级患者。75例严重过敏反应涉及药物多为抗感染药物（41，54.7%）。严重药物过敏反应临床表现多样，最常见的是心血管系统表现，主要为不同程度一过性的血压下降（67例，89.3%）；其次是全身表现和神经系统表现，主要为大汗（31例，41.3%）和头晕（28例，37.3%）。75例严重过敏反应患者均给予停药、更换输液器、快速评估循环和呼吸及监测生命体征等措施处理，其中65例（86.7%）给予快速静脉滴注补液扩容，6例（8.0%）接受了糖皮质激素静脉注射，3例（4.0%）给予0.5?mg肾上腺素肌内注射，2例（2.7%）给予抗组胺药。75例患者均症状改善，未发现后遗症或死亡病例。　结论 急诊输液室中，严重药物过敏反应严重程度主要为Ⅱ级和Ⅲ级，及时干预预后较好；治疗措施以快速静脉滴注补液扩容为主，肾上腺素使用率较低。

1例67岁男性患者因肝内胆管癌接受奥沙利铂（肝动脉灌注）+吉西他滨（肝动脉灌注）+卡瑞利珠单抗（静脉滴注）+阿帕替尼（口服）治疗。2个月后（阿帕替尼已自行停用）发现血小板计数（PLT）下降（49×109/L），给予升血小板治疗后改善。因多发肿瘤转移，加用贝伐珠单抗（肝动脉灌注、 1次/30 d）。用药前患者PLT和凝血功能均未见明显异常，用药2个周期后，患者PLT 101×109/L、凝血酶原时间14.1 s。考虑介入治疗出血风险大，停用奥沙利铂和吉西他滨，将贝伐珠单抗改为静脉滴注。PLT和凝血功能未见明显改善。第5次应用贝伐珠单抗6 d后，患者间断呕血2次（约300 ml）。实验室检查示PLT 75×109/L、凝血酶原时间15.8 s。诊断为消化道出血，予禁食禁水，行抑酸、止血、肠外营养支持等治疗，患者未再呕血,但间断排黑便。胃镜检查提示十二指肠溃疡伴出血，加用雷贝拉唑、硫糖铝等，停禁食、改流食。次日患者出现鲜血便，判断消化道出血与应用卡瑞利珠单抗和贝伐珠单抗有关,行动脉栓塞止血术，并给予A型冷沉淀凝血因子等治疗，出血症状稍好转。但患者病情反复，最终抢救无效死亡。

目的 挖掘表皮生长因子受体（EGFR）抑制剂相关神经系统不良事件（AE）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利用OpenVigil数据平台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中吉非替尼、厄洛替尼、阿法替尼和奥希替尼相关神经系统AE，设定起始时间分别为2004年、2004年、2013年和2015年，截止时间为2023年第2季度。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3.0版的首选术语（PT）对AE进行标准化。从AE报告中提取患者一般情况和神经系统AE等数据。通过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AE信号挖掘，同时满足以下条件则视为产生1个AE风险信号：报告数≥3，ROR值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PRR≥2，χ2≥4。　结果 共收集到吉非替尼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422份，涉及患者297例，PT 42个；检测到风险信号10个，其PT为痴呆症、脑水肿、脱髓鞘、白质脑病、偏瘫、声带麻痹、神经系统症状、脑萎缩、颅内压升高和神经疾病，涉及AE报告64份。厄洛替尼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1?755份，涉及患者1?477例，PT 69个；检测到风险信号7个，其PT为味觉缺失、感觉过敏、面部疼痛、脱髓鞘、晕动症、声带麻痹和周围神经性麻痹，涉及AE报告142份。阿法替尼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247份，涉及患者212例，PT 32个；检测到风险信号7个，其PT为味觉缺失、脑梗死、脑水肿、癫痫、中枢神经系统损伤、白质脑病和大脑功能障碍，涉及AE报告49份。奥希替尼相关神经系统AE报告652份，涉及患者582例，PT 46个；检测到风险信号3个，其PT为脑梗死、声带麻痹和面瘫，涉及AE报告54份。味觉缺失是阿法替尼说明书中已收录的不良反应，其他AE风险信号均未被说明书收录。　结论 FAERS数据库中挖掘到的EGFR抑制剂相关神经系统AE风险信号大部分在药品说明书中未收录，临床用药时应注意监测。

肾功能不全的肿瘤患者由于肾脏的排泄功能下降导致药物或其代谢物在体内蓄积，按

照患者肾功能调整治疗方案和药物剂量是该类患者抗肿瘤治疗的重要内容。日本肾脏病学会、日本
临床肿瘤学会、日本医学肿瘤学会和日本肾脏病药物治疗学会共同制订的《抗肿瘤药物治疗期间肾损
伤管理临床实践指南（2022）》第2章中专门论述了肾损伤患者抗肿瘤药物的剂量调整。本文解读该
章节中抗叶酸类药物、BCR‑ABL1‑酪氨酸激酶抑制剂、表皮生长因子受体酪氨酸激酶抑制剂、抗体类
分子靶向药物和肿瘤辅助治疗药物中的骨改良药物在肾损伤患者中的应用与剂量调整。

1例45岁男性2型糖尿病患者因血糖控制不佳、高血压病、高脂血症等在门冬胰岛素30和阿卡波糖治疗的基础上加用恒格列净（10 mg、1次/d）、依那普利、非诺贝特、非奈利酮、塞来昔布、乙哌立松和甲钴胺。加用药物前，患者血清肌酐（Scr）和血尿素氮（BUN）无异常。因其他症状相继好转，患者自行停用塞来昔布、非奈利酮和非诺贝特。用药第36天，患者腰部出现阵发性疼痛，逐渐加重，2 d后患者自行停用恒格列净（其余药物不变），次日实验室检查示Scr 180 μmol/L、BUN 9.6 mmol/L，诊断为急性肾衰竭。给予止痛、解痉、激素冲击治疗，患者腰部疼痛逐渐好转。停用恒格列净第6天，Scr 142 μmol/L、BUN 9.4 mmol/L；停药第9天，Scr 113 μmol/L、BUN 9.1 mmol/L；停药约3个月后，Scr 66 μmol/L、BUN 6.0 mmol/L。

目的 调查我国现有药品说明书中标注了儿童禁用的化学药品和生物制品的禁用原因。　方法 筛选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收载的化学药品与生物制品及2023年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工伤保险和生育保险药品目录西药部分药品说明书中标注为儿童禁用的药品，通过查询药品说明书、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网站和美国药品说明书，收集儿童禁用的原因并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药品说明书中标注为儿童禁用的药品共有222种，涉及20个类别，其中抗感染药和消化系统用药最多。137种（61.7%）药品可查询到儿童禁用的原因，主要为药物不良反应（65.7%，90/137）、有效性和安全性尚未确定（30.7%，42/137），其次为辅料安全性问题（1.5%，2/137）、处方设计或成分不适合儿童（1.5%，2/137）、剂型不适宜（0.7%，1/137）。禁用原因来源包括国内药品说明书（100个）、美国药品说明书（17个）、NMPA网站说明书修订公告和科普知识（15个）、2020年版《中华人民共和国药典临床用药须知》（5个）。　结论 我国标注儿童禁用的药品说明书中未说明禁用原因和说明不规范的现象较为普遍，应进一步规范性撰写儿童禁用信息，并予不断更新和完善，以便为临床提供及时和最新的药物使用信息。

目的 分析炎症性肠病（IBD）患者长期使用维得利珠单抗（VDZ）治疗中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影响因素。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21年2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长期使用VDZ治疗的中重度活动期IBD患者。通过医院临床药学管理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资料，包括一般信息、IBD病情、VDZ维持治疗方案、联合用药、实验室检查结果等。筛选VDZ治疗中出现的不良反应，并对其临床表现、严重程度、干预和转归进行描述性分析。根据是否发生VDZ不良反应将患者分为2组，比较临床资料的组间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不良反应发生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142例患者纳入研究，男性81例，女性61例；年龄（37.6±6.4）岁，范围18~57岁；发生VDZ不良反应者103例（72.5%），主要涉及皮肤（52例，占比50.5%）、消化系统（33例，占比32.0%）和呼吸系统（18例，占比17.5%）。103例患者均未停用VDZ治疗，给予对症处理后，不良反应症状消失或缓解。与未发生VDZ不良反应组比较，发生不良反应组患者年龄[(39.5±5.4)岁比(32.4±6.7)岁]、临床类型为慢性复发型者占比[65.0%(67/103）比41.0%(16/39)]、疾病活动度为重度者占比[60.2%(62/103）比33.3%(13/39)]、有联合用药者占比[67.0%(69/103）比46.2%(18/39)]、VDZ维持治疗4周注射1次者占比[27.2%(28/103）比10.3%(4/39)]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慢性复发型［比值比（OR）=1.012，95%置信区间（CI）：1.001~1.028，P=0.002］、重度疾病活动度（OR=1.096，95%CI：1.010~1.158，P=0.040）、有联合用药（OR=1.035，95%CI：1.003~1.122，P=0.041）、VDZ维持治疗4周注射1次（OR=1.014，95%CI：1.002~1.113，P=0.005）是VDZ治疗中发生不良反应的危险因素。　结论　长期使用VDZ治疗的IBD患者中，VDZ不良反应发生率为72.5%，主要涉及皮肤、消化系统和呼吸系统，可给予对症处理，预后较好。慢性复发型、疾病活动度为重度、有联合用药、VDZ维持治疗注射间隔时间短的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较高。

1例66岁男性患者因关节痛自行服用双氯芬酸钠（0.1 g、1次/d），用药3 d后出现口腔出血，血小板计数（PLT）1×109/L。因患者既往PLT正常,仅短期应用双氯芬酸钠，经骨髓穿刺及骨髓活检等检查，诊断为免疫性血小板减少症。停用双氯芬酸钠，给予糖皮质激素、输注血小板、止血等，治疗第7天PLT升至164×109/L。其后多次复查PLT均正常。约2个月后患者再次因关节痛服用双氯芬酸钠，用药2 d后PLT 8×109/L。停用双氯芬酸钠，并在前次治疗方案基础上加用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和利可君片，治疗4 d后PLT升至117×109/L。考虑患者PLT减少为双氯芬酸钠所致。

1例46岁女性患者因偏头痛给予通天口服液10?ml口服、3次/d和养血清脑丸2.5 g口服、3次/d。服药10 d后出现尿黄，12 d后自行停用通天口服液。继续服用养血清脑丸5 d后发现皮肤及巩膜黄染，10 d后自行停用养血清脑丸。停用养血清脑丸次日患者出现腹胀。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 454 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1 429 U/L，γ-谷氨酰转移酶（GGT）290 U/L，碱性磷酸酶（ALP）176 U/L，总胆红素（TBil）94.2 μmol/L，总胆汁酸（TBA）365.9 μmol/L。根据患者病史、实验室检查结果和辅助检查结果，诊断为药物性肝损伤，考虑可能与通天口服液和养血清脑丸相关。患者停用养血清脑丸1周后，皮肤及巩膜黄染症状减轻，尿液颜色变浅，ALT 495 U/L、AST 202 U/L、GGT 181 U/L、ALP 120 U/L、TBil 24.6 μmol/L、TBA 15.6 μmol/L。予异甘草酸镁、促肝细胞生长素、腺苷蛋氨酸等药物治疗7 d后，患者病情明显好转。停用上述药物，予双环醇（25 mg口服、3次/d）治疗  8 d后，患者肝功能各项指标基本恢复正常。

目的 挖掘儿童使用哌甲酯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数据库，收集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1季度以哌甲酯为首要怀疑药物的儿童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0版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AE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挖掘哌甲酯AE风险信号，报告数≥3且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信息成分-2×标准差（IC-2SD）>0的AE定义为风险信号，对其PT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收集儿童哌甲酯相关AE报告13?777份。采用ROR法和BCPNN法获得200个风险信号，涉及18个SOC。报告数居前10位的PT依次为食欲减退、攻击、头痛、失眠、激越、精神运动功能亢进、焦虑、易激惹、抽动和自杀想法，其中自杀想法在说明书中未记载；涉及SOC为精神病类、代谢及营养类疾病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信号强度居前10位的PT依次为冠状动脉夹层、亨廷顿病、动物恐怖、抠甲癖、精神性烦渴、强迫性咬唇癖、爱丽丝梦游仙境综合征、郁闷、咬甲癖和强迫性皮肤搔抓症，除郁闷外均为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涉及的SOC为心脏器官疾病、各种先天性家族性遗传性疾病、精神病类。　结论 儿童中哌甲酯相关AE主要为食欲减退、攻击、头痛、失眠等说明书已记载的不良反应；哌甲酯还可能导致自杀想法、冠状动脉夹层、亨廷顿病、抠甲癖等说明书中未记载的AE，临床医师和药师应予以警惕。

1例61岁男性冠心病患者，行冠状动脉介入治疗后规律应用双联抗血小板、降血脂（阿托伐他汀）和其他对症治疗。因患者属心血管事件超高危人群，多次出现支架内再狭窄且血脂未达标，加用依洛尤单抗140 mg皮下注射、1次/2周。应用依洛尤单抗前患者血小板计数（PLT）在参考值范围内，2次用药后患者出现痰中带血、口唇血疱伴周身散在出血点，PLT降至19×10⁹/L。暂停双联抗血小板治疗和依洛尤单抗，出血持续加重。经骨髓穿刺检查，诊断为特发性血小板减少性紫癜。给予糖皮质激素、人免疫球蛋白、重组人血小板生成素和输注血小板等治疗，效果不佳。加用海曲泊帕，PLT逐渐回升，25 d后PLT 109×10⁹/L。

不安全用药和用药错误是导致医疗卫生系统中可避免伤害最主要的原因。为减少药物相关伤害，需关注高风险情况下、多药治疗时和医疗照护过渡时3个关键领域的用药安全。导致高风险情况的主要因素包括药品（高警示药品)、人（供药者和患者）及环境（药品管理、治疗环境和人力资源等）。加强多药管理可促进药物的合理使用，将药物相关伤害降至最低。减少医疗照护过渡中发生的用药错误和/或药物不良事件需要多方协作，包括医师、药师和护士等跨学科团队以及患者和家属的积极参与。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在这3个领域中尚有很大差距，需要医师、药师和护士积极行动起来，共同努力，以保证患者的用药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