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对肿瘤发病机制研究的不断深入，越来越多的新型抗肿瘤药获批上市，主要包括靶向抗肿瘤药物和免疫检查点抑制剂。新型抗肿瘤药物具有特异性高、靶向精准、疗效好、毒性低等优势，大大改善了肿瘤患者的生存质量和预后。但因其不良反应类型、监测方式等均与传统化疗药物有所区别，在不良反应预测指标、与基因多态性的关系和治疗药物监测等方面的研究尚待进一步深入。

目的 系统评价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抑制剂的心脏毒性。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日），收集PD-1/PD-L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方案治疗肿瘤的临床试验，采用国际通用的Cochrane协作网偏倚风险评估工具进行方法学质量评价，采用RevMan 5.3软件进行meta分析，比较PD-1/PD-L1抑制剂（试验组）与安慰剂或其他抗肿瘤药物（对照组）心脏毒性的发生率。　结果 共纳入了10项随机对照试验（RCT），9项为PD-1抑制剂单药或联合其他抗肿瘤药物的研究，1项为PD-L1抑制剂单药治疗的研究，共包括5-291例患者，其中试验组3-022例，对照组2-269例患者。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RCT中4项为高偏倚风险，6项为低偏倚风险。meta分析结果表明，试验组心脏毒性发生率显著高于对照组［1.13%（34/3-022）比0.22%（5/2-269），相对危险度=2.38，95%置信区间：1.19~4.78，P=0.01］，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结论 PD-1/PD-L1抑制剂有导致心脏相关不良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中应警惕。

目的 探讨瑞戈非尼相关肝胆系统损伤的风险及影响因素。　方法 检索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2012年第4季度至2018年第3季度收到的瑞戈非尼相关肝胆系统不良事件报告数据。采用报告比值比法（ROR）与比例报告比值比法（PRR）对有关瑞戈非尼的肝胆系统不良事件信号进行筛选和统计分析，用logistic回归分析其影响因素。　结果 共检索到瑞戈非尼相关不良事件报告26-013份，筛选出28个首选术语为可疑肝胆系统相关的不良事件信号。采用ROR和PRR及其95%置信区间（CI）下限对不良事件信号强度进行分类排序的结果显示，黄疸及胆红素升高信号最强（ROR=8.56，95%CI下限：7.66；PRR=8.46，95%CI下限：7.58）；其次为其他实验室检查异常（ROR=6.05，95%CI下限：4.95；PRR=6.03，95%CI下限：4.94）和肝脏相关疾病（ROR=5.46，95%CI下限：4.71；PRR=5.43，95%CI下限：4.69）。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相对瑞戈非尼剂量≤80-mg/d，剂量为>80~<160-mg/d时，肝胆系统不良事件发生的风险更高（OR=1.702，95%CI：1.230~2.356，P=0.001）；相对其他肿瘤，胃肠道间质瘤患者发生肝胆系统不良事件的风险更低（OR=0.436，95%CI：0.240~0.792，P=0.006）。　结论 瑞戈非尼有导致肝胆系统损伤的风险，较高的药物剂量可能与肝胆系统损伤风险增加有关。

目的 探讨阿帕替尼相关手足综合征（HFS）的临床特点。　方法 检索PubMed、维普、中国知网和万方数据库（截至2019年3月20日），收集阿帕替尼相关HFS文献病例报告，加上开滦总医院收治的2例病例，分析该药致HFS的临床特点。　结果 共收集到16例患者，男性9例，女性7例；年龄（62±16）岁；胃-贲门癌4例，肺癌4例，卵巢癌2例，甲状腺癌2例，其他恶性肿瘤4例；单用阿帕替尼者11例，联用其他抗肿瘤药物者5例；阿帕替尼剂量为850-mg/d者3例，500-mg/d 者6例，425-mg/d 者1例，250-mg/d 者6例（其中2例分别在用药1、2周后增至500-mg/d）；HFS分级为1级者2例（12.5%），2级者6例（37.5%），3级者8例（50.0%）。除1例患者应用阿帕替尼至发生HFS的时间不详外，其他15例患者应用阿帕替尼至发生HFS的中位时间为3（1，11）周，其中10例（66.7%）在使用阿帕替尼3周内发病。5例患者除手足皮肤病变外还出现肛周、生殖器、腋窝、腹股沟或口腔等部位皮肤黏膜损害。16例患者中13例还发生了其他不良事件，其中发生高血压者10例（62.5%）。8例1~2级HFS患者经对症治疗症状大多好转或可以耐受，其中3例对阿帕替尼治疗无影响，4例经减量或暂停阿帕替尼后再次服用，患者可耐受，仅1例停药；8例3级HFS的患者对症治疗效果差，其中4例因HFS症状严重停用阿帕替尼，3例死亡。　结论 阿帕替尼所致HFS多发生在用药后3周内，除可引起手足皮肤病变外还可累及全身多个部位，多伴发高血压；多数患者出现HFS后给予对症处理、合理减量或停药后症状可缓解。

目的 探讨奈达铂致肺癌患者发生骨髓抑制的危险因素。　方法　利用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5年6月至2018年8月在山东省千佛山医院接受以奈达铂为基础方案化疗的中晚期肺癌术后患者的病历资料进行回顾性分析。将患者按性别、年龄（<60岁或≥60岁）、谷胱甘肽巯基转移酶（GSTP）1A313G基因型（AA型或AG型）、病理分型（非小细胞肺癌或小细胞肺癌）、是否有吸烟史、是否合并肝损伤和是否合并肾损伤各分为2组，比较其骨髓抑制发生率和不同程度、不同表现骨髓抑制发生率，应用logistic回归分析法分析奈达铂致骨髓抑制的危险因素。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46例，男性34例，女性12例。46例患者中30例在应用奈达铂后出现骨髓抑制，骨髓抑制总发生率为65.2%，其中Ⅰ~Ⅱ度者20例（43.5%），Ⅲ~Ⅳ度者10例（21.7%）。单因素分析结果显示，小细胞肺癌患者应用奈达铂后重度骨髓抑制发生率（3/5）高于非小细胞肺癌（17.1%）（P<0.05）。男性肺癌患者应用奈达铂后白细胞减少总体发生率高于女性（58.8%比25.0%，P=0.04）；吸烟患者白细胞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总体发生率高于既往无吸烟史者（68.0%比28.6%, P=0.01; 64.0%比33.3%, P=0.04）；小细胞肺癌患者血小板减少总体发生率高于非小细胞肺癌患者（4/5比9.8%，P<0.01）。吸烟与不吸烟肺癌患者应用奈达铂后不同程度中性粒细胞减少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不同病理分型不同程度白细胞减少、中性粒细胞减少及血小板减少的发生率差异有统计学意义（均P<0.01）。二元logistic回归法分析结果显示，相较于非小细胞肺癌，小细胞肺癌患者应用奈达铂后发生血小板减少的风险较高（OR=25.00, 95%CI：2.20~284.61, P=0.01）；多元有序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病理分型中小细胞肺癌是发生重度骨髓抑制、重度白细胞减少、重度中性粒细胞减少、重度血小板减少的危险因素（OR=13.20, 95%CI：-4.67~0.49, P=0.02; OR=22.20, 95%CI：-5.37~0.83, P=0.01; OR=19.49, 95%CI：-5.11~0.82, P=0.01; OR=13.87, 95%CI：-4.89~0.38, P=0.02）。　结论　病理分型为小细胞肺癌是患者服用奈达铂后发生重度骨髓抑制的独立危险因素；有吸烟史的男性肺癌患者出现白细胞减少和中性粒细胞减少的概率更高。

目的 调查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年住院患者药源性急性肾损伤（AKI）的发生情况。　方法 调取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2014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出院且住院期间诊断符合AKI的成年患者病历资料，按照AKI是否由药物引起，将患者分为药源性AKI组和非药源性AKI组。收集患者的基本信息、合并疾病、血肌酐（Scr）变化、出院转归、肾毒性药物使用情况及药源性AKI关联性评价结果并进行回顾性分析。　结果 共592例AKI患者纳入本研究，药源性AKI组138例（23.31%），非药源性AKI组454例（76.69%），2组患者性别、年龄、住院天数、合并疾病、入院时Scr水平、入院后Scr达峰值时间及出院转归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药源性AKI组住院期间和出院时Scr峰值（178-μmol/L，116-μmol/L）均显著高于非药源性AKI组（129-μmol/L，103-μmol/L），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01，P=0.001）。药源性AKI组138例患者共涉及231例次可疑药物，居前6位的药物类别依次为抗感染药81例次（35.06%）、利尿药40例次（17.32%）、造影剂31例次（13.42%）、血浆代用品23例次（9.96%），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血管紧张素Ⅱ受体拮抗剂19例次（8.23%）和非甾体抗炎药16例次（6.93%）。造影剂和血浆代用品致AKI发生的时间最短，范围为1~3 d，抗感染药致AKI发生的时间最长，范围为1~12 d；与非甾体抗炎药和造影剂相关AKI患者住院期间Scr峰值较低［118（103，300）μmol/L，133（90，243）μmol/L］；抗感染药致AKI患者住院期间Scr峰值最高［223（138，396）μmol/L］。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低蛋白血症（OR=8.369，95%CI: 3.379~20.724，P<0.001）和高龄（年龄每增加10岁，OR=1.689，95%CI：1.206~2.365，P=0.002）是药源性AKI患者死亡相关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成年住院患者因药物引起的AKI占全部AKI的23.31%，抗感染药、利尿药和造影剂是主要的可疑致病药物，低蛋白血症和高龄是药源性AKI患者院内死亡的独立危险因素。

目的 了解公众对药品不良反应（ADR）的认知和行为意向情况。　方法 采用自行设计的纸质问卷和微信问卷2种形式，对2018年9月至12月在广西科技大学第一附属医院门诊候诊及等候取药的患者或家属进行现场问卷调查。被调查者以无记名方式填写问卷，答毕现场回收。经2位药师筛选合格问卷，对调查问卷中关于ADR认知和行为意向的每个问题选项赋予一定分值，对得分进行百分化，并对调查问卷进行统计分析。　结果 共回收问卷519份，合格问卷508份，有效回收率为97.9%。受访者对ADR认知的中位得分为50（0，100），行为意向中位得分为86（36，100）。≥60岁的老年人对ADR认知和行为意向的得分均低于20~39岁和40~59岁人群（均P<0.05），大学/大学专科学历者对ADR认知和行为意向得分明显高于中学/中等专业学历者（均P<0.05）；城镇居民对ADR认知和行为意向得分均明显高于郊区及农村居民（均P<0.05）。仅有55.9%（284/508）的调查对象对ADR定义的选择是正确的，44.1%（224/508）调查对象认为ADR是用药错误、药品质量或医疗差错造成的，62.6%（318/508）认为发生ADR应该由医院、药品生产企业和监管部门承担责任。在发生ADR后，有91.9%（467/508）的调查对象表示愿意向相关部门报告，但有25.6%（130/508）的调查对象不知道报告部门和不知道如何填写报表。　结论 公众对ADR的认知度较低；尽管有报告ADR的意向，但因对ADR的认知度较低，对报告部门、报告途径等不了解而受限。

肿瘤组织中T细胞表面的程序性细胞死亡1受体（PD-1）和肿瘤细胞分泌的程序性死亡配体1（PD-L1）的过度表达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机体的细胞免疫反应，从而使肿瘤细胞的生长得以逃避免疫系统的监视和清除。PD-1/PD-L1抑制剂就是针对PD-1或PD-L1表达设计的特定蛋白质抗体，可阻止PD-1和肿瘤细胞上PD-L1相互作用，进而部分恢复T细胞功能，增强T细胞杀死肿瘤细胞的作用。然而，在临床应用中，PD-1/PD-L1抑制剂的耐药问题越来越凸显，部分患者的疗效不能持久，甚至无应答。近年来的研究发现，PD-1与PD-L1表达受许多免疫因子调控，PD-L1的转运和降解等过程也会受到糖基化、磷酸化、泛素化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对一些可能干预PD-1/PD-L1通路的调控因子的研究将有助于发现新的治疗策略，克服肿瘤对PD-1/PD-L1抑制剂耐药，改善肿瘤免疫治疗效果。

3例癫痫患者（例1女，60岁，有心脏病史；例2男，29岁；例3男，18岁）均因癫痫发作口服奥卡西平（例1:0.3 g、2次/d，例2:0.45 g、2次/d，例3:0.6 g、2次/d），例1、例2和例3分别在用药4、5、1 d后出现间断性晕厥或心悸。3例患者的心电图检查结果均提示心律失常，例1出现心房颤动、心脏停搏、Ⅲ度窦房传导阻滞、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例2、例3出现不同程度的房室传导阻滞，考虑为奥卡西平所致心脏毒性反应。例1停用奥卡西平3 d后晕厥次数由2~3次/d减至1次/d，复查心电图仍有Ⅱ度Ⅱ型房室传导阻滞，在心脏科行心脏起搏器植入术后未再出现晕厥。例2停用奥卡西平5 d后未再发生晕厥。例3将奥卡西平减量至0.45 g、2次/d并加用其他抗癫痫药物2 d后未再出现心悸。

3例藏族男性患者（例1，64岁；例2，51岁；例3，39岁）既往均有痛风病史，为行内镜下检查或治疗做肠道准备而服用磷酸钠盐口服溶液90-ml。服药后第2天均出现典型痛风发作，但血尿酸均比服药前下降（例1， 526-μmol/L降至417-μmol/L；例2， 566-μmol/L降至374-μmol/L；例3， 465-μmol/L降至379-μmol/L）。考虑3例患者的痛风急性发作可能与磷酸钠盐口服溶液有关，是否与磷酸盐结晶相关尚不能确定。

1例72岁女性患者因心力衰竭接受静脉注射呋塞米注射液，口服美托洛尔缓释片、呋塞米片、螺内酯片、地高辛片和单硝酸异山梨酯缓释片治疗。因心力衰竭症状未改善，加用左西孟旦12.5-mg入0.9%氯化钠注射液 45-ml，以1.5-ml/h速度持续静脉泵入。静脉泵入左西孟旦20-h时，患者突然出现意识丧失，呼之不应，瞳孔散大。心电监护示心率200次/min，QT间期延长，QTc间期520-ms；血钾3.02-mmol/L。诊断：尖端扭转型室性心动过速，阿斯综合征。考虑与左西孟旦有关。立即停用该药，给予胸外心脏按压、电除颤和补钾治疗。4 d后复查，血钾4.60-mmol/L，心电图检查示心率80次/min，QTc间期450-ms。

1例52岁男性患者为保健口服自行购买的益脑宁片（3片/次，3次/d）。服药第18天患者出现全身皮肤及巩膜黄染、尿液变黄，第24天出现乏力、纳差。实验室检查示丙氨酸转氨酶（ALT）1-132-U/L，天冬氨酸转氨酶（AST）953-U/L，总胆红素（TBil）80.0-μmol/L，直接胆红素（DBil）73.4-μmol/L，碱性磷酸酶（ALP）203-U/L，γ-谷氨酰转移酶（γ-GT）155-U/L。考虑为益脑宁片引起的急性肝损伤。停用该药并给予保肝及退黄治疗。停药第8天，ALT 192-U/L，AST 158-U/L，TBil 51.0-μmol/L，DBil 39.9-μmol/L，ALP 178-U/L, γ-GT 149-U/L，患者食欲恢复，皮肤及巩膜黄染明显好转。停药第13天，患者皮肤、巩膜黄染消除，ALT 56-U/L，AST 62-U/L，TBil 30.7-μmol/L，DBil 22.4-μmol/L，ALP 164-U/L，γ-GT 142-U/L。随访6个月，患者肝功能未见异常。

1例61岁女性患者电子结肠镜检查前行肠道准备，分6次服用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Ⅳ)（A剂24袋+B剂24袋溶入3-000-ml温水、口服，500-ml/30-min）。肠道准备期间，患者5.5-h尿量约4-500-ml，腹泻8次，呕吐2次。患者于当日14:00昏迷，伴四肢抽搐、牙关紧闭，实验室检查示血钠从治疗前140-mmol/L下降至120-mmol/L，血钾从治疗前4.0-mmol/L下降至2.7-mmol/L，氯化物 87.2-mmol/L、碳酸氢根11.5-mmol/L；血气分析示酸碱度7.29-mmHg（1-mmHg=0.133-kPa）、二氧化碳分压31-mmHg、氧分压105-mmHg、剩余碱-10.4-mmol/L，头颅CT及MRI检查均未见异常，考虑为复方聚乙二醇电解质散（Ⅳ）导致电解质紊乱、代谢性酸中毒和低钠血症性脑病。立即给予吸氧、持续心电监护、纠正电解质紊乱、纠正酸中毒、补液等对症支持治疗。治疗4 h后患者生命体征逐渐平稳，处于昏睡状态。治疗第3天，患者意识清醒，血清电解质恢复正常，未再出现癫痫发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