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的 探讨我国自主研发的程序性细胞死亡受体1（PD-1）抑制剂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s）的发生情况、危险因素及其风险预警价值。　方法 采用回顾性队列研究设计，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21年1月1日至2023年12月31日在梧州市红十字会医院接受我国自主研发PD-1抑制剂抗肿瘤治疗患者的病历资料，包括基本信息、药物不良事件护理记录及病程记录、PD-1抑制剂使用前（基线）和使用后实验室检查指标等。分析irAEs的类型并计算发生率。根据是否发生甲状腺irAEs将患者分为2组，比较其临床特征；采用二元logisitic回归法分析甲状腺irAEs的危险因素，计算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基于危险因素构建风险预测模型，应用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分析其预测甲状腺irAEs发生风险的临床价值，以曲线下面积（AUC）>0.70视为临床价值较好。　结果 共纳入400例患者，其中男性316例，女性84例；年龄为55.0（47.0，62.0）岁，范围21~83岁。使用的PD-1抑制剂包括替雷利珠单抗（168例）、特瑞普利单抗（162例）、卡瑞利珠单抗（48例）和信迪利单抗（22例）。400例患者中，173例（43.25%）发生274例次irAEs；89例（22.25%）患者的irAEs类型为内分泌毒性，其中80例为甲状腺irAEs，发生率为20.00%。与非甲状腺irAEs组相比，甲状腺irAEs组中女性、鼻咽癌、>4个治疗周期、有放疗史患者的占比更高，基线游离三碘甲状腺原氨酸和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更低，基线促甲状腺激素（TSH）水平更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女性（OR=2.455，95%CI：1.279~4.714）、鼻咽癌（OR=4.204，95%CI：1.226~14.410）、>4个治疗周期（OR=3.359，95%CI：1.704~6.622）和基线TSH水平高（OR=2.465，95%CI：1.878~3.235）是发生甲状腺irAEs的独立危险因素。ROC曲线分析显示，基线TSH预测模型AUC为0.812，基于上述4个独立危险因素的联合预测模型AUC为0.854。　结论 我国自主研发PD-1抑制剂相关irAEs的总发生率为43.25%，其中以内分泌毒性最为常见，甲状腺irAEs是主要表现形式。女性、鼻咽癌、>4个治疗周期及基线TSH水平高的患者发生甲状腺irAEs的风险更高；基于基线TSH水平及综合上述4个危险因素构建的风险预测模型具有较好的临床应用价值。

目的 了解藏族患者在接受抗结核药治疗期间高尿酸血症的发生情况，并分析其相关危险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回顾性观察性研究。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于三六三医院接受抗结核治疗藏族患者的临床资料，计算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根据是否发生高尿酸血症将患者分为两组，比较两组患者在性别、年龄、体重、体重指数、基线血肌酐、基线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饮酒史、基础疾病、基线血尿酸水平、抗结核治疗方案、吡嗪酰胺及乙胺丁醇剂量等方面的差异。以是否发生高尿酸血症为因变量，以组间比较P<0.2的指标为自变量，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模型进行多因素分析。效应值采用比值比（OR）及其95%置信区间（CI）表示。　结果 共纳入患者145例，其中111例发生高尿酸血症，发生率为76.6%。组间比较结果显示，高尿酸血症组与未发生高尿酸血症组患者在性别（χ2=41.887，P<0.001）、体重［（63.6±11.6）kg比（58.9±9.2）kg，P=0.032］、基线血肌酐［（62.0±13.9）μmol/L比（52.3±11.6）μmol/L，P<0.001］和基线血尿酸水平［（296±60）μmol/L比（230±69）μmol/L，P<0.001］方面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显示，男性（OR=4.558，95%CI：1.328~15.646，P=0.016）、较高的基线血尿酸水平（OR=1.016，95%CI：1.007~1.025，P<0.001）是发生高尿酸血症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藏族患者中抗结核药引发高尿酸血症的发生率较高，男性、治疗前较高的血尿酸水平是抗结核药致高尿酸血症的危险因素。

目的 评估头孢曲松与质子泵抑制剂（PPI）联用相关心血管不良事件的发生风险。　方法 基于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和加拿大药物不良反应监测（CVAR）数据库2004年1月至2024年9月的不良事件报告，对头孢曲松联用5种PPI（奥美拉唑、兰索拉唑、泮托拉唑、雷贝拉唑、艾司奥美拉唑）相关QVC事件（QT间期延长、室性心律失常和心搏骤停的统称）的风险信号进行挖掘。首先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比例报告比值比（PRR）、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和多项伽马泊松缩减器（MGPS）4种比例失衡分析方法筛选不同联用药物组合的潜在风险，随后应用Ω缩减测量模型、加法模型、乘法模型、组合风险比模型、卡方统计模型和报告比方法共6种药物相互作用（DDI）算法评估不同联用药物相互作用的风险强度，并进行药物组合与目标不良事件的相关性分析，以及性别与年龄的亚组分析。　结果 FAERS数据库和CVAR数据库中与目标药物组合相关的QVC事件报告涉及患者分别为10 943例和939例。对总体QVC事件的分析结果显示，2个数据库中利用4种检测方法均发现头孢曲松与兰索拉唑联用相关QVC事件的风险信号［FAERS：报告数（a）=155；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ROR025）=4.23；PRR=4.78，χ2=467.81；信息成分（IC）的95%CI下限（IC025）=1.98；经验贝叶斯几何均值（EBGM）的单侧95%CI下限（EBGM05）=4.17。CVAR：a=67；ROR025=4.37；PRR=5.41，χ2=241.76；IC025=1.98；EBGM05=4.40］。进一步药物相互作用分析显示，经过全部6种DDI算法的验证，在2个数据库中均检测到头孢曲松与兰索拉唑联用相关QVC事件风险信号。相关性分析显示，头孢曲松与兰索拉唑联用与QVC事件的相关性高于单药应用。亚组分析显示，头孢曲松与兰索拉唑联用在女性患者中发生QVC事件的风险更高（log2ROR=1.23；P=0.004）。　结论 头孢曲松与兰索拉唑联用可能增加发生QVC事件的风险，临床应用时应加强心电图监测并警惕相关不良事件。

目的 探讨托珠单抗治疗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所致免疫相关不良事件（irAE）的有效性与安全性。　方法 收集2018年1月至2025年1月北京协和医院使用托珠单抗治疗ICI相关irAE的门急诊和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对于irAE发生特征及托珠单抗治疗后60 d内的临床转归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38例患者，其中男性30例（78.9%），女性8例（21.1%）；中位年龄66岁（范围54~81岁）。irAE发生的中位时间为首次ICI治疗后42 d（范围1~453 d）；irAE类型包括肺炎20例（52.6%）、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CRS）9例（23.7%）、心肌炎6例（15.8%）、关节炎2例（5.3%）、肝炎1例（2.6%）。托珠单抗治疗后60 d内，7例（18.4%）痊愈（均为CRS患者），22例（57.9%）好转，7例（18.4%）未好转，2例（5.3%）死亡；其中1例因心肌炎控制不佳死亡，另1例因CRS合并新型冠状病毒感染及恶性肿瘤晚期死亡；托珠单抗治疗的总有效率为76.3%（29/38）。亚组分析显示，20例肺炎患者中托珠单抗治疗有效15例，9例CRS患者中治疗有效8例，6例心肌炎患者中治疗有效 4例，2例关节炎患者均好转，1例肝炎患者未好转。安全性方面，37例患者未发生托珠单抗相关不良反应，仅1例于用药后1 d出现2级瘙痒症，给予依巴斯汀治疗后缓解，总体不良反应发生率为2.6%（1/38）。　结论 托珠单抗对ICI所致肺炎、CRS及心肌炎具有较好疗效；对于关节炎和肝炎等病例数较少类型，托珠单抗亦显示出潜在治疗价值。总体而言，托珠单抗用于治疗irAE的安全性良好。

目的 探讨Apriori算法挖掘住院患者中药源性肾损伤（DIKI）高风险药物的可行性。　方法 收集医院电子病历系统中入院时血清肌酐（Scr）正常、住院期间Scr检测次数≥3次且检测前7 d内有用药记录住院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住院期间是否发生急性肾损伤（AKI）将患者分为AKI组和非AKI组，比较2组患者性别、年龄及首要基础疾病间的差异。采用倾向性评分匹配方法，以年龄、性别、首要基础疾病匹配变量，按1∶1的比例对AKI组和非AKI组患者进行匹配。应用Apriori算法对匹配后患者的用药（单药、2药组合和3药组合）与AKI事件进行关联规则分析，挖掘可能导致剂量依赖性（A型反应）和非剂量依赖性（B型反应）DIKI的高风险药物。　结果 共纳入34 068例患者，其中AKI组830例，非AKI组33 238例，肾功能正常住院患者AKI发生率为2.4%。2组比较结果显示，AKI组患者年龄明显高于非AKI组，有循环系统、内分泌/营养和代谢、泌尿生殖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患者的占比明显高于非AKI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Apriori算法关联分析结果显示，A型反应模型中符合强关联规则的药物均为低频度用药，与AKI的关联性较小；B型反应模型中，哌拉西林、头孢哌酮、比索洛尔、艾司奥美拉唑、双氯芬酸钠、艾普拉唑、美托洛尔、泮托拉唑，以及与哌拉西林和/或双氯芬酸钠联用的药物组合与DIKI存在强关联，其中比索洛尔和美托洛尔相关AKI尚未在药品说明书中记载。　结论 基于医院电子病历数据库，Apriori算法用于住院患者中DIKI高风险药物的挖掘是可行的。哌拉西林、头孢哌酮、比索洛尔、艾司奥美拉唑、双氯芬酸钠、艾普拉唑、美托洛尔和泮托拉唑与住院患者DIKI的发生具有强关联性。

目的 挖掘选择性5程先生，18612565603，羟色胺再摄取抑制剂（SSRI）相关子代出生缺陷的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2004年第1季度至2024年第4季度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中以6种SSRI（氟西汀、舍曲林、氟伏沙明、帕罗西汀、西酞普兰、艾司西酞普兰）为首要怀疑药物的不良事件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法、比例报告比值比法、多项伽玛-泊松分布缩减法及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法等4种方法进行信号挖掘。评估6种SSRI与出生缺陷的统计学关联。在4种算法中均达到阈值标准的不良事件被判定为风险信号。　结果 共纳入SSRI作为首要怀疑药物的不良事件报告231 207例，其中出生缺陷报告13 810例（5.97%）。6种SSRI相关出生缺陷报告占比分别为帕罗西汀12.98%（4 868例）、西酞普兰5.37%（1 267例）、舍曲林5.16%（2 588例）、氟西汀4.33%（4 192例）、艾司西酞普兰4.02%（876例）、氟伏沙明1.49%（19例）。分层分析显示，除氟伏沙明在专业人员（医师、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药师、护士）上报的出生缺陷中未检出风险信号外，其余5种SSRI在专业人员与非专业人员（律师、消费者）上报中均检出风险信号。美国是报告的主要来源。SSRI相关出生缺陷中以先天性心血管异常报告最多（8 347例次），包括房间隔缺损（2 564例次）、室间隔缺损（1 732例次）、动脉导管未闭（1 266例次）等；其次是骨骼先天性畸形（1 657例次），包括畸形足（955例次）、上颚裂（381例次）、颅缝早闭（321例次）等。不同SSRI相关出生缺陷发生时间分别为氟西汀262（205，302）d、艾司西酞普兰267（245，274）d、舍曲林270（226，381）d、西酞普兰272（258，282）d、帕罗西汀427（271，861）d。　结论　SSRI相关出生缺陷中最常见的不良事件风险信号是先天性心血管异常，应对使用SSRI的孕妇加强产前监测，并对其子代进行系统性胎儿超声心动图筛查。不同SSRI与特定类型的出生缺陷（如心血管、骨骼畸形）的关联强度存在差异，且发生时间跨度各异（帕罗西汀最长），应根据具体药物制定从妊娠期至产后的个体化随访方案。

目的 评估白芍总苷胶囊治疗老年类风湿关节炎（RA）的安全性，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2018年1月至2023年3月收到的RA患者使用白芍总苷胶囊相关不良反应报告，根据《监管活动医学词典》24.0版对不良反应进行标准化和系统器官分类，分析不良反应的特征，并比较不良反应在老年和非老年患者中的差异。同时，检索有关数据库中白芍总苷胶囊治疗老年RA患者的随机对照试验（RCT），对白芍总苷胶囊联用来氟米特或甲氨蝶呤相较于单独使用来氟米特或甲氨蝶呤的安全性进行meta分析。　结果 共纳入限定时段内RA患者使用白芍总苷胶囊相关不良反应自发报告430份，涉及患者430例，女性311例（72.33%）；年龄（58±14）岁，其中≥60岁者（老年组）197例（45.81%）。不良反应主要累及胃肠系统（398例，92.56%），主要表现为腹泻（300例，69.77%）、腹痛（42例，9.30%）等。严重不良反应17例（3.95%），老年组与非老年组患者严重不良反应占比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5.08%（10/197）比3.00%（7/233），P=0.272）。不良反应的中位潜伏期为服药后2 d，非老年组早于老年组［2（0~4）d比2（1~4）d，P=0.041）。在419例有转归记录报告的患者中，停药或减量服药后痊愈154例（36.75%），好转258例（61.58%），未好转7例（1.67%）。430例患者中，421例（97.91%）对原患疾病RA无明显影响。meta分析纳入了7项RCT，共涉及年龄≥60岁老年RA患者530例，分析结果显示，与单独使用来氟米特或甲氨蝶呤组患者相比，白芍总苷胶囊联用来氟米特或甲氨蝶呤组患者的总体不良反应发生风险降低（相对危险度=0.61，95%置信区间：0.42~0.88，P=0.009）。　结论 老年RA患者服用白芍总苷胶囊的不良反应以胃肠道症状为主，通常程度较轻且预后良好，联合应用白芍总苷胶囊与来氟米特或甲氨蝶呤可降低总体不良反应的发生风险。

目的 基于机器学习构建能够预测神经激肽-1受体拮抗剂+5-羟色胺3受体拮抗剂+地塞米松（以下简称三联止吐方案）预防顺铂化疗相关恶心呕吐（CINV）有效性的模型，为临床个体化止吐方案的选择提供依据。　方法 纳入2018年1月至2022年12月在天津医科大学总医院肿瘤科接受顺铂化疗且使用三联止吐方案的肿瘤患者，通过医院信息系统收集其临床信息，包括年龄、性别、肿瘤类型、化疗周期数、孕吐史及化疗前实验室检查结果等。数据经预处理后，按8∶2的比例分层随机分为训练集和验证集。基于训练集数据，分别采用分类提升、深度森林（gcForest）、支持向量机、随机森林、决策树5种算法建立预测模型。在验证集中对5种模型的性能进行评价。采用Shapley加法解释（SHAP）值从全局和局部层面分析特征重要性。　结果 共纳入379例患者，其中男性261例（68.9%），中位年龄为63岁。379例患者共接受731例次化疗，其中114例次（15.6%）发生CINV。经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回归分析筛选出14个相关变量。在训练集中，构建的5种模型预测性能均较好；在验证集中，gcForest模型预测性能最佳，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ROC）为0.872，准确率0.850，精确率0.739，召回率0.840，F1值0.770，Brier评分0.090，且在训练集与验证集中性能差异小，稳定性好。SHAP分析显示，肌酐清除率（Ccr）、性别、年龄、预期发生恶心呕吐和球蛋白是影响模型预测结果的主要特征。三联止吐方案的止吐有效性随Ccr和年龄的增加而提高，随球蛋白水平升高而降低；女性和预期发生恶心呕吐时该方案的有效性降低。　结论 本研究构建的基于gcForest算法并引入代谢相关特征（如Ccr）的预测模型，能有效预测三联止吐方案预防顺铂CINV的有效性，具有良好的预测稳定性与临床实用性，可为患者个体化风险分层与止吐方案选择提供辅助依据。

目的 采用高效化学同位素标记的液相色谱-质谱联用技术（HP-CIL LC-MS）进行药物性肝损伤（DILI）的代谢组学研究，筛选潜在的DILI相关血清生物标志物。　方法 收集38例DILI患者（DILI组）和20例非DILI患者（对照组）的血清样本，应用HP-CIL LC-MS技术检测2组患者血清代谢物。应用3种方法进行分析。（1）采用主成分分析（PCA）、偏最小二乘法判别分析（PLS-DA）法对差异代谢物进行多变量统计分析，筛选出变量重要性投影值（VIP）>1且排名前20位的一级和二级代谢物；（2）采用单变量统计分析法对所有代谢物进行差异分析，从上调和下调的代谢物中分别选择显著性居前10位的代谢物；（3）绘制2组患者血清代谢物受试者工作特征（ROC）曲线，选择曲线下面积（AUC）排名前10位的一级和二级代谢物。将被至少2种方法筛出的代谢物认定为DILI潜在生物标志物。对单变量统计分析所得的一级和二级差异代谢物进行代谢通路富集分析。　结果 HP-CIL LC-MS在正离子模式下获得的DILI组和对照组患者血清中代谢物离子强度的基峰色谱图峰型较好，各代谢物分离良好。经多变量统计分析、单变量统计分析和ROC曲线分析，从DILI组与对照组患者的血清差异代谢物中筛选出8种DILI潜在生物标志物，包括苯丙氨酰-色氨酸、2-(3-羧基-3-氨丙基)-L-组氨酸、O-甲基-L-苏氨酸、dTDP-4-氨基-4,6-二脱氧-5-C-甲基-D-醛糖、S-半胱氨酸琥珀酸、苯丙酰谷氨酸、别胱硫醚和N8乙酰亚精胺。通路分析表明，这些代谢物显著富集于氨基酸代谢相关通路，主要包括色氨酸代谢、酪氨酸代谢、半胱氨酸和蛋氨酸代谢通路，以及苯丙氨酸、酪氨酸和色氨酸的生物合成通路。　结论 基于HP-CIL LC-MS的代谢组学分析可有效区分DILI与非DILI患者的血清代谢谱，并筛选出若干DILI潜在生物标志物。这些代谢物主要涉及氨基酸代谢通路，其临床意义尚待进一步研究。

目的 评价英克司兰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为临床合理用药和医疗保险决策提供循证依据。　方法 采用快速卫生技术评估（HTA）方法，系统检索相关网站和数据库，收集英克司兰治疗高胆固醇血症的系统评价/meta分析、药物经济学研究和HTA报告，检索时限从建库至2025年5月9日。采用HTA检查清单、系统评价质量评价工具（AMSTAR）2量表和卫生经济学评价报告标准共识（CHEERS）2022量表对纳入文献进行质量评价，并对有效性、安全性和经济性进行定性综合比较与分析。　结果 共纳入23篇文献，包括系统评价/meta分析15篇（14篇为高质量、 1篇为中等质量）、药物经济学研究5篇（均为高质量）和HTA报告3篇（均为高质量）。有效性研究结果显示，与安慰剂或其他降脂治疗（对照组）相比，英克司兰组可显著降低患者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前蛋白转化酶枯草溶菌素9、脂蛋白a、总胆固醇、非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和载脂蛋白B水平，升高高密度脂蛋白胆固醇水平，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但在降低主要心血管不良事件风险、心血管死亡率、全因死亡率、心肌梗死、脑卒中发生率方面，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安全性研究结果显示，除注射部位不良反应发生率高于对照组外，英克司兰组其他不良反应发生率与对照组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经济学研究结果显示，英克司兰的经济性因地区、价格及人群特征不同而存在差异。　结论 英克司兰用于治疗高胆固醇血症，有效性和安全性良好；对于已接受标准降脂治疗后血脂仍不达标的动脉粥样硬化性心血管疾病高危患者，该药经济适用性较好。

目的 探讨帕博利珠单抗致免疫相关性脑炎（IME）的临床特征，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国内外有关数据库（截至2024年12月31日），收集帕博利珠单抗相关IME的病例报告类文献。提取患者基本信息、帕博利珠单抗用药情况，IME发生时间、临床表现、辅助检查、治疗与转归等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21篇文献，涉及21例患者。男性15例，女性6例；年龄64（56，71）岁，年龄范围47～80岁。原发疾病包括肺癌9例，黑色素瘤6例，以及黏液样软骨肉瘤、鼻血管肉瘤、甲状腺癌、膀胱癌、肾细胞癌、子宫癌各1例。20例患者单用帕博利珠单抗，1例联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20例记录了帕博利珠单抗首次使用至发生IME的时间,为147（90，267）d，范围21~360 d。IME主要临床表现为认知功能障碍（12例）、运动/感觉障碍（9例）、精神行为异常（7例）、意识障碍（7例）、癫痫发作（6例）及自主神经功能障碍（2例）等。辅助检查方面：脑电图异常率为10/11；脑脊液检查异常率为14/16，主要表现为蛋白升高及淋巴细胞/白细胞计数升高；颅脑MRI异常率为50.0%（10/20），异常信号多见于颞叶（海马）或白质/皮质下区域。发生IME后，18例患者接受糖皮质激素治疗（其中5例联用人免疫球蛋白，2例联合血浆置换），其余3例分别单独使用人免疫球蛋白、抗精神病药物（阿立哌唑）、抗癫痫药物（左乙拉西坦序贯丙戊酸钠）。19例停用帕博利珠单抗，其中16例好转，2例病情稳定，1例未好转并死亡；2例未停药者均获临床好转，但其中1例后续因急性大面积脑梗死合并出血死亡。　结论 帕博利珠单抗所致IME的临床表现及辅助检查缺乏特异性，大部分患者在停药并接受糖皮质激素和/或人免疫球蛋白等治疗后预后良好。是否继续使用帕博利珠单抗需结合患者情况进行个体化评估与决策。

目的 挖掘并分析可能致指纹消失风险的药物，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5年第1季度以“fingerprint loss”为首选术语（PT）的不良事件（AE）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风险信号挖掘，将同时满足报告数≥3，ROR值95%置信区间下限>1、PRR≥2及χ²≥4的药物判定为可能致指纹消失风险的药物，并按照解剖学治疗学及化学（ATC）分类系统对药物进行归类。同时检索相关数据库，收集药物致指纹消失的病例报告，对报告中相关信息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收集到限定时段内药物致指纹消失的AE报告134例，经ROR和PRR法检测为风险信号的指纹消失相关报告87例；涉及7种药物，按照ATC分类均属抗肿瘤药。按信号强度（ROR值）降序排列，这7种药物分别为卡培他滨（ROR=267.47），图卡替尼（ROR=146.54），瑞波西利（ROR=24.61），氟尿嘧啶（ROR=21.41），哌柏西利（ROR=16.99），曲妥珠单抗（ROR=12.52），贝伐珠单抗（ROR=10.47）；其中仅卡培他滨说明书有可致指纹消失的记载。共检索到13篇药物致指纹消失的病例报告，涉及14例患者；相关药物包括卡培他滨（9例）、氟尿嘧啶、奥希替尼/安罗替尼、多柔比星、紫杉醇和文拉法辛（各1例）。　结论 导致指纹消失的主要风险药物为抗肿瘤药，其中卡培他滨的风险信号最强，其他风险药物包括奥希替尼/安罗替尼、多柔比星、紫杉醇及文拉法辛等。

目的 挖掘2种人表皮生长因子受体2（HER2）靶向抗体-药物偶联物（ADC）德曲妥珠单抗（T-DXd）和恩美曲妥珠单抗（T-DM1）的不良事件（AE）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14年第1季度至2024年第1季度以T-DXd和T-DM1为主要怀疑药物的AE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对AE进行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标准化处理。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进行风险信号挖掘，将同时满足报告数≥3、ROR的95%置信区间下限>1、PRR>2且χ²≥4的PT定义为风险信号。分别对2种药物相关AE按照报告例数和信号强度进行排序。　结果 共收集到T-DXd和T-DM1相关AE报告4 526和2 788例；与T-DXd相关的120个PT和15个SOC，与T-DM1相关的108个PT和18个SOC。T-DXd相关AE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为间质性肺疾病（454例）、恶心（450例）、疲劳（313例）、呕吐（186例）和肺部炎症（173例），其中疲劳在说明书中未记载；T-DM1相关AE报告数居前5位的PT为血小板计数降低（137例）、血小板减少症（115例）、周围神经病变（88例）、发热（83例）和骨髓抑制（81例）。T-DXd相关AE风险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眼部血肿、涎液化糖链抗原6增加、放射性坏死、肺实变影和间质性肺疾病，其中前4个在说明书中未记载；T-DM1相关AE风险信号强度居前5位的为肝肺综合征、蜘蛛痣、放射性坏死、结节性再生性增生和中枢神经系统坏死，其中前3个在说明书中未记载。　结论 T-DXd和T-DM1的多个风险信号在说明书中未记载。2种药物的AE风险信号存在差异，提示临床用药时应结合患者具体情况合理选择药物。

目的 分析人工智能（AI）技术在药物不良事件预测领域的应用现状，并对模型性能进行评估。　方法 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生物医学文献服务系统、中国知网等数据库，收集自建库至2024年4月20日发表的关于AI技术应用于药物不良事件预测的相关文献。提取文献数据内容，包括第一作者、发表年份、来源国家、研究类型、不良事件类型、药物种类、建模算法和性能指标等。采用牛津循证医学中心2011版证据分级体系对纳入研究进行证据等级评定（共分5级，1级为最高、5级为最低）。应用Excel 2021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52篇文献，包括10项前瞻性研究和42项回顾性研究。文献证据质量评价结果显示，10项为非随机对照试验或前瞻性队列研究（证据等级为2级），41项为回顾性队列研究或病例对照研究（证据等级为3级），1项为单中心连续性队列研究及横断面研究（证据等级为4级）。52篇文献共涉及10种AI模型，其中23篇仅使用1种模型，29篇使用2种及以上模型，共计111次。使用频率较高的模型包括随机森林模型、神经网络模型、逻辑回归模型、增强模型、支持向量机模型、贝叶斯网络模型和长短期记忆模型，占比分别为22.52%（25/111）、18.02%（20/111）、17.12%（19/111）、11.71%（13/111）、10.81%（12/111）、6.31%（7/111）和5.41%（6/111）；综合性能最好的是长短期记忆模型，其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ROC-AUC）为0.85±0.04，准确度为0.76±0.08，召回率为0.83±0.11，特异度为0.74±0.05，F1值为0.79±0.18，精确率为0.86±0.11。以涉及心血管系统、消化系统和免疫系统不良事件的文献数量较多，占比分别为17.31%（9/52）、11.54%（6/52）和9.62%（5/52）。在具体模型性能方面，随机森林模型预测免疫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的性能较好（ROC-AUC=0.82、召回率=0.57、精确率=0.80）；神经网络模型预测抗肿瘤药物不良事件的性能较好（ROC-AUC=0.87、召回率=0.87、精确率=0.73）；逻辑回归模型预测免疫抑制剂不良事件的性能较好（ROC-AUC=0.84、召回率=0.57、精确率=0.81）。从不良事件涉及的器官系统来看，预测心血管系统不良事件预测以增强模型的性能最好（ROC-AUC=0.82、精确率=0.62），消化系统以随机森林模型的性能最优（ROC-AUC=0.80、召回率=0.59、精确率=0.92），免疫系统以神经网络模型的性能最好（ROC-AUC为0.90±0.06、召回率为0.86±0.12、精确率为0.93±0.09）。　结论 现有AI模型在药物不良事件预测中性能表现不一，不同的器官系统适用的最优模型存在差异。当前研究多集中于心血管、消化及免疫系统不良事件的预测，但临床实用性仍有不足。

目的 分析药物不良反应（ADR）严重程度的评估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探讨将常见不良事件评价标准5.0版（CTCAE 5.0）作为ADR严重程度分级依据的可行性。　方法 采用单中心回顾性研究设计，依据CTCAE 5.0对2023年1月1日至2024年9月30日山东第一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我院）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国家中心）的ADR严重程度进行再评估（CTCAE分级为1~2级判定为“一般”，3~5级判定为“严重”）。对ADR报告的收集情况、患者基本信息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计算初始报告、药师审核报告及CTCAE 5.0再评估结果与国家中心评估结果的Kappa系数（Kappa系数≤0.4表示一致性较低，>0.4~0.6表示一致性中等，>0.6~0.8表示一致性较高，>0.8表示一致性极好）。按照患者转归将ADR报告分为痊愈、好转及未好转3个亚组，分别计算各组初始报告、药师审核报告、CTCAE 5.0再评估与国家中心评估结果的Kappa系数。　结果 设定时段内国家中心收到我院上报的ADR报告共1 175份（涉及患者1 175例），由临床医师、药师和护士上报者分别为968份（82.38%）、152份（12.94%）和55份（4.68%）。1 175例患者中，女性675例，男性 499例，1例不详；年龄范围1~95岁，中位年龄56岁。初始报告、药师审核报告、CTCAE 5.0再评估结果，与国家中心ADR严重程度评估结果的Kappa系数分别为0.20（较低）、0.56（中等）、0.74（较高）。亚组分析结果显示，3个亚组的初始报告与国家中心ADR严重程度评估结果的一致性均较低（Kappa系数分别为0.05、0.23和0.43），药师审核报告与国家中心评估结果的一致性有差异（痊愈组：Kappa=0.39，好转组：Kappa=0.58，未好转组：Kappa=0.74），CTCAE 5.0再评估与国家中心评估结果一致性均较高（Kappa系数分别为0.74、0.74和0.66）。　结论 我院上报ADR的严重程度在初始报告、药师审核报告及采用CTCAE 5.0再评估后的结果，与国家中心的评估结果不一致，不同上报人员对ADR严重程度评估标准的理解可能有差异。建议将CTCAE 5.0作为ADR严重程度分级的辅助参考标准，以提高上报者评估结果与国家中心评估结果的一致性。

目的 探讨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用药错误（ME）的发生原因，并提出针对性防范建议。　方法 收集全国临床安全用药监测网（监测网）中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相关的ME报告；并检索国内外医学文献数据库、中国裁判文书网和北大法宝数据库，收集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相关严重ME病例，检索时间均截至2024年8月31日。对ME的级别、发生环节、错误内容、发生场所、引发人员和患者结局进行回顾性统计分析。　结果 2012年9月至2024年8月监测网共收到去乙酰毛花苷相关ME报告41例，报告数量呈逐年上升趋势。ME分级为A级1例（2.4%）、B级18例（43.9%）、C级17例（41.5%）、D级4例（9.8%）和F级1例（2.4%）。63.4%（26/41）的ME发生在处方/医嘱开具与传递环节，主要由医师引发，常见错误内容包括溶媒错误、禁忌给药和药物相互作用；26.8%（11/41）的ME发生在药品调剂与分发环节；9.8%（4/41）发生在给药与监测环节。共收集到来自监测网、医学文献和司法案例中的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相关严重ME报告4例，均发生在处方/医嘱开具与传递环节。4例严重ME中，2例I级ME均为用法用量错误，导致患者死亡；2例F级ME中1例为与中药相互作用导致洋地黄中毒，另1例为地高辛中毒患者给药（禁忌给药）。　结论 去乙酰毛花苷注射液相关ME多发生于处方/医嘱开具与传递环节，主要原因是医师对药品说明书内容掌握不足。建议加强医护人员以药品说明书为核心的学习与培训，并完善系统拦截与流程管理，以提升用药安全。

目的 探究钠-葡萄糖共转运蛋白2抑制剂（SGLT2i）不良反应的发生特点，为临床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检索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收集自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由北京地区16个区县上报的所有SGLT2i相关不良反应病例资料。采用《监管活动医学词典》术语集对药物不良反应（ADR）描述进行标准化，提取其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对ADR发生特点的相关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409例SGLT2i相关不良反应报告，涉及409例患者，其中女性232例，男性177例；年龄62（52，70）岁，<65岁者231例（56.48%）；共涉及5种SGLT2i（达格列净、恩格列净、卡格列净、艾托格列净、脯氨酸恒格列净），以达格列净的报告最多（279例，68.22%）；用药原因主要为糖尿病（404例，98.78%）；ADR以一般不良反应为主（395例，96.58%）。严重ADR共14例（3.42%），主要为糖尿病酮症酸中毒（11例，11/14），其中血糖正常者7例、发生在医疗应激事件后5例。ADR结局为好转者241例（58.92%）、痊愈者127例（31.05%）。409例患者共发生ADR 476例次，临床特征涉及82个首选术语，其中24个在说明书中未记载。排名前2位的SOC为感染及侵染类疾病［26.26%（125/476）］和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13.87%（66/476）］，排名前3位的首选术语为尿路感染［23.32%（111/476）］、尿酮体检出［6.51%（31/476）］和外阴阴道瘙痒［5.88%（28/476）］；排名前3位的新发现ADR（首选术语）为头晕［2.31%（11/476）］、心悸［1.89%（9/476）］和食欲减退［1.05%（5/476）］。　结论 基于北京地区近5年半ADR监测数据，SGLT2i相关不良反应主要涉及感染及侵染类疾病和肾脏及泌尿系统疾病。研究识别出头晕、心悸等说明书未记载的ADR，并发现正常血糖型糖尿病酮症酸中毒在严重ADR中占比较高，且多发生在应激事件后。

目的 探讨钆对比剂（GBCA）致肾源性系统性纤维化（NSF）的发生情况及临床特征。　方法 检索中国知网、万方、维普和PubMed数据库（截至2024年10月28日），收集GBCA致NSF的病例报告类文献并提取以下信息：文献发表年份、国家，患者性别、年龄、基础肾脏疾病、肾脏替代治疗情况、GBCA使用品种、暴露频次、NSF发生或诊断时间、临床表现、病理检查、主要干预措施和转归等，并对数据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纳入45篇病例报告类文献，涉及97例患者。文献主要来源于美国，主要发表于2006和2007年，2008年以后明显减少，但我国仍有新发病例报道（例如2023年）。97例患者中，男性53例（54.6%），女性44例（45.4%）；年龄9~83岁，中位年龄53岁；除1例为严重营养不良患者外，其余96例均有严重肾脏基础疾病，包括慢性肾脏病85例（88.5%），急性肾损伤11例（11.5%）。77例有GBCA暴露品种的描述，其中钆双胺68例（88.3%）。89例有NSF发生前暴露频次的描述，其中49例（55.1%）仅暴露1次，23例（25.8%）暴露2次。92例有首次GBCA暴露至NSF发生时间的描述，短者2 d，长者10年以上；70.7%（65/92）发生在GBCA暴露后3个月及以内。所有患者均有典型NSF皮肤表现并经病理学检查证实，43例（44.3%）伴关节挛缩，9例累及眼部，少数患者出现心脏纤维化、呼吸衰竭、代谢性酸中毒、横纹肌溶解及肌肉坏死等。82例患者随访4个月~11年，其中21例（25.6%）死亡，但主要死于基础肾病及其并发症；11例（13.4%）严重致残；7例（8.5%）轻度致残或症状缓慢恶化；43例（52.4%）病情稳定或轻微好转。　结论 GBCA所致NSF主要发生于有严重肾脏基础疾病的患者，多为钆双胺所致，严重皮肤损害常伴关节受累及致残，整体预后不良。

目的 分析替加环素相关不良反应的临床特点，为安全合理使用该药提供依据。　方法 收集2019年1月1日至2024年6月30日北京市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收到的以怀疑药品为替加环素的不良反应报告，采用《世界卫生组织不良反应术语集》中文更新版（2015版）中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SOC）对不良反应进行标准化处理。对患者的一般情况、替加环素用药情况、不良反应发生情况（潜伏期、严重程度、治疗、转归及关联性评价等）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到替加环素相关不良反应报告408例，女性153例（37.5%），男性255例（62.5%）；年龄（68±21）岁，年龄范围2~99岁。使用替加环素的原因主要为肺部、血流、皮肤及皮肤软组织感染等，病原体主要为肺炎克雷伯菌、鲍曼不动杆菌、大肠埃希菌等。多数患者替加环素的用法用量符合说明书规定。408例报告涉及11个SOC和580个PT。排名居前3位的SOC依次为胃肠疾病（195例次，33.62%），血管、出血及凝血疾病（183例次，31.55%）和肝胆疾病（142例次，24.48%），主要临床表现为恶心、呕吐、腹泻等，主要实验室检测异常为血浆纤维蛋白原减少、血小板计数降低、丙氨酸转氨酶升高、天冬氨酸转氨酶升高、胆红素升高等。说明书未记载的不良反应27例次，主要为白细胞减少症、腹胀、发热、菌群失调等。408例不良反应的潜伏期最短5 min，最长65 d，中位时间5 d。不良反应分级为一般者379例（92.89%），严重者29例（7.11%）。53例次严重不良反应涉及的SOC排名居前3位者依次是肝胆疾病（30例次，56.60%）、血管、出血及凝血疾病（8例次，15.09%）和尿路疾病（4例次，7.55%），主要表现为肝酶升高、凝血障碍、胰腺炎等。发生不良反应后，所有患者均停药，分别接受保肝、静脉滴注人纤维蛋白原、静脉输注血小板、止泻等对症治疗；结局为痊愈者66例（16.18%），好转297例（72.79%），未好转20例（4.90%），不详25例（6.13%）；痊愈或好转的最短时间为0.5 h，最长44 d，中位时间5 d。不良反应与替加环素关联性为很可能者132例（32.35%），可能276例（67.65%）。　结论 替加环素相关不良反应涉及多个器官系统，主要为胃肠疾病，血管、出血及凝血疾病和肝胆疾病，可导致急性胰腺炎、凝血障碍等严重不良反应。停药和对症治疗后大部分患者转归良好。

目的 分析华法林相关肾病（WRN）的临床特征。　方法 收集2020年1月1日至2024年12月31日山东第二医科大学附属临沂市人民医院收治的华法林相关肾病患者的病历资料；提取患者基本信息（性别、年龄），华法林用药情况（用药原因、剂量、频次等），合并疾病，联合用药情况，WRN发生前后国际标准化比值（INR）、血清肌酐（Scr）检查结果，WRN的临床表现、干预和转归情况。根据《药品不良反应报告和监测工作手册》评价华法林与肾功能异常的因果关系，对患者的临床资料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纳入分析的患者共11例，男性7例，女性4例；年龄49~85岁，中位年龄70岁，>60岁者9例。因果关系评价为肯定者3例，很可能者8例。11例患者均有≥1种合并疾病，其中合并心力衰竭者6例、低蛋白血症6例、慢性肾脏病4例、高血压病3例、肺部感染3例、糖尿病1例。7例联用广谱抗菌药物，6例联用利尿剂，3例联用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阻滞剂。出现INR最高值至Scr水平最高值的时间为0~6 d，中位时间为2 d，其中9例≤2 d。6例患者分别出现镜检血尿、黑便、鼻出血、便血、皮肤瘀斑等出血表现。10例立即停用华法林，1例减量服用；所有患者均根据INR水平接受不同剂量的维生素K1治疗；6例发生出血者中4例接受奥美拉唑、氨甲环酸、生长抑素、凝血酶散、奥曲肽等对症治疗，另2例因Scr水平较高接受血液透析治疗。1例发生重度贫血者接受输血治疗。所有患者接受治疗1~5 d（中位时间2 d）后INR降至<3.00，其中5例继续服用华法林，1例将华法林更换为利伐沙班，5例未继续抗凝治疗。8例患者经治疗2~14 d后Scr恢复至参考值范围，3例Scr仍处于较高水平，其中1例因不明原因的心搏骤停死亡。　结论 WRN是华法林常见的不良反应，可伴或不伴出血表现。出现WRN后应尽早停药并予以对症治疗，预后一般较好，但也有可能导致慢性肾脏病。

目的 挖掘与评估阿加糖酶β在治疗法布雷病中的不良事件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4年第3季度以阿加糖酶β为首要怀疑药物的所有不良事件报告，对所涉及患者的临床信息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采用《监管活动医学词典》26.0版的首选术语（PT）与系统器官分类（SOC）对不良事件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BCPNN）法进行风险信号挖掘，将同时满足报告数≥3、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1及信息成分（IC）-2倍标准差（即IC₀₂₅）>0的PT判定为不良事件风险信号，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应用ROR法评估性别亚组发生目标不良事件的相对风险。　结果 共收集到以阿加糖酶β为首要怀疑药物的不良事件报告24 163份，涉及7 763例患者和2 382个PT。严重不良事件占34.9%（2 712/7 763）。挖掘出121个不良事件风险信号（即PT），涉及15个SOC。报告数排名前5位的PT为发热（483例）、寒战（449例）、输液相关反应（282例）、胸痛（221例）和脑血管意外（218例）；信号强度排名前5位的PT为角膜涡状营养不良（ROR=56.44，IC₀₂₅=4.59）、药物特异性抗体检出（ROR=54.13，IC₀₂₅=5.46）、脑钙化（ROR=24.82，IC₀₂₅=3.16）、心肌坏死标志物增加（ROR=24.14，IC₀₂₅=3.83）和输液部位皮疹（ROR=20.41，IC₀₂₅=3.46）。在报告数和信号强度排名前30位的PT中，分别有4个和13个未在药品说明书记载，前者包括心房颤动、蜂窝织炎、神经痛和苍白，后者包括角膜涡状营养不良、脑钙化、耳肿胀、静脉变色、主动脉扩张、束支阻滞、心肌纤维化、心脏感染、静脉破裂、突发性听力丧失、病毒性脑膜炎、暂时性耳聋和角膜浑浊。性别亚组分析结果显示，男性患者发生寒战、震颤、药物特异性抗体检出、肾衰竭和肾功能损害的风险更高，而女性患者发生体重增加和头晕的风险更高。　结论 本研究系统识别了阿加糖酶β的不良事件风险信号，除说明书已记载的发热、寒战和输液相关反应等外，还发现了心房颤动、蜂窝织炎、神经痛、角膜涡状营养不良、耳肿胀和突发性听力丧失等潜在新风险信号。部分不良事件风险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建议临床加强针对性治疗药物监测与个体化管理。

目的 观察益气养血生髓方在防治晚期非小细胞肺癌（NSCLC）患者使用含铂双药联合贝伐珠单抗化疗所致出血不良事件的临床效果。　方法 采用前瞻性、单中心、随机对照试验设计。研究对象为2022年12月至2024年3月在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龙华医院住院治疗的Ⅲb~Ⅳb期非鳞状NSCLC患者。符合纳入标准的患者按1∶1比例随机分配至试验组和对照组。对照组接受含铂双药［注射用培美曲塞二钠+顺铂/卡铂或注射用紫杉醇（白蛋白结合型）+顺铂/卡铂］联合贝伐珠单抗方案治疗4个疗程；试验组在此基础上加用中药益气养血生髓方。主要观察指标为4个疗程期间出血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及分级，次要观察指标为出血的发生时间和持续时间、治疗期间最低血小板计数分级、出血时血小板计数分级及凝血功能指标。　结果 共纳入77例患者，试验组39例，对照组38例。其中男性29例（37.7%），女性48例（62.3%）；年龄≥65岁者35例，<65岁42例。2组患者在性别、年龄、肺癌分期、病理类型、化疗药物选择等基线资料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试验组和对照组出血不良事件的发生率分别为17.9%（7/39）和39.5%（15/38），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37）。2组患者出血不良事件分级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试验组出血持续时间为（2.57±1.13）d，短于对照组的（5.67±1.80）d，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治疗期间最低血小板计数分级和出血时血小板计数分级，试验组均优于对照组（P<0.05）。试验组出血时的凝血酶原时间和国际标准化比值均低于对照组［（10.96±0.39） s比（11.49±0.50） s和0.97±0.04比1.02±0.06］，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在活化部分凝血活酶时间、纤维蛋白原降解产物和D-二聚体检测指标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P>0.05）。　结论 益气养血生髓方可有效防治晚期NSCLC患者含铂双药化疗联合贝伐珠单抗治疗所致的相关出血不良事件，其机制可能与提高血小板计数和改善外源性凝血功能指标有关。

目的 探讨HIV感染/艾滋病（HIV/AIDS）合并肿瘤患者应用新型抗肿瘤药物的不良反应临床特征。　方法 研究设计为回顾性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23年1月1日至12月31日就诊于河南省传染病医院肿瘤科且使用新型抗肿瘤药物的肿瘤患者。通过医院电子病历系统收集患者临床资料，筛选新型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计算其发生率。根据HIV抗体检测结果，比较HIV抗体阳性组与阴性组患者的不良反应发生率；根据新型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将HIV/AIDS合并肿瘤患者分为发生与未发生不良反应组，比较2组患者临床特征，对不良反应的临床表现、干预和转归等进行描述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182例肿瘤患者，新型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总体发生率为56.6%（103/182），其中HIV抗体阳性组为55.9%（76/136）、阴性组为58.7%（27/46），2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在合并HIV/AIDS的肿瘤患者中，发生不良反应组中年龄>50岁者占比、有既往药物不良反应发生史者占比及合并其他疾病者占比均高于未发生不良反应组［80.3%（61/76）比63.3%（38/60）；43.4%（33/76）比23.3%（14/60）；57.9%（44/76）比40.0%（24/60）］,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2组患者在性别、CD4⁺ T淋巴细胞水平、HIV病毒载量、抗反转录病毒治疗方案、肿瘤类型等方面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76例患者共发生91次不良反应，严重程度分级为1级者27次（29.7%）、2级45次（49.4%）、≥3级19次（20.9%）。按临床特征统计，76例患者共发生209例次不良反应，常见表现为手足综合征、乏力、高血压、皮疹等，累及的系统器官主要为皮肤及其附件系统和胃肠系统，涉及药物主要为安罗替尼（44例次，21.0%）、仑伐替尼（29例次，13.9%）和贝伐珠单抗（23例次，11.0%）。经药物调整及对症处理后，最终共80次不良反应好转，8次未见好转，3次转归不详。　结论 在合并与未合并HIV/AIDS患者中，新型抗肿瘤药物不良反应发生率相近。年龄>50岁、合并其他疾病及既往有不良反应发生史的HIV/AIDS合并肿瘤患者发生不良反应的风险更大。不良反应主要涉及皮肤及其附件系统和胃肠系统，严重程度多为1~2级，经及时处理预后较好。

目的 探讨红细胞生成刺激剂（ESA）与癫痫的关联性。　方法 采用药物靶点孟德尔随机化（MR）和多变量MR分析评估ESA与癫痫和癫痫持续状态之间的因果关系。数据来源于英国生物银行数据库和芬兰FinnGen数据库中已发表的全基因组关联研究（GWAS）。工具变量为F>10的ESA相关单核苷酸多态性（SNP），暴露因素为ESA，结局指标为癫痫和癫痫持续状态。药物靶点MR分析的方法为逆方差加权法（IVW）、加权中位数法（WME）和MR-Egger回归，多变量MR分析方法为IVW、MR-Egger回归和MR-LASSO。收集美国FDA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1月至2024年6月的不良事件报告，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比例报告比值（PRR）法检测ESA相关癫痫与癫痫持续状态的信号。　结果 共有15个SNP纳入MR分析。药物靶点MR分析显示ESA与癫痫发生具有显著相关性［IVW法比值比（OR）=1.575，95%置信区间（CI）：1.055~2.353，P=0.026]，但与癫痫持续状态的发生无相关性（OR=1.818，95%CI：0.403~8.207，P=0.437）。多变量MR分析显示，在校正了癫痫的危险因素（卒中、肺栓塞、脑肿瘤、痴呆）后，未发现这种显著相关性（OR=0.359，95%CI：-0.014~0.732，P=0.059）。在FAERS数据库中未检测出3种ESA（重组人红细胞生成素、达依泊汀α、甲氧基聚乙二醇红细胞生成素β）致癫痫和癫痫持续状态的风险信号。　结论 ESA可能不会导致癫痫的风险增加。

目的 了解产科住院患者硫酸镁注射液的临床应用情况，并对其应用的合理性和存在的问题进行回顾性分析。　方法 收集2022年9月至2023年1月我院医院信息系统中使用硫酸镁注射液的产科患者的临床资料，以药品说明书、国内外指南及文献报道等为依据，对硫酸镁注射液在用药指征、用法用量、用药疗程等方面的合理性进行评价。　结果 共纳入303例使用过硫酸镁注射液的产科住院患者，平均年龄32（18~44）岁，孕周14~40周。其中33例用于先兆流产，141例用于先兆早产，129例用于预防子痫发作。303例患者中，无用药指征者134例（44.22%），其中先兆流产用于胎儿脑保护治疗13例，先兆流产20例和先兆早产101例用于抑制宫缩保胎治疗。给药方法不适宜者118例（38.94%），主要为用法用量不适宜及疗程过长，其中用于胎儿脑保护未给予负荷剂量者26例（22.03%，26/118），总用药时长>48 h 15例（12.71%，15/118），用于预防子痫发作未给予负荷剂量76例（64.41%，76/118），负荷剂量快速滴注时间>30 min 1例（0.85%，1/118）。303例患者中，有3例分别出现恶心呕吐、便秘和皮肤潮红。　结论 我院产科使用硫酸镁注射液近一半存在适应证不适宜，超过三分之一存在用法用量和疗程不规范现象。临床医师应综合评估患者病情，严格按照指南、药品说明书推荐方法规范使用。

目的 分析择期内镜下静脉曲张套扎术（EVL）后患者中重度疼痛的发生情况及其危险因素。　方法 采用单中心病例对照研究，研究对象选自2015年4月至2022年6月在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消化内科接受择期EVL的肝硬化住院患者。通过查阅病历和护理文书，收集患者的一般资料、EVL手术记录、实验室和腹部超声检查结果、奥曲肽使用剂量、术后极早期消化道出血情况、疼痛评估记录等，并据此评估患者的术前肝功能和食管胃静脉曲张（GOV）严重程度。根据奥曲肽使用剂量将患者分为低剂量组（0.3 mg/12 h）和高剂量组（0.6 mg/12 h），比较2组术后极早期消化道出血的发生率。根据术后是否发生中重度疼痛将患者分为2组，比较其临床特征，并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患者术后中重度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果 共252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6例（2.4%）在择期EVL治疗后发生极早期消化道出血；低剂量与高剂量奥曲肽组间极早期出血发生率的差异无统计学意义［2.5%（3/122）比2.3%（3/130），P=1.000］；择期EVL治疗后61例患者（24.2%）发生中重度疼痛。与未发生中重度疼痛组相比，发生中重度疼痛组中女性、重度GOV、首次接受EVL和使用高剂量奥曲肽的患者占比较高，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结果显示，女性［比值比（OR）=2.603，95%置信区间（CI）：1.377~4.923，P=0.003］、重度GOV（OR=2.436，95%CI：1.098~5.405，P=0.029）、高剂量奥曲肽（OR=2.205，95%CI：1.162~4.184，P=0.016）和初次接受EVL（OR=2.070，95%CI：1.072~3.998，P=0.030）是择期EVL治疗后发生中重度疼痛的独立危险因素。　结论 奥曲肽0.3 mg/12 h与0.6 mg/12 h预防择期EVL治疗后极早期消化道出血的疗效相当，女性、重度GOV、高剂量奥曲肽和初次接受EVL的患者术后出现中重度疼痛的风险更高，建议优化奥曲肽用药方案以减少术后中重度疼痛的发生。

调查超说明书用药类型及其不良事件发生情况，为非结核分枝杆菌（NTM）肺病患者超说明书用药的规范化提供参考。　方法　以诊断中含有“非结核分枝杆菌”为检索条件，检索我院2024年1—12月NTM肺病患者的病历资料。收集患者的人口学特征（性别、年龄）、基础疾病、感染的NTM菌种、超说明书用药情况（临床用药适应证、药品名称、疗程和使用频率）及药品不良事件（AE）情况。计算抗NTM药物使用率、AE发生率、超说明书用药率。　结果　共纳入259 例NTM肺病患者，其中男性125例、女性134例；年龄（61±11）岁，范围20~83岁；有243例（93.8%）患者合并基础疾病，其中99例（38.2%）存在2种或2种以上基础疾病。259例患者痰液、肺泡灌洗液中病原菌排名前3位的是胞内分枝杆菌126例（48.6%），脓肿分枝杆菌50例（19.3%），鸟分枝杆菌30例（11.6%）；同时感染2种菌株者16 例（6.2%）。259例患者均为4种药物联用，疗程均持续至痰培养阴转后至少1年。259例患者均存在超说明书用药，主要类型为超适应证用药[98.8%（256/259）]和超疗程用药（100%）。259例患者中，涉及17个超说明书用药品种，用药频率排名前5位的依次为乙胺丁醇（182例，70.3%）、阿米卡星（141例，54.4%）、阿奇霉素（140例，54.1%）、克拉霉素（135例，52.1%）、利福布汀（106例，40.9%）。259例患者总AE发生率为37.5%（97例），以胃肠道反应［17.4%（45/259）］、皮肤瘙痒［12.0%（31/259）］、肝功能异常［9.7%（25/259）］为主；严重AE发生率5.0%（13/259），2个及以上系统AE发生率17.4%（45/259）。　结论　NTM肺病患者超说明书用药现象普遍存在，主要表现为超适应证和超疗程用药；涉及的药物种类较多，其中以乙胺丁醇、阿米卡星、大环内酯类及利福布汀等最为常见；AE发生类型均为常见类型，以胃肠道反应、过敏反应和肝功能异常为主，且严重AE占比较低。然而，超说明书用药仍存在风险，在NTM肺病的治疗中，需加强监测与管理。

目的 评价老年细菌性肺炎住院患者的潜在不适当用药（PIM）情况并探讨其影响因素。　方法 本研究为单中心横断面研究。以2018年1月—2022年11月在首都医科大学宣武医院住院的老年细菌性肺炎患者作为研究对象，通过医院信息系统和电子病历系统，提取患者性别、年龄、体重、住院时间、入院诊断、入院检查、出院诊断、合并症、用药情况及实验室检查结果等信息。按照美国老年医学会Beers标准5个列表中PIM的分类，对纳入分析患者住院期间用药情况进行评价。按照是否发生PIM，将患者分为发生PIM组和未发生PIM组，对2组患者的临床特征进行比较，通过多因素logistic回归法分析PIM的影响因素。　结果 共有2 720例患者纳入研究，其中男性1 734例（63.75%）；年龄78（70，85）岁，范围65~103岁；合并用药数14（10, 18）种，范围1~ 57种；住院时间12（9，17）d，范围1~162 d；Charlson合并症指数为6（5, 8）分。纳入的2 720例患者中，1 894例（69.63%）患者发生PIM，共发生6 166例次。按照涉及药物PIM发生例次排序居前3位的药物种类为抗血小板药物（1 357例次）、镇静催眠药物（956例次）和抗精神病药物（884例次）。对2组间临床特征的比较结果显示，发生PIM和未发生PIM的患者年龄、Charlson合并症指数、住院天数和合并用药种数的差异具有统计学意义（均P<0.001）。在多因素logistic回归分析中，Charlson合并症指数、住院天数和合并用药种数为PIM的影响因素，Charlson合并症指数每增高1分、住院天数每延长1天，PIM的风险分别增加8%［比值比（OR）=1.08，95%置信区间（CI）: 1.04~1.13，P<0.001］和1%（OR=1.01，95%CI：1.00~1.03，P=0.03），合并用药15种及以上的患者PIM风险是合并用药低于5种的22.16倍（OR=22.16,95%CI: 14.15~34.72，P<0.001）。　结论 合并疾病较严重、住院天数长、合并用药种数多的老年细菌性肺炎住院患者，出现PIM的风险更高，临床实践中应重点关注该类人群的用药合理性。

目的 挖掘三唑类抗真菌药物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为临床安全使用该类药物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山东省2004年1月至2024年6月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的和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不良事件报告系统（FAERS）数据库2004年第1季度至2023年第2季度以氟康唑、伊曲康唑、伏立康唑、泊沙康唑和艾沙康唑为首要怀疑药物的不良反应/事件报告。采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4.0版的首选术语（PT）和系统器官分类对报告中的不良反应/事件名称进行标准化和分类。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和贝叶斯置信传播神经网络法（BCPNN）进行风险信号挖掘。将报告数≥3、ROR的95%置信区间（CI）下限>2且信息成分（IC）的95%CI下限>0的PT视为不良反应风险信号，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　结果 共收集到山东省上报至国家药品不良反应监测系统的以上述5种抗真菌药物为首要怀疑药物的报告3 988例，严重者822例（20.6%)。3 988例报告涉及药物为伏立康唑、氟康唑、伊曲康唑、泊沙康唑、艾沙康唑者分别为1 852、1 395、703、27和11例，其中严重者分别为591（31.9%）、149（10.7%）、59（8.4%）、18（66.7%）和5例（5/11）。美国FAERS数据库中共收集到以上述5种药物为首要怀疑药物的不良事件报告20 066例，严重者9 635例（48.0%）。20 066例报告涉及药物为伏立康唑、氟康唑、伊曲康唑、泊沙康唑和艾沙康唑者分别为7 758、6 180、2 869、1 796和1 463例，其中严重者分别为4 295（55.4%）、2 806（45.4%）、1 191（41.5%）、828（46.1%）和515例（35.2%）。基于山东省上报数据和美国FAERS数据库，分别挖掘出18个和207个相应药品说明书未提及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其中5个在2种数据中均被挖掘出，包括肾功能损害（氟康唑导致）和少尿、谵妄、精神障碍、横纹肌溶解（伏立康唑导致）。山东省上报数据和美国FAERS数据库中分别有13例和189例肌肉疾病相关的报告（包括横纹肌溶解、肌病和肌炎），涉及药物为伏立康唑（8例和62例）、伊曲康唑（4例和74例）和氟康唑（1例和53例）。　结论 氟康唑导致的肾功能损害和伏立康唑导致的少尿、谵妄、精神障碍、横纹肌溶解为三唑类抗真菌药物说明书未提及的或严重的不良反应风险信号，伏立康唑、伊曲康唑和氟康唑均可能导致相关肌肉疾病，临床应用时需予以警惕。

目的 了解血塞通制剂不良反应发生情况及特点，对其致凝血功能障碍/出血进行风险信号挖掘，为临床安全合理用药提供参考。　方法 收集山东省药品不良反应监测中心2003年8月~2023年8月血塞通制剂相关的药物不良反应（ADR）报告。使用《国际医学用语词典》26.1版的系统器官分类（SOC）和首选术语（PT）对ADR进行分类统计。采用报告比值比（ROR）法、比例报告比值比（PRR）法和英国药品和保健品管理局（MHRA）综合标准法3种方法对血塞通制剂致凝血功能障碍/出血进行风险信号挖掘。　结果 共有17 015例血塞通制剂相关ADR报告，涉及9种剂型，其中注射剂型占总报告例数的95.50%（16 250/17 015）；患者中位年龄62岁，其中45~64岁者占44.87%，≥65岁者占42.90%；严重ADR报告2 217例，占比13.03%（2 217/17 015）。ADR累及18个SOC，排名居前3位的是皮肤及皮下组织类疾病、全身性疾病及给药部位各种反应和各类神经系统疾病。54个PT在说明书中未记载，其中34个为严重ADR。93例报告了凝血功能障碍/出血（98例次），排名居前3位的PT依次为血尿［24.49%（24/98）］、紫癜［11.22%（11/98）］和鼻出血［10.20%（10/98）］；涉及7种血塞通制剂剂型，排名居前3位的是注射用血塞通（冻干）（48例，占比51.61%）、血塞通注射液（29例，占比31.18%）和血塞通片（8例，占比8.60%）。93例凝血功能障碍/出血报告中严重者23例，占比24.73%，高于其他ADR中严重者占比（12.97%，2 194/16 922），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说明书中未记载的凝血功能障碍/出血类PT有16个，其中9个为严重ADR。凝血功能障碍/出血发生时间>7 d者的比例高于其他ADR中发生时间>7 d者的比例[22.58%(21/93)比7.43%（1 258/16 922），P<0.001]。注射用血塞通（冻干)、血塞通注射液、血塞通片和血塞通胶囊均有致凝血功能障碍/出血风险信号，其中血塞通片的风险信号强度最强。　结论 血塞通制剂不良反应涉及多个系统器官，其中注射用血塞通（冻干)、血塞通注射液、血塞通片和血塞通胶囊与凝血功能障碍/出血风险的关联性较强，且严重ADR占比较高。部分生产企业的药品说明书中未载明相关风险警示信息，临床需加强用药监测并及时干预。